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

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的近现代学者李源澄（1909—1958），是一位尚未受到当今学术界应有重视的蜀学大师。 　　目前所见的公开出版的李源澄传记仅二种：第一种，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犍为县志》之《李源澄传》（以下简称为“先生传”），篇幅为五六千字[ 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李源澄传》，载《犍为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7—718页。]，为记叙，中有数处不确之处，如生年错误；第二种，李源澄知交、学者赖高翔（1907—1993）所撰《李源澄传》[赖高翔为蜀地名宿林思进（1873—1953，字山腴）高弟，20世纪80年代出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至去世，参见赖氏门生张学渊：《赖高翔先生传》。赖高翔所著遗稿，十年浩劫中付炬者甚多，幸喜有《李源澄传》、《蜀贤张真如先生传》、《忆唐君毅教授》等多种今尚幸存而较完整，收入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全二册，“川成新出内字〔二〇〇三〕第七七二号”，2004年“内部出版”。其中，《李源澄传》载于下册，第355—359页。]，虽仅二千字，却堪称字字珠玑，二者内容有某些相似或相近之处。此外，在文章中对李源澄的生平稍有涉及的还有二种：第一种，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第二种，蒙默的《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等论文[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载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馆主编《蜀学》特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7年11月，第42—52页；胡昭曦：《李源澄与灌县灵岩书院》，载胡昭曦：《四川书院史》附录（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事实上，李源澄生前曾撰有“自述”等珍贵文献，可惜已经不存人间。根据李源澄好友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的记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李源澄迫于形势，曾自撰“检讨书”，未写完即在次年去世，李源澄在该“检讨书”自述“少年之生活及读书、寻师、著作、访友、任教之详细经历”，可惜这一珍贵文献于今不知去向（《宓续》，第5册，第120页）；1958年5月4日李源澄去世后，家人迫于形势，多次销毁李源澄的遗物，如在1964年，将李源澄所遗物品，如先生“照像、信札、著述等，全部焚毁无余”，以至于李源澄长女李知勉“并其父之生年月日皆不知云”（《宓续》，第7册，第334页）[《吴宓日记》，即1949年之前部分，共10册，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本文简记为《宓》；《吴宓日记续编》，即1949年之后部分，亦10册，三联书店2006年“内部出版”，本文简记为《宓续》。]。 　　本文在以上诸文献的基础上，采纳相关研究成果，并根据《吴宓日记》等史料，在略述李源澄生平之事迹之后，简要评述其学术贡献。 一、李源澄的生平事迹 　　李源澄出生于宣统元年夏历五月二十日（1909年7月7日），去世于1958年5月4日，差两个月满50岁。简要回顾李源澄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早年，1909年7月（出生）至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系求学、论学、研学时期。 　　第二时期，盛年，1936年7月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系教学、治学、办学时期。 　　第三时期，后期，1949年12月至1958年5月（去世），系教学、从政、被定为右派时期。 　　兹依据以上的分期，概括性地介绍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如下。 　　（一）1909年7月至1936年6月，求学、论学、研学时期　　 　　先言李源澄之“求学”。 　　李源澄于宣统元年（1909）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家庭。祖父富春，晚清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昌绪，能文善书。昌绪育有子女四人，先生居长。李源澄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故深得喜爱；祖父的国学素养，家庭的氛围，对于李源澄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李源澄早年入学于荣县“县立中学校”。该校由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家、书法家赵熙（1867—1948）主持。李源澄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为诸师所重。1923年，李源澄参加荣县“县立中学校”会考，成绩名列第一，约4年后毕业。 　　此后，李源澄的学业基础，依次受学于蒙文通、廖平、欧阳渐、邵瑞彭（1887—1937）、章太炎等先生，尤其是蒙文通、廖平、章太炎三先生对先生的影响尤深。 　　1928年，李源澄考进“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与蒙文通、伍非百（1890—1965）缔结师生缘。时蒙文通以《经学抉要》为讲章，大力提倡廖平经学，李源澄“得侍讲席，甚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学者，澄源先生得闻其绪论而羡之”[蒙文通之子蒙默（1926—）语，见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载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馆主编：《蜀学》特刊第二辑，第43页。]。故蒙文通的引导激发了李源澄对于廖平经学的兴趣。1929年，蒙文通介绍李源澄到井研县向廖平求学。8月中旬，李源澄往井研县廖平先生宅，登门学经约二月。时廖平已78岁，在右瘫病中，不辞辛劳，悉心指教。10月，李源澄辞别廖平[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卷2，载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第82页。]。 　　廖平之子幼平曾说： 　　 　　李源澄先生到我家时，我正停学在家代父亲照顾家务。因之我接待过他，并为他们安排过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但对他们请教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可是，从表面上看来，父亲不是系统地讲经，而是解答疑难。他们在井研住了一两月就走了。几年后，父亲去世了。[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9页。] 　　 　　就这样，李源澄在廖平处学习了约两个月，成了廖平的关门弟子。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说： 　　 　　时廖氏已老病不能讲授，唯解惑答疑而已，前后略有数月，故澄源先生亦得及门廖氏。逾二年，廖氏卒，而源澄先生遂为廖氏关门弟子焉。[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载《蜀学》特刊第二辑，第43页。] 　　 　　蒙默所谓的“而源澄先生遂为廖氏关门弟子焉”，最早应该源自蒙文通。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说： 　　 　　先生弟子遍蜀中，……犍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105—106页。] 　　1932年，李源澄到南京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学习佛学、诸子、明代理学。 　　在求学之余，李源澄开始了“研学”，即研究学术。李源澄的学术成果也以论文、论著的形式，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版社问世。 　　1933年4月，李源澄在河南省图书馆主办，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井伟生（字俊起）任主编的《河南图书馆馆刊》发表《毛诗征文》一文。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李源澄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后，李源澄在上海《学艺杂志》、南京《国风半月刊》次第发表了《古文大师刘师培先生与两汉古文学质疑》、《公羊穀梁微序例》等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得以崭露头角。 　　1936年2月，李源澄第一部专著《诸子概论》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130页，书前有伍非百和卢前撰写的序。《诸子概论》一书研究了先秦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及其根源，并评论《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书的意义及价值。 　　在求学、研学的同时，李源澄为了追求学术真理，展开了与师友、名流的“论学”。 　　先生“论学”的师友、名流中，有师辈的章太炎、蒙文通、柳翼谋（字诒徵，1880—1956）等人，名流中的胡适，以及友辈的陈柱、钱穆等人。 　　1935年3月，李源澄致函章太炎，就《春秋公羊传》涉及的古、今文经学相询，章太炎复函；之后，李源澄又函，章太炎再复。在复函中，章太炎虽然维护《左传》，但并不薄《公羊》，主要以董仲舒等汉代经师和后代今文学家为攻驳对象。10月，李源澄又致函章太炎，探讨清儒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利病，章太炎复函。一年之中，李源澄得与著名学者三通函，深受太炎器重，李源澄遂到苏州，参加“章氏国学讲习会”。讲习会以“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载《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960页。]，门人朱希祖、诸祖耿（1899—1989）、徐复等充任讲师协助教学；同时，出版《制言》半月刊，提倡“国学”研究，提倡读经救国，一时社会影响很大，从者甚众，可称得上“盛况空前”[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以及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二文皆载于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又如前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所述，“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所谓“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指30年代李源澄与在南京主编的文史杂志《国风》的柳翼谋先生论学，并得到其褒扬。李源澄亦有多篇论文在《国风》发表。 　　在30年代中，李源澄亦与老师蒙文通先生通函讨论北宋变法、南宋和战[蒙文通：《与李源澄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书》，原载《论学》第五期，1937年五月江苏无锡印行，兹据整理本，即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第399—401页。]。 　　1935年12月、1936年5月，李源澄先后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二文，与友人陈柱讨论诸子之学。1936年1月，发表《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与钱穆讨论《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  　　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之后，李源澄应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之邀，任教于该校，讲授诸子，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 　　在李源澄的求学时期，学业受蒙文通、廖平、章太炎三先生的影响最深。如学者赖高翔所说：“君（李源澄）之为学，是根柢于蒙文通先生，遇廖氏而深邃，经章氏而广大。”[赖高翔：《李源澄传》，载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6页。] 　　（二）1936年7月至1949年11月，教学、治学、办学时期　　 　　这一时期，李源澄执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蜀华中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民族文化书院、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西山书院、灵岩、五华、勉仁），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与吴宓、唐君毅、竺可桢、巨赞法师、钱穆等交游，发表了《白虎通义五经异义辩证》、《老子政治哲学》等大量论文，出版了《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并第一次将自己的学术论文结集为《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出版，基本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因而，这一时期堪称是李源澄一生的黄金时代。 　　先言李源澄的“教学”。 　　李源澄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学生涯，从1936年到次年7月，约一年整。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教之余，1937年1月，李源澄在无锡，以个人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薪资所入，创办了生平的第一种纯学术期刊《论学》。第1期有《发刊辞》和论文5篇，李源澄除撰《发刊辞》外，还撰写了《周秦儒学史论》、《新儒学派发微》等论文2篇。其它的文章还有陈兆年所撰《形声释例》等。《论学》在7月出版了第8期后，由于抗战军兴之故，被迫停办，李源澄辗转返回四川。 　　李源澄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学术刊物《论学》，揭开了李源澄主编报刊活动的序幕，为他以后创办《灵岩学报》、主编《重光》月刊、参编《史学季刊》等报刊等积累了经验。 　　如1946年10月，李源澄创办了学术刊物《灵岩学报》，这一半年刊只出版了创刊号（第1期）。由于有办报刊的丰富经验，在经费有着落的前提下，李源澄一人办《灵岩学报》显得游刃有余。该刊创刊号共有32页，刊发了六篇学术论文。除了李源澄亲撰《天人合一说探源》一文之外，还有蒙文通撰《黄老考》（第4—13页）、《杨朱考》，王树椒的遗著《论两汉魏晋用人标准之不同》，唐君毅撰《佛学时代之来临》和张德钧撰《胡子知言发微》。这些作者除了王树椒英年早逝之外，其余的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1937年底李源澄返回四川后，在成都任教于“蜀华中学”及四川大学。此后，先生依此执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民族文化书院、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以及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灵岩、五华、勉仁）。 　　李源澄在高校主要教授上古文化史、中古史（含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思想史、经学通论等经史课程[参见李源澄先生《覆巨赞法师书》，原题为《浙大教授李源澄覆巨赞法师书》，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2期，第31页，1941年1月。]，因而，《经学通论》、《秦汉史》等专著，即在他研究、授课基础上产生：他40年代初在四川大学讲授经学，因有《经学通论》之作，其言治经要义皆集于此，虽全编不过四万言，而其议论则颇精湛且与时贤不同；他40年代中期在灵岩山的书院教学之余，潜心撰述了古代史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好友、曾在北大教过秦汉史的钱穆的高度评价，称赞李源澄“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耶”，该书“则亦章氏所谓圆而神之类也”，以章实斋所认为的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圆而神”来推崇《秦汉史》研究的精深宏卓，可谓评价甚高。 　　再言李源澄之“办学”。 　　李源澄的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国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因而，他在办学上颇有作为，不仅积极参与五华、勉仁等书院的创办，而且亲自创办了“灵岩书院”。 　　1945年春，李源澄从西山书院辞教职返回成都后，于四川灌县城外北灵岩山，借助住持释能清（1893—1964，郫县金龙寺隆印和尚之弟子）、传西法师（欧阳竞无先生的弟子）之力，于灵岩寺创办“灵岩书院”。直到1947年秋，因经费匮乏难以为继而停办[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第十七篇《教育·科技》的第一章《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两年多的办学期间，为了教育好学生，李源澄特别注重师资，邀请了太炎弟子傅平骧（？—2004）等人任教。 　　首批学生约有十名，后渐增加到数十人。学费为大米一石。书院授学程度从初中到大学，主要讲习经、子、史及《文选》。蒙文通不仅非常欣赏，而且积极支持书院的事业，亦送哲嗣蒙默入书院就读。李源澄并让胞妹培华、胞弟源委，傅平骧也让自己的子女一同到书院读书。李源澄继续讲授在四川大学执教就已讲授的《经学通论》，以及主讲《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 　　李源澄对于学生，爱若子女。灵岩书院崇庆县籍学生钟元灵，家境清贫而好学，李源澄不仅免去钟的学费，还以自己所得稿费，资助其伙食。 　　除了定期办学之外，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书院学习，李源澄还在1946年夏季开办了“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讲习会”学习期为暑假的2个月时间。报名来“讲习会”的学生，约有20余人。李源澄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作短期讲学，虽学派有异，却彼此尊重容纳，大抵与章氏论学态度有关。同时，使书院学生在笃学传统文化之外，更得博闻百科之学，广知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精神财富。如当时哲学家、哲学史家唐君毅（1909—1978）为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即应邀前来讲学十余天。 　　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潘重规（1908—2003）、赖高翔、饶孟侃（1902—1967）、牟宗三、谢文炳（1900—1989）、朱自清（1898—1948）、钱穆、张敷荣（1904—1998）、周辅成、秦佩珩（1914—1989）、罗念生（1904—1990）、刘盛亚（1915—1960）等。 　　1946年夏秋之季，“灵岩书院”开办暑期讲习会，延请名师，创办学术期刊，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时间，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 　　随着1947年6月内战的全面爆发，“灵岩书院”好景不长。在渡过了鼎盛时期，开办了两年多的书院步入了困境，并于1947年秋停办。 　　“灵岩书院”办学虽不足三年，但是在社会影响、人才培养等领域的贡献与影响，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称道。 　　如“灵岩书院”清新的办学理念、自由的讲学风气，为造访者所赞赏。创办“明道工读学校”的湖北知名人士张铭，后来回忆道：当时，有一股“办书院的热潮，如同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峨眉山上立书院，听他讲学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川大教授李源澄在灌县青城山设书院，我亲自去青城山访问过，觉得他们那里没有国民党团的干扰，讲学自由风气好。所以，1946年我自四川归来后，就做植桐办学的准备，开始打算叫明道书院”[张铭：《我和明道工读学校》，载湖北省蒲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蒲圻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第74页。]。 　　在“灵岩书院”追随李源澄的学生，后来成名成家的有多人，可谓是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如王德宗（1924— ）、屈仲樵（1924—1997）、王家佑（1926— ）等。此外，书院的其他学生，也成为了大学教辅人员（如李源委，1949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职员）、中小学教师（如前面提到的先生资助过的钟元灵，“家境清贫而好学”，毕业后回崇庆县教书到20世纪60年代去世）等各行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李源澄从1947年秋与傅平骧到达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任史学教授，并兼钱穆主持“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教授。 　　从1948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李源澄主要在重庆“私立勉仁文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二高校执教。 　　约1948年2月，李源澄从昆明回到了成都。并协助梁漱溟在重庆北陪温泉松林坡“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6年8月创设）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勉仁文学院”，任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 　　李源澄在勉仁文学院执教及担任教务长，积极主张兼收博览，故除了梁漱溟思想体系外，亦积极建议延聘吴宓等著名学者，并在本年亲自延聘了吴玄讲西方美学，傅平骧、罗庸先生（1900—1950）讲中国文学。傅平骧系从贵阳师范学院延聘而来。兼课教师又有方敬（1914—1996）等人。李源澄在勉仁文学院教授的学生，后来成才者有多人，如灵岩书院弟子王德宗，也来勉仁文学院就读；1948年就读于文学院历史系的张拱卿（1926— ），后来成为了重庆图书馆古籍鉴定专家　1949年，李源澄兼任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吴宓约李源澄等，筹备在江津吴芳吉（碧柳，1896—1932）旧游之地创建“白屋书院”，但是，11月30日重庆解放，因而“白屋书院”未得成立。李源澄作为民盟的一员，在重庆积极迎接解放。 　　（三）1949年12月至1958年5月，教学、从政、被定为“右派”时期　　 　　重庆解放后，李源澄仍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直到1950年8月四川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李源澄就任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同时被任命为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并在该校工作到去世。吴宓等人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解放之初，李源澄工作热情甚高。 　　据李源澄的学生石琼生回忆：“李源澄先生随校迁北碚后，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讲话言简意赅，颇受学生欢迎，和当年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讲话时的情景完全两样，且早就参加了民盟。” [石琼生：《跋磁器口纪事》，载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临近解放时，李源澄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法兰西内战》等，常至深夜，兴趣盎然。解放后，先生在形势的推动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书籍的积极性更高，并于1951年在《成都工商导报》发表了《学习〈实践论〉后对历史学的体会》一文，这是解放后先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新中国时期，李源澄未发表专业的学术论文，只是对自己在魏晋南北朝史等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这一时期，李源澄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二点：教学、从政（包括了1957年被定为“右派”）。 　　以教学而言，李源澄以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职，在学校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同时，就任为学校的副教务长，直到1957年。 　　李源澄谙悉儒经，素有济世、入世之心，密友、知交赖高翔先生说：“君本怀济世之志，时时欲有所为。予尝讽以徐孺子所言，以为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持，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君怫然谓此乃玩世不恭，非圣贤忧世饥溺之意。”[赖高翔：《李源澄传》，载《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8页。]这是先生从政的思想基础。 　　李源澄从政，表现在：第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担任了行政职务，因而经常劝说同事，这在“思想改造运动”时吴宓有记载。 　　1952年春，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迅速兴起。西南师范学院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在5月开始逐渐推开。李源澄与吴宓谈，勉励多读新书。7月发表的吴宓总结“思想改造”的长文——《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提到了李源澄对自己的帮助，《光明日报》转载了该文。吴宓在文中说：“到了1951年经过参加各种运动学习，尤其是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又得李源澄先生之一贯督促由与中国旧学之比较而推动新思想，并力劝多读新书，方敬先生之随机启发如指明弗吉尔死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又希腊某某两神话可解释为劳动创造世界及人民智慧等，我的思想方才渐渐地转变，提高了不少。我发现我的情形是如此：在事实与行动方面，我能很容易而且很快明白地认识，诚心地服从，并负责地实行。”[吴宓：《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载《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 　　李源澄从政的第三个表现是担任民盟领导。 　　如1952年9月，此时西师“民盟小组”已有40多位盟员，李源澄为负责人，积极关心民盟事务。1953年3月1日，民盟北碚分部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二个建立的市民盟辖区级地方组织，李源澄当选为委员。时西师已有盟员54人。12月，随着民盟组织在北碚陆续发展，分部在西师区、西农区、西南俄专等分别成立，“民盟师范学院小组”改组为“民盟师范学院总支”，第一届主任委员（简称主委）为耿振华，李源澄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黎涤玄、郭豫才等人。 　　此后，李源澄担任副主任委员直到1957年1月任第四届主任委员。 　　1956年12月，李源澄在西师会议厅主持欢迎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之民盟座谈会。 　　总之，在1957年“反右”之前，先生全身心投入教育等事业，积极努力。 　　1957年7月，李源澄被错划为“右派”而受到处分，被降级降薪，撤销了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只保留下教授头衔。李源澄成为“右派”后，迫于形势，曾自撰“检讨书”，未写完就发病。次年5月4日去世，时年50岁。 　　先生去世后，吴宓作为老友，在资助、监护李源澄就读初中的长女李知勉（按月支付费用）、处理遗物、藏书等事务上，有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监护李知勉上，作用更大。 　　1981年，李源澄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重还清白。 二、李源澄的学术成就 　　李源澄之治学，务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他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考订源流，辨别同异；他的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发表的学术报刊杂志则涉及全国各地，如苏、沪、川、豫、渝等省市。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搜集编写有《李源澄著作目录》[林庆彰：《李源澄著作目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12月，第17卷第4期，第61—74页。]，基本收录了李源澄撰述之主要著述，包括了论文104篇、学术专著6种，可见李源澄学术之博大精深。本文拟分经、史学，简述其学术成就。 　　（一）经学研究（含子学） 　　上世纪初，传统的国学面临西学的冲击，作为国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亦走向终结。在这一情况下，李源澄先后师从廖平、章太炎，解晓古、今文经学，提倡读经，提倡“国学”研究，并身体力行地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4年11月，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长文《说儒》，对在中国最早产生且为秦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儒家学派，从儒家和儒学的产生、演变的过程，均作了一番全面地追根溯源探索，其主旨是要想证明“儒”本是殷民族的奴性宗教，古已有之。这篇胡适的“得意”之作，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一时响应赞同者有之，反驳者如钱穆、贺次君、李源澄、江绍原、郭沫若等亦众，批评胡适主观武断。胡适的大弟子顾颉刚也不赞同胡适的立论。钱穆写了《驳胡适之〈说儒〉》一文，贺次君写了《〈说儒〉质疑》一文，郭沫若先后写了《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等文反驳，冯友兰则持“儒出于官守说”，也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遗民”的儒起源说。李源澄则于次年2月发表了《评胡适〈说儒〉》一文，对胡适《说儒》提出了“比较中和”的批评，认为孔子建立儒家学派是推翻不了的[“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主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1982年，第二辑，第84页。李源澄先生文原载《国风》半月刊第六卷第3、4期，1935年2月，第24—35页。]；他并在《尊孔论》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载《新亚细亚月刊》第10卷2期，1935年8月，第95—98页。]。 　　1935年8月，李源澄发表的《读易志疑》一文，强调了《史记》中文王演《易经》的学说，认为《易经》中所记自洪荒草昧以至游牧农事都能从中考查而知。而《郑注〈周礼〉易字举例》（1943年12月《图书集刊》第五期）一文中，李源澄则对郑玄《注》存故书、今书之例考辨甚详[李源澄：《读易志疑》，载《学术世界》第1卷3期，第24—29页，1935年8月；李源澄：《郑注〈周礼〉易字举例》，载《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李源澄的《经学通论》一书，系他40年代初在四川大学讲授经学时，因课堂教学笔记本而作，虽该书不过四万言，但是，他关于治经的要义皆集于该书，其议论颇精湛，而且与时贤有所不同。 　　李源澄的《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专门指出了经学的范围性质及治经的途径。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中，在经学研究渐趋低落之时，子学研究勃兴，李源澄及其友人陈柱、钱穆等人，亦顺应潮流，加强了子学的讲述与研究。 　　30年代中期，李源澄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就讲述过诸子之学[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载江苏省暨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并发表《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论老子非晚出书——并质钱宾四先生》等文，与友人陈柱、钱穆讨论诸子之学。李源澄与陈柱等人，亦均出版了《诸子概论》一书。李源澄之专著《诸子概论》出版于1936年；陈柱编著的《诸子概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932年两次出版，钱穆在无锡为学生讲《国学概论》，其第二章为“先秦诸子”，在30年代出版过多种研究子学的专著如《墨子》、《先秦诸子系年》等。 　　与李源澄《诸子概论》大约同时代的同名之作，还有罗根泽撰本（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印本），以及类似的高维昌编著《周秦诸子概论》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源澄《诸子概论》一书，90年代仍被视为“二十世纪关于诸子通论及考证等研究”的重要著作[郭齐勇等撰：《中华文化通志》之《学术典·诸子学志》，第45页。]。 　　在当时的子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是墨学。其时，诸子学勃兴，追究其根本原因，应是民主思潮在学术研究领域延伸的结果。李源澄友人伍非百著《墨经解诂》，可谓真正能站在哲学、科学的高度来观察《墨经》，是近代将全部《墨经》作为“有系统”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李源澄在墨学研究方面也用力颇深，发表了《儒道墨法四家学术之比较》、《儒墨关系考》、《墨学新论》等论著。如《墨学新论》一文，侧重儒墨二家的比较，论证了墨子的反对贵族政治，而儒家却主张贵族政治，至孟子犹言世臣，荀子犹言“贤齐则其亲者先贵”；其后公羊家言讥世卿，虽稍进于孔孟，但终不若法墨二家，为时论所赞同。 　　唐君毅在《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一文中专门指出：“友人李源澄有文论此”，所谓“论此”即指李源澄论诸子“其阳德阴刑德刑相辅之说则以儒统法，其言阴阳五行则阴阳家说，言天多墨家天志之义”[唐君毅：《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转引自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1981年，第115页。]，说明当时学者重视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观点。同样，李源澄关于诸子研究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后人的重视。如1984年，台湾学者赖明德在专著《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中，论述“司马迁之生长的时代和社会”时，直接引用了李源澄关于诸子的观点[赖明德直接引用的先生关于诸子的一些观点，来自先生所著《秦汉史》一书。见赖明德著：《司马迁之学术思想》，洪氏出版社，1983年，第11、13页。]。 　　（二）史学研究 　　1.秦汉史研究 　　李源澄在秦汉史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他的一部研究专著《秦汉史》，以及《汉代赋役考》、《汉魏两晋之论师及其名论》、《西汉思想之发展》等十几篇论文。 　　在1949年之前，国内研究秦汉史，如钱穆《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等，逐渐涌现出专著。李源澄《秦汉史》就是这数部中杰出的一部研究专著，并对以后的同类治秦汉史之专著如翦伯赞《秦汉史》、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秦汉史》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李源澄研究专著《秦汉史》，得到了时贤及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 　　李源澄《秦汉史》，体裁与吕思勉《秦汉史》有所不同，但在叙事惯例上则沿用断代，将秦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置于宏观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加以分析。 　　李源澄《秦汉史》，约最终完成于1946年前后。当时，先生在灵岩山的书院教学之余，潜心撰述这一古代史研究专著。曾在北大教过秦汉史的好友钱穆，应邀在1946年2月做序。钱穆在序言中略疏清代学者章实斋记注、撰述、方智、圆神之义后，称赞读过《秦汉史》后见该书“有幸与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付之，浚清其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耶，其书则亦章氏所谓圆而神之类也”。钱穆的序言，以自己非常尊崇的章实斋所认为的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圆而神”来推崇李源澄《秦汉史》研究的精深宏卓，可谓评价甚高。该书由先生最终定稿后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4月出版。 　　李源澄在《秦汉史》自序中说：“六年前，在浙江大学授课，有《秦汉史》及《魏晋南北史》之纂录，《魏晋南北史》多单篇发表。后在四川大学又讲授《秦汉史》一次，其时为学兴趣不在此，未有所增损。近年深感秦汉一段在国史上之重要，昔所纂录犹有助于初学读秦汉历史，因缮理旧稿以成此编，较之初稿文字为简约矣。初撰此书，原在便利学生，使之明了秦汉大事，再进而求之秦汉历史。故人人所知者则不复言，即其关系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从简略。若所关甚大而为人所忽者，则言之从详。其中引用原书处，多是人所忽略处，乃以为征信也。若人异义，则直言之。是若吾书各篇虽颇具经纬，属辞则有愧撰著体裁。吾书所措意者，封建、郡县、儒术三事，秦汉为封建变为郡县之历史，封建制度消灭，郡县封建完成，儒术与君主结合，三者实秦汉历史之中心。秦汉以后之历史，则君主与儒生互让之历史，其利弊得失皆可于此中见之，窃愿读者勿忘斯意。又念吾纂辑此书之时，平心读书而已，未敢有他志，殊不料所得与常论不同如此。吾于马班范书犹病未能精熟，足见古人之蕴未经人道者甚多，帝王家谱之说殆不其然，学者亦当知所先务也。” 　　秦汉史研究的中外知名学者，多次指出了李源澄《秦汉史》一书的学术价值。 　　国内秦汉史的著名学者张传玺、林剑鸣，认为该书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的产物，“较为有影响”，“解放前影响较大”[如张传玺在回顾20世纪以来90年的研究历程时指出：李源澄《秦汉史》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的产物（张传玺：《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第3页）；林剑鸣先生多次指出了李源澄《秦汉史》一书的学术价值，如他在《秦汉史》在总结研究史时，认为李源澄《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等是当时“出现的综合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新体例写的秦汉史著作，较为有影响的四部”（上册，第36页）；又说：“解放前影响较大的尚有李源澄著的《秦汉史》”（林剑鸣：《怎样学习秦汉史》，载《书林》杂志编辑部编：《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书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台湾出版的叶瑞忠编著《秦汉工艺史》，也以《秦汉史》为参考书（该书第281页）。 　　李源澄秦汉史研究论文《西汉思想之发展》等的学术价值，也受到了重视[李源澄：《西汉思想之发展》，载《图书集刊》第2期，第53—76页，1942年6月。]。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西汉思想之发展》一文，以见一斑。西汉初期的名士陆贾，不被视为儒家，但是李源澄根据地《新语·无为篇》的记载，“秦禁文学，焚诗书，而陆贾有经艺；秦重诈力，而陆贾言仁义；秦尚刑罚，而陆贾言教化；秦农兴作，而陆贾言无为，皆一反于秦者”，认为，汉初议论以反秦为主，举凡秦之所施行者无一善，而与相反者无不减，陆贾用以反秦的主要是儒术，间杂以道家思想。由此断定，陆贾为西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始作俑者。这一结论，令人信服，被现在学者也认为是“有道理的”[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204—205页。]。 　　此外，李源澄对于汉代法吏与法律等问题，也有《汉代法吏与法律》等研究论文[曾宪文、郑定：《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后来学者在回顾上世纪汉代法制史研究时，认为当时的“一些学者亦曾撰写研究论文，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汉代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就专门提到了《汉代法吏与法律》一文[日本五井直弘、鹤间和幸、横山宽厚著，高明士译，见台湾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1部，第354页。]。 　　2.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学者在继承我国传统优秀学术成果和借鉴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些成就卓越的学者，李源澄正是其中之一。 　　李源澄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从他发表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北朝南化考》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他在民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堪与同时代的周一良、谷霁光、严耕望、姚薇元等著名学者相提并论。 　　李源澄在魏晋南北朝民族社会史研究上，发表了《元魏前期之制度及其习俗》等文，被社会史学者视为是当时“对少数民族社会史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研究”的论著之一[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学术研究指南丛书”之一种，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他研究北朝对南朝文物制度及文人风度的倾慕与模仿的论文《北朝南化考》，至今仍为海峡两岸的学界所重[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2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第32页。 ]。 　　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社会人口等级化、阶级关系繁杂化等突出特点，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一文，论述魏晋南北朝属于“军户”的地位和负担，是研究当时社会下层人口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此外，李源澄对于茂才孝廉、汉末魏晋政治思想之转变、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东晋南朝之学风、六朝之奢风、魏末北齐之清谈名理、尚书中书之起源及其变化、两晋南朝租调制度史实疏证、北周职官、北周之文化与政治等问题，也有精深的研究，其结论引起了蒙文通等人的重视李源澄在解放后发表的文章很少，曾将自己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编为《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而且清缮完毕，后不知所终；李源澄未刊之遗稿，亦皆散失。可见，李源澄生前有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打算。这也是在李源澄学术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3.其它历史问题的研究 　　此外，李源澄对于初唐政治家崔敦礼的政治思想、清代“浙东史学”的远源、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问题，均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台湾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的第2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第14页提到了李源澄的《崔敦礼之政治思想》一文。 　　这些问题涉及唐宋史、明清史的研究，表明李源澄的学问广博，治学领域较广。 三、结语 　　李源澄求学之经历，自蜀（成都、井研）至宁，由宁而苏，所拜廖平、蒙文通、欧阳渐、章太炎均为名重一时的国内名师，友人陈柱、钱穆等也是知名学者；所执教之序庠学堂，则由无锡国专、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而西南师范学院，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如民族文化、灵岩、勉仁等，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广泛的师友人脉关系，宽阔的学术视野，融通中西的学术路径，全国范围内执教研究的经历，教学相长的互动，求充分占有材料、言必有据的学术态度，为李源澄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源澄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这一路数，与其师蒙文通完全一致，而师从章太炎时间虽短，但是却使李源澄之经学兼有古、今之优点；李源澄之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考订源流，辨别同异，李源澄之学术成就可谓精深，学术影响可谓深远，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精神财富。在蜀学上，李源澄可谓是重要人物之一，他绍承了晚清彪炳华夏史册的刘光第、骆成骧等巴蜀人物治学途径，以及老师廖平、蒙文通等学者的蜀学传统，不分学派与年龄，与各位学者均有广泛的师承及交游关系，因而，他的学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扬。 　　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以“足下以井研高第”相推重（《与李源澄论公羊书》第一通）；经史名宿蒙文通称赞说： 　　先生（指廖平先生）弟子遍蜀中，……犍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曰：“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105—106页。] 　　 　　所谓“淳安邵瑞彭（次公）”指老辈学者、河南大学中文系名教授邵瑞彭（1887—1937，一名寿篯，字次公），李源澄一度在开封河南大学短期停留，并跟从邵瑞彭学习过历算。而所谓“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指30年代李源澄与在南京主编文史杂志《国风》的老辈学者、国学家柳翼谋（字诒徵，1880—1956）论学，并得到其褒扬。 　　老辈学者、蜀学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林思进（1873—1953），1944年在《李源澄惠〈学术论著初编〉，郑异材亦以新诗见投，作歌赠李，兼用酬郑》一诗中，有“李生积学久更真，使我文章坐夺气”，“爱君经史读烂熟，推隐钩沉抉奥义”，“漫拟耋嗟托后契”之语[林思进：《清寂堂诗续录》卷七，见《清寂堂集》，巴蜀书社，1989年，第515―516页。]，并以“托后契”语对李源澄寄予了厚望。老辈学者、北大及燕京大学教授张孟劬（原名采田，后改尔田，1874—1945）对于李源澄的学问，颇为称赞，曾说：李源澄之学，“如开封铁塔，不假辅翼，直上干霄” [《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6页。]。 　　同辈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等人的称赞之语，已见前述。先生的知交、同辈学者赖高翔说：“君（先生）锐思深入，发挥旁通。其所论述，涛涛汩汩，一泻千里。”[赖高翔：《李源澄传》，载《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5页。]知交、同辈学者吴宓说“不可不谓有志之士，特立而独行者”（《宓续》第3册，第282页），“重读李源澄遗著《秦汉史》，以政治之眼光读史，持论明通，极佩”，“读李源澄《秦汉史》，深佩其论政理及史事之明达”（《宓续》第5册，第385、402页）。 　　当然，出生于晚清，学术成长于民国中期的李源澄，在1949年前未曾到过延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未曾接触过马列著作，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中未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这成为他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因而在改革开放后有学者对李源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批评，如《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等论文所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阶级关系繁杂化的特点，因而进行研究，“按关于阶级结构的研究，在理论上必须遵循列宁的指示。否则，难于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如李源澄《两晋南朝社会阶级考》即一例（载《文史杂志》第五卷第五、六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对此，新时代的学者当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