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仕”与“隐”探微

傅焕忠于 2006/5/4 发表在杂文 【摘 要】唐王朝以繁荣的经济征服了四邻，唐代文人则以不朽的诗篇征服了后人。而唐人的仕途之路并非完美，大多数唐代文人以科举考试进入政界，而青少年时期漫游和读书山林的经历，使他们向往自然，心系田园，抑或是政局的黑暗，时世的混乱，又使他们厌恶官场而最终走上了隐逸之路。 【关键词】科举考试 漫游和读书山林 入仕 隐逸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里，被史学家们冠之以“盛世”的王朝实在不在少数。但盛世不应只凭着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还应有生命的鲜活激越，思想的自由解放和个性的张扬多采。这样一来，首先让人记起并脱口而出的那必定是雄视四野八方来朝疆域辽阔雄心齐天的盛世大唐。 大唐有气象万千的诗作唱入我们的耳鼓，大唐有气度恢弘的诗人映入我们的眼帘，大唐更有李白手中的酒杯沸腾着我们的热血，带我们在山间明月下放歌，带我们到黄鹤楼前畅想，带我们去黄河长江激情飞跃…… 要说唐朝便离不开唐诗，要说唐诗便离不开文人。不管是“唐诗”还是“诗唐”，唐人把诗生活化了，也把生活诗化了，在唐人的诗歌中，既可以看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自信，也可以听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凄婉感叹；大漠边关，自然是葡萄美酒，醉卧沙场，把酒桑麻，徜徉与明月松间，清泉石上的诗意境界中；举起酒杯，便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遥望明月，则去追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唐代的酒杯装满了淋漓酣畅的唐代精神，唐代的明月映照出宁静澄澈的诗人心灵。 而唐代的文人以他们的卓越才情给世人留下了不朽之作，更以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怀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从“达”与“穷”自然就引出了文人们的“仕”与“隐”。 我认为唐人的仕途生涯盖有四条：科举考试，以战功取功名，祖宗恩荫，皇帝达官垂青。李世民但愿天下一家，设立弘文馆，武则天亲自主持殿试，延揽知识分子，他们以帝王的身份重文化、重文学，言传身教，对其子孙自然有耳濡目染的熏陶，对后世继帝位者们在思想上的感召和规范，对唐代文人的仕途之路有着持久的影响。就一般文人而言，参加科举考试，凭借个人实力跻身官场，这乃是梦寐以求的。诚如黄滔《放榜日》诗云： 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 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 郄诜联臂升天路，宣圣飞章奏日华。 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 黄滔对科举取士的赞颂，表达了唐代寒士的共同心声。前二联写放榜之日，后二联写身登龙门后的喜悦。于是，科举考试有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人才平等竞争的社会机制，成为唐代庶族子弟进身仕途的阶梯。中国古代是一个官僚社会，“学而优则仕”始终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唯一的出路。科举以诗赋取士，中唐以下当朝宰相皆由进士担当，因而大大激发了唐人的诗歌创作热情，每逢贡院开考之日，上千名举子在考场内挑灯作诗赋的壮观场面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啊！钱起涉及科举的诗就有17首，孟郊有10首之多。应试之后，举子朱庆余以《闺意上张水部》诗云：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写得很得体，很精彩，以洞房新郎自况，喻进士登第之问，含蓄，真切，诗意浓郁。张籍读之，亦以同旨作《酬朱庆余》一诗云：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科举考试是唐代文人寒士走向辉煌人生的进身之路，也是唐代才子为之葬身的坟墓。《全唐诗》记载了一个“唐衢善哭”的故事：唐衢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迄必哭：每与人言论，既别发声一号，言辞哀切，闻者莫不泣下。故世称“唐衢善哭”。韩愈应次而作有《赠唐衢》诗云：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 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 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光明。 胡不上书自荐达，坐进四海如虞唐。 韩愈出于同情之心，而以诗建议唐衢毛遂自荐。然而唐衢一生，竟一事无成，以不登而终卒，这种人生悲剧在唐王朝时有发生。又如刘得仁应考三十年之久，老死于考场而未成。 与举子名落孙山形成极大反差的是进士入第。进士入第后，一般都要报谢主考官，一起唱和饮酒。会昌三年王起再知贡举，《全唐诗》收录有进士《和主司王起》凡22首，卢肇、高退之、刘耕、崔轩、张道符、唐尧、姚鸪等，于主司王起充满一种感谢颂扬之情。至于入仕诗则以欢快得意为基调，如性格狷介孤傲，不谐流俗，虽有很强的功名心，却因不善变通而少所遇合，直到46岁才进士及第的孟郊有诗《登科后》云：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的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入仕的多途径，为寒士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弘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唐代世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之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就连终身不仕的隐逸诗人孟浩然，其实也并非无意仕途，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他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云：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是赠张说的（一说张九龄），“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禀性孤高狷介，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张九龄可以举荐王维，却无法举荐他。当他求仕无门，而且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 唐代士人，在入仕之前，多有漫游和读书山林的风气。漫游的处所，一是名山大川，一是边关塞外，一是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游历，反映了唐代诗人对于自然美的向往。凡佳山水处，必有诗人足迹。山水游赏，开阔视野，亲近自然，陶冶情趣，提高了山水审美的能力，促进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给山水田园诗带来了一种清水芙蓉的美。塞外边关也是漫游的重要去处，边塞诗是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边塞漫游为唐诗带来了慷慨壮大的气势情调和壮美的境界。漫游还有一个去处，是通都大邑，如长安、洛阳、扬州、金陵等地。这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歌吹宴饮，任侠使气，干谒投赠，结交朋友。这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题材，丰富了唐文学的表现领域。唐代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他们或隐居山林，或寄宿寺庙、道观以读书。陈子昂读书与金华山的玉京观；李白出夔门之前，隐于大匡山读书；岑参十五隐于嵩阳；刘长卿、孟郊曾读书嵩山；颜真卿未仕时，读书讲学常在福山；杜牧、温庭筠曾读书庐山；阎防、薛据、许稷曾读书于终南山等等。唐代寒门士人得以应举，他们读书的一条途径，就是寺庙道观。唐代经济发达，寺庙可以为寒门士人提供免费的膳食与住宿，且又藏书丰富，为士人读书提供方便。读书山中，不仅读经史，也作诗赋。山林的清幽环境，对于士人情趣的陶冶，审美趣味的走向，都会有影响。读书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时期，这种影响，常常随其终身，在他们的诗中反映出来。我认为唐代士人这种青少年时期的漫游和读书山林的生活，会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选择归隐成为其终身归宿具有一定影响。这一点将会在后文提及。 盛唐经过了安史之乱近十年的战争，已变得满目苍痍，万木凋零，浓云密布。可大历时期的诗人们仍有不少登科及第，官名显赫。韦应物曾任洛阳丞、京兆府功曹、滁州刺使等职；刘长卿、李嘉佑、戴叔伦等也长期在江南任地方官；顾况曾为校书郎、著作佐郎；而写出了“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李益后来入朝，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以礼部侍郎致仕。 时至中唐，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已。”（《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纨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发为“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愁”（《百忧》）的高唱。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珀、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与政治，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愿望。当然，其时的著名诗人大多进士出生，如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张籍，而元稹与白居易都在贞元十九年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又在元和元年以制科入等，都授左拾遗，元官至宰相，白以刑部尚书致仕。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战乱屡起，赋税空竭，这一切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朝中清要职位又为朋党及有权势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身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象中唐的韩愈、白居易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黯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晚唐诗人对边塞军旅与社会问题的关注，恰恰表现出他们极大的政治热情。如杜牧的《史将军二首》、《边上闻茄》、《游边》、等诗，刘驾的《唐乐府十首》、《战城南》、《塞下曲》，李频的《送边将》、《赠李将军》，李山甫的《战后途中》，周朴的《边思》，在这里不一一举例，诗人们关心边事、军事、战事、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拳拳赤子之情，一一溢于唐诗言表。特别是司空图的丧乱诗，如《乱后三首》之一诗云： 丧乱家难保，艰虞病懒医。 空将忧国泪，犹拟洒丹墀。 又有《感时上卢相》诗云： 兵待皇威振，人随国步安。 万方休望幸，封岳始鸣銮。 诗人有感于国事，寄托“人随国步安”的志愿，却空洒“忧国”之泪。这是晚唐诗人忧时伤乱最富代表性的文人心态，说明晚唐诗坛并没有沉沦在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梦幻之中。杜牧也曾为重振大唐雄风，刻苦发愤，而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短长得失。”（《上李中丞书》） 然而文人骨子里那种傲然自负、我行我素的性情天生的不甘折腰、不愿乞怜的人格总要招致奸人的排挤和皇帝的猜忌。初唐四杰个个年少而才高，但他们扬才露己、不肯甘于人后，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本来怀才即容易遭人嫉妒，四杰非但不锋芒内敛，反而更高地挑起了睥睨一世孤高一代的旗帜。特例独行。官小而名大，才高而位卑也就不足为奇了。唐代社会流行斗鸡的游戏，皇宫里的王子们很有些人乐此不彼，一次沛王李贤（即章怀太子）约英王李旦（既唐中宗）斗鸡。当时的王勃正担任沛王府的修撰，出于捧场添乐的动机，王勃开玩笑地为沛王写了一篇游戏性质的《檄英王鸡》。这事不知怎么竟被高宗知道了，认为这是王勃在挑拨皇子之间的不睦，于是把王勃从沛王府中逐出，被贬去了四川。这次被逐，对于诗人的王勃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远离了宫廷，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当时宫廷诗代表人物上官仪的“妩媚绮错”诗风的影响，在失意的境遇中体验着新的人生，也深化着、丰富着他对人生的认识。然而对于仕途中的王勃来说，这次被逐又毕竟来得突然，因为他不但始料不及，而且又纯属无辜；也毕竟来得太早，因为他年方十九，还没有完全做好仕途磨难的心理准备。 杜甫在任左拾遗不到两个月，因房琯问题惹恼了肃宗，旋及被三司推问，赖丞相张镐营救，方幸免于难。肃宗为了耳根清净，特诏许杜甫回乡省亲。实际上是颇为体面地把他逐出了朝廷，就象当年的李白被肃宗的父亲玄宗很体面地“赐金还山”一样，诗仙不被容于朝廷，是因为他的谐谑王侯笑傲君王；诗圣不被容于朝廷，是缘于不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 韩愈也曾为实践自己“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张扬儒道，舍我其谁的激烈心态付出过惨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代价。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削藩之后，唐王朝出现了一些“中兴”气象。宪宗颇为得意，志得意满之际，又思拜佛超生之举，于是派佞臣杜英奇率三十名宫女，手捧鲜花，去陕西翔县的法门寺迎取佛骨。杜英奇为了向皇帝邀功，也为了聚敛钱财，一路上向沿途州县敲诈勒索，无恶不做，不仅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且也浪费了无数的人力和财力。此时的韩愈因前年襄助裴度平定淮西叛乱有功而擢升刑部侍郎，进入了统治阶级的上层。他本可以从此就唯唯诺诺无灾无祸地爬上公卿地位，但他那疾恶如仇的禀性，那眼看不平不吐不快的血性，特别是他那以光复儒道痛斥佛老为己任的激烈情怀，都使他义无返顾、义不容辞地写下了义正词严、义博云天的《论佛骨表》，以劝谏宪宗迷途知返，不再顾及头上那顶戴了没多久的乌纱帽，尽管这顶乌纱帽是他白日里渴望了多年，夜晚里也梦想了多年的。《论佛骨表》言：越是礼佛有加的君主越是短命，越是没有好下场！如此的放言无忌，着实让宪宗又羞又恼暴跳如雷，当即下命处死韩愈。多亏裴度一干人等苦苦劝谏，才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宪宗盛怒难息，一纸诏书将韩愈贬到了八千里外的潮州安置。 上面讲的是“仕”，而“隐”又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人生境界和人格理想的一种审美追求。从姜太公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从严子陵到“梅妻鹤子”的林逋，从卢藏用的“终南捷径”到南宋高宗的“渔父词”，中国文人士大夫们走过了多少隐逸之路。隐逸文化的思想渊源，在于先秦的学术文化，特别是儒家与道家思想，是儒道两家的政治思想、人生哲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是说“仕”与“隐”这种行为方式，乃是具有人格理想的中国文人对时局的选择，对当权者与政治的选择。“仕”者与“隐”者，都是主动的，具有人格力量的。诸如伯夷、叔奇、姜子牙、陶渊明之辈。然而，陶渊明之后，中国文人的人生命运，往往每况愈下。其“仕”与“隐”一般不是文人们对当权者及其政治时局的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统治阶级对文人的选择。遇者则仕，不遇者则隐，符合统治集团利益则升迁，抵忤权贵者被贬。士大夫的贬谪升迁与人生命运全部操纵在最高统治集团的手里。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这种新时势，使中国文人面临着人生命运的新的考验和挑战。要么屈就于统治集团而苟且为官，要么成全人格尊严而弃官隐居。于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信条，道家“清静无为”的人生哲学，则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处世哲学中的行为规范。此时此刻，隐逸已经不在是孔子所说的自觉意义上的“无道则隐”，而是怀才不遇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是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中国文人士大夫所走的一条人生之路。 唐代著名道士吴筠作《高士咏》五十首，从老子到陶潜，歌咏历代高士隐者凡57人，自序对高士之隐做了精彩的阐释：“《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盖出而语者，所以佐时至理；处而默者，所以居静镇躁，故虽无言，亦己于利物，其独善其身而已哉？夫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者也。’夫好同恶异，人之常情。予自幼年，窃尚真隐，远览先达，实怡我心。虽不见古人，而余风可仰，是则是效，其惟佳遁之士乎！故企慕之不足则师友之，师友之不足则歌咏之，聊乐我员。”高士之隐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认为受时势所逼，不得以而隐之，为“入世之隐”，而自觉性的隐居，承圣贤之德，传为无为之道，寄情于山水林石，托志于晴岚白云，足不及市，布衣终生，这一种是“出世之隐”。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这种真正的隐士为数不多，绝大多数是被迫而归隐者。 孟浩然之隐于家乡襄阳鹿门山，前期是求仕途而隐，如同走“终南捷径”，是有为之隐；后期是求仕无成而归隐，是无为之隐。但无论如何，孟浩然之辈以隐逸为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风流儒雅的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故为后人所称颂，李白《赠孟浩然》诗云：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之高度颂扬孟浩然，全在于“风流”而二字，在于孟浩然之隐所表现出的一种风流儒雅的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 古往今来，人们跻身于官场，为名利权势所累，往往萌发归隐山林田园之志。白居易久居官场，几经波折，尝有归隐田园之思。曾作《想归田园》诗一首： 恋他朝事求何事，想取丘园乐此身。 千首恶诗吟过日，一壶好酒醉消春。 归乡年亦非全老，罢郡家仍未苦贫。 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间能有几多人。 又作《归田三首》，认为：“人生何所欲，所欲难两端。中人爱富贵，高士慕神仙。神仙须有籍，富贵亦在天。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西京尘浩浩，东海浪漫漫。金门不可入，琪树何由攀？不如归上山，如法种春田。”显然，中国古代文人更多者还是亦官亦隐，谢灵运为官纵游山水，唐人为官，如宋之问、王维、白居易等，而筑山林别业，升则官，迁则隐，仕与隐，只是一步之遥。然而，诚如杜牧《怀紫阁山》诗云：“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曾有几人归。”绝大部分归隐者，乃是仕途舛厄，不得已而为之。 从本质上讲，唐代文人们的田园应改叫“诗园”才更名副其实。因为他们身徜徉其间，情系乎其中，绝非为了衣食相继的物质生活的充裕，也非只是为了逃避官场而孤高自许的精神生活，更多的还是在为自己苦苦寻觅一个不仅能身心俱惬而且还要情志高雅清远的思想家园。所以即便在唐朝，隐逸之士也络绎不绝。初唐有王绩醉心诗、酒、琴，盛唐有王、孟为中心的田园诗派，中唐有大历诗人的生不逢时，晚唐有皮、陆的渔樵之趣。 众所周知，在盛唐有大量的山水田园诗，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诗人，多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和泛舟江湖的闲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而这隐逸情结与前面所提到的唐人的漫游之风和读书山林的风气是分不开的，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扎根心灵。大自然的山水之美，确实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尘世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但在盛唐诗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而更多的是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 王维在《山居即事》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暮蝉。”这是他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由于生性好静而自甘寂寞，他能把独往独来的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其《酬张少府》说： 晚年性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无心于世事而归隐山林，与松风山月为伴，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孤独的感受，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闲适。 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爱水行，在乘舟漫游吴越山水的过程中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耶溪泛舟》： 落景馀清辉，轻桡弄溪渚。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 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 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 表现傍晚泛舟时的散淡逸兴，老翁少女相对视，落落大方，情纯意洁，脱尽凡俗只气。如果说王维的山居歌咏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的话，那么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给人以洗削凡尽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清淡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将自然纯净的山水之美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此外还有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张子容、常建等人，诗风相近，相互唱和。 在王、孟等人的隐逸心态里，有一种脱情志于俗谛桎梏的义蕴；其心无滞碍、天机清妙的精神境界，比起前人单纯心系归隐的山林歌咏要高一个层次。这也是使他们向往的隐逸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苟全性命的避世隐居，具有更丰富和新鲜的思想文化蕴涵。 自咸通后期开始，唐王朝进入了动乱阶段。文人在仕途上不仅较前更难有作为，且常有性命之虞。“从此当歌惟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司空图《有感二首》其二）环境险恶，一些人把功名看得淡了。平安闲放，终老烟霞，成为生活上的追求目标。精神上则尽量做到不受外界干扰，一切淡然处之，努力保持内心的闲适、悟静。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人的诗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避世心态与淡薄情思。 陆龟蒙、皮日休二人并称“皮陆”。陆自称有“致君术”、“活国方”（《村夜二篇》），但又认为“命既时相背，才非世所容”（《自和次前韵》），还是选择了退隐的道路。他的《江湖散人歌传》云：“散人者，散淡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可见他以散淡自处，努力放神于自然，无拘束地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皮陆二人诗酒唱和，题咏风物，在唐末诗坛，别成江湖退隐一派。两人的诗歌抒写的闲情逸兴，带有潇洒游戏的成分。与前代诗人相比，缺少陶渊明那种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缺少王维的禅悟和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 司空图屡经战乱艰危，其避世思想的产生，跟战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战乱中遁归乡里，虽意识到了士大夫济世活国的责任问题，但仍要隐居，其避乱自全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为了在退隐中获得心境的平静，司空图还是进一步泯灭心中的是非和不平：“有是有非还有虑，无心无迹亦无猜。不平更激风波险，莫问安时稔祸胎。”（《狂题十八首》其十六）象这样的自劝自诫，在诗中一再出现。蒿目时艰，苟全一身，其避世情怀内怀着浓重的悲凉，诗境一般比较凄冷。 当然在唐代，真正的隐者也是有的，也就是无为之隐。他们的人生哲学在于老庄哲学中的“清净无为”，以归隐山林，追求人格理想的“逍遥游”为最高境界，故往往以“渔父”自居。 唐人中的“无为之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张志和。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年十六，举明经。肃宗时，待诏翰林。后不复任，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叟”。其《渔父歌》五首之三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船头，乐在风波不用仙。 渔父是隐者,又是智者、仁者。张志和将中国隐逸文化中的“渔父‘形象，终于塑造成型，而为中国隐士的集中代表者。据《西吴记》载。张志和《渔父歌》既出，刺史颜真卿与陆渐鸿、徐士衡、李成矩、柳宗元等为之唱和，曾做和诗25首，然开后世《渔父词》创作一代风气。 与张志和同一时代的陆羽，字渐鸿，竟陵人。上元初，隐于苕溪，自号竟陵子。屡诏不就，杜门读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恸哭而归。嗜茶成癖，著有《茶经》三卷，被誉为“茶圣”。有歌一首云：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 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 唯羡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 据说当时的陆羽弟子，常歌咏此歌以自况自娱。 唐人中还有卢鸿、陶岘都是这样的无为之隐者。 我认为“隐逸”与“归隐”是有一定区别的。“隐逸”的范围较大，包括“入世之隐”和“出世之隐”，而“归隐”单指“入世之隐”。“归去来兮”，故有一个“归”字；“归隐”者，自仕途回归山林之谓也。①“归隐”者，或因长期沉沦下僚，又不愿逢迎拍马，为五斗米折腰，故愤而归隐；或因身处乱世，文人士大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怕误入歧途，故归隐山林‘或因功成名就，为保全晚节，往往功成身退而归隐山林。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自觉性的隐逸，其思想境界，人生境界要比“无为之隐”低一个层次。 ①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三联书店1995年 参考资料： 《唐诗宋词文化解读》蔡镇楚、龙宿莽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傅道彬、陈永宏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杨乃乔著，学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