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

1．拉丁语的魅力 2．语言的普遍性 3．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汉语的特点 4．界说 5．关于《马氏文通》 　　我们这个讲座，叫“《马氏文通》四讲”。前三讲，讲了有关《马氏文通》的三个问题：作者问题，来源问题，贡献问题。这一讲的内容是从第一讲衍生而来的。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马氏文通〉的作者到底是谁》里，我重新探讨了《文通》的著者问题。在分析了朱星、邬国义、许国璋、蒋文野、林玉山诸家的说法后，我认为，马相伯参与过《文通》的撰著一事是可信的。其实多数学者并不否认这一点，分歧主要在于，马相伯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根据马相伯自己的说法（他说：“原稿经我删去三分之二有奇…”），我们可以断定他审读了全书，大大精简了例句。除此之外，就不清楚他具体做了哪些事。不过，马相伯又曾经对朱星说，他是“采用拉丁文法，尽量就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这样看来，他还可能参与了《文通》框架的总体设计。沿循这一思路，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认为，他的语言观在《文通》中会有所流露。相隔了许多年，如今我们要想弄清马相伯的参与程度，是很困难的，但既然我们承认他有功于《文通》，就不应该忽略他对语言和语法的认识。可是，以往我们探讨《文通》所立足的语言哲学和语法观念，总是说马建忠怎样认识，却不提马相伯的看法如何。这样做对马相伯就未免有些“不公”。 下面就让我们从马相伯的著作中找出一些有关的论述，看看他对语言和语法问题有多大的兴趣，他的思想与《文通》有没有联系。 1）拉丁语的魅力 　　朱星写道：“《文通》作者[相伯老人]曾对我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再看早先黎锦熙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朱星说的应该是事实：“清光绪间，其兄今九十四老人丹徒马良相伯氏正编订古拉丁文法，他[马建忠]便跟着找出几大部古书中的例子来，装进去，修成这部《文通》……。” 　　马相伯编订的这部“古拉丁文法”，后来取的书名是《拉丁文通》。这部书1903年曾经有铅印本，可惜已经亡佚了，如今只能读到一篇叙言。马相伯在那里面说，要“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他之所以重视拉丁文，不但因为它是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科学语言，而且也因为它是神圣的宗教语言，是他本人在教会学校中所学的最重要的一种外国语言。另外，他又看到，各种印欧语言的语法书都出自拉丁语法传统，所以觉得为学习、掌握现代欧语语法的目的，从拉丁语法入手也是蛮合适的。 　　这个认识也体现在他制订的《震旦学院章程》（1902）里面，其中“功课”第一条规定：“拉丁为读任何国文（按指现代欧语）之阶梯，议定急就办法，限二年毕业，首先读拉丁文，次年读何国文，以能译拉丁及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在《章程》的分科列表中，拉丁被称为“古文”（dead language），英、德、法、意等现代语言称为“今文”（living languages）。后来他写《致知浅说》（1924），所有的西洋术语都用拉丁文，理由是，“一以辣丁非流行语，不至随流俗以变更，语义反确定故；二以欧语凡胎息辣丁，若英、法、意等者，皆可通故……”。 　　马建忠对拉丁文的看法，跟他的兄长完全一样。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他说：“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马氏文通》把拉丁语法当作仿借的范式，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拉丁文是西方古时候的一种死语言，而《文通》所描述的汉语文言，实际上也是一种古代死语言。因为已经死亡，拉丁文的语法规则就不会再起变化；与此类似，文言也有“一成不变之例”。拉丁文是一种经典语言，要说它的用法的楷模，那是非“季宰六”（西塞罗）莫属；而文言也是一种经典语言，它的范例大抵不出周秦两汉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是所谓“文章不祧之祖，故可以取证为法”。用拉丁文写作，后人哪能写得过西塞罗呢？文言也是这样，马建忠说，“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就连韩愈，在他眼里也已经失去了古文的“神”和“气”。只不过由于韩愈还算懂得“文理”，马建忠才瞧得上他，让他入围《文通》的选材。 　　总之，文言和拉丁文属于同一层次，在马氏兄弟看来，根据拉丁语法模式撰写文言语法无疑是最优方案。但在学术上，马相伯倒也不是唯拉丁语是从。他曾经明确告诉想学拉丁文的蔡元培，这种语言“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个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的学习的必要”。 2）语言的普遍性：从语法到逻辑 　　《马氏文通》后序里说： 　　“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 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 　　考虑到马氏家庭的宗教教育背景，我们对这种关于人类心理、思维的共通性的认识就不会感到意外。不妨比较马相伯的类似说法：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人所尽知者也。” 　　基于这种认识，马建忠又进一步提出，各种语言的语法规律具有共性，“其大纲盖无不同”。而马相伯后来在他的那本逻辑学著作《致知浅说》里，也提到人类语言的共性： 　　“万国语言文字，虽各不同，但……必有大同者在。” 　　他又谈到，语言是人类最便利的表达工具： 　　“夫言为心使，心受言诠，其自性在表其心意。……人欲表明心意，固有多方，但 极普通者，莫如言语。” 　　马建忠写《马氏文通》，是要借西洋语法的范式阐明古汉语的语法条理，而在二十年后，马相伯写《原言》篇，则是想要再深入一步，从语法研究上升到逻辑分析，以求探明“言语之机缄”。下面一段话出自《原言·自序》： 　　“乃或疑名学亦原言（logica）也，何与欧西文法书无大迳庭？是不徒未审原言，而并理化之分科，亦昧昧然矣。……文法书者，物理之流，惟于字类章句，外观之变现分经纬。原言则化学也，必于言诠语表，探自性之变化。譬之绘事，人面可绘也，人性不可绘也。不可绘者精神，文虽载道而非道，文虽明理而非理。……即我国文辞，自古及今，凡脍炙人口者，亦矩镬同遵，孟子以好辨称，尤深于此。所惜皆神而明之，未有专书。……而原言者，不独理想所由平正，而亦确然知其所以平正之化验具也。” 　　以上“文虽载道而非道，文虽明理而非理”一句，令人想起《马氏文通》后序里类似的话：“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通》是语法书，而不是语言逻辑书，马相伯对它感到不满，于是有“所惜皆神而明之，未有专书”的慨叹。 3）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汉语的特点 　　《马氏文通》虽说是仿照西洋语法而作的，但是对汉语的独异之点也很留意。《文通》中有很多处指出，某种现象是“华文所独”。而马相伯一方面追求人类语言的共性，另一方面也不忽略具体语言的特性。在马相伯的其他著述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取向。他认为，语言文字是每个民族借以表达精神和理想的工具，不能不格外重视： 　　“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故观国者，每即其文字以觇之，未有文字浮浅委琐，陈腐狭陋，而理想不愧于文明者。 今夫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灵光也。 　　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也有阐述：　　 　　“举凡由人类的历史经济中所发现或发明的增进其明德和其物质生活幸福的技术、科学、美术、建筑等等皆谓之文化，而语言文字亦其一端。因为它们能传达人类的思想、感情，不但传之远而且传之久，使万物经过语言而成为明确的意象，明确的意识，把这种语言笔之于书则成文字。有了文字，人类的历史才可以信今而传后，所以语言文字为文化的一种最重要因素。” 　　由此观察中国语言文字，马相伯便很注意它的特异之处： 　　“我国文字之难，以其虚实死活，但视其位，而无定形。如“明明德”二“明”字，上活下死，其辨在位不在形。 　　我国文之虚实死活，一则本定形，故无一言一字，可与拉丁文所训悉同……；二则又无定位，故无一语一句，可与拉丁文前后雁行……” 　　再来比较一下《马氏文通》里的说法： “ 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心雕龙》有云：‘位言曰句。’句读所集之字，各有定位，不可易也。” 　　在《致知浅说》中，马相伯也多处把汉语同欧语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4）界说 　　《马氏文通》第一卷为“正名”，立“界说”即概念定义二十三条，其开篇称：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者，曰界说。” 　　在《致知浅说》里，马相伯用一整篇来专门讲“界说”。他从逻辑学的角度探讨界说的必要和怎样进行界说。 　　从《一日一谈》之八“中西学术的谈屑”一篇中，我们又得知，原来“界说”是西文Definition（定义）的译名，而最先使用它的是徐光启： 　　“‘致知在格物’这一句话，在哲学问题上非常要紧。所谓‘致知’就是哲学，即西人所谓Philosophy，所以Philosophy应译为‘致知’，‘哲学’二字实不妥当。致知的工夫即是格物。……实则所谓格物，第一步就是把各种事物下一个Definition。这个字，徐光启先生译做‘界说’，真是恰当之至。所谓‘界说’，就是‘分析’，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种类别，使它有一定的界限。亚里斯多德之所以为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其功用也就在于‘分类’，在于创定‘界说’，给后人指出格物的门径。” 　　《文通》为什么重视“界说”呢？看来不仅仅是为了制定一些语法术语，而且是要为“致知”的目的阐明语言范畴，并且从逻辑上给予严密的定义。 5）关于《马氏文通》 　　马相伯经常谈到《马氏文通》，以作者的口气对它的方法、构架加以分析，同时检讨它的不足。请看以下三处论述： 　　“用字造句，《马氏文通》虽具梗概，而谋篇分段，尚付阙如。 　　字句法已见《文通》篇章及段落，大要在起、承、收；之三者，又有各寓起、承、收者焉。实即哲学家三段论之法耳。 　　其关于章句之学者，《马氏文通》间尝及之。原言家固不拘拘于辞句也。” 　　马氏兄弟合作了《文通》，世人把它看作一部奇书。马建忠写完《文通》，人们本来期待他继续研究，推出新作。可是，书出了不满两年，他就病死在任上，留下了无限遗憾。而他的哥哥相伯，却活了100岁。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看作《文通》思想的体现和延续，甚至看作发展和更新呢？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发掘，希望今后有语言学者来专门研究马相伯，特别是他的那些逻辑学作品，比如《致知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