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炼红：生息与坎陷：关于昆曲的生存命运和时代境遇的调研报告

【提要】 　　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高典范之一，于2001年有幸入选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既彰显了中国古典戏曲所具有的杰出的人类文化价值，又昭示着中国民族文化获得世界性认同的巨大潜能。弘扬与振兴包括昆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为推动世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向多元发展作出贡献。面对昆曲内外交困的生存危局及其衰微根源，我们应当在保护和振兴昆曲的规划、决策与实践中把握好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充分体认并解决昆曲作为“博物馆艺术”和“活体传承”之间的所谓“两难”；(二)深入理解昆曲艺术本体在继承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积极审慎地付诸实践；(三)全面协调国家扶持政策、市场运作机制和艺术发展规律之间的平衡；(四)广泛持久地开展昆曲普及和教育活动，逐步确立起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中“不以规模胜、而以质地存”的从容品性和深邃见解，以此重建民族文化赖以生息发展的社会精神与文化土壤。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倘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和振兴包括昆曲艺术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方可在全球化时代确保自身文化特性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共存与长存，从而为破解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更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在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中，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早已经杳如黄鹤，惟有兴起于14世纪中叶的中国昆曲，如今还在空寂的舞台上一息尚存。六百年来，沧桑几度，中国的昆曲艺术能否在21世纪的曙光里重获生机? 2001年5月1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宣布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中国昆曲被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全票通过仅4项)，且名列榜首。“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其中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礼仪、风俗、手工艺、建筑、计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首批获此殊荣的19个项目选自世界各国推荐的36个项目，其中亚洲6个、欧洲5个、美洲4个、非洲3个、中东地区1个。执掌这次评选总过程的联合国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高度评价了这些获奖项目，誉之为“创造力表达和生命推动力的熔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就发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全世界至今已有690个自然和文化景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而，为了解决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反复的研究和科学论证，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采取新的举措，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跨越了4个重要的阶段，取得了瞩目的成果。第一个阶段，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建议案；第二个阶段，建立“活的文化财产”制度；第三个阶段，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制度；第四个阶段，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包括中国、印度、阿联酋、日本、古巴在内的二十多个国家随后认可并加入了该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表示，这一工作出人意料的进展让自己深受鼓舞，“很少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这么多国家一致认可”，“如果能够保持这个步伐，我们期望公约能够在明年进入实施。这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的兴趣是所有关注这些濒危遗产的人们的福音”。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在满30个国家申请加入公约时，公约即行生效，届时将选举产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代表作”将过渡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两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一个代表作的限额也将突破，申报与保护将结合得更加紧密，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得到有效的保护。 　　而此次“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的授予活动，即是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1997年11月，该组织正式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并于2000年4月致函各国，正式启动了该项目。为做好申报工作，我国文化部进行了慎重研究和周密部署，最后推荐了五个项目，即昆曲、古琴、剪纸、蒙古长调和川剧。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多年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系统翔实地说明了昆曲艺术的珍贵价值和它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影响，以及目前所处的濒危程度，终使昆曲项目的申报获得了成功。 一、昆曲获此“殊荣”的意义和影响 　　昆曲入选“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对于沉寂已久的中国昆曲界而言，无疑是一顶荣耀的桂冠；可面对着昆曲的濒危现状和衰亡迹象，它实际上又变成了一顶令人忧患、逼人奋起的“荆冠”。故而在当时对有关人士的访谈及媒体报道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引述了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于“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2001年6月8日)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喜忧参半”四个字。他认为中国昆曲艺术名列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件好事，但它反映的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昆曲艺术越来越为世界所注目，忧的是凡被列入遗产代表作的艺术，大抵是面临困境，甚至濒临灭绝。正是在这种忧患共识下，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体会和思考，昆曲获此“殊荣”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昆曲的入选，既彰显了中国古典艺术所具有的杰出的人类文化价值，又昭示着中国民族文化获得世界性认同的巨大潜能。 　　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次参加评选的入围者有诸多度量指标，如杰出价值、文化传统的渊源、文化特性的认定、起源和跨文化交流、在当代的文化和社会作用、运用技艺的精湛程度、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濒临灭绝等等。换言之，有望入选的项目都应当是堪称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曾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毋庸置疑，中国昆曲艺术无论在哪一条评审标准的衡量下都表现得相当典型。昆曲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中一个发展得最为成熟、最为完美的经典性剧种，熔诗、乐、歌、舞、戏于一炉，其间所涵纳的美学体系至今仍是中国戏曲美学的最高典范，具有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存世六百年来，昆曲对当今诸大剧种(如京、梆、川、越)和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种都产生过影响，因而被尊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此外，昆曲也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国特定历史社会形态的“活化石”，其内容涵纳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仪轨、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俗民情，乃至服饰、房舍结构等等，藉此可以再现全景的、动态的、直观的、可解读的社会历史形态，可谓是名至实归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更重要的是，对昆曲艺术的认同，实质上也意味着对昆曲所赖以生息的中国传承至今的民族文化生态的高度肯定和推崇。以此为契机，民族文化的拯救、复兴和保护开始成为世界性话题，这对昆曲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对民族文化而言更是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某种征象。相信随着昆曲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中所处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魅力也将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信众，从而有可能凝聚世界性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真正成为滋养和陶冶人类心灵的经典文化资源之一。 （二）以昆曲的入选为契机，弘扬和振兴包括昆曲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为推动世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向多元发展作出贡献。 　　在当今这样一个似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城市化、人口流动、旅游观光以及地区冲突、生态恶化等问题，正共同导致世界各地极具民族和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退化、消亡乃至被彻底遗忘的危机。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遴选“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促使国际舆论承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发动全世界采取保护和振兴措施，比如鼓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各地方团体全面重视，并加大力度鉴别、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因为，对于某一地区的居民或族群来说，他们所共同享有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就是他们最可贵的文化根基与识别标志，而这些思想和文化的结晶惟有通过口述方式才得以世代相传，绵延不绝，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生活在该地的每一个人。这些遗产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情感与智慧的结晶，只有它们的健康传承才能确保文化特性和多样性的共存与永存，从而有可能为破解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与精神资源。 这就使得中国保护和复兴昆曲艺术的工作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昆曲艺术的价值无疑体现了此次评审标准的精义所在：1．对本社区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力；2．存活下去的机会远远大于死亡。倘能借此机遇，全力复兴古典艺术，弘扬民族文化，那既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可在全球化语境中为推动世界文化向多元发展作贡献。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努力以自身文化生态的传承、发展和完善来丰富世界文化生态，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来成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自然是中国人对于人类文明进程应有的承诺和作为。 　　而这也恰恰体现出了“全球化”自身所蕴含的某种悖论。一方面，我们用来标识自身特有价值的文化符码，正逐渐被一种所谓的“标准化文化”所取代，致使各民族各区域特有的“文化认同”普遍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生成的种种契机或危机，也在不断地提醒和强化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地域、宗教、性别、阶级、语言等问题的理解，并且有可能在全球经济高度发展和运作机制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重新整合起更广泛领域、更多种形式的力量，以逐步缓解或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以昆曲的入选为契机，促使政府制定全方位的政策规划和扶持举措，切实推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的进程。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这样阐述设立“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奖项的目的：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吸引国内和国际研究者的注意力，鼓励科学的研究与保护；鼓励遗产继承者进一步提高相关技艺和手段，并把这些东西传承给年轻的下一代；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识别、保护、振兴、提高它们的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也鼓励个人、团体、机构、组织对遗产进行管理、保护、保存和提高。那么，值此昆曲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有利时机，中国将如何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 　　在文化部于2001年6月8日召开的“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上，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就《文化部关于进一步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的意见》(讨论稿)，征询了到会的“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文化厅局及各昆剧院团有关负责人的意见。其中包括下列政府举措：(1)确定昆曲为国家重点保护艺术，制定长期稳定的扶持政策。文化部要在1985年、1987年两个保护昆曲文件的基础上，继续贯彻昆曲工作“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八字方针。进一步明确保护昆曲的具体办法，把振兴昆曲的政策落到实处。(2)建立“保护振兴中国昆曲艺术专项资金”，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资助昆剧院团复排经典保留剧目和新剧目，支持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目及老艺术家声像资料的整理保存工作。(3)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稳定队伍，增强向心力。保证昆剧院团100％全额拨款，提高创作人员的稿酬。(4)抓紧培养昆曲艺术人才工作，有计划地在艺术院校举办昆曲演员、编剧、作曲研修班，确保昆曲艺术后继有人。(5)在艺术院团布局调整中保证昆曲院团相对独立的建制，各地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现有昆曲艺术院团的建设。(6)通过举办艺术活动，推动昆曲艺术的保护和振兴工作。已经确定的活动安排有：2001年8月在杭州举办“纪念昆曲传习所80周年暨昆曲表演艺术大师周传瑛(90周年)、王传淞(95周年)诞辰”庆典活动，同时召开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年会；2002年举办第二届中国昆曲艺术节；适时举办全国昆曲青年演员评比展演，昆曲经典剧目示范演出。(7)加强艺术评论和舆论宣传。利用多种传媒手段，做好优秀昆曲剧目的评介和推广工作，为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8)扩建或重新选址建立中国昆曲艺术博物馆。 此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派员协助下，文化部又着手制订《保护和复兴昆曲艺术的十年规划》，意在改变以往昆曲剧团各自为政的局面，就未来发展做一个总体部署，并要求五年内每家剧团必须拿出一整套的剧目整理抢救计划。规划指出，昆曲的保护和抢救的重点，将围绕昆曲剧目整理、人才培养和加大资金投入等展开，其力度前所未有。譬如，为了抢救剧目和文献资料，建立“中国昆曲艺术影像资料库”，对北方昆曲院、上海昆曲团、江苏昆曲院、浙江京昆曲院、苏州昆曲团和湖南昆曲团60岁以上老演员的代表作进行录音录像；三年内完成对珍贵的昆曲文献、演出脚本、曲谱和图片的搜集和整理，建立“中国昆曲艺术博物馆”；对全国昆曲演出遗址要实施有计划的保护，等等。为了保障十年规划的顺利实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的共同协助下，还将尽快设立国家级的“保护和振兴中国昆曲艺术的专项基金”，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保护基金，将从根本上改变昆曲的生存困境。 　　十年规划的制订，至少体现两方面的意义：一，昆曲保护不再急功近利，而是放眼长远；二，昆曲的抢救跨越了国界，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全世界力量的关注和保护。当然这一切都还处在设想、规划与探讨阶段，付诸实施还须假以时日。在继20世纪20年代创办昆曲传习所而使昆曲生命得以延续、50年代又凭借《十五贯》的成功而创造“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奇迹之后，屡屡复苏却又难逃濒危境地的昆曲，如今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倘若把握得当，这无疑将成为昆曲的“第三次复兴”而永载人类文明史册。 尽管如此，昆曲实际的生存状况仍未得到相应的改观。截至2001年，全国尚存7个昆曲院团所，直接担负着保护和振兴昆曲的重要使命：浙江京昆艺术剧院(1955年在由传字辈组织的民间戏班“国风苏昆剧团”基础上组建而成)，江苏省苏昆剧团(1956年成立)，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成立)，湖南省昆剧团(1964年成立。前身是1960年组建的郴州专区湘昆剧团)，江苏省昆剧院(1977年成立，前身是1956年始建的江苏省苏昆剧团)，上海昆剧团(1978年成立，前身是1962年改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浙江永嘉昆剧团(1951年成立，1999年重建永嘉昆曲传习所)。各院团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严重影响乃至阻碍了昆曲振兴工作的正常进行。归纳起来，这主要表现为：(1)近年来在院团体制改革的文件中缺乏对昆曲的具体保护政策，一些正确的原则精神到了下面难以落实。(2)经费严重不足，艺术创作演出无力投入。(3)从业人员工资过低，人心涣散，人才流失，队伍思想不稳定。(4)医疗费用不堪重负，致使原本拮据的经济雪上加霜。(5)优秀演员后继乏人，年龄普遍偏大。(6)优秀青年尖子演员演出剧目日益减少。(7)缺乏适合昆曲演出的剧场和硬件设施。 　　据悉，2001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曾投资40万元举办京昆传统艺术系列研修班，首期研修班确定为京剧麒派艺术和昆曲岳美缇巾生艺术、张洵澎闺门旦艺术3个班，不分剧种和行当面向全国招生。这是上海为继承、抢救优秀传统艺术，发现、培养优秀紧缺人才而确定的一项重要的艺术工程。因为京昆艺术有“艺在人身，艺随人走”的特殊性，争取时间继承、抢救民族文化优秀遗产显得尤为重要。该研修班于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举办，学费全免，食宿自理，不料报名者极为寥落。原因主要是：全国京昆院团都不景气，处境尴尬，大多无心于此；演员收入低，院团又无力报销，则参加研修班期间的各种开销就成了较大的负担；好演员都在各院团的演出活动中挑大梁，不便放人。后经主办者多方动员，终于达到100多人。 昆曲现状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一个事实，即依然有许多人珍爱着昆曲艺术，为它沦落到如此惨淡的境地而扼腕痛惜，并且心有不甘。据说，江苏省昆剧院的驻地原是清同治年间“江南府学”旧址，因而在修复过程中院长邵恺洁到北京请赵朴初先生题字，老人当时已病重住院，但不仅一口答应，还执意不收润笔费。招呼去拿题字的那天，老人颤抖着拉开抽屉，递过来整整一万元说：“知道你们很艰难，昨天我让老伴去银行取来我的积蓄一万元，希望对昆曲有点帮助。”论钱的数额，这自然是杯水车薪；而论其用意的厚重与诚挚，这恰恰可以佐证中国昆曲界之所以能苦苦挣扎至今而不轻言放弃的真实心迹。倘若没有他们那份甘当“文化守灵人”的苦心孤诣，昆曲艺术早已经香消玉殒，又何以能等到一阳来复的新机? (三)昆曲衰微的根源和症结 　　昆曲的衰微，究其根源，既有它内在的局限，又有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可谓是“内外交困”。就前者而言，像昆曲这样的一个古老剧种，想要通过自身的不断更新发展来适应并紧跟当下的时代节奏、文化生态、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实在是匪夷所思。而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文人艺术集中体现的“经典性”、“贵族性”和“保守性”，也注定了它将越来越疏离并隔膜于时代和民众。就后者而言，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中通俗与流行文化铺天盖地、势不可挡；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大力推行，对那些原属非赢利性的文化艺术领域产生了极大冲击；而在所谓“多元”实则唯西方社会马首是瞻的“现代意识”及其价值观念的牵引下，人们更是普遍出现了求新求异、趋时趋利的浮躁心态……上述种种因素，使得以传统和本土文化为代表的弱势文化形态被轻视、被冷落，逐渐呈现出日暮途穷的衰相，而昆曲的式微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世风侵染之下，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是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比如：虽说昆曲是阳春白雪，曲高则必然和寡；可人们为何可以不懂西洋艺术而极力怂恿孩子学钢琴、学芭蕾？为什么一说起芭蕾、西洋歌剧，人们都相信是高雅艺术，票价可以高达数百上千，而对昆曲等传统戏曲的演出，人们就未必觉得是高雅艺术？市场的选择何等残酷，而活跃在这个时代的媒体和中介究竟向人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趋热避冷，跟风炒作，合力制造时尚，显然是当前媒体中介的流习。从这一角度出发，徐晋先生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昆曲不绝》一文，将昆曲衰落的个中原由一语道破：社会不助，媒体、中介不助，观众不助。 这里有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昆曲艺术赖以生息的文化土壤显然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各种形式的“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环境，也危及了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昆曲艺术的生命是如此精微、细腻而敏感，它的濒危正说明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然存在着整体性的危机。可从目前看来，这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醒与忧思，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以所谓“多元”、“开放”理念及“市场经济”热潮来推波助澜的现象。 　　此中玄机，就曾被身处上海的毛时安先生一语道破：“现在，我们强调文化走向世界，其实是强调文化走向世界市场，这个市场又主要是欧美国家市场。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为了进入西方国家市场，急于让西方的主流社会接受，就用西方价值观念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文化。” 譬如，自20世纪80年代起推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来，昆曲界进行“改革”的基本趋势，大多是从剧本结构、灯光布景、舞台调度、音乐配器等方面都亦步亦趋地向话剧和西洋歌剧靠拢，而这些因素往往妨碍戏曲表演，同中国传统戏曲舞台美学相冲突、相悖谬，其结果必然是简化和削弱了戏曲特有的表演艺术特征及其美学特质。这一方面固然是“改革开放”成其为一呼百应天经地义的强势主流话语，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大潮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肆意泛滥所致。人们以为，经过所谓“现代化”包装便可以招徕更多的现代观众，从而改变戏曲市场的不景气局面，但实际效果未容乐观。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戏改运动中，昆曲的演出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动，而依然没有脱离昆曲艺术的基本格局，那么近年来的某些“改革”、“创新”已渐渐斫丧了昆曲艺术的本体与质地。从长远来看，其实，这无异于自断经脉。 三、复兴昆曲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充分认识到复兴昆曲的深远意义、并直面其生存困境的前提下，就全社会如何藉此契机推进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的工作，孙家正在2001年6月8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他强调昆曲艺术的保护和振兴不能急功近利，而是要立足长远，做长期艰苦的工作。为此提出三点意见：首先，要对昆曲艺术的内涵及本质特征进行再认识，如果认识不透彻就会在今后的保护与发展中弱化、丢失自我，甚至出现偏差；其次，要把握好“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八字方针所包含的辩证关系，对昆曲来说，保护、继承重于创新、发展，但一个剧种如果没有新创剧目，那也谈不上保护和振兴；再次，要切切实实地做几件实事，要以保证现有昆曲艺术院团的独立建制、保证经费投入，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加强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同时要争取现有昆曲院团所在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使政策和措施得到迅速有效的落实，从而为昆曲艺术的保护与振兴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保障。 　　这里其实涉及到了多种关系之间的辩证理解和协调问题，能否全面、灵活而妥善地把握它们，将使我们的各项具体实践变得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而对于其中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复兴昆曲的规划、决策与具体实践过程中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如何理解昆曲作为“博物馆艺术”和“活体传承”之间的所谓两难？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昆曲的价值主要还在于研究，因而是“博物馆艺术”。理由之一，昆曲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文学和艺术价值以外，也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和“活化石”。随着近几十年大量资料的被发现，昆曲蕴藉雅致的古典美以及它对于后世戏曲声腔、剧种的全方位影响，昆曲在中国文化史和戏曲史上所处的重要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正逐步得到确认。而现有的研究成果零散而薄弱，远未能达到与昆曲地位和价值相称的水平。因此，加强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发掘昆曲艺术的丰厚资源，为昆曲及其他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这应当成为昆曲界和学术界齐心协力的奋斗方向。理由之二，昆曲原有的娱乐性在目前早已不是最主要的功能，倘若念念不忘其娱乐功能，那就意味着要有演出、有观众，而在目前情况下，原汁原味的昆曲恐怕难以吸引观众，于是革新和发展成为了大势所趋。但事实往往证明，一味主张改革的人不管有意无意，在客观上多少起了“破坏”昆曲的作用，以致有专家疾呼“昆曲改革无异于自杀”。总之，对待昆曲就要像对待其他珍贵文物一样，首先是原样保护，然后才是适当利用。 　　但也有人觉得，昆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极其鲜明的儒雅文化特征和东方美学特征，而这些特质当然可以在各种戏曲演出及其他现代艺术活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目前昆曲虽已不是主流的艺术和娱乐活动，可它仍拥有那些具备一定文学和艺术修养的观众，仍在发挥它作为艺术活动的重要愉悦功能。而国内及海外昆曲曲社和曲友们的频繁活动，特别是台湾兴起的“昆曲热”浪潮，以及越来越多喜爱昆曲而并不以研究考古为目的的观众的出现，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昆曲的文物价值事实上也相当有限，较之于很多相关的文物类型，它并不是最古老、最稀有的，因此倘把昆曲的价值主要看作是“博物馆艺术”而仅供开展艺术与文化历史的研究考古，这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此间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昆曲诚然是亟需保护以待深入研究的珍贵文物，可它毕竟不是无生命的文物古董，而是一种靠人的演出活动来承载的“活体”遗产，它不仅仅需要人们像保护名胜古迹那样时不时拨款维护以供观瞻，也更渴望能以“活体传承”的方式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存得更完整、更长久。昆曲的“活体传承”又不比学术研究那样具有相对的自足性，不可能不顾及观众的要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而昆曲在演出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娱乐功能，较之于成为研究考古对象更具有主动性，也更能激活和增益其艺术生命力。因此，再古老的艺术活动也还是需要一定数量观众的存在，需要通过精彩的演出来愉悦更年轻的观众，开拓出更持久的市场，从而保持更鲜活的生命力。而昆曲艺术倘能持续演出、永葆生命，这不正是最佳的保护和振兴方式么？于是，昆曲界不得不面临一个看似“两难”的境地：既要为保护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而承担起维护和传承昆曲艺术的神圣使命，又得为赢得时代和观众而追求创新、发展，以免孤芳自赏、固步自封。 (二)如何把握昆曲艺术本体实践在“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与上述问题相关，再就昆曲艺术本体而言，一直以来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一核心问题上：昆曲艺术应否改革？能否改革？上海昆曲团团长蔡正仁先生认为，昆曲绝不只是“博物馆艺术”，所谓“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既然是文化活动，那么它就要活和动，决不是静止不变的。昆曲有艺术魅力，也有历史局限性，保存昆曲最好的办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发展。 毛时安先生也就此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昆曲作为舞台艺术，不同于凝固有形的文物实体，应该强调它作为非物质遗产与物质遗产的区别，应该有一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保护方式，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反对意见则认为，改革与发展不应在昆曲演出中占主流。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有着如此深厚的艺术积淀且自成体系，其乐律之清雅、曲文之精美皆为后人所不及，即使万不得已需要改编，也不等于可以任意改动，更不是什么改造。改编的作品不能用现代语汇、现代审美方式改编原作，要忠实原作的基本精神，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地方决不能改。其关键在于，昆曲的改革和发展只能在体系之中，不应在体系之外，而80年代以来戏曲界所出现的所谓“改革”作品多在寻求体系外的改革。对此，俞振飞大师曾在《演剧生活六十年中》(1983年)一文中提出，昆曲演出可以考虑“博物馆剧目”与“推陈出新剧目”相结合，即原样保留经典剧目的演出并以此培养青年演员，同时在新编或改编剧目中作些改革尝试，比如加快节奏。但他又格外强调，“谱了新腔，昆曲的味儿必须保持，这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标志”。 中国戏曲协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对昆曲的保护应多条腿走路，多种方式齐头并进。一面要因循文物保护原则而力求“整旧如旧”，另一面也要鼓励艺术创新，但不要进行所谓的破坏性创造，用今天的东西去覆盖古人的成就。 这样一来，既能保存经典的昆曲艺术成果，又能够使昆曲这种舞台艺术在现代生活中持续发挥其现实意义和功能，也有助于在探索和实践中对昆曲表演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只有从各个方向上进一步朝纵深发展，才可能全面体现昆曲艺术的价值。 　　在我看来，应当强调的是，古典艺术所以成为古典，是指它在某一历史阶段已发展到高峰，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具有指导性的规范。因此从理论上说，当某种表演艺术成为古典，改革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后人的贡献主要是学习和掌握这些规范，并通过与其个人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后的灵活运用，来达到这一表演艺术的最高要求，藉此体验和维持其巅峰状态。因为传统戏曲艺术在技艺上虽已基本定型，但每一代演员对于传统都会有不同的了解和体会，对剧目和人物仍有许多想象空间，而对同一作品及人物所作的不同演绎也正是对古老艺术的“发展”。譬如建国以来，看似不能更改的昆曲经典《牡丹亭》的表演，实际上也屡有变化：只要看看梅兰芳、张继青、张洵澎等艺术家的演出录像，就会发现其中的微妙差异。这便提醒我们，对于经典剧目和古老剧种的发展，或许正需要这种于细微处见功力的耐心与专注，方能够细水长流，精益求精。而这也决定了昆曲改革不能等同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通常所谓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的改革姿态，对昆曲而言绝对不宜。在某种意义上看，惟此细致而精微的“水磨功夫”，恰恰意味着“继承”也就是“发展”，而“发展”就已蕴含在“继承”之中。 (三)如何协调国家扶持政策、市场运作机制和艺术发展规律之间的平衡？ 　　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民族文化遗产之丰富不言而喻。但由于国家政府没有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政策，例如，尽管在形式上维持着很多艺术剧团，却没有具体措施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显然是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如今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保护昆曲是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民族艺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更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切实体现。振兴昆曲主要依靠昆曲自身的艺术魅力及昆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但也必须由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才可能帮助昆曲走出困境。据悉，浙江省人民政府已经出台了扶持昆曲的一系列措施：如在保证国家保护和振兴昆曲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以外，每年投入100万元建立昆曲艺术专项扶持资金，省文化厅每年还将另拨10万元专款扶持永嘉昆曲传习所，温州和永嘉市也将另拨专款扶持永嘉昆曲。这样的政策力度与制度保障，在全国昆曲院团所在的各省市地方政府中相当领先。倘能坚持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扶持举措，势必会对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起到一个良好的导向与协调作用。 当然，政府适当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并不能完全解决昆曲当前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经费的匮乏固然能通过制定特殊政策予以缓解，但昆曲的观众锐减、市场疲软问题却难以真正解决。而长期以来，昆曲基本上是以非主流非大众化的状态姑且隐居于现代生活中，缺少观众和演出市场已成为昆曲衰败的致命因素。因此昆曲的复兴，不仅要仰仗政府的大力扶持，更要靠昆曲艺术的自身魅力去吸引当代观众。有人指出，像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文化不是完全没有市场，是没有好好开发市场。倘若下功夫宣传昆曲艺术，则其生存环境便可有所改观。可令人踌躇的是，天性幽雅的昆曲是否需要和能否适应媒体的炒作?昆曲之美在于她的古典、优雅与纯净，急于亲近观众和市场是否有损其特质？这就面临着一个长期以来都未能克服的“障碍”，那就是昆曲所特有的古雅与精致、舒缓与幽静，如何在通俗文艺所向披靡的今天，在毫不留情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中，同各种时尚文化去争夺人们的目光？ 　　面对上述困惑，有识时务者认为，古典戏曲艺术虽不是一般娱乐商品，却拥有少量的观众和市场，倘若在外部运作中精心策划、适当包装、大力宣传，未尝不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比如与旅游观光业相结合，既可营利又弘扬了民族文化，而由此所得的利润则可进一步用以保护和发展古典文化艺术。因此，昆曲的悲哀不在于它失却了身为昔日经典的华彩，而是渐渐凝固于某种高度而自命曲高和寡，不愿视之为一种文化资源而体现其全部价值，包括可能在市场运作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换言之，昆曲想要真正摆脱单纯的“遗产”状态，其出路之一就是把自己定位在以“高雅”、“经典”为宣传亮点的文化产业的位置上。如同其他文化艺术形式一样，昆曲也得面向市场、面向受众、面向社会，通过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和服务而实现文化生产的社会价值，并通过产业运作获得自身发展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目前上海正积极寻求传统昆曲能为现代观众所接受的、与旅游及商业相结合的一种载体，使昆曲能更多地演出和普及。这是某种动向之开端，日后恐怕还得更加有条不紊，譬如制定长期演出计划，配合旅游、节庆等时机，健全一整套灵活有效的宣传、订票网络等等，如此持之以恒，方可使昆曲演出活动的产业化运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而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体制的不断改革，特别是以演出活动为核心的文艺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善，都将为推动文化艺术的产业化进程提供有利条件。当然，这里不仅需要国家为文艺团体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如拓展投融资渠道、增加政府与社会性投入，而且要促进现有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形成新的优势和生长点。当前文艺院团的发展面临着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受到旧的管理体制的制约，缺乏内在动力和市场运作的必要资源，这就使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就上海而言，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举措首先是“文广合并”，即于2000年5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成功运作十个月后又于2001年3月推出并实施深化文艺院团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委托媒体来管理原文广局直属的文艺院团，以推动新闻媒体和艺术团体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进程。授权委托的都是上海宣传文化系统的强势单位，它们将发挥新闻媒体在市场运营资源、社会融资能力和品牌宣传、人才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为文艺院团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文艺院团也将以其雄厚的艺术人才资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相应的观众群体，为媒体承办和参与全市性的重大活动提供演出服务，藉此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可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但上述政策仅仅是大格局上的改革举措，倘要使之真正推动剧团的发展而不单停留在规划和形式上，那就得着手进行剧团内部的改革。近年来上海戏曲剧团无论在经营、分配、人事体制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举措和大动作：经营体制改革方面，如长宁沪剧团在上海戏剧界率先成立股份化剧组以激发演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增强剧组的凝聚力；分配机制改革方面，如上海京剧院实施以演出为中心的经营策略和考核制度而使个人收入与演出量直接挂钩，甚至以十倍档次拉开距离；而在人事体制改革方面，则通过社会化管理服务方式促进人才的柔性流动，普遍采用“客席”制，并在全国戏剧界率先实行编导签约制，等等。 这一切都为古老昆曲如何组织起现代演出活动的运作机制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天地。当然，其间还须经过一个漫长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但对于当前某些片面强调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运作的倾向性观点，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化上的急功近利是非常危险的”。 众所周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瑰宝，是教育引导下一代、提升民众文化修养和趣味、并同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各种形式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因此，在市场经济时代积极探索其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我们也应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底线上达成一个共识，即不能把昆曲这样的古典艺术看成一般的娱乐商品，听凭它在市场运作中被庸俗化、粗鄙化，甚至于因放任自流而自生自灭。而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合理的政策扶持和明智的舆论导向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当市场运作中的利益机制严重威胁到民族文化的非功利生存与发展的时候。说到底，就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依然无可替代，那么责任也就不可推卸。 (四)如何重建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息发展的社会精神文化土壤？ 　　昆曲的危机，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危机。在全球化的走向越来越成为强势力量的情况下，中国目前不仅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更是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重的文化与精神困境。在整个社会日趋世俗化、大众化的时代潮流中，人心的迷乱、社会的失序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崩溃与裂变，使得包括昆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越来越丧失了原有的神圣光环，或者任其萎缩、衰败、自生自灭，或者以“革新”为名而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变质、堕落。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倘若不是刻意图之、并勉力为之，要想让昆曲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可望的事情。而昆曲入选“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恰恰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向人透露出一线生机，于情于理我们都要把握好这个机缘。然而，复兴昆曲的最沉重、也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重建昆曲艺术赖以生息的社会精神文化土壤。当这片土壤日益沙化和贫瘠，当生存竞争远远超过了对美的追求，致使“中国式的性情”不复存在之际，复兴昆曲的呼声再大，恐怕也只能成为空洞的誓言，仅供人们兴奋一时。 　　对此，当前的共识之一，是保存和振兴昆曲艺术除了要精心培养每一代演员，同时也要耐心熏陶每一代观众。人并非生来就懂得欣赏好东西，正所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只有通过吸引更多的人和昆曲接触而发生兴趣并逐渐浸润其中，才能以昆曲自身的美仑美奂来赢得现代人的心灵。但培养观众不应降格以求，或以某些时尚口味来迁就他们；而是要通过艺术教育引导他们，使之有能力了解、欣赏。媚俗的推广手法，并非昆曲艺术的普及之道，更不是继承和发展之道。这里虽也难说什么价值的高下之分，只是昆曲的本性毕竟有些特立独行，不宜从众与趋时，反而需要适当地引导与提升观众的欣赏趣味。但这并不意味着昆曲只能孤芳自赏，而不惜自外于观众和市场。相信此中的原则与分寸，明眼人是不难分辨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倘能让昆曲走进校园，并逐步列入大、中学校的教育科目，使幽兰得以扎根在深厚的文化教育土壤中，这或许才是推广昆曲艺术的最佳方式。因为，昆曲这样的古典艺术内蕴深厚，要欣赏它，除了直觉、感性之外，还需有一定的文化涵养。而昆曲之所以落到要呼吁全中国乃至借助国际性的力量对其进行拯救的地步，抛开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因素不说，几十年来忽视了文化与美学教育，也是人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去欣赏高雅艺术的根本原因之一。须知在各先进国家，古典文化艺术通常已在政府统筹下被纳入文化教育的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就学时期便有多种机会欣赏和学习。这不但保护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也使得每一代国民都有机会接受这方面的文化教育和精神陶冶，在充分享用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吸收其宝贵营养，以便更好地运用这些资源来创造新的文化生命。 　　在这个意义上，昆曲艺术实已超越了一般戏曲活动的层面，戏曲演出的舞台和空间也就成为人们欣赏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殿堂。这也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往往不以规模胜，而以质地存。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戏曲艺术的现实性生存，显然不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但所谓“不以规模胜，而以质地存”，恰恰可以表明非功利的古典文化艺术在直面多元、开放的现代生活时理应具有的从容品性和深邃见解。在我看来，这也应当是一种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而非表面上复兴昆曲及传统文化的心理共识。身为中国人，凭借这种共识背后的文化自信心和使命感，我们才有可能重建传统文化赖以生息发展的社会精神文化土壤，才能真正维护、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我相信，任何一个伟大民族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精粹，其实都源自于这样的从容和深邃。 　　在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真理、也似乎不再需要什么真理的时代，我们在复兴昆曲所引发的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将如何生息发展的思考中，或许更应当信守这样一个真理： 　　“我们切勿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上海卷) 中国ISBN中心1996年、1999年版 《昆剧演出史稿》 陆萼庭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昆剧发展史》 胡忌、刘致中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昆曲》 李晓著 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昆剧大辞典》 吴新雷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昆剧志》 方家骥、朱建明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原载《2002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2005年10月补充修订】 注释： １参见邹启山：《如何认识“非物质遗产”》，《人民日报》2004年5月25日 ；陈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11月更新》，《东方早报》2005年9月12日。 ２参见潘震宙：《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6月8日)。 ３《抢救京昆艺术不容迟缓上海开研修班培养传人》，《人民网》2001年6月13日；《上海京昆研修班：免费“充电”竟要人请》，《解放日报》2001年7月18日。 ４参见《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8月31日。 ５持类似观点的，例如：郭汉城在2001年6月8日文化部召开的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上的发言；顾笃璜：《昆剧为什么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中华戏曲网”；章培恒：《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吴宗锡等人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戏曲频道“说戏谈天”栏目中的讨论，等等。 ６当时各戏曲网站都有相关讨论，分别见诸“咚咚锵——中华戏曲网”、“袅晴丝”(昆曲网)、“江南兰花昆剧艺术邮件列表”，等等。 ７蔡正仁：《浅谈昆剧的继承与发展——为上海昆剧团建团二十周年而作》(1999年4月25日) ８《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发言摘登》。引自“咚咚锵——中华戏曲网”。 ９俞振飞：《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１０参见郝洪：《昆曲：折翅的蝴蝶要飞》，载《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8月31日。 １１有关情况，详见龚学平、殷一璀：《在深化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3月2日)。 １２参见蒯大申：《2001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１３参见郝洪：《文化不能急功近利——访上海市文广影视局创作中心主任毛时安》，载《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