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打井工程导致北方大旱，南水北调重蹈覆辙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钱正英回忆，“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钱正英， 2008）。 “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的代价是华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干。宝贵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调”，靠天吃饭变成靠地吃饭，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价格一天天往上涨，从经济上说，靠抽取地下水支撑农业生产不再可行。由于过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补充，目前华北已经形成多个巨型漏斗区，极易导致严重的地质灾害。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陈志恺告诉《财经》记者，“机井在整个华北平原有200多万个，它们在华北平原形成了30多个漏斗区，地面沉降面积已达5万平方公里。河北省、天津市、山东德州市的漏斗区，更是已经连成了一片”（欧阳洪亮，2008）。 开挖机井“下水上调”使得华北水危机推迟出现，但是加剧了水危机爆发的危害性。令人惊奇的是，在“下水上调”工程失败之后，一些水利专家仍然主张用工程调水方法解决水危机，不过这次是规模更大、耗资更多、难度更高的南水北调工程。 论中国国内移民限制导致的环境与人口危机——南水北调VS北民南移 作者：王鑫海 博士 一般生物的分布和迁移取决于自然条件，唯独人类有一点例外，人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开辟和维持自己的生存领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利用技术手段改造自然条件是有限度的，而且即使可行，也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现在中国北方严重缺水，计划生育激进人士认为这证明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一些工程派水利专家则认为这证明了南水北调的紧迫性，很多民众被他们的论调迷惑，支持严格控制人口，支持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路惊人地一致：人“多”就减人，手术刀出马流产结扎，水“少”就调水，铲车上阵开沟挖渠筑坝，考虑问题过于简单，不重视“人危机”、“水危机”背后的各种因素。 南水北调是否可行？对环境与人口危机的解决有何影响？中国环境与人口危机背后的制度背景是什么？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限制北民南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僵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导致了北方水危机，北民南移加上就地开源节水是解决北方水危机的唯一出路，南水北调是又一个必然失败的工程治水样板。 南水北调工程由东线、中线和西线三大部分组成。规划到2050年调水总规模为448亿立方米，其中东线148亿立方米，中线130亿立方米，西线17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本身有很多严重缺陷：丰水期北方缺水不严重，有的年份甚至有洪水危险，枯水期南方没有多余的水可调，如果一定要在枯水期调水，会侵占南方的生态用水，导致生态危机、海水入侵等问题；长江、淮河流域的水质趋于恶化，存在污水北调的现实危险；调水路途遥远，渗漏、蒸发浪费大量水资源；工程占用土地超过一百万亩，需要移民数十万人；冬季有结冰封堵问题；东线工程需要逐级电力抽水，等等。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的引水目的地是黄河海河平原。黄河海河平原，包括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不属于干旱地区，年平均降水量４００－８００毫米。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开源节流工作到位，本不应该出现水危机，但事实是危机出现了，而且很严重。 1949年建国后，百废待兴，北方最初需要应对的水危机并非缺水，而是洪水威胁，治理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偏重工程治理法，忽视恢复生态环境利用森林植被保持水土，大批树木反而在大跃进时期被砍伐。海河治理工程以 “将河水直接、尽快送入大海”为主要目的，开挖了人工运河送水入海。这些工程导致海河在天津入海处的水量大减，引起海水倒灌入侵。天津重要水源海河被毁灭是天津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1980年代初，为了解决天津的供水问题，修建了著名的引滦入津工程。由于渗漏严重，水量不稳定，供水依然存在危机。另外，多次紧急引黄河水接济天津，量少质差，作用非常有限。北京是风水宝地，水源丰富，西北郊有万泉河，曾经是名副其实由万泉汇集而成，1950年代初，北京大多数地方往下挖掘一米两米就见水。永定河名为“永定”是希望它从此平静，不再频繁发生洪水。现在万泉河两岸以及河底全部用水泥衬砌，臭气熏天；永定河成为沙漠荒滩。北京人均用水名列全国大城市前几位，供水管线系统跑冒滴漏浪费非常严重。北京利用其特殊地位，要求周边地区调水供应，但是周边地区自身难保。现在北京、天津和华北各省试图依靠长江水解渴。 华北在工程调水方面曾经有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发源于大跃进时期，在1960、1970年代达到高潮的开挖机井“下水上调”运动。在水利专家的指导下，整个华北地区开挖的机井星罗棋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钱正英回忆，“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钱正英， 2008）。 “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的代价是华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干。宝贵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调”，靠天吃饭变成靠地吃饭，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价格一天天往上涨，从经济上说，靠抽取地下水支撑农业生产不再可行。由于过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补充，目前华北已经形成多个巨型漏斗区，极易导致严重的地质灾害。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陈志恺告诉《财经》记者，“机井在整个华北平原有200多万个，它们在华北平原形成了30多个漏斗区，地面沉降面积已达5万平方公里。河北省、天津市、山东德州市的漏斗区，更是已经连成了一片”（欧阳洪亮，2008）。 开挖机井“下水上调”使得华北水危机推迟出现，但是加剧了水危机爆发的危害性。令人惊奇的是，在“下水上调”工程失败之后，一些水利专家仍然主张用工程调水方法解决水危机，不过这次是规模更大、耗资更多、难度更高的南水北调工程。 华北水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国后对该地区人口外迁的严格限制。公社时期，人口被严格限制在一个个公社、生产队之内，除了婚姻移民，跨生产队、跨公社移民基本上没有可能，更不用说跨县、跨省移民，这种严格限制导致人口与自然资源配置长期不能优化。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人口开始流动，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依然存在，外流人口很难在外地定居。由于和户籍联系的农地产权限制，中国的农业经营组织非常弱小，华北农户经营的土地大多数不足一公顷（15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浪费。“喷灌在一家一户使用的难度比较大，一般喷头的射程都超出一户田块的宽度”。（柳长顺等，2005） 解决华北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允许、鼓励北民南移，同时通过节水灌溉与水土保持项目让华北生态环境修养生息，恢复自然供水平衡。 北民南移仅仅是因势利导，无需强迫。目前华北各省至少有数千万人已经南下就业，其中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允许他们在就业地落户，并允许他们接取家属一并落户（预计家属随迁也会有数千万人），显然可以更高效地就近利用南方的水资源，减轻北方的水需求。在部分华北人口南移定居后，留下的农村人口可以适度扩大经营的土地面积，在政府的资助下使用节水技术，仅仅是推广已经成熟的喷灌、滴灌技术，就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农业用水。 南水北调的规模、投资以及施工难度都超过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总投资5000多亿，实施东线第一期工程和中线第一期工程的静态投资就高达１２４０亿元，另外还需要日常维护费用。特别是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抽引长江水，逐级提水北送，从长江调水到黄河南岸需设13个梯级抽水泵站，总扬程65米，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东线工程将成为沉重的经济包袱。如果最终抽水花费的资金高于产出的效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有可能被迫放弃使用，与能源涨价导致华北部分机井被放弃使用类似。 华北平均年降水量达４００－８００毫米，而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其余地区在150毫米以下，人均每年可用水资源300立方米，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30，约为我国平均的1/。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仅一代人就建成了现代农业，甚至赢得“欧洲厨房”的美名，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世界奇迹。发明滴灌以后，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４０％左右，远低于欧洲等发达国家７０％至８０％的水平。自然降水利用率低，北方地区由于蓄水和保水设施不足，农田对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只有５６％左右。（姚润丰，2004） “据有关资料统计，喷灌、滴灌每公顷（15亩）需要投资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元，管道输水２２５０元，地膜覆盖９００元”（柳长顺等，2005）。如果把１２４０亿南水北调初期投资投入华北农田节水项目，完全可以在2亿亩农田上建起高效的节水设施，折合每公顷可以获得节水设施投资约9300元。两亿亩华北农田实行高效的喷灌、滴灌，以每亩减少水需求100立方米计算，相当于减少水需求200亿立方米，另外提高农田对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十个百分点，达到6６％，就可以额外节水大约80亿立方米，两者相加为280亿立方米，超过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278亿立方米的总调水量。这还仅仅是保守估计，实际节水潜力更大。 另外，华北地区本不适宜发展需水量大的农作物，但是1949年以后为了“扭转南粮北调”，各地大举在水资源不丰富的华北地区发展水田，种植水稻，大大增加了农业需水量。京津地区每亩水稻需水约800－1000立方米，而旱地每亩用水量一般只为300立方米左右，两者相差巨大。京津地区仅仅由于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每年农业需水量就增加了7亿立方米。 “目前全国井灌区面积已达到２２００５万亩，约占总灌溉面积的１／４，基本分布在华北平原”。（柳长顺等，2005）华北两亿亩农田进行节水灌溉，再加上当前进行的退耕还林项目，减少水田改种旱地作物，完全可以比南水北调更好地缓解水危机，而且可以重建华北地区自身的水平衡，避免南水北调工程的各种副作用。 北民南移可以让华北环境休养生息造血复原，南水北调则是劣质低效输血，利弊不难对比。如果说北民南移增加了南方的用水量，那么通过南水北调给这些移民用水耗水更多，因为很大一部分水消耗于运输途中，所调的水同样取自南方，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调水，利用效率却低得多。 在进行南水北调这种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的大型工程的决策时，“替代方案”研究是一个特别重要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找出各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南水北调进行利弊效益对比。只有充分证明南水北调比所有替代方案效益更高，弊端更少，确属无可替代时，才能最终作出决策。 1997年，笔者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获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社科院、中科院等院校的一些学者早就在研究用“北民南移”方案替代“南水北调”工程，研究表明仅仅是有限度的定向放开户籍限制（当时还没有人公开提出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允许部分华北人口南迁就业定居，不花国家一分钱安置费，就可以比南水北调更好地解决华北水危机。这些学者的核心建议就是“北民南移高效利用南方水资源，减轻华北人口压力，重建华北水平衡”。可惜与计划生育研究一样，这个课题的潜规则也是“研究无禁区，表达有纪律”，学者们的研究不能发表，申请不到研究经费，甚至连小规模的研讨会都不能召开，只能私下个别讨论。后来南水北调工程全面开工（南水北调部分工程在正式决策前已经开工），很多学者抱着“成事不说”的态度，不再参与替代方案研究。 目前公开发布的南水北调工程官方文件详细描述了调水工程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研究内容。公众获得的信息是“南水北调工程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北民南移虽然没有被采纳为南水北调的替代方案，但是它也可以单独推行，作为缓解华北水危机的保底方案。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1，柳长顺 陈献 乔建华：《华北地区井灌区农户灌溉用水状况调查研究》，2005年1月18日，中国水势网。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20117 2，欧阳洪亮：《华北深度干渴》，《财经》杂志 2008年第10期，2008年5月12日出版。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509/60053.shtml 3，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2008年1月17日，民族魂网站。 http://www.china5000.org.cn/wmzt/zel/recall/200801/t20080117_58072.htm 4，姚润丰：《我国农业用水效率仅为发达国家一半》，2004年3月23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23/content_13793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