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帽子与鞋子

儒家力倡以“君为臣纲”为首的三纲之说，忠君与尽孝乃是其核心要义。但是，这种学说必然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假如君主背离为君之道，祸国殃民，臣子的忠诚义务是否仍然要恪守？这样的矛盾，先秦诸子以及汉代学者都有不少讨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于这些观点有很精到而有趣的梳理和评论。 钱先生的评论开始于汉景帝面前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争论。据司马迁记载，争论发生在黄生和辕固生两位重量级学者之间，话题正是如何评价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黄生的见解旗帜鲜明，认为商汤和武王放逐和讨伐君主的行为就是弑君。但是，辕固生显然是一个孟子主义者，坚持主张汤武乃受命于民，受命于天，征讨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是顺天命合民意的义举。 争执不下时，黄生运用了古人讨论问题经常使用的修辞法——比喻。他把君主比做帽子，把臣子比做鞋子：“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也？” 我们读到这里，很希望辕博士能够心平气和地追问一下，例如这比喻本身的不妥。帽子再破，也不至于残害人身，但是君主却大可成为独夫民贼。另外，假如臣子采取“正常途径”，正言匡过，反复谏言，但君主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那又该如何是好？这样层层逼近，就可以把讨论引向深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辕固生居然劈头盖脸地来了一个归谬法，把汉高祖刘邦搬出来抵挡：“必若所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 景帝看到自家爷爷都涉嫌弑君了，连忙干预：“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司马迁感叹道：“是后学者莫敢言受命放杀者。” 钱锺书先生称黄生的学说与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如出一辙。《韩非子·忠孝》云：“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如此看来，先秦百家对于君主以及政治体制想象的差异似乎并没有一般思想史所界定的那么大。不过，饶有兴味的是，后世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事后追认”的学说，那就是，姑且将推翻前朝君王的行为视为“弑”，不过，如果此后登堂入室的新君主能够延续自己的统治，那么就获得了一种正当性。钱先生追溯了这种名之为“逆取顺守”的学说演进过程： 《郦生、陆贾列传》贾对高帝曰：“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语意本《商君书·开塞》：“武王逆取而贵顺，……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逆取”即“弑”尔。班固《东都赋》：“攻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则谓：主苟无道失德，则臣之弑僭，名分虽乖，而事理殊允，不忠不顺，却天与民归（When lawful’s awful，treason’s reason）；《后汉书》固本传章怀注引“逆取顺守”释之，尚隔一尘。《后汉书·袁绍传》下刘表谏袁谭书曰：“昔三王、伍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定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此书无末句）（《管锥编》页370） 但是，这种完全以成败做解释确实有些“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意味。后世儒家如朱熹、欧阳修等都试图指出这里的矛盾，不过，还是钱先生的说法更加一针见血：“盖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复曲意回护‘汤、武革命’，说终难圆，义不免堕”。（同上，页371） 在我看来，儒家的这种困境跟中国古典社会结构有关。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制约君主权力的社会力量。所以，孟子这样的大儒固然超越孔子，力倡民贵君轻，甚至与齐宣王针锋相对地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是，如何形成判断君主是否堕落为独夫民贼的标准，怎样把这样的标准付诸于对特定君主的衡量，并且使得君主必须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就范，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政府构造以及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事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带来的真正的地方权力无从形成以及科举考试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实在是决定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以及不断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雪国列车》，韩国人奉俊昊导演的这部充满对人类未来命运关注的影片讲述的故事是，地球急速变冷导致人类灭亡，一群人幸运地逃生于一列行驶在一条环绕地球、永不停息的列车上。前面车厢里是上层的享乐阶级，后面车厢中是受尽苦难的底层民众。后节车厢里的人们发起了革命，他们集体向前节车厢冲击。列车统治层的二号人物，由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梅森面对那些群情激奋的下层民众，右手举起一只皮鞋，告诫造反者：你们就是鞋子，要穿在脚上。前面车厢里的人是帽子，必须高高在上。这一情节令我怀疑那比喻就是来自中国古典。耐人寻味的是，列车上似乎只有两种人，即后节车厢里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和前节车厢里骄奢淫逸的统治阶层，竟然完全没有中间阶层的存在。难道说这就是这部电影对于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解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