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 叶兆言《陈旧人物》

　　有一次，从王伯祥家出来，时间尚早，祖父（注：作者的祖父是叶圣陶）说我们今天去看顾颉刚，不记得是没找着地方，还是找着地方人又不在，反正转了一大圈，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时常听祖父说起这位老友，印象中，他是个对许多事都有浓烈兴趣的人，喜欢收藏，喜欢民歌和民谣，喜欢看戏的戏票和说明书，只要是个玩意，到他手上就是个宝贝。 　　1954年夏天，顾颉刚上调北京，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自过问下，主持整理《资治通鉴》。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不敢怠慢，安排在画舫斋，那是北海附近，庭院内是一株唐朝的古槐，还有几株海棠。庭院东面就是“得性轩”，是光绪皇帝的避暑之地。顾颉刚虽为名教授，安排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一方面感到极大幸福，“所谓久溷尘嚣，今乃得斯静境”，终于能够安心做学问；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死于战乱，不死于谗构，又不死于忧伤”，这番破格重用，难免“声名太盛”，于是产生了“其将雪我耻耶”，“抑将速我谤耶”的疑问。 　　这种清醒真是难能可贵。顾颉刚是个地道的书生，曾因得罪鲁迅先生，屡遭痛斥和挖苦。鲁迅有脾气，顾颉刚也有脾气，大家都倔，顾后来虽然赠书给对方，但是两人之间的隔阂，始终未能解除。顾颉刚显然不止一次吃过口无遮拦的亏，他在苏州中学演讲，自己作为苏州人，不拍同乡马屁，却大说苏州人的种种不是。他说 “江南人本来很富于创造力，文学尤其发达。可是现在呢？在新文学家中，除叶圣陶外，竟找不出第二人来”。他又说“外面的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看苏州人在天堂中，难道这样的病态之中可以算作天堂吗？唉，老实说来，岂但不是天堂，简直是地狱”。 　　在五十年代，顾颉刚有着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查找资料方便，助手众多，然而来自意识形态的干扰，往往让人手足无措。他不至于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公开叫板不学马列，私下里也没少嘀咕。在《缓斋杂记（六）》序中，白字黑字地这么写着：马、恩治学基于西方历史，其探索学理则本于固有之辩证法而益加精进，欲治其学，必穷其源，此非有张骞之凿空精神不可。使予再稚三十年者，诚有勇气作此尝试。今则衰老相乘，旧业且荒，而欲广拓园地，非梦想而何！寿丘余子学步邯郸，失其故步，予亦惧夫蹈此覆辙以为世笑也。第今日之局，只许进，不许退，则予虽欲硁硁自守而势有不可。无已，惟有藉病屏却人事，俾得一意读书。有成则自喜，无成则其命也。 　　邯郸学步是五十年代的人文景观，一代知识分子失去根本，从此找不到北。有太多例子可以举出来，作家应景修改旧作，学者忙着订正观点，在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屡见不鲜，而且一度非常时髦。顾颉刚敢称病顽抗，已属十分难得，反对他的人，只要抖出与鲁迅争论的旧案，就足够他吃不了，兜着走。后人不熟悉当时的残酷气氛，误以为顾颉刚钦命在身，有尚方宝剑护着，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其实历史罪行和现实表现两者一结合，随时随地可以置顾颉刚于死地。历史早已证明，１９５７年打右派，很多人榜上有名，是毫无道理，很多人当时没有被打成右派，同样毫无道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在那种极端的岁月里，没什么逻辑可言。 　　我祖父最看重的朋友，不是写小说的作家，而是能有耐性做学问的学者。早在八九岁读私塾的时候，祖父就与顾颉刚认识，可惜先生管教太严，两个孩子竟然没说过几句话。 　　顾颉刚年轻时一度迷恋政治，“慷慨好任事”。他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很快就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而圣陶、伯祥觉党中人物气味不投，相率避去，虽开大会亦不到矣”，他因此“愤诃之，一时有交恶之状”。顾颉刚在思想上显然要比祖父和王伯祥激进许多，当时他新婚不久，初为人父，在上海神州大学读书，为了革命理想，竟不惜别雏抛妻，不惜中断学业，远赴北京，做社会党的党务工作。可惜“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毕竟不对他的胃口，他很快目睹了政治的种种黑暗，所谓 “藏垢纳污，集卑泄鄙”，于是“清夜以思，悲从中起”，于是发誓“他日入校，定习农科”，并且要“终老于此”。 　　顾颉刚１９１３年春季考上北京大学，是读哲学，还是中文，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五四以后，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年，也仍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如果说在后来，顾颉刚还保持着什么政治理想，那就是当时流行的科学和民主。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国学，无怨无悔，可以说自从进了北大校门，人生目标就此锁定，再也没改变过。 　　整理国故运动一度成为新文学口诛笔伐的目标。好在顾颉刚脾气倔，别人怎么攻击，他认定死理，一条路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管怎么说，他的国学研究，代表着过去一个世纪的最高学术水准。考察他的学术生涯，不能不佩服他的治学态度。我祖父屡屡提到老友，但是晚年同居北京东城，总不忍心去打扰他，因为只要有一点时间，他总是在苦做学问，即使是住院，躺在病床上，也绝不会放松。王伯祥便说他“自恃聪强，劬学力任，每不让人，看书则夜以继日，写文则万言不休”。他自己也承认“读书已成固癖，非此不愉”。对于新派的人来说，顾颉刚成天埋首国故，脱离阶级斗争，玩物丧志，与遗老遗少没有什么分别。对于老派的人来说，顾颉刚试图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关注民歌，关注民俗，关注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都太新，太时髦，太野狐禅。然而，他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深程度，这是不争的事实。 　　顾颉刚一生都在担心，怕失去“前进不懈”的勇气，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说过：我们研究的成绩，或浅陋，或错误，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每一种学问在创始时代必不能免于浅陋和错误。惟其能在浅陋与错误之后再加以不断的努力，自然能做到高深的地步。 　　顾颉刚的学术生涯，足以儆省后来的学人。他年轻时，经济窘迫，看见好书买不起。以后当教授，钱多了，能买些书，又屡逢战乱，东奔西走狼狈不堪。接着又遭遇思想改造运动，遭遇反右，遭遇文化大革命，读他的著作，不难感到他时时都在抱怨生不逢时，恨自己不能安心研究和著作。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停止学术活动，然而只要一息尚存，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能干扰学术活动的原因实在太多，贫穷，疾病，动乱，战争，学术专制，流行的风气，评职称，获奖，甚至过高的待遇，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正确对待，都可能成学问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