村上春树来了新翻译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引进中国已经第20个年头，译者林少华在第20个年头遭到意想不到的挑战：一本村上春树的随笔新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今年1月在国内出版，出版方却弃用林少华的译本，选用了有18年旅日背景的上海学者施小炜的译本。 “就文学翻译而言，外文再好——事实上今天外文呱呱叫的人也数不胜数——而若没有中文积淀，那也是无法出精品的。这也正是时下很多译作生涩拗口令人无法卒读的主要原因。”昨天，林少华在博客中贴出《答记者问II：世间为何无傅雷》一文写道：“日本文学翻译方面还没有人和我竞争。”谈及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他认为是钱钟书说的“化境”，“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给人以文字、文学特有的审美愉悦。最可怕的是以貌似准确的说明文文体置换文学文体，枯燥无味，全无文学性可言。” 林少华：忽然有人把桃摘走了 看过林少华1月19日发表的前一篇博文《答记者问I：“林家铺子”村上哪儿去了》，才能搞清楚这两篇“答记者问”的来龙去脉、所涉所指。一切都缘于一个微小的变化：村上出新作，译者不是“我”。对此，林少华写道：“打个比方吧，你辛辛苦苦栽了一棵树，20年后当这棵树正是结桃的时候，忽然有人把桃摘走了，你会是什么心情呢？村上作品是我最先翻译的，版权是我最先引进的。不仅翻译，还时常通过写文章和演讲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回答读者提问，可以说，是我和先期的漓江出版社及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责编沈维藩先生共同构筑了中文版村上文字王国。” 面对新来者的“挑战”，林少华表现得十分自信：“从对汉语言近乎宗教情怀的敬畏姿态、文体悟性和修辞技巧来说，别说翻译界，即使同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很大一部分作家相比，我的文字也未必逊色。说得狂妄一点，拙译文体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两代无数人的阅读取向和审美感受，毕竟我在这个图像媒体攻城略地的时代小心呵护了文字的魅力和她的尊严。”上海译文与林少华的合作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按计划今年将继续出版十几本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其中包括4本新作。“林先生的译作，硬伤不是一个没有，但从文学性上来看是无人可以企及的。译文毕竟是给中文读者看的，林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翻译家。”沈维藩评价说。 施小炜：让大家正确认识村上春树 “今天是2005年8月5日，星期五。夏威夷考爱岛。北岸晴得令人吃惊，响晴响晴，一丝云絮也没有，近来就连云这一概念的暗示也没有。我是七月末来这里的。像以往那样租个公寓套间，趁早上清凉的时候伏案工作，比如此刻在写这篇文章——关于跑步的信马由缰的文章。”——林少华译本第一段。 “今天是二○○五年的八月五日，星期五。夏威夷的考爱岛。北部海岸。晴空万里，爽朗得令人瞠目。纤云也无。此时甚至连云彩这一概念的暗示都不存在。七月底我来到此地，一如以往，租了一套公寓，早晨趁着凉快的时候伏案工作，比如说此刻便在写这篇文章，关于跑步的、自由的文章。”——施小炜译本第一段。 不难看出，两段译文文字风格有不小的差异。被林少华指为“摘桃者”的施小炜，上世纪70年代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文学研究科学习，并执教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2007年3月，施小炜结束18年旅日生涯回沪，目前就任于杉达学院任日文系主任。此前，施小炜翻译出版过梦枕貘、玄侑宗久、林真理子、川上弘美等日本作家的作品。 “韵味，意境，那是翻译的高档阶段，不能用中文程度的好坏来掩饰硬伤。”施小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他对林少华译笔的看法，认为那是一种“出自想像的风格”。“像‘响晴响晴’这种带有北方方言色彩的词。”施小炜说，“尽管村上的行文比较口语化，但还没到这个程度。这种译笔我不太欣赏。” 施小炜对本报记者 说，他以前并没有看过林少华的译作，只有一次在为日文系的学生讲到村上春树的小说《且听风吟》时，有学生拿来了林少华的译本，他从中看到了把“66号公路（美国主要的旧国道之一）”译成“66号航线”等“明显的日语理解错误或常识性错误”，感到“原来国内几十年读的都是这种花拳绣腿的译本”。恰好有个机缘，施小炜接受了南海出版公司的委托，翻译村上春树这本7万字的随笔《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施小炜自信地说：“我的译文会比较准确，让大家正确认识村上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