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承志《敬重与惜别》

这段时间，网上买的书源源不断地从邮局寄来，除了《敬重与惜别》外，都是关于先秦历史的。先秦时代，是中国的古典时代，古典精神的璀璨时期，秦汉以后，这精神便开始衰弱了，虽然汉唐可谓中国的盛世，但是物质与精神并不一定同步。时至今日，撇开金融危机不管，总体来说，物质的繁荣已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人的古典精神可以说已经命若一线了。 关于先秦的书籍，我还会继续买来，对它们的阅读不必急迫，它们将组成我长期的阅读生活。但张承志的书，应该立即看完，因为正如他把别人作为参照一样，我也把他作为参照。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吗？是我想要知道的。 这本《敬重与惜别》来得很及时，我一直在等待着它。尽管我知道书里的文章都在杂志上刊登过，但我没有订杂志，也并不急迫于看杂志，我等待着它们完整地出现，像一个完整的阵营，以免我久已受到忘恩负义的时代风气熏染的健忘的头脑看了后篇忘记了前篇。 这本关于日本的书给我教益，甚于前面两本——《聋子的耳朵》和《鲜花的废墟》，尽管九篇长散文的构成多了资料的罗列，而少了从前那种短篇的性灵，可算是一种遗憾。 它使我惭愧，对于他人的苦痛的麻木，我也是有的，例如从前伊拉克战争的电视直播，我充满了好奇甚至喜悦，像看戏一样跟着媒体的镜头，以及与其他人像坐茶馆一样地嬉笑闲谈那流血的战争。这是一种耻辱。 现在我看完了这本书，我知道张承志依然在他的道路上，我又感到愉快，他固执着，给予其他固执着的人们以鼓舞。而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敬重”，正是关于中国的古典精神的，这刚好和我正准备长久地阅读的先秦历史相关联。 敬重 敬重日本的什么？就是那种大和民族没有轻抛的古典精神。 正如鲁迅以《藤野先生》奉献给日本一样，《敬重与惜别》也从一个日本老人开始。服部幸雄先生无私地资助着中国的贫穷的孩子。在读着这一篇的时候，我内心闪过一丝小人之念，随即又为自己感到惭愧。文章介绍服部幸雄先生的历史，他曾经是关东军的情报员，受教于川岛芳子的养父。所以我就忽然闪过一念——“这个老头子又到中国来，是不是又做间谍来了。”但立刻我感到羞愧了。身为中国人，我为中国做了什么？却用这样一种见不得人的怀疑对待了一个将生命埋葬于中国的日本老人。人们之间的这种巨大的不信任，以及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是怎样发生的呀。小聪明占据了多少人的头脑呀，且不说古典的千金一诺、杀身成仁，就是简短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也难以看到啊。至于像眉间尺那样义无返顾，或许仅只是文学的梦想吧。 张承志在《四十七士》里面体会了日本的“武士道”，当然，他并不把武士道等同于中国的“士道”，在他看来“士道”更为高贵，是更高的境界，即便《史记》中的刺客也未必达到了这个境界，那就是严守公理，抗衡强权，哪怕是布衣之身、一己之力。但武士道虽够不上这样的境界，却留有了它的影子。四十七士的故事在日本演义得蔚为大观，实含有民间正义的诉求，对霸道强权的对立。实际上，《水浒》中的草莽英雄在中国所受的亲睐，也有这种意思。 为了更了解武士道，我还把买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看的《叶隐闻书》（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李冬君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找来参考。这本书比较厚，这次也没有看完。但看到了三个概念，大约可以概括武士道的精神。“死狂”、“忍恋”、“愚忠”。这三样东西，实在都是足以让被权势和金钱熏黑了心，惯于附庸风雅而毫无极致之美感的中国人笑落大牙的。 所谓“死狂”，就是不顾一切投身于死亡。山本常朝说：“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四十七士的事情，在《叶隐闻书》里面也有评论，在山本常朝看来，四十七士还应该受到批评，但批评的不是他们太武士道，而是批评他们不够武士道。其实也就是说四十七士还不够死狂。山本常朝说：“赤穗浪人报仇，在泉岳寺没有切腹，那就是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主君死了那么久才去报仇，在这段时间里，万一吉良君病死了，那可就真是没法报仇了。”也就是说，在山本常朝看来，真正的武士道，应该是不计后果的，根本不考虑胜败得失的。如果用心于思考取胜的计谋，或者报仇的外在形式，那就是小聪明，算不上死狂了。他赞扬的是长崎喧哗的浪人那样的不假思索，立即报仇。在《叶隐闻书》里，他也说到一个为丈夫报仇的女人的故事。小右卫门很穷，受到富裕的邻居三左卫门的侮辱，决定杀了三左卫门，他悄悄地告别了妻儿，来到三左卫门的家，叫三左卫门来决斗，但三左卫门却躲在家里，叫他弟弟与左卫门来保护自己。与左卫门和小右卫门发生战斗，结果小右卫门刺伤了与左卫门，自己却被与左卫门杀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小右卫门的妻子不假思索，抓起一把镰刀便冲向三左卫门的家去为丈夫报仇，结果她砍伤了三座卫门，自己也被三左卫门的下人杀死了。夫妻同日死去。最后与左卫门伤重而死，三左卫门也切腹自裁。 在《四十七士》里，张承志也介绍了几位义士的忠贞的妻子，她们或与义士患难与共，或包羞忍辱，或舍身情死。这种与仇敌不共戴天的精神，也是古典的遗爱，是烈士的精神，而更因为女性而凄美。 为了达到“死狂”境界，就要时刻将死放在心上，“人生之关键，往往也在于最后的处理。”山本常朝把这说成是“慎终”。“如咔嚓一声切断，除眼前的一瞬，便空无一物。一瞬一瞬地重叠起来，就是一生。”因为把死常放在心上，达到视死如归之境地，“一生悬命，应早些作好准备”，那才能一味死狂了。 读到那些切腹自杀的故事，常常感到战栗，心想，这种极端取向，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烈性的精神不该被遗忘，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不可以粉饰自己的软弱，把它作为自己嘲讽烈士的资本。 所谓“忍恋”，山本常朝说：“恋之觉悟，其终极是忍恋。如歌唱道：‘暗恋到死，化做青烟恨方知，惜终未露个中情思。’”“活着时表露自己的爱恋不是深恋，要恋到枯槁，相思到死，才是无上的凄美之恋。”其实也就是爱情与死的结合，舍出身家性命地去爱。所谓“活着时表露自己的爱恋不是深恋”，实际上是常言的“患难与共”的极致，那就是死亡也在所不惜。人世间多少的人只可同甘而不能共苦，更不要说同赴死难了。死是一种极致的表达，正因为有赴死之准备，才能够包羞忍辱，直到最后用死来证明清白。 而山本常朝是用“忍恋”来比喻“愚忠”的，他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认为武士侍奉主君就要像“忍恋”那样相思到死。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岛外记的追腹。大岛外记是胜茂公的家臣，只是一个农民，并没有武士的地位。胜茂公死亡的消息传来，大岛外记便做了安排，告诉家人自己要追腹，即切腹殉死。家人邻居都说地位低的人没有必要。但是大岛外记说，有一次主君来打猎，他在主君面前砍死了了一头大野猪，于是被找到御前，主君称赞他是豪勇的家臣，并赏赐他二十四两银子，就在那一天，他就下了决心要追腹。“不管谁阻止我都是没有用的”，于是切腹了。二十四两白银，一句赞美，便抛却了性命，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当然，在这里引述这样的故事，并不是遐想于追腹殉葬，甚而自己也要奉行，实际上在日本，追腹之事也早被禁止了。我所在意，并不是其事，而是其神。愚忠，是久已被嘲弄的了。正如爱情是久已实用主义的一样，对于主公，乃至于对于祖国，忠贞在许多人的心里已经泯灭了。不是死亡常在心间，而是背叛随时准备。聪明人太多了，患得患失的人太多了，但聪明人总是来瓜分世界，享受世界，只有那些愚不可及的人，才是世界的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良知的固执的卫护者。 对于日本的敬重，大约含有这样的意思吧。 惜别 那么惜别呢？ 是因为某种堕落，在美的身上缠绕，所以惋惜。那就是霸权主导了日本的近代史。脱亚入欧的轨迹，便是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肮脏历史。这个美丽的国度，因此蒙上了黑雾。 我对于日本，没有什么阅读，买过几本川端康成的小说，但却没有读进去，让我感到日本的美的，是东山魁夷的散文和画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某种记忆假如久久没有忘记，通常都是可以影响于一生的。东山魁夷的画，就留给我很深的记忆。已经记不得时间了，反正是看黑白电视的时代。有一天播放一个记录片，就是介绍东山魁夷的。我看见一幅画，大海，海中有一座礁石，石上有一棵松树。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提到日本，我就常常想起来。后来也买了东山先生的散文集来看，也从书上看到了这幅画以及其他美好的日本风景。那个国家的山水是美丽的，从东山先生的散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一生的主题，便是表现日本的美。——这给人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感觉，一种使命似的。这样的感觉，我在中国的画坛很少感觉到，尽管我们充斥着山水画家。 可是这山水之美并不能掩盖那帝国主义霸权的弱肉强食之丑。对弱小的歧视使日本不自知地背叛了古典的精神，它的武士道本来就有好战逞强的缺陷，这就更使它滑向深渊。这欧美帝国主义的虔诚的学生，最终被他的师傅的原子弹炸进了火狱。 我们有许多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亦步亦趋惟恐搭不上美国的战车，他们咒骂别人被共产主义革命洗脑，而不知道自己已被洗脑。他们指手画脚，研究广泛，但一切研究都以是否有利于反对共产主义为标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赞颂着人民革命的共产主义还是霸权的绊脚石。他们其实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一个个用理论化装了的政客。通常，这样的人服膺于人性本恶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似乎是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人性是恶的，所以官员是不可靠的，因此要分权监督，这就达到了民主。这个逻辑，仅看这一句话，是对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赞同。其实这是不顾前提的逻辑，西方的人性本恶是以基督教为前提的，它和原罪说相联系，因为有原罪以及整个宗教体系作为前提，人性本恶才是顺理成章的。而在中国没有这种前提，人性本恶恰恰不能促进民主，而是强化专制。历史上就是这样，法家就是这样服务于专制的。它的逻辑是人民是恶的，所以要严防要监控，专制的底色，是对人民的极大的不相信，不相信人民是善，不相信人民有聪明才智。 如果人性真的是恶，那么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就是正当的，符合人性的，对弱小的歧视也是正当的，符合人性的。因为正义是从人性中生长出来的，如果人性是恶，那就没有正义。 这不是真理。这只是弱肉强食者的遮羞布，所以他们侮辱古典，嘲笑崇高，诅咒革命，因为革命是一种清算，是人民的复仇。 日本没有革命，本多胜一先生说，日本人是羊，中国人又是什么呢？张承志没有说出来，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太复杂了。曾经被与狗同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曾经被称为猪猡，曾经被称为黄祸。人本来是复杂的，一语无法说尽。但中国人里，汉奸很多。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的存亡之际，与其说中国失败于自己的敌人，不如说中国人更是失败于自己的叛徒。当年魏源作《圣武记》（？）就感慨万状于汉奸之层出不穷。如果说物质文明的技不如人含有失败的必然性，那么忠贞血性之古典精神的坠落又加上妄自尊大的虚荣便是雪上加霜，而更令人扼腕叹息。 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去加入强权的俱乐部？在横须贺被作为优胜纪念的被俘获的镇远舰的炮弹在沉默着，矗立在长崎的浦上天主教堂的无头的圣徒雕像在沉默着。 宗教 在《红叶做纸》里面，张承志写道： “无数文化都源自中国。但没有宗教的约束，也没有仪式的规矩，它们在中国，逐日变作了枯燥的老生常谈，变了统治者行骗的工具，因而一代代愈见乏力，文化逐年衰微。 日本使文明仪式化并具备宗教约束的成功，是中国挽救自己文化崩溃的一个良药方子。 中国人愿接受这一号脉么？ 若想让孔夫子和衣食住行增加魅力，除此一途，别无他路。” 读到此话，心中不免一亮，这是儒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详细思考的还很多。我是从反对儒教转变为认同儒教的，并且认为精神的投奔，宗教是一条“落草之路”。共产主义在宗教问题上需要反省，二者需要和解。 张承志是否确实意识到了儒教问题，我不敢肯定，但我想，他所在在强调的“他人的尊严”，在儒家文化不是有最根本的说明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已”和“人”之间，不正是强调了一种平等的尊重和理解吗？我想，也许有一天，张承志会冷静地观察儒家文化的，他会发现在欺世盗名的“孔孟之道”掩盖之下，正是无法尘封的中国古典。 青春 一个老话题，又在服部幸雄老人的人生经历中被提出来。——“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读着《东苏木以东》这篇文章时，我想起关于“忏悔”的问题，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忏悔的，我想。日本要为战争罪行忏悔，但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个体，并不一定要为自己曾经参与了战争而忏悔一切。如同文革的过错需要拨乱反正，但对于一个人，拼命地要求他为自己参加了文革运动而忏悔，也许是可笑的。在一切时代，人生还是人生，青春还是青春。遵循了某种错误的主张，并不就能够否定坎坷人生的曲折之美，青春血性之可歌。真，善，美，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说清楚。但我想，人若对自己的青春竟无一点怀念，而尽是否决，仿佛过去的自我正是一个可嘲弄可欺侮的弱者，那么，这样的人其实是有点可悲的。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