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汤显祖评传by徐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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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09:14

  内容简介

  　　《汤显祖评传》以作者对汤显祖和中国戏曲的一系列研究为基础。迄1991 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以及重新写定的《汤显祖年谱》分别收入《徐朔方集》第一册及第四册，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汤显祖生平事实的叙述以汤显祖本人的诗文戏曲为依据。不少传记资料从未经人引用，他生平活动的一些事实也是初次见诸评论。

  　　为方便读者，书未附有汤显祖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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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28:34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

  一、童年 　　走出府城东门，经过横跨汝水的文昌桥，来到文昌里。这就是汤显祖的祖居所在。门联上大书："北垣回武曲，东井映文昌。"隔江和城北的关帝庙（武曲）相望，东井连接着文昌桥。对联为住宅提供正确的方位。"武曲"、"文昌"又表明家族对子孙的殷切期望。 　　石造的文昌桥上有一排骑楼那样的长廊，俯临江流，气势雄伟。东北是钟楼高耸的正觉寺，王安石曾为它的箨龙轩题诗。江边树木葱茏，景色幽美。汤家附有一片园林，桃李春艳，桔栗秋实。疏桐迎风，修篁滴露。棕榈芭蕉，高下相映成趣；鱼池桑圃，不失农家本色。这是不脱离生产、所谓耕读传家的一户乡绅地主。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卯时，即公元1550 年9 月24 日清晨5时许，汤显祖在这里诞生。 　　汤家在文昌里聚族而居，到汤显祖这一代已经有六世了。据《吉永丰家族文录序》自述，汤家系出唐代殷文圭。殷文圭的事迹附见《新唐书》卷一八九田额传。据说，入宋后避宋大祖的父讳，改姓汤。 　　汤家不是名门大族，却也是富有的地主。据记载，高租峻明曾因捐谷救灾，受朝廷褒扬。家里四万多卷藏书说明峻明对阅读的爱好，也说明他生活优裕。从峻明到汤显祖的父亲，四代都是秀才，在当地很有名望，但没有当官。 　　汤显祖出生时，祖父懋昭大约是七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年多次参加秋试没有中举，四度做了幕客，最后还是郁郁不得志而归。四十余岁，他到离家15 里外的酉塘庄去隐居了几年。有一副对联，足以表示他的志趣：金马玉堂，富贵输他千百倍；藤床竹几，清凉让我两三分。 　　不能在仕途进身，回过头来追寻山林的乐趣，由崇奉入世的儒家学说转而耽溺于出世思想，这原是封建文人的老套。懋昭也不例外。汤显租说，他的祖父"早综籍于精黉，晚言筌于道术"，①正好道出这种转变。 　　在六十三岁时看到长孙显祖出世，这是祖母魏夫人的最大安慰。她的慈样的抚爱在长孙心里永远保留着甜蜜的回忆。显祖在青年时代出外应试，在异乡的寂寞夜晚，他在梦里见到的不是母亲而是祖母。祖母也崇信道教。她常常诵习道家的经文。她的出生和逝世都受到道家色彩的传说所渲染。说女是南岳夫人降世，九十岁时还能看小字本的书籍，能分辨二里外的船只。死后"颜色如生，轻棺就祖"，①说是"尸解"。当时迷信之深可以由此想见。汤显祖出生时，父亲尚贤二十三岁，母亲吴氏二十一岁吴氏是读书识字的女子，虚弱多病。尚贤性情严峻，讲求道家的养生之术。据说他晚年也和青年一样健壮。 　　出世的仙道思想和入世的热衷科举的儒家思想是矛盾的，但是两者共同的封建性，有时彼此相辅相承，互为补充，使知识分子无论进退都能找到思① 见《汤显祖诗丈集》卷二，《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 　　① 见帅机《阳秋馆集》卷三《魏夫人诔》。 　　想依据。在生活实践上，道家思想并不妨碍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失意时它是一种安慰，得意时成仙证道正是尘世富贵的继续，同时也把世俗的名利美化了汤显祖的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收集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作品七十五首，其中有十一首流露出仙道思想。他的祖父一再启发他神往于超现实的灵境。"第少仙童色，空承大父言"（《和大父云盖怀仙之作》），自责之词可能委婉地反映他的抵触情绪。对少年汤显祖说，热衷科举的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 　　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几代人都没有中过举人进士，没有人做官，迫切需要的就是子孙登科及第，为家族争光。家长给他命名为显祖，字义仍，可能就表示家庭对他的期望--克绍箕裘，荣宗耀祖。这是封建的时代和家族为他安排的一条正规道路。有出息的人是不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多远的。后来他有时把义仍省作义，或写成同音的义人。如六十岁那年，他给友人黄荆卿的信说到他家乡抚州知府苏字庶得悉他当了多年县官，而如今租谷一年收入不满六百石，而人们认为他远不止此时，汤显祖感叹道："古称知已之难。世岂有达观怖死，义人要钱者那！"友人达观和尚六年前在狱中被害，以他的不怕死和自己的不要钱相比，就用义人这个名字。这时他把庸俗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已经抛在脑后了。 　　受母亲的先天影响，汤显祖从小瘦弱多病。不到断奶就投入祖母的溺爱中。孩子经常不在床上，而在祖母身上入睡。家长们发现孩子的手掌心有一种特殊的纹路，认定这是贵相。以生辰八字、面相、手纹预测人的命运，在中国一直流行到20 世纪中叶。于是过于殷切的期许和过早的诱导一齐强加在稚弱的孩子身上。据说他五岁就会对对子，可以一连做几次而毫不为难。对对子是古代知识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之一。家长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公开表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许多文人的幼年都有类似的经历。汤显祖的家长也让他这样做。然后就开始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以至《十三经》的本文和注疏的死记硬背。那时没有幼儿园和小学。汤氏族人在城内唐公庙附近设有家塾。汤显祖最初在这里上学。情况和《牡丹亭》《闺塾》描写的讲《诗经》相近（不包括闹学在内）。《十三经》差不多包括儒家学派的全部知识在内，文学、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哲学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无不具备。这等于满桌川广大菜要让牙齿还没出齐的孩子饱餐一样。人们恨不得让天真活泼的儿童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变得文雅持重、未老先衰，和他的前辈一样。汤家为这位长子和长孙的教育，又在文昌门外离家不远处设立文会书堂。"文比韩柳欧苏，行追稷契虞"，这一副对联再次表明家族对于弟期望很高，走的却依然是科举的那条老路。从汤显祖时代直到19世纪末，封建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安排的命运就是如此。这种命运可以把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白痴的亚种即学究，或孔老夫子所说的"乡愿"，也即汤显祖后来在《牡丹亭》所刻划的陈最良那样的老童生，另外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则成为官僚。平心而论，这种教育制度也培育了一些人才，但由于它从属于腐朽的科举制，它的教学方法又把理解而后记忆的心理过程变成记忆而后理解，有如把恋爱而结婚的自然过程颠倒成结婚而后或者可能恋爱的封建婚姻一样，效果不佳，造就的人才在全部学生中只占极小部分。 　　没有同伴们天真的捉弄和吵闹，汤显祖的童年是缺少生趣的。整天的诵读和书写使得他的身体更加瘦弱。 　　汤显祖出生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远航西印度群岛之后58 年，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后53 年。当他四岁那年，葡萄牙人在广东香山县海滨向颟顸的明朝政府租借一片土地作通航经商用，名叫澳门。这是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立足点。中国以文明古国长期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此由停滞而落后以至挨打，一部屈辱的近代史将渐渐地拉开它的序幕。14 世纪以来，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欧洲，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寿终正寝，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未能使老大腐朽的帝国获得生机。 　　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开国已经182 年之久，洪武永乐时的盛世早就烟消云散。汤显祖身后不到三十年，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终于把延续280 年的旧王朝烧成一片废墟。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在眩目的虚荣和繁华的后面，危机四伏，到处是冒烟的火种。没有一年没有农民叛乱。城市平民的罢市和抗争则是前所夫有的新事。老大帝国的四境警报频传。汤显祖出生四天之后，鞑靼俺答部族的骑兵直追北京城下，首都戒严。八天之后才解严，次日被封为平虏大将军的诸军总指挥仇鸾又在白羊口吃了败仗。兵部尚书丁汝夔、保定巡抚杨守谦都因作战不力斩首示众。六岁时，东南沿海又有倭寇侵扰，深入到苏州、南京、芜湖等内地城市。局势如此，而朝廷一筹莫展。在位的嘉靖皇帝只会给自己加上长达三十五字的"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的道号，大权在握的好相严嵩的首要政务是给皇帝撰写祈祷文。汤显祖十一岁那年，被征募上前线抗御倭寇的两广民兵，在福建闽清县夺取仓库起事，进军江西。抚州邻县失陷，居民逃散，知府闭城而守。汤显祖全家奔逃在外，到第二年秋天事平才回家。他写了一首五言古诗《乱后》。这是他留下的最早一首诗。他的童年在"世故遭阳九"的悲叹中黯然结束。

  二、进学 　　嘉靖四十二年（1563），汤显租十四岁补入临川县学为诸生。官府给予诸生的资助，分廪膳、增广、附学三类，按照考试成绩，依次递补。廪膳生每月领取食米六斗和鱼、肉若干。 　　科举制的最低一级学衔称诸生或生员，更通俗的称呼则是秀才。 　　明代设有府学县学。府学由教授主持。教授相当于学官兼校长。县学由教谕负责。教谕也是学官和校长的结合。府、县学的教员称训导。 　　学生未进学叫童生，进学后才是正式学生即生员。通过由省提学使主持的考试才取得生员资格。府、县学的生员都有定额，前者40 名，后者20 名。生员享有豁免谣役的特权。他们未被被夺生员资格，不受法律制裁。 　　那时何镜任江西提学使，他是浙江丽水人，编有《名山记》十七卷，不像一般官僚那样不学无术。提学使的职责是到省内各地主持府、县学的最后一场考试。作为乡绅，汤家享有接待来往官员的荣誉。设宴送礼，破费不小，却给家门添加一汾光采。童生汤显祖曾被引进参见提学使大人。在这种场合，尊长往往叫孩子面试八股文开头的一二句即破题，简称破，以察看被试者的文才和志趣。何螳指书案为题。汤显祖略一构思，朗朗然回答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原句引用《易经·系辞》，简明扼要，符合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意旨。切题而不拘泥，气魄阔大。何螳夸奖他将来必定以文章而闻名于世。 　　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被封建主义者信奉为社会秩序和伦常道德的基础。师生关系受到的重视不下于君臣、父子关系。师指教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不做教师的县试、乡试和礼部试的考官。考官决定门生的终身前途，被认为不下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汤显祖十四岁受知于何镗，直至临终前不久还在《负负吟》中缅怀何镗对他的恩德。 　　汤家对长孙长子的教育不遗余力，进学前后他的教师都是当时当地所能物色的最佳人选。 　　第一位老师徐良傅（约1506-1665）是邻县东乡人，嘉靖十七年（1538） 　　进士，曾任吏科给事中。出仕八年后，因得罪首相夏言革职为民。以这样的宦历而至于授徒糊口，可见他潦倒失意到何等地步。著有《爱吾庐集》和《枪榆集》。他不像老学究那样浅陋迂腐，汤显祖也不像一般童生那样不学无知，师生两人很相投合。汤显祖从他那里接触了《左传》、《史记》、《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跳出狭隘的圣贤经传的圈子，把视野扩大到文学上来。徐良傅在他生命的最后二三年接受汤显祖为弟子。他忽视了年龄上的差异，以自己老年人对仙道的醉心诱导他的未成年的弟子。他赋诗赠汤显祖说："若不尽捐烟火瘴，教君何处住蓬莱。"徐良傅以《尚书》起家成进士，触犯权贸罢官，幻想登仙--这些方面师生如出一辙。汤显祖在他身后写了一篇《徐子粥先生传》以作纪念，见《东乡县志·人物志》。 　　汤显祖的另一位老师罗汝芳（1515-1588）是左派王学的巨子。左派王学又名泰州学派，创立于王民（1483-1540）。王艮传徐樾（？-1552）。徐樾官至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司叛乱时被害。他的弟子颜钧远道前往寻求骸骨而归。罗汝芳以颜钩为师。徐、颜、罗三人都是江西人。当时江东以文学辞章著名，江西则以理学见长。余姚王守仁（1472-1528）世称阳明先生。他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①王学又名心学。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官方的程朱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异趣。王学和程朱学同样提倡"去人欲而存天理"。②两者的分歧是王阳明并不一律否定情欲。这是他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①上面的意思，他的弟子钱德洪总结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②情欲有善恶之分，不能一概否定，这就在封建礼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王艮的名作《乐学歌》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日乐。"③他又重申："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颜钧强调"率性所行，纯任自然"；罗汝芳则标举"赤子良心，不学不虑"。④颜、罗的主张可说是李赘《童心说》的先声。从王守仁、王艮到罗汝芳愈益清晰地看出① 见《明儒学案》卷十王氏语录。 　　② 见前书同卷传习录。 　　① 见《明儒学案》卷十，传习录。 　　② 同前。 　　③ 见同书卷三十二。 　　④ 见同书卷三十四。 　　禅宗顿悟说的影响。顿悟说反对烦琐教义，和渐悟说相对。佛学的渐悟说同哲学上的程朱学说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上述引文中王艮所说的"人欲"、"私欲"，有时差不多已经指桑骂槐地把程朱哲学的那一套也触犯了。左派王学家有的出身于所谓贩夫走卒的下层人士，而又奇装异服，警世骇俗，风靡一时，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的特色。他们之中如何心隐（梁士元）、颜钧、罗汝芳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统治者的迫害。 　　罗汝芳当时任刑部郎中。告假回籍省亲时，他应汤家之请在抚州城内唐公庙附近的家塾为子弟讲课。 　　光阴贵似金，莫作寻常燕坐；天地平如水，相看咫尺龙门。 　　带有理学色彩而又鼓励仕进的这一副门联可能出自罗氏手笔。那时汤显祖十三岁。 　　同年，罗汝芳出任宁国（今安徽宣城）知府。二年之后，他借开元寺建立志学书院。 　　不久，罗汝芳回到家乡南城讲学。南城在抚州东南一百几十里处，高踞抚河上游。南城近郊有著名的从姑山，它和稍远的号称道家第二十八洞天的麻姑山齐名。罗汝芳在从姑山设立前峰书屋。汤显祖和宣城沈懋学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又都成为首相张居正所罗致的对象。《罗近溪先生全集》有诗《汤义仍读书从姑赋赠》和《玉冷泉上别汤义仍》。前一首诗如下： 　　君寄洞天里，飘飘意欲仙。 　　吟成三百首，吸尽玉冷泉。 　　诗意平常，但以理学耆宿而甘为未成年的弟子再次赋诗为赠却是不平常的。颜钧以理学家而带有侠者的古风。赵贞吉得罪奸相严嵩，远谪广西，颜钧奋不顾身，陪同前往。徐樾被害于云南，他跋涉万里，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求得老师的骸骨。这种使气仗义的作风也使他冒犯当局，终于被捕关押在南京刑部的监狱里，几乎被置于死地。罗汝芳变卖田产，千方百计援救老师出狱。这时汤显祖十九岁。权势前不屈服，危难前不动心，活生生的榜样在少年心中留下的印象要远比抽象而又精微的性命之学深刻。 　　汤显祖受学于罗汝芳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回忆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罗汝芳）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虽然，"后乃畔（叛）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潜伏在幼小心灵中的理学家的影子直到白头也不曾完全得以摆脱。 　　常来文会书堂一同讨论切磋的同乡学友有帅机、饶仑、周献臣、曾如海和谢廷谅、谢廷攒兄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进士。那时帅机已经中举，比汤显祖年长十三岁。曾如海是他创作《紫萧记》时的曲友。谢廷谅著有传奇《纨扇记》，在吕天成《曲品》中列为中之中。后来汤显祖文名大盛，谢廷谅心中不平，曾向钱谦益表白："当年汤生跟我兄弟俩同学，我们读《文选》，他读的也还是《文选》。"话总算还有一点保留。钱谦益回答道："文人读《文选》，如同秀才读《四书》，一样的本本，就看各人手法高低了。"对二谢来说，这是自讨没趣的一场笑话。但在当日他们却确如一群健儿刚冲出起跑线不久，你追我赶，忽前忽后，似乎不分彼此，等他们之间终于拉长距离时，那已是终点在望了。 　　汤显祖十三岁时，统治集团上层发生大的变动。 　　严嵩自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二年后晋升首相。次年，夏言复职，严嵩又退居次相。此后二相明争暗斗，多次较量，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政敌夏言以首相之尊而被处以斩首示众的极刑后，严嵩的地位才得到巩固。他从此日益蒙蔽君主，勾结宦官，扶植群小，残害忠良，无所不用其极，达十四年之久。俺答骑兵直逼京师，倭寇横行于东南，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专权误国。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黜免，三年后他的儿子被处死，抄没家产计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死灰复燃的幻想才最后破灭。 　　汤显祖路经严氏家乡时写了一首诗《分宜道中》。诗中说："难言召康悦，已落高平手"，惋惜严嵩不能像卫康叔那样重新被周成王召回任为司寇，而是像西汉宣帝的丞相韦贤一样被高平侯魏相所取代。诗又说："百身天网罣，一老皇情厚"，指严嵩罢归后，在南昌奏上一道《祈鹤文》，受到嘉靖帝诏书褒扬。汤显祖对严氏虽有批评，却从爱护着眼，说明当时重视同乡关系，竟然可以淆乱是非，不分善恶。诗又说："天道有倾移，况此浮人寿。锦袍横白玉，驱驰遂成叟，此道不坐进，满堂为谁守？"道家思想在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心目中不自觉地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这恰恰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汤显祖在二十岁那年的腊月初四日结婚，新娘吴氏是邻县东乡沓水人。 　　当时太仓张起潜任抚州同知。他喜欢找当地有才学的诸生到他那里去读书论文。汤显祖特别受到他的赏识，常常到夕阳西下才告辞。洞房花烛的第二天早上，张同知差人来道喜，并请他去作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新郎说："怕你昨天晚上辛苦了，好好地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娶亲和出仕是人生两件大事，不是为家贫找出路。梁鸿娶孟光为妻双双隐居于吴。你和吴家联姻可是为了出仕？"张同知给他的温情和诱导，三十五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地铭记在心里。这是汤显祖在成人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三、中举士子 　　进学以后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中式取得举人学衔。举人可以参加进士试，也可以不参加进士试，录用为官员。 　　乡试由朝廷派遣官员或指定各省的行政长官二人为主考官。另有同考官四人。各省录取的名额都有规定。江西省为65 名。 　　乡试都在八月举行，因此又名秋试。初九日举行第一场， 十二、十五日为第二、三场。考试范围限于《四书》、《五经》。考生可以专治一经。文章限定字数，遵照特定的格式，用排偶体，风格以"纯正典雅"为上。这就是所谓八股文，又名制艺或时文。圣贤经传外，即使引用《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的文句也会看作杂学旁收，不合体例。直到明代末年才略有放宽。 　　试场设在布政使衙门内。 　　考生要填写曾祖以下三代姓名、籍贯、年龄。 　　考生入场经过搜身以防夹带。场内有主考、同考称内帘官，场外掌管监察、杂务的官员称外帘官。内外门户严加封锁，禁止出入。考生应试时所住的单人窄小房间，刚容得下一桌一凳。叫号房。除纸、墨、笔外，不得携带其它物品。门上加锁，食物由官府发给。每人由一名兵士看守。为防止作弊，考生书写答卷用墨笔，一律弥封，称墨卷。另有专人用硃笔誊录，送考官批阅，称硃卷。如白昼来不及完卷，每人发给蜡烛三支，夜间继续。 　　按照定式，初场考《四书》三道，经义四道，字数以500 为限。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浩、表、内科一道。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四书》、《五经》所用注本都有规定，如《四书》限用朱熹《集注》，《尚书》限用朱熹门人蔡沈的《书集传》及古注。 　　汤显祖二十一岁参加江西乡试，取中第八名举人。他的初场《尚书》经义试卷和三场经史时务策试卷以及考官批语保存在今传《隆庆庚午江西乡试录》中。主考官刘思问和张岳都是江西省的行政长官。 　　汤显祖后来回忆这次秋试说： 　　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 　　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 　　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侠窟。 　　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 　　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 　　　　　　　　　--《三十七》 　　他这时得意非凡，神采飞扬，仿佛进取功名的门路已经为他敞开。他想象着将来为国家建树勋业，然后退居林下。他在《挽徐子拂先生》诗序中说："仆自登徐公之门，辄以鲁连相待。"指的当是同样的阔大而空疏的胸襟。秋试完毕，他到省城南昌西南60 里的西山云峰寺去，向主考官参政张岳致谢。薄暮时分，告别出来，在寺门外莲池旁，解下头巾，略作休息。也许他把池水当作镜子，看自己刚才是否衣冠欠整。不料一枚束发的替于落到水中。当时士大夫蓄养长发，像后代的道士一样盘成头譬，以便戴中或帽。因此，"投簪"（散发）就成为归隐或罢官的同义词。汤显祖随口吟了二首小诗题在墙壁上。 　　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 　　虽为头上物，终为水云心。 　　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 　　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 　　　　　　　　　--《莲池坠簪题壁》 　　与其说他在出仕之前就存心归田，不如说多半是以隐逸为高尚的漂亮话而已。这是不足道的小事，后来却引起他和高偕真可即达观禅师的一段不平凡的因缘。 　　神宗万历三年（1575），汤显祖的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在知县李大晋的赞助下出版。红泉馆是作者的书斋名号。临川城西三十里有胜地华子岗。谢灵运《华子岗麻源第三谷》诗："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这是得名的由来。从它所收集的作于12-25 岁的75 首诗，看出他对传统的五七言诗的写作技巧从小训练有素，但作为文学作品，那是不成熟的。 　　前已提及，75 首诗中有11 首流露出仙道思想。《分宜道中》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有16 首诗上呈抚州知府、同知、通判、临川知县以及同乡前辈兵部尚书谭纶和益王朱厚炫。朋友间的酬赠诗不在此数之内。《丙寅哭大行皇帝》、《壬申岁哭大行皇帝》之类则是另一种应时之作。少年汤显祖在当地被看作神童、才子之类人物，富而未贵的家长以他的文才为荣，地方官借他显示文治的成就，而他自己则以此为媒介得以周旋于官府之间。诗，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官府交际场上的高雅礼品。 　　个别诗篇如《湧金曲》、《承春閤酒楼上逢姜十以剑换酒留别》，显示作者后来某些绮丽俊逸作品的萌芽。但就大体而论，由于受到八股文技法的影响，缺少自然之致。如《天子障送人往泰山观日》："虎啼三笑北，人在《四愁》东"，用了高僧慧远和张衡《四愁》诗的典故，对仗整伤，绾合新巧，句法之工超过它的意境。正如他《答李乃始》信引用《列子·说符》的那个故事：宋国有人把玉片雕琢成楮叶。如果制作不到三年，三年而不够专心，就无法使它的形状脉络一一和天然的楮叶无异。然而正如《列子》所评论的那样，生长叶片要是这么烦难，天下的树木都得只剩光秃的枝条了。汤显祖在诗艺上所化费的很大一份心血，不仅徒劳无益，而且限制了他后来五七言诗的成就。然而不是从小就在修辞用典、声律对仗上经过严格训练，那他后来在戏曲创作上能获得高度成就是难以想像的。 　　汤显祖二十三岁时，谭纶被召为兵部尚书。他在抚州的故旧以及不相识的士绅纷纷设宴饯行。汤显祖送去一对古刀以及琴、扇、金印等厚礼连同七律一首。尚书给了一封回信："足下兼资文武，惜仆犹未追踪绛灌耳。"受到这样的鼓励，他又送去一首诗。二年之后，汤显祖到北京应试，前去参拜尚书。第四次登门，才被引进府邸之内，听到尚书大声谈笑，而迟迟不予接见。但他并未拂袖而去，而是颇有耐心地再写一首诗留别。 　　《红泉逸草》说明汤显祖其人及其作品，深受时代的局限，顶着沉重的因袭的负担而起步走向仕途。一般人由少不更事而狂妄自许磨练成以后的圆通老成，他却由少年时循规蹈矩的个性成长为独立不羁的风格。前后相比简直如同两个人。这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文一直到最后并未完全摆脱旧 习，然而就他真正的成就而言，自始至终几乎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 　　二十三岁那年除夕，邻居失火，延烧到汤宅。黑夜汲水不便，援救困难，一直到天亮才熄灭。祖上累积的藏书几乎全部被毁。①幸而主要的财产土地还在，才不至于一蹶不振。次年，汤显祖照样到北京应试。此后"十载居无常"（《吾庐》）。城内县学附近的汤氏家塾也可能部分地改充住宅。六年后写的《奉举主刘中丞开府闽中》诗说："舍与学宫邻"，当指此而言。《答龙君扬》诗序所说："草庵河上，家徒四壁"，当也是火灾之后的写照。

  四、挫折 　　万历四年（1576）三月，汤显祖在出发往南京国子监游学的途中，顺道在宣城作客。离宣城不远的太平府（当涂）同知龙宗武是他的同年举人，宣城知县姜奇方则是他第一次春试时在北京结识的友人。这里又是罗汝芳的另一得意门生、他的同门学友沈懋学的家乡所在。有友人的邀约，又有谢眺和李白的诗篇的招引，他乐于在古代诗人熟游的胜地略作停留。 　　在这里他还结识了诗人、戏曲作家梅鼎祚，会见旧友张青野。 　　在烛光摇曳的开元寺的夜晚纵谈古今，在波光点点的水阳江上摇荡小① 据谢廷谅《问棘堂邮草序》。 　　船。醉里唱歌踏舞，月下赋诗赠答。汤显祖和他们青春结伴，意气相投。人是复杂的，思想和行动既是多方面的综合，又可以随机而显现前后不一的个性。也许这是变化和发展，也许只是某一面在显现，另一面在隐蔽。罗汝芳的明心见性的理学暂时被搁置在脑后，天真活泼的青年在这里找到一片自由的大地。沈懋学善于在马上挥舞丈八蛇矛，而梅鼎祚则是古代名姬美女传记集《青泥莲花记》的作者。和他们的交游加速汤显祖由兢兢业业的应试士子到风流倜傥的才人名士的转变。同时也使他的拘谨平实的诗风为之一变。科举考试是否得利，不表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甚至难以见出八股文学艺的高下。明代的科举不像唐代那样取决于考生的门第出身以及达官贵人对他们的推荐。当局采取严格措施防止作弊。尽管如此，离开公正合理仍然差距甚大。 　　传说万历四年，汤显祖在皖南作客时，一位湖广来客自称是当朝首相张居正的叔父，邀请汤显祖和沈懋学晋京时到相府一见。沈懋学如期赴约，汤显祖却婉言谢绝。次年春，原来拟定宋希尧第一名，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第二甲第一名。由于皇太后和亲信宦官冯保的干预，改以沈懋学为第一名即所谓状元，张嗣修擢为第二名即所谓榜眼。张居正物色汤显祖、沈懋学作为儿子高中科第的陪衬，意在假借二人的文名以掩饰作弊之实，心计很细。汤显祖没有登门上谒，支付的代价是自己名落孙山之外。 　　时代相近的两种著作，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和谈迁的《枣林杂俎》对此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后来的传说夸张失实，不足为据。就汤氏本人的记载来看，居中拉拢者是宣城知县姜奇方，他曾是张府的家学塾师。那位湖广来客不是张居正的叔父，而是他的异母幼弟张居谦，即张嗣修的叔父。姜奇方任期届满，照例升为户部主事。张居正怕影响自己的声誉，要求幼弟不参加本年春试。张居谦不敢违抗兄长的意旨，不久郁郁而死。 　　汤显祖和沈懋学曾是亲密无间的同门学友。考试前，汤显祖曾在表背胡同沈寓过夜，细叙皖南之游的；日谊。沈懋学高中之后也曾在汤显祖的寓所住宿，赠诗一首以作安慰："独怜千里骏，拳曲在幽燕"。汤显祖在《别荆州张孝廉》诗中写道： 　　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 　　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 　　一时桃李艳青春，四五千中三百人。 　　掷至本自黄金贱，抵鹊谁当白璧珍。 　　年少锦袍人看杀，唇舌悠悠空笔札。 　　贱子今龄二十八，把剑似君君不察。 　　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而他在留别沈懋学的诗却只说："天地逸人自草泽，男儿有命非人怜。"不亢不卑，适可而止。实际分歧已经产生，诗句不过是往日交谊的空洞回响而已。幸亏次年因张居正父死不奔丧而朝议大哗，鲠更直的谏官纷纷被杖贬职时，沈懋学就告病假还乡，微妙地置身事外，汤显祖才不至于像晋代嵇康那样给友人写一封绝交书。沈懋学后来在寄张献翼的一封信里说："不佞覩今之词赋家辄自处作者，薄待当世。即李于鳞（攀龙）、王元美（世贞）、汪伯玉（道昆）辈，犹曰姑舍是，吾不知其所负真有过于诸名公不，而扬扬訑訑，志趣可知矣。藉令所负过诸名公，而以文艺骄人，较彼以富贵骄人者，吾不敢谓其有差等也。彼富贵骄人，人皆贱之，此独足贵乎。顷者，谈学满天下，言高而行卑，风稍变矣。而谈艺满天下，亦言高而行卑，恃足下二三兄弟能维持世道耳"（《郊居遗稿》卷九《寄张幼于》）。不管他是否有意指斥汤显祖，汤显祖却正是他所不指名地加以非难的词赋家。汤显祖太厚道了，直到沈懋学去世之后，他还梦想不到他们青年时代的友谊早已随着宦海浮沉而发生变化。汤显祖回家之后写了一篇《广意赋》。文字艰涩，而意趣平凡。这是制艺干扰他的文学创作的明证之一。《赋》说，他在长途旅行之前，梦见海神。海神出示奇珍异宝，然后占卜者应召而来，预告他前程不吉。从此他以海若为号。海若之名原出《庄子·秋水》，而他所描写的海神，实际上是见于《仇池笔记》的南海广利神王。此书作者传说是北宋苏拭。原文如下：余一日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中来，云："广利王请端明（苏轼）。"予披褐履草黄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闻风雷声。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晶宫殿也。其下骊目夜光，文犀尺壁，南金火齐，不可仰视。珊瑚琥珀，不知几多也。广利佩剑冠服而出。从二青衣。余日："海上逐客，重烦邀命。"有顷，东华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鲛丈余，命余题诗。余赋日："天地虽虚廓，唯海为最大。圣王皆把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变流光，万里风云快。灵旗摇虹，赤虬喷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迎，成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簪者，谓之鳖相公，进言："苏软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余退而叹日："到处被相公厮坏。"张居正炙手可热，同列的内阁大臣也不敢在他面前小声他说个不字。汤显祖婉言谢绝，说不上公开抗拒，已经使得这一次跋涉徒劳无功。为了今后的前程，满腔牢骚无可宣泄，而保持沉默又不合他的个性，这样才转弯抹角地用鳖相公这个雅号讥刺一下，同时又以《庄子·秋水》中的神灵名（北）海若为号，以示旷达。"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对这样一个高尚其志的二十八岁青年来说，现实的人生道路第一次在他的足下出现障碍，稍不留神就会将他绊倒。汤显祖娶妻九年，接连养了三个女儿。为了早生贵子，女儿差不多生下来就托付给奶娘哺育。两个幼弱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人世。年轻的父亲为他们写了一首悼诗《哭女元祥元英》： 　　徒言父母至恩亲，叹我曾无儿女仁。 　　隔院啼声挥即住，连廊戏逐避还嗔。 　　周星并是从人乳，四岁何曾伴我身。 　　不道竟成无限恨，金环再觅在谁人。 　　上引最后一句诗用的是佛教的典故。相传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未生时，他的父母在七佛金幢前祈祷后，梦见须弥山顶一位神童，手持金环说："我来也"，因而有孕（见《五灯会元》卷一）。汤显祖三十来岁时就对佛教这样熟悉，这是一条旁证。《晋书·羊祜传》有类似记载："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枯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枯之前身也。"这两部书，汤氏都很熟悉。他写过《五灯会元》序。此传虽见于《晋书》，但《晋书》所记的轮回说却来自佛教，可能是同一故事的改编。 　　按照当时的习俗，汤显祖又续娶赵氏为妾。

  五、《问棘邮草》 　　汤显祖的第二个诗集名《雍藻》，今扶。汤氏各诗文集按照年代先后排列，序次分明。本集所收当是万历四年（1576）他在南京国子监（辟雍）游学时的作品（藻）。 　　他的第三个诗集叫《问棘邮草》，由他的同乡学友谢廷谅编定，卷首有谢氏万历六年写的序文。问棘一词，见《列子》卷五《汤问》："殷汤问于夏革"。原注："夏棘字子棘，为汤大夫。革，《庄子》音棘。"这里用为作者姓氏的代称。谢廷谅序文说，这些作品都是寄给他看的，所以名为邮草。国内（大陆）所见二卷本收赋3 首，五七言诗142 首，赞7 首，都是万历五至八年（1577-1580）的作品。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十卷本反而比大陆的二卷本少收赞七首，其它赋和诗又有序次不同，个别文字出入可以互校。可能两者都不是原本。汤显祖在二十岁前后开始熟读梁萧统编集的《文选》。《文选》是从《楚辞》到汉魏六朝的一部辞赋诗文选集。不收儒家经典和诸子等非文学作品。据说整部书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他特别爱好六朝的抒情篇章。由科举用的八股文转到辞赋家心目中所指的文学，由道学家口中的心和性转到世俗的感情，这是汤显祖作为文学作家跨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文选》对他影响好的一面。当然，《文选》也有助于八股文的精进，但是一般举子都急于求成，顾不上在它上面多费心血。《文选》对它的消极影响，一是习惯于骈骊辞藻的堆砌，二是爱用奇字难词，而使作品艰涩。试各举一例如下。从军行送边将千城连虎落，万里戍渔阳。早破黑山贼，兼降由水羌。天王赐弓剑，地主给衣粮。代郡羽书急，秦城刁斗长。身为前部将，出遇左贤王。汉月轮高阙，胡沙吹战场。军分辽水上，虏哭阴山旁。归辞上柱印，还调中妇妆。何如出下策，所杀但相当。 　　徐渭评论说："通篇都佳，愈看愈妙"。对仗工整，而字句流利，所谓"看时容易成却难"，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渔阳"、"黑山"、"白水"、"代郡"、"秦"、"汉"、"左贤王"、"辽水"、"高阙"、"阴山"等原有特定意义的人名、地名都成为无所确指的代词，整首作品失去它的时代性。可说是赝品，不是创作。话又得说回来，偶句是作曲填词最常用的修辞形式之一。汤显祖精于此道，和他戏曲创作的杰出成就分不开。这是《文选》编者及其后世成千上万读者所不能想象的，然而却是事实。 　　马当骤暑晚步田家招摇承巽隅，畏日纤衢轸。织女向昏中，箕风自南引。乘舶逗堆崎，振履寻虚化。逶迤玩时物，聊用慰羁裙。木响空林，竹鹠窜深筍。田池沸卜蛙，芜塍出丘蚓。篱菽问雕胡，陵苔半蒸菌。共言江水肥，稻麦连区畛。归去南山下，相将治锄蜃。但令生事存，未恨声华陨。 　　"木"以下三对句，抒写五月傍晚的江南田野景色，使人有如亲历其境的逼真之感，但"篱菽"、"陵苔"、"芜膛"等虽非僻字，却很少有人这样组词。徐渭对《问棘邮草》击节称赏，但对它的缺点并不宽容。他指斥《感士不遇赋》说："有古字无今字、有古语无今语时，却是如此。使汤君自注，如《事类赋》，将不得不以今字易却古字，以今语易却古语矣。此似汤君自为四夷语，又自为译字生也。今译字生在四夷馆中何贵哉！亦庸人习之，亦能优为之耳。"这个缺点在诗中，不如在他的赋中严重。平心而论，如果一一以今字代替古字，弊病固然可以避免，与此同时原来的风采恐怕也会因而减色。力避陈言，不求圆熟。在艺术上有它的可取之处。像这样一类诗可说是后来竟陵派的先声。汤显祖后来在戏曲创作中出现的少数艰深晦涩的语句可以远溯到这里。 　　在宣城之游以后，汤显祖的诗作出现了《红泉逸草》中少见的一种新风格。《问棘邮草》中的《老将行》、《别沈君典》、《别荆州张孝廉》、《郁金谣》等七言古诗是它的代表。在以后几年汤显祖的诗风又有发展之后，他不写这样风格的诗了，但是当他和梅鼎祚酬赠时，类似的调子曾重新出现，如《吹笙歌送梅禹金》、《招梅生篇》、《凌阳篇》。可见这和梅鼎柞等友人对他的影响有关。这些诗得力于南朝小赋，又向没有洗尽六朝靡丽之风的初唐诗借来绚烂的外衣。它们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汤显祖的第一个传奇《紫萧记》（未成）就是在这种诗风里孕育的。这些诗出现时，诗坛上"诗必盛唐"的拟古派口号正在盛行。学杜甫，不学他的精神实质，而只歆羡他的艺术技巧，摹拟他的用字、遣词、练句和章法。《紫萧记》第二出就有一首书憧的拟作："书房僮于小青儿，春日春盘青菜丝。老我百年愁烂熳，呼儿觅纸一题诗。"然后借剧中人物挖苦道："杜子美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诗被你小使们抄来抄去，也抄熟了"，"也抄不全，只抄得些杜律虞注。"汤显祖不满意他们那一套，却又提不出正确的主张，于是他以六朝和初唐代替盛唐。可贵的是他毕竟在探索改革的门径了。 　　徐渭在南直浙闽总督胡宗宪入狱而死后，怕受牵连而自杀未遂。不久，他又因杀害继妻被捕监禁七年才获释放。次年即万历八年，徐渭前往北京投奔翰林侍读张元忭。他在路途上读到《问棘邮草》，为此题诗一首。其中说："执鞭今始慰生平"，赞赏备至。当时无法投递，后来趁有人往江西之便才得以寄出。徐渭当时六十岁，比汤显祖大二十九岁。老诗人对新进的鼓励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之一。 　　徐渭有一首诗《渔乐图》。题目下原注："都不记创于谁。近见汤君显祖，慕而学之。"古代诗词作者有时标明自己的作品效某某人体，如刘禹锡的三首《学阮公体》、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阮籍、陶潜都是早有定评的前代诗人；另一类如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李商隐的《效长吉》，效者和被效者都是同时代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徐渭这首诗也正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辈虚心地向后辈学习，极少有这样的先例。"近见汤显祖"，指的不是人而是指他的作品《芳树》。这一类型的作品，在《问棘邮草》中不止一首，而以《芳树》比较典型。全诗七言三十六句，中段十二句"芳"字重复二十三次："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眄。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启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涡（涴）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葵，还怜芳蝶萦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徐渭《渔乐图》全诗四十六句，中间十二句"新"字重复二十九次："新丰新馆开新酒，新钵新姜捣新韭。新归新雁断新声，新买新船系新柳。新鲈持去换新钱，新米持归新竹燃。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暮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破新愁。新皮渔鼓悲前代，新草王孙唱旧游。"七言歌行若干字或词适当重现，以使音节浏亮，意想回环，不失为修辞一巧。如唐人刘若虚《春江花月夜》，月字用十五次，江字凡十二见。又加"春江"、"春月"、"江月"等词多次显现，流利自然，不嫌犯复。汤显祖这一首诗，标新立异，不步后七子后尘，但多少带有点文字游戏性质。徐渭"慕而学之"，反王、李的意图更加鲜明。 　　唯其对以王、李为首的后七子深感不满，①徐渭对后起之秀汤显祖才有那么热忱的推崇。单从《问棘邮草》本身的文学价值很难理解徐渭为什么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如此器重。

  六、《紫箫记》 　　大体和《问棘邮草》同时，万历五至七年期间，汤显祖在家乡试作《紫箫记》传奇。这时邻县宜黄人、前浙江按察司副使谭纶，近二十年前从任所引进的海盐腔已在抚州一带广泛流行。"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①这时上距第一本有意识地为昆山腔创作的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脱稿大约三四十年，昆山腔还很少流传到太湖地区以外。《紫箫记》的唱腔无疑是宜黄腔，即一种江西地方化的海盐腔。后来剧本传到苏州一带才以昆腔演唱。 　　汤显祖曾在《玉合记题词》中追忆《紫箫记》的创作情况。当时填好一曲，就被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玉云生当即友人吴拾芝。他体态苗条，假声清润而尖细。与此相配合，又有曾粤祥的美食佳肴，谢廷谅的应酬接待。他们都是当地的名家子弟。《紫箫记》既不是传统文人的书斋产物，也不是和舞台演出保持紧密联系的书会才人的作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些未见世面的名士才子式的知己在酒绿灯红之际自编自唱的脚本。可能自唱之外也自演，可惜这一点还找不到证明。青年人对友谊、爱情和仕途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憧憬，这是全剧的基调。剧中的诗朋酒侣可能是他们自身的写照，不过排场气魄都更加富丽壮观。虚构的悲欢离合被染上一层虹彩，缺乏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矛盾冲突。或者更正确他说，大概由于友人分散而中途搁笔，还没有写到矛盾冲突。不久前试场失利的痛苦至少暂时已经置于脑后。 　　整个戏曲漫衍铺叙，很少曲折。它的曲文也像当时文士的传奇一样，以堆砌辞藻为能事。华丽的形式和贫乏的内容成为对照。例如第二十四出《送别》的第五支《北寄生草》：这泪呵，漫颊垂红缕，娇啼走碧珠。冰壶迸裂蔷蔽露，阑干碎滴梨花雨，鲛盘溅湿红绡雾--层波泪眼别来枯。这袖呵，斑枝染尽双琼箸。 　　五十几个字只写得一个人流泪。这种句子几乎可以描写任何深闺美女。 　　冗长而骈四骊六的说白同样不能适应人物的个性和剧中情景。如第二、十六两出的念诵词实足像单独一篇小赋。 　　《紫箫记》比同时代的传奇具有更典型的文人传奇的弱点。别的文人作家对文采的追求都没有走得像青年汤显祖那么远。在别人似乎是习气难除，流露出文人本色，汤显祖却是有意对戏曲语言的锤炼和提高进行探索。可以嫌它求之过深，失之艰涩，但是决不凡庸近俗而失去自己的个性。 　　《紫箫记》缺少后来《四梦》所共同具有的对社会现实的热嘲冷讽，它以艳丽的色调和优美的词句歌唱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显出对无忧无虑的青春美满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如第十三出《纳聘》：[番卜算]屏外笼身倚，睡觉唇红退。轻蜂小尾扑香归，飐得花① 李攀龙已在隆庆四年（1570）去世。 　　① 见《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憔悴。 　　[三换头]娇酣困媚，唤醒梦轻难记。亚粉枝红坠，寒煤糁袖丝。 　　好忒煞春无力，女孩儿没缘由把相思，做场情事。叶染花欹也，手搓裙带蕊。浅醉深情，怎的那人儿没话儿？ 　　前一曲写霍小玉午睡新起，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后一曲写她等待情人的回话，既含蓄，又显露，神情如画。这些精细的心理描写使得人们自然对作者未来的剧作寄以殷切的期望。 　　现存《紫箫记》三十四出还没有写完。它不到第一出《凤凰台上忆吹箫》所预告的剧情的一半。未成部分的情节至少包含：李益"和亲出塞，战苦天骄"，被吐蕃所包围，幸遇旧友尚子毗解救；另娶"汉春徐女"为妾。受人陷害，以至霍小玉只得变卖紫箫以维持生计；剧终以李益拜相而团圆。如果完成，也许没有别的文人传奇会比它更冗长，正如第十六出由二十六支曲子组成，很少有别的一出戏比它更占篇幅。 　　传奇中游仙（第七出）、皈依佛法（第三十一出）、妓妾换马（第四出）、《高唐》、《神女》、《好色》、《洛神》赋所唤起的艳情（第十一出）以及若干过于刻露的词句（如第十出《江儿水》、第十一出《尾声》）都是封建文人的游戏之笔。 　　一向以为《紫箫记》取材于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实际上作者随意生发，自由虚构，除霍小玉和李益爱情故事的开端及个别情节外，都和唐人小说不同。《紫箫记》得名于第十七至十九三出戏。内容是霍小玉夫妇到华清宫看灯，在人群中失散，亏她拾取紫玉箫才得和丈夫重聚。这是《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一段故事的改编。人物不同，原作中的金杯换成紫玉箫。 　　《紫箫记》表明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技巧都有待提高。幼苗还没有长成大树。 　　《紫箫记》虽然未完成，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杭州曲家胡文焕编选的《群音类选》却收录它第七、十三、十五、十七四出，分别改名《霍王感悟》、《小玉插戴》、《洞房花烛》、《讯问紫箫》，依次略去十、七、六、十五曲。作者自知有"称长之累"，①所选各出删削之后还存七、九、九、十一曲。可见《群音类选》所选是当时演出本。作品未完成而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昆曲作为新腔风靡一时而剧本还少，另一个原因是《紫箫记》的题材和形式，特别是它讲对仗，使典故，形式重于内容，正是八股文的伎俩，恰好投合广大士子的兴趣和需要。 　　某些生活细节、熟语和词汇并不引人注意，却为汤显祖所习用，甚或赋以独特的含义。如《紫箫记》第三出《余文》："你归去绣房呵，还把金针凤眼挑"，《牡丹亭》第二十出《闹殇》、《前腔》（《红衲袄》）则有"鸡眼睛不用你做咀儿挑"，点明这是古代缠足妇女的常见病。《紫箫记》第二十一出《滴溜子》："今宵热赶在谁边"，《牡丹亭》第五十二出《索元》《前腔》（《香柳娘》）几乎是上句的重复："热赶在谁边"，借用唐代《北里志》的行话以描摹现实。《紫箫记》第二十出《川拨掉》："怕只怕笺梅字殷"，殷指字画笔迹着水后渗透模糊的样子，此义不见于字书。《牡丹亭》第二十四出《金珑》："雨淋殷杏子罗"，用法相同。《牡丹亭》第十出《惊梦》，在虚幻和理想相结合的梦境中成全杜丽娘姻缘的不是才子中状元① 见《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玉合记题词》。 　　之类的世俗力量，也不是金童玉女式的上天旨意，而是由于作者别出心裁所虚构的花神的助力。它首次出现于《紫箫记》第二出《玉芙蓉》李十郎的唱词："愿花神作主，暗催花信。"《紫箫记》偶然提及的这个不见经传的非正统的神灵在二十年后创作的《牡丹亭》中才以完整的形象脱颖而出。这不是说《牡丹亭》的构思酝酿得这么长久，而是指出这个杰作所赖以成长的根系在作者思想意识的底层中伸展得出人意料地深远。 　　金陵富春堂刊本《紫箫记》不署作者姓名，只说"临川红泉馆编"，这也就是《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词所说的"红泉旧本"（红泉馆是抚州文昌桥处汤氏旧宅中的书斋名号）。

  七、汤显祖和张居正 　　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第四次往北京参加春试。首相张居正的第三子懋修一再屈驾到旅舍里去看望汤显祖，汤显祖也曾回访而不遇。据邹迪光《汤显祖传》，张居正的同乡和亲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篆曾从中进行斡旋。汤显祖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张居正的好意，但他珍惜自己的气节和操守。用当时正派人的话来说，一个人通过邪门歪道登上仕途，无异处女轻易沾污自己的贞节。汤显祖不是这样的人。结果张懋修状元及第，汤显祖又一次黯然落第而归。 　　这一年秋，他应好友黄州同知暂摄黄冈知县龙宗武的邀请前去作客，《问棘邮草》有一首诗《秋忆黄州旧游》。此集有万历六年友人谢廷谅的序，所收作品止于今年，而出版则更迟。如同《龄春赋》自序说祖母"年九十一二矣"，由于事后追加而记不真切，《秋忆黄州旧游》的题目显然也出于后来所追改，不是当时的语气。尺牍之五《答陈偶愚》说："弟孝廉两都时，交知惟贵郡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帧）昆季，即思云（刘守有）爱客亦自难得。"梅、刘是表兄弟。万历四十一年（1613）臧懋循在黄州麻城刘家借到金元杂剧二三百种，说这批曲藏的"去取"出于汤显祖之手。万历二十八年（1600），汤显祖《南柯记》完成。第四十四出作为全剧的结局，男主角淳于梦忍受焚烧手指的剧痛，许下宏愿。真诚所至，天门大开。他居然目睹大槐安国军民蝼蚁五万户口同时升天，包括他的亡父、亡妻和亲戚故旧在内。这明显受到《金瓶梅》最后一回普静禅师荐拔幽魂的影响。当时《金瓶梅》还没有出版，而麻城刘家已有抄本。汤显祖在刘家看到曲藏和小说的年代无可查考，这一年的黄州之行是它的上限。 　　张居正（1525-1582）是明代后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在隆庆元年（1567）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五年之后，神宗朱翊钧年少即位，张居正被任命为首相，掌握国家大权，直到他逝世止。张居正在他执政的十多年中，改革内政，抗御外敌，作出积极贡献。汤显祖和他的矛盾冲突不起于政治大事。张居正为使自己的三个儿子以高名次考取进士，要物色知名文人作为陪衬，以免招致物议。他一再叫人拉拢汤显祖都被婉言谢绝。汤显祖只有在张居正死后才考取。如果从此得出结论，汤显祖和张居正如何如何，那就未免言之过早了。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政治作风相当不满，在他的诗文里不时有所流露。这是不是汤显祖以保守的立场反对张居正的政治革新呢？ 　　张居正的重大政治成就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蒙古族俺答部落长期以来成为明朝的主要外患。 　　汤显祖出生那一年，俺答部落兵临北京城下。以后不时侵扰，严重威胁北方人民的安全。1570 年，把汉那吉和他的祖父俺答发生矛盾，愤而向大同巡抚方逢时投降。总督王崇古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下，利用时机招安俺答，封为顺义王。俺答将降人赵全等送交明朝法办。后来，明朝又进一步利用顺义夫人三娘子，使北方边境得到二十年和平。 　　（二）内政的重大改革之一： 　　万历六年（1s78）丈量全国土地共7013976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的4228518 顷增加了近一倍。一方面是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是查出了豪强地主的黑田，不允许他们规避田赋，将负担转嫁到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身上。丈量之后，国家增加收入，人民负担比较合理，部分豪强地主受到打击。 　　（三）内政的重大改革之二： 　　赋税制度普遍推行一条鞭法。将人民所负担的各种赋税劳役全部摊派在田亩上面，征收银两，不用实物。这叫做一条鞭法。好处是简化手续，减少额外需索，合理负担，又由于实物税收改为货币，促进商品交换的发达。一条鞭法以前已经局部施行，在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的大力推行之下才普及于全国。 　　比张居正的所有政治大事更为轰动一时的是所谓夺情事件。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病死，依照礼教和国家制度，张居正应该奔丧回家，守孝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父母之丧，只有遇上紧急军情，才可以由皇帝下令不奔丧，照常办事。这叫做夺情。当时由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孜出面，倡议夺情，得到皇帝赞同，同意或反对几乎使整个朝廷分成两派。谴责夺情、主张奔丧的很多人受到廷杖、罢官或降职的严厉处分。汤显祖对他们受迫害深表同情。 　　汤显祖的诗《边市歌》、《胡姬抄骑过通渭》、《河州》、《吊西宁帅》、《朔塞歌》等都为俺答（本人已死）部落侵扰西北而写。这些诗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上距张居正招安俺答将近二十年。在张居正当时，边将任用得人，并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战积极性，以攻为守。对东北的土蛮、北方和西北的俺答、东南沿海的倭寇都取得胜利。招安俺答以实力为后盾，不是屈辱求和。《明史》《王崇古传》说："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张居正死后，积极防御一变而成消极求和。汤显祖所讽刺的与其说是张居正，不如说是他的后继者申时行等。同是俺答事件，前后情况大不一样。汤显祖早在张居正在世时所写的《老将行》说："都将野战惜曹参，但见朝廷询聂壹。不信青门白首翁，犹堪赤地黄台吉。"积极主战，不怕牺牲，不寄希望于侥幸取巧，如同汉武帝初即位时误用聂壹的计谋那样。可以说这是对七八年前张居正召降俺答的委婉批评。在对外御侮问题上，汤显祖如果同张居正有分歧，那是嫌张居正不够坚决。 　　汤显祖对张居正整顿国家税收，压制豪强的内政改革没有发表意见，从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以及他对当代政治事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和张居正并无二致。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反感不在于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是非曲直，而是对这位权相的封建专制作风不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万历九年（1581），正在张居正权力极盛时，明朝下令免除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宋儒朱熹、真德秀等人后裔的赋役。张居正的《少师存斋徐相公七十寿序》甚至将老师、前首相徐阶比之为司马光而加以歌颂。司马光是王安石新法的顽固反对者。 　　他自己则以司马光的继承者吕公著自居，还谦虚地怕高攀不上。他在《圣母图赞·宣仁守旧》中说："政必法祖，人唯求旧。一洗熙宁，化为元祐。"同样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至于他为皇帝编写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为皇后编写而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妇女读物的班昭《女诫》的通俗注释和译文，以及大量的应制诗、贺祥瑞表等等都和他的政治主张异趣。这是他的世界观的复杂和矛盾的表现，同时也不排斥这是他的政治手腕，用某一方面的让步和妥协以争取上层集团的谅解，以减少他在改革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阻力。汤显祖在二十八岁时写的《广意赋》说："粤余小子，姓于天乙，以施于尼父，则我之自出鸿矣。"甚至为汤姓和孔氏同出一源而引以为荣。然而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磨炼之后，他对儒家和礼教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从这一方面看，汤显祖和张居正也颇有相似之处。 　　张居正是杰出的封建时代政治家，汤显祖青年时也以贾谊、晁错自命。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整顿乾坤曾是他的政治抱负。然而由于历史的误会，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对伟人未能成为知已。有一点要重申，汤显祖反对的不是张居正的政治革新，而是在他身上所表现的封建专制作风。正因为如此，当张居正死后受到追夺官阶和抄家的处分，汤显祖在贬官广东时，却对张居正的被流放的儿子面加慰问，又同他的另一个儿子通信，问到近来有没有为先相国扫墓。情真意切，不是泛泛之言。现在某些研究论文几乎将《四梦》所写的丞相、太尉都看作是对张居正的影射或化身，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六年前为张居正作说客的当时宣城知县姜奇方，万历十年正在杭州通判任上。他曾以同乡身份在张府坐馆，即被聘为家学教师。由于秉性孤高，并未得到主人的赏识。汤显祖二十一岁时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春试，和他同住一家旅店而相识，经历了人世浮沉后交谊颇深。那一年六月张居正逝世，汤显祖路过杭州已是十一月光景。这时汤显祖醉心于词赋，对八股文感到厌倦。据他自述，十年来做的八股文一共不到十篇。朋友们劝他说："你既然一向对前辈钱福、王鳌两大举业名家的技法揣摩颇深，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博得个会试时名列前茅呢？"他感谢友人的关切，而定不下心神。四次失利，试场的弊端使他兴味索然。姜奇方邀他在西湖住了一个多月，很可能就在昭庆寺（即今杭州市少年文化宫）寄宿。差不多是出于强迫，他才撰写一些八股文。他在后来寄姜奇方儿子的信中说，他的八股文都是这时候写的。现存明刻本《海若先生文》，一名《汤海若先生制艺》，计《大学》《中庸》十七题、《论语》十八题、《孟子》二十题。每写完一篇，姜奇方都以他特有的方式捧腹大笑，称道不已，夸口说它必定是传世之作。到考期迫近，汤显祖才匆匆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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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32:45

  第三章《牡丹亭》　　一、玉茗堂和家庭境况

  　　汤显祖的祖居在抚州文昌桥外。至迟当他童年时，城内香捕峰下唐公庙附近就设有他家的学塾。在二十三岁那年除夕，祖居遭受火灾。《吾庐》诗说："十载居无常。"可能这时家塾逐渐改成住所。后来赫赫有名的玉茗堂由此而草创。

  　　玉茗作为堂名最早见于《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紫钗记》作于万历十五年前后，如果这两句词当初就有，那末玉茗原来只是故乡风物的象征，如同红泉馆一样。万历二十年，他写了一首诗《岭外初归，读王恒叔点苍山寄示五岳游，欣然成韵》。诗说："临川小筑寄香楠"，至少玉茗堂的名号，那时并未启用。《紫钗记》第一出的两句词，如果出于万历二十三年写作此剧《题词》时所修订，那就和这篇《题词》所用的署名清远道人一样含有退隐的意向了。

  　　玉茗得名于宋代抚州州官衙门东院的一株白山茶花。诗人黄庭坚的《白山茶赋》说："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惟是当时而见尊，处于瑶台玉挥之前；是以闭藏而无闷，淡然于于风枯柳之下。"南宋景定元年（1262）州官家坤翁的《玉茗亭记》说："或曰琼花与此花媲美。彼处康庄，有闻于世；此居逻远，人遂忘之，若有所歉。是不然。琼花困于采掇，根非其故。此花退然自安，至今无恙。动者之乐，仁者之寿，所成孰多，必有能权之者矣。"三个世纪后，汤显祖弃官南归，在扬州写的《琼花观二十韵》说："但道芜城争艳逸，安知隋苑即披离??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立意分明出自《玉茗亭记》。高洁的黄心绿蕊的玉茗花在作者心目中变成故乡和退隐的象征。清远（楼）和玉茗（堂）与其说是具体建筑物的名称，不如说是主人借以言志抒情的手段。

  　　遂昌弃官回来之后新买一所旧宅，恰好和家塾连成一片。这才奠定后来玉茗堂的格局，成为它主人常用的名号。整个家园占地约五市亩，大体成矩形，每边60 米左右。

  　　从此之后，他的弟弟们留居祖宅，汤显祖则定居在城内。

  　　玉茗堂既是家园的总称，又是其中一个具体的厅堂名。为避免误会，这里不用邸宅字样，而用家园一词。中国古代的南方住宅大部由家和园两部分组成。园子往往比住房大。

  　　汤显祖诗文集中提到的城内住宅有玉茗堂、清远楼、金柅阁、芙蓉西馆四处。《家谱》卷首附有康熙年间的《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除以上四处外，还有兰省堂、寒光堂、毓霭澄华馆，四梦台。《抚州府志》还加上一座揽秀楼。

  　　有两点要注意。

  　　（一）住宅在主人退隐后经过十来年的扩充和修建，不是一次设计，全部落成，然后迁入新居。汤显祖本人和其它方面的记载都可以为此作证。

  　　（二）康熙年间所记的汤家规模并不都是汤显祖生前的住宅。他的第三个儿子开远曾任南直隶按察司副使监（今安徽省）安庐二郡军，正四品。《明史》有传。比他的父亲阔气得多。兰省堂的命名和监军职务有关。寒光堂是开远的堂名，他的奏疏集即以此为名。至少这两者不是汤显祖时的旧物。以常情而论，后来的建筑物可能不止于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这段记载来源于许重熙。此人在他的老师汤显祖去世前一年，曾千里迢迢前往江西晋谒。可能有所夸张，但离开事实不会太远。明代文人喜欢给家中的亭台楼阁加上美名，然后吟诗作赋写文章，应酬唱和，有的达几十以至上百首之多。汤氏诗文集篇目繁富，这样的诗文可一首也没有。

  　　他的诗提及玉茗堂的很多，除了那口池塘、其中的金鱼、荷花和园中的杨柳、芙蓉等一般景色外，没有假山或园林布置的描写。

  　　他的诗《平昌齐发弟子数人从师吴越，里居稍有来问者二首》说："今朝得见柴桑叟，落日寒园自荷锄。"《扫除瓦砾成堆，偶望达官家二首》说："偶然开扫到池林，瓦砾堆高一丈深"。

  　　另外一首诗《见故时书画狼藉，惜之》说："牡丹赋作官厨镇，蕉雪图支漆竹门。自是一时珍重意，落花倚草更谁论。"看来牡丹赋、蕉雪图可能是《牡丹亭》传奇的草稿。他的诗《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就以王维的雪中芭蕉图比喻《牡丹亭》。这些诗都可以为钱谦益的记载作旁证。

  　　杨恩寿的《词余丛话》卷三说："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豚栅之旁俱置笔砚。"焦循《剧说》卷五说："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中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也。"汤氏创作《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的这则动人的逸事，是否真实无可查考。玉茗堂连同园池在内不算狭小，单就住所而论却不宽敞，和《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给人的印象显然不同。单就《剧说》所写的汤宅情况而论，它未必远离事实。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友人钱希言在汤家作客两个月，住在文昌桥东旧宅，而不住在玉茗堂，这是后者住房不太宽敞的一条旁证。玉茗堂的亭台池馆不像王世贞的寡园或许自昌的梅花墅，它们都是有数的江南名园。玉茗堂之所以享有盛名，不在于它的园林建筑，而在于它的主人。如果现代人要对它的具体情况有一点了解，不妨参看明代画家钱榖所作的张凤翼求志园的写真图。它的复印件见拙作《张凤翼年谱》插页。汤和张（1527-1613）情况不同，但他们家境相差不多，又是同样的明代的民居风格。求志园所显示的文人亭台他馆的美名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可以使现代人的想象不至于离开事实太远。

  　　汤家原来是富有的地主。《家谱》说他的父亲"捐万石以赈荒歉，出千金以修桥梁"。数量词可能失之夸大，家道殷实，无可怀疑。汤显祖多次到北京应试，南京游学。娶小妾，带僮仆。吟花醉酒，访书求画。化费很大。考取进士后，做上七品、六品京官，前后七年。明朝官员俸禄之低，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全靠额外收入，即贪污和例行而合法的变相贪污。像海瑞那样出名的清官，官居正二品，一尘不染。去世后，倚靠众人乐助才能办理丧事。太常博士、詹事府主事、礼部主事是闲官，手无实权，没有额外收入。他在《与司吏部》信中作了计算：六品京官一年收入四万文钱，租房子，买粮食，养一匹马，雇两个僮仆，得化费七万。这一切都是官场所必需，无法节省而又能保全体面。他在南京时，僮仆和粮食全由老家接济。知县有额外收入。遂昌地瘠民贫，他又搞了一些文教建设，不可能积聚多大财富。

  　　汤显祖六十岁时向友人黄荆卿透露，每年他家租谷收入不满六百石。依此计算，田产在二三百亩之间。他的继妻、小妾、寡居的长媳、次子大耆、三儿开远夫妇、四儿开先、女儿，可能还有孙辈，连同父母以及僮仆、佣工，一家至少十五口。如果连同他的兄弟们在内怕有三四十口之多，这点产业就不见得宽裕了。他为次子写的诗《念大耆久秣陵》说："虽为县长儿，饥寒在身口。况乃客单外，僮仆安可久。"《望耆儿二首》说："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以他对儿子仕进的关切，不是手头拮据，不会作出这样的劝告。

  　　汤显祖在去世前一年写信给他新近中举的三儿开远说： "我歌鹿鸣（指秋试中式）五十年，求一避债台不得。念之。"明朝的士大夫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金融家或工商业者，父亲不会隐瞒财产，在儿子面前叫穷。这是汤显祖晚年家境的忠实概括。

  　　要作曲，就得演唱。《紫萧记》在家乡创作。青年好友吴拾芝、曾粤祥、谢廷谅是他的合作者。合作不一定指制谱作曲，演唱、伴奏以至供应酒食都是必不可缺的事。

  　　《紫钗记》在南京执笔。官职低而政治环境复杂，不会有什么家乐即私人戏班子。

  　　遂昌归来，四年之内完成三《梦》。这是作家一生中的金色收获季节。

  　　从《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遣宜伶汝宁为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等诗看来，汤家似乎有一班家乐。达官贵人家里养一个戏班子，当时在苏州一带不以为奇，在江西却还没有形成风气。

  　　汤显祖写信《与宜伶罗章二》说："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庙记》可觅好手镌之。"另一首诗《寄生脚张罗二，恨吴迎日口号二首》自注："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可见罗章二戏班和演员张罗二、吴迎都不住在汤家，也不属于汤家。汤显祖有关戏曲演出的诗文，有一部分明显地不是家乐，大多数记载十分简单，不能据以确认演员的身份。上述情况结合汤家的经济收入加以考察，汤家并未经常置备一班家乐，只是有一些演员同他经常联系，也许更符合事实。

  　 二、《牡丹亭》的创作年代

  　　《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万历戊戌年秋。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在遂昌弃官回家的三、五个月内完成这一杰作。

  　　《牡丹亭》第一出《标目》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忙处"、"闲处"，作者在《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中有清楚的解释："天下有闲人则有闲地，有忙地则有忙人??何谓忙人？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忙处"指官场，"闲处"指罢官家居。这篇文章作于临川知县袁世振在任时，即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之间，上距《牡丹亭》成书不久。《标目》的曲文和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罢官（"忙处抛人"）而后家居（"闲处住"）的情况十分贴切。"百计恩量，没个为欢处"，正好表达他罢官初归的心情。遂昌知县虽然没有繁剧的公务，但毕竟是官场。如果说《牡丹亭》创作于遂昌知县任上，因为县治僻处山乡，而勉强称之为"闲处"，把朝廷作为"忙处"，整句句子可不太符合他的处境。因为汤显祖不是直接从忙处（朝廷）调往闲处（遂昌），而是由贬官地徐闻调到遂昌。

  　　古代文人的堂名斋号，即使作者远离家乡也不妨同样采用。"玉茗堂前朝复暮"，不见得一定在临川。但是这一句曲文情况不同，堂名不仅用作人名的代称，同时又兼指具体的建筑物即作者的家园，这几句曲文应是作者谱曲情景的真实写照。

  　　汤显祖戏曲的其他三篇题词所署年份不是创作完成之时，就是润色改定的年代。前者如《南轲记》《邯郸记》，后者如《紫钗记》。《紫钗记》完成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题词》所说："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为证。后文又说："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所载题词署明万历二十三年春，和《题词》所记友人的情况完全吻合。"曲成"这两个字还隐约透露出作者在写作题词前曾对《紫钗记》作了最后的润色。

  　　有人以为《牡丹亭》作于遂昌知县任上，万历二十六年是付印的年代。

  　　汤显祖在两年后写的《答张梦泽》信说："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可见二十六年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可能都不存在。《与钱简栖》信说："贞父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黄汝亨字贞父，由江西进贤知县调任京官，先回杭州。《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也说："顷黄贞父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这是《四梦》刻本的最早记录，时在万历二十三年。实际出版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但不会相差很远。

  　　现在对不同论点补充评述如下：

  　　（一）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八作者致汤显祖的信说："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邮，何不以一部乞我？"引用者认为此信作于万历二十五年。此外，汤显祖在遂昌写的《答习之》信："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他们把上述引文中"新著"和"著书"坐实为《牡丹亭》，在提不出具体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反问道：如果不是《牡丹亭》，那又是什么著作呢？当时《紫钗记》已出，《南柯记》《邯郸记》未定，振振有词，似乎"新著"指《牡丹亭》是确凿无疑了。

  　　"杀青"原意指脱稿，但从下句"何不以一部乞我"看来，这里是指出版。前已指出，万历二十八年时，汤显祖承诺以《牡丹亭》送人还只能用抄本，没有印本。梅鼎柞信中的"新著"显然不指《壮丹亭》。

  　　汤显祖有没有别的著作在出版呢？《玉茗堂集》现存万历三十四年刊本有帅机、屠隆序各一篇。他们评述汤显祖的经历和诗文都到遂昌知县止。帅机早在万历二十三年亡故，屠隆也在此书出版前去世。这两篇序当是原为较早的诗文集所写，后来移作《玉茗堂集》的序言。这和沈际飞的《玉茗堂集选》广泛收罗汤氏以前各种集子的序言、题词如出一辙。

  　　从小说戏曲在古代不受重视的情况而论，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这一类作品称为著作。即使他本人对它有所偏爱，也不得不从俗。汤显祖有一封信给他罢官后结识的好友张梦泽，论述他自己的写作。首先谈到的是"其文事关国体"，或"馆阁典制著记"以及"成一家言"的"子书"，这些才是著作。

  　　其余都是"小 文"。此外就是"诗赋"'韵语"，没有一个字提到戏曲。这不是他看不起戏曲，而是对人交谈不得不遵从共同的风习。《答李乃始》信性质相同，提到戏曲时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复瞿睿夫》说："兄才气英阔，加有旧货，足为著书食客之费，而弟故儒素，宦浅无足与游，小词自遣而已。"以上二信都以"大著""著作"和"小者"'小词"作对照。他只有《答罗匡湖》信中说的一句话："谓弟著作过耽绮语"，"著作"一词才兼指戏曲，但那是用别人批评他的话。

  　　不考虑时代特点，以个例古，望文生义，有些问题很难搞清楚。

  　　（二）汤显祖《答邹尔瞻》书说："门下书云，当令冲父大有见闻。又云，不宜令听新声。大见闻全在新声。不令听新声，恐终吴下阿蒙耳。弟近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白云自恰悦耳。门户过大，时官难对，无如之何也。""时官难对"，具体说，就是他在《答王字泰》书中所说的一段话："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声而色，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这是说退休之后，地方官架子大，难以接近，"白云自怡悦"，本是陶弘景酬答齐高帝的诗句，是退隐的典故。"食贫""门户过大"，指家庭人口过多，生活困难。明明白白，这是罢官以后写的一封信，而某一研究者硬指他为遂昌知具任上所写，而"新声"则毫无根据地坐实为《牡丹亭》。

  　　同一研究者又以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为依据，断言黄君辅在万历二十八年秋试告捷。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得到三年前，即万历二十五年的《牡丹亭》的启发。《激书》原文如下：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亭》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肢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位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亭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握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

  　　这类轶事，言之凿凿。可以供谈助，作参考，是否事实却要经过检验。

  　　这是考证的常识。王思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徐渭字文长，万历二十一年去世。《牡丹亭》绝对不可能写在此时之前。虽然王思任和徐渭都是绍兴人，王思任和汤显祖通过信。徐渭写了信而没有寄出，这几句话却难以置信。《阳秋馆集》李级序云："往闻长老言，汤先生作《南柯梦》传奇，考得蛾子事百二十余条，迭帅（机）先生补所未备。先生增六十余事以报。"帅机去世后五年才有《南柯记》，这些话显然传闻失实。《激书》这段话不可信，只要指出一点就行。据《吉安府志》，万历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年三次秋试，姓黄的人没有一个中举。而"遂捷秋场"只能解释为乡试录取。黄君辅是一名副贡，那不过是举人的备取名额，和《激书》所记汤显祖对他的称颂对不上号。以这样一条材料作为考证年代的依据显然不够严肃。何况君辅是不是那个冲甫，只是出于这位研究者的猜测，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三）有人认为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三月罢官，秋季完成《牡丹亭》，时间短促，难以设想。他问道，《南柯记》费时一年半，《邯郸记》费时一年三个月，《牡丹亭》的写作何以如此顺当快速？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孤本秘籍把写作《二梦》的起讫时间定得如此准确。汤显祖写完《南柯记》，如果毫不间歇，《邯郸记》最多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写作时间。这是极限，事实上很难有这样的情况。《南柯记》完成不久，他的爱子士蘧夭亡。他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不幸给他的打击很大。一次就写了二十二首悼诗，感情十分凄苦，以常情而论，写作《邯郸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毕竟比创作《牡丹亭》的时间要长。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信中已经把原因说清。"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唯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这就说明《邯郸记》的写作进程因"贫病交连"而比《牡丹亭》拖得长。换句话说，《牡丹亭》比《邯郸记》写得快。万历二十六年罢官初归，境况比二、三年后好。作者自述是可信的。三四个月写一本传奇并不出人意外。焦循《剧说》卷四，传说张凤翼在新婚闹房时不出一个月写了一本《红拂记》。《壮丹亭》和它相比，那就从容得多了。

  　　文学艺术创作情况复杂，伟大作品并非必然经年积岁而后成。《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巴尔扎克两三个月写一本小说，同样不失为世界名著。"李白斗酒诗百篇"，不会比"二句三年得"的诗人贾岛差。千锤百炼可以见之于朱墨淋漓的手稿，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无迹可求的平素学养和生活体验，它有时表现为自然而至的灵感或所谓神来之笔，为人所乐道。《牡丹亭》是世所公认的传奇杰作，但它明显地留下仓卒完稿而未及仔细推敲的痕迹。后代评论者所举的一些文学上的瑶疵，并非全都出于苛求。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的说白把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误记力《崔徽传》，而未及改正。即此一例，可见《牡丹亭》的写作与其说自始至终句斟字酌，不如说有时倒相当匆促。古代著名的相马者伯乐推荐九方皋去为秦穆公访寻骏马。三个月后求到了。他说是一匹黄色牝马，牵来一看果然是千里马，然而却是黑色（骊）牡马。九方皋把马的性别毛色都搞错了。伯乐为他辩解说：这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别人容易见到的表面现象被他疏忽了，他见到的是别人见不到的马的精神实质，《列子·说符》的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牡丹亭》创作的精和粗。白璧微暇不失为杰作，而缺陷之所以存在，显然和写作时过于匆促有关。

  　　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二三月回到临川。他既没有辞职， 也不是被罢免。他向吏部递上一个告假单子，就管自己回家了。他仍然带有知县的虚衔。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都有弃官而走的，朝廷也不派人接替。汤显祖多年屈居小城知县，没有希望回到朝廷，才使他最后采取这样决绝的态度。这是气忿之余的抗议，不是从此消沉，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有朝一夕时机成熟，他将重新出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发生变化，谁也无法预料。

  　　可见把万历二十六年看作汤显祖晚年的开始，未免失之过早。这时他四十九岁，他对社会生活和宦海风波已经阅历很深，而他的热情并不衰退，依然保持着当初的锋芒；从《紫萧记》《紫钗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词赋家的文采和辞藻将深化为剧中人物心理和情节结构的艺术美。这是他创作《牡丹亭》的绝好时机，剧作家正处于旺盛的艺术生涯的顶点。

  　　从他弃官初归时写的一些七言律诗，如《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樽开竹叶风前笑，槛点花枝雨后看"，或《新买谷南高冏卿比舍》："月下笑声分的，风前基兴觉消疏"，优闲自在，看不出低沉、忧伤的情调。又如《初归》："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誇玉已非"，牢骚不平，但不妨碍他享受天伦之乐："却喜家公似壮年，登山著履快鸣鞭。迟回阿母加餐少，早作休官侍药便"（《却喜》）。父亲七十一岁，母亲少两岁，双双健在。同一首诗说："南游北望成何事，且及春光报眼前。"这使人想起《牡丹亭》第三出《训女》的曲文："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这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实，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汤氏初还乡诗作，即编入《汤显祖诗文集》第十四卷的前十首侍，提到梦境的竟占其中一半。《答周松阳》"梦去河阳花似远，兴来彭泽柳初分"，才卸任的遂昌知县情况犹如一梦；《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几年清梦有长安，不道临川一钓竿"，写的是过去对官场的憧憬，如今虽然未曾完全清醒，却已意兴阑珊，可以说这是《南柯记》和《邯郸记》的遥远而微弱的先声；《初归》说："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那是短暂的午梦；《移筑沙井》说："闲游水曲风回鬓，梦醒山空月在脐"，则是多梦的春夜。和《南柯记》《邯郸记》有一点相像，《遣梦》以整首作品写梦境：休官云卧散仙如，花下笙残过客余。

  　　幽意偶随春梦蝶，生涯真作武陵渔。

  　　未成拥髻荒烟合，去觉搴帷暮雨疏。

  　　风断笑声弦月上，空歌灵汉与蜘蹰。

  　　它和次年二月寄赠达观禅师《梦觉篇》诗序所记的梦境可能类似："春中望夕寝于内后，夜梦床头一女奴，明媚甚。戏取画梅裙著之。"难以肯定是否有实际的风流韵事与此相关。引人注意的是它们和《牡丹亭》的写作时间相同，不见得是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汤显祖的剧作以《四梦》为名。它们都有或长或短的梦境，既是作者人生态度的表白，形式多样，内容不同，而都有一梦，同时又和作者平时多梦，善梦，沉溺于梦想有关，甚至和他的生理气质易于入梦分不开。可惜资料不足，不便再作进一步探索。

  　　梦境并不能使人全然忘却现实。写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四五月间，汤显祖写了一首侍《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霑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当时北京附近大旱，皇帝似乎颇为忧国忧民，夜夜在紫禁城里露天进行祈祷。据陆游《南唐书》卷十七，申渐高是南唐国主李昇的优人。时值亢旱，李昇问他的侍臣道："别处都下了雨，为什么独独京城里一滴雨也没有？"申渐高应声而答："没有什么奇怪。雨怕抽税，不敢进城。"1957-1958 年在定陵发掘的地下宫殿金器之多足以为万历皇帝的贪得无厌提供充分的物证。当时他派遣宦官分头前往全国各地搜刮金银财宝，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奉行不力的都受到严厉惩处。汤显祖的这首诗居然以当今大明天子和区区南唐国主相比，他的胆识在同时代的文人里是少见的。记住这首诗，对了解《牡丹亭》作者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是不无好处的。

  　 三、《牡丹亭》的思想和艺术

  　　传奇《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后者和另一南戏同名，容易混淆，以不用为宜。

  　　剧情梗概如下。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爱女。她私游花园，在梦中和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怀想成病，一病不起。弥留之时，要求将她的自画像殉葬。杜宝升官离任，岭南书生柳梦梅路经梅花观，拾到画像，和杜丽娘的幽魂成就好事。杜丽娘死而复生，自作主张和柳梦梅成婚。杜宝升任安抚使，镇守扬州，被降附金人的李全军所围困。陈最良原是杜丽娘的塾师，他发现杜丽娘的墓被发掘，柳梦梅又不告而别，就往扬州报信。柳梦梅参加进士试，因金人入扰，延误放榜。他受丽娘之托，到岳父那里通告女儿回生之喜。柳梦梅以盗墓之罪被扣押，并受拷打。此时考试揭晓，柳梦梅高中状元。杜宝还朝，官居宰辅，以为事涉妖妄，拒绝和女婿女儿相认。经皇帝调停，才得团圆。

  　　杜丽娘的形像是《牡丹亭》的光辉创造。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也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第三出），她的父亲把老学究陈最良请来做她的老师。她应该被养成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这是她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为她规定了的。

  　　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首篇《关雎》。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关雎》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是不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而思想的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这次启蒙教育对她影响很大，其结果就是《惊梦》。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离开长年拘束自己的绣房，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美丽。春香夸她打扮得美，她回答说爱美是她的天性（"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正是由于青春的觉醒，她才会这样责备自己。她是《诗经》、诗词乐府，唐人传奇以至《西厢记》的爱好者，她敢于提出她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的不满，一则说："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再则说："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好像一朵小花从阶台下面探出头来，由于得不到充分的阳光而显得纤弱一样，杜丽娘在封建的梦魇之下，还说不上十分清醒，她还受到有形无形的重重压制。她的叹息是多么深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惋惜的不限于三月残春，她惋惜的是眼看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力力，不能自主。这便是出身于上流社会的青年女性杜丽娘站在当时还是庞然大物的封建制度前面所怀有的心理状态，也是她的精神面貌的一个方面。《牡丹亭》以前的戏曲常常有一些传奇性的情节，为作品中的男女青年设下极其凑巧的机会，得以一见倾心，互通殷勤。吟诗、弹琴都可以作媒介，不是侍婢带信，就是赠以家传宝物做表记，后花园私订终身，甚至闹了一大阵才知道从小早有婚约在先。杜丽娘名为宋朝人，其实是汤显祖的同时代人的写照，因之作者不能因袭前人的写法，而安排为游园之后，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幽会。从她的寻梦、写真以至于死亡，她一直是严格的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请看杜丽娘之梦的另一面。这个梦决非现实世界所能有，梦中爱人柳梦梅果然是她后来的情人，她的画像为柳梦梅拾到（何等凑巧），她的鬼魂和他成就了好事。所有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而且是为表达反封建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而服务的。但是，杜丽娘毕竟是封建时代上流社会的闺秀小姐，在她身上明显地存在着被束缚的痕迹。她的梦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之下，她不能自如地和异性青年说话。在热烈的梦中幽欢之后，紧接着的是母亲的责备。老夫人怪罪的不过是瞌睡而已，如果她知道是怎样一个梦，那还得了吗。壮丽娘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出路，梦幻就成为她最可信赖的现实了。于是简简单单的第二次游园，在社丽娘看来不啻是追求幸福的实际行动，而且这是趁春香去传递茶汤时，她独自来到花园，后来又狡黠地两次差开春香，才得安心寻梦。《豆叶黄》和紧接的《玉交枝》两支曲调，由回忆中的狂喜突然转到可悲的现实，一腔无所发泄的热情在压制中积聚了更大的力量，它在对一棵梅树的倾诉中全部表现出来了。极度亢奋之后，又是一阵悲伤，如果不能和爱人相聚，她愿意死后埋葬在梅树下面。

  　　关于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作者在《写真》一出里以极其独特的手法作了有力的表现。在爱情的骤雨中她像一棵小树一样，成长得多么迅速呵。她再也不能忍受抑制了，她骄傲地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春香：她已经有一心上人了。她抛开了少女的娇羞。爱情带来的火一样的煎熬耗尽了她的生命，而目的并没有达到。

  　　杜丽娘之死揭露了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一个青年女性被摧残的历史真实。杜丽娘是一个爱青春、爱生命、爱自由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她是注定要被毁灭的。或者是改变她的爱好，或者是被毁灭，两者必居其一。只要放弃自己的志趣，她很可以像她母亲一样，将来做一位所谓贤淑的夫人。杜丽娘对自己的信念始终是忠实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江儿水》）。这是对她自己说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却又是何等坚决。她的意思是说："如果要爱就爱，要生就生，要死就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可怨尤呢。"《牡丹亭》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强烈的追求幸福，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一种力量出现，而且在传奇里占了上风。在叛逆者杜丽娘的身边，派来教育她的陈最良与为她驱病的石道姑是鬼蜮一样的人物。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整个传奇只有杜丽娘受到那么热烈的赞扬。虽然作者关于她的外貌和行动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但是《牡丹亭》所特有的魅人之处却在于描写杜丽娘的感情和理想的那些片段，人们觉得杜丽娘的外貌和行动也很美很动人，这固然是由于直接描写的结果，同时也是她的精神面貌使人发生联想的原故。不像《西厢记》、《红楼梦》一样表达封建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破坏；《牡丹亭》以杜丽娘之死写出她要找到爱人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结合了。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在这一点上说，杜丽娘之死所表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

  　　人们看到杜丽娘和春香，自然联想起两个世纪前的先驱者崔莺莺和红娘。张生和崔莺莺虽然写得很美很成功，但《西厢记》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却是红娘。红娘使全剧为之生色。没有她的鼓励，崔、张的爱情不见得会有所发展；没有她的见义勇为，崔、张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有这样一位红娘的存在，却说明了崔莺莺的软弱。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春香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春香发现了大花园，壮丽娘只当没听见。等闹学事件平息后，她才问春香有什么景致。春香被责罚得不愉快了，杜丽娘一笑就哄她开口。春香把花园说得多好，杜丽娘却声色不动，只淡淡地说："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且回衙去。"接着游园，春香是兴冲冲地"观之不足"，完全是孩子；杜丽娘则"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满腔心事，无处可诉。杜丽娘寻梦，两次差春香出去，春香一点也不觉得杜丽娘的感情有什么变化。直到最后春香只能看出杜丽娘的外表日见憔悴，不是她自己说出梦中欢会，春香完全想不到这上面去。春香的天真的心中飘过什么思想，杜丽娘了如指掌；而杜丽娘自己的秘密，却一点没让春香知道。如果说游园前春香还有比杜丽娘大胆的一面，而杜丽娘的整个思想却远远地超出春香之上。她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主宰。在闹学、游园之后，春香在戏曲中是愈来愈不受重视了，几乎只是偶然带上一笔而已。杜丽娘的反抗性超过崔莺莺，正如后出的林黛玉又超过她一样。这里只是对女主角性格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整个作品的优劣，那是另外的问题。

  　　春香闹学受杜丽娘责骂，正是天大冤枉"杜丽娘并不比春香循规蹈矩，不过她内心深沉，她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她像春香一样无拘无束，同样不满意陈最良教书，春香以嘲笑出之，杜丽娘却只说得一句："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她不是要春香跪下责认一遭吗？她要春香"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然而，接着陪她游园的却正是春香。可见她的责备是违心之论，是为了照顾老师陈最良的面子而不得不来这么一套的。

  　　春香闹学的反封建精神和杜丽娘的整个反封建精神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身份和地位只允许杜丽娘在内心和梦中、死后所实现的反抗，春香在平时就实行了。虽然杜丽娘想得更为深沉，在梦中、死后表现得更为有力，然而在平时，春香又究竟比她泼辣。"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这是陈最良所信奉的女子生活守则"鸡初鸣，咸盥漱栉，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春香夸张："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陈最良所视为神圣的准则便变得可笑了。陈最良解"君子好逑"，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她。"春香只追问一句："为什好好的求她？"封建文人对《诗经》的粉饰立刻拆穿，还它活泼的一首民歌，这都是对封建教条的批判。陈最良的言行举动，无一不从陈腐的封建教条出发，春香则从她所理解的生活出发。虽然从她所处的上流社会的闺中生活出发，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个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汤显祖通过春香这个人物把反封建思想表达得更加畅透明朗了。但是这里并没有杜丽娘所真正缺少的东西，因为她早已成人长大了。

  　　作为杜丽娘的情人的角度，现在来观察柳梦梅这个人物。尽管《玩真》这出戏里，柳梦梅痴情一片，写得很为出色。但是如《幽媾》所描写，当杜丽娘的鬼魂前来幽会时，他却觉得这是"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感情就不那么真挚了。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同的。正如柳梦梅自己所说，若把杜丽娘比作一技玉树，相形之下他自己不过是一管芦苇。他没有《西厢记》中穷书生张生那么可爱。柳梦梅未尝不可以和杜丽娘一样写成同样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但是作者却碰到无法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理想的书生应该有怎样的思想和行为？汤显祖那个时代还找不到答案。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在明朝知识分子是无例外的，包括汤显祖本人在内。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社会地位和自己相同的柳梦梅这个人物的描写，就难免产生不好的影响。第二十一出《谒遇》，柳梦梅对陈列在那里的室物感叹道："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而他自己"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倒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宝物虽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唯有他自己才是个"真正献世宝"。

  　　这段话与《玉茗堂文》卷八《惠州府兴宁县重建尊经阁碑》意思相同"汤显祖为反对矿税而作的《感事诗》："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它也以朝廷的轻才和重利相提并论，可见这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作为对封建帝工贪得无厌的剥削性的批判，尤其是适当明神宗朱诩钧横征矿税的时期，这段话是特别有意义的。但是当他从封建士大夫的狭隘的利害关系来考察，作为怀才不遇的感慨提出来却不见得高明，以之作为理想人物的自抒怀抱显然是不够格的。柳梦梅人物形像缺乏光彩是《牡丹亭》恋爱故事的美中不足。

  　　不可否认，《牡丹亭》夫荣妻贵的收场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但是有关爱情的古代小说戏曲，十之八九以男中状元、女封夫人作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就是千篇一律。各种不同的大团圆，理应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在《牡丹亭》里，中状元不是杜丽娘、柳梦梅结合的条件，在此以前他们早就有了梦中幽会，还魂以后他们就自己作主结婚了。第三十七出就叫《婚走》。那时柳梦梅仍是穷书生，并没有状元及第。而且中了状元也没有一帆风顺，万事大吉。他得悉中状元时正被吊打，直到最后吵到皇帝面前，仍是一场斗争。看来杜宝一定会和柳梦梅和解，但是直到结尾仍是各不相让。柳梦梅是"则认的十地阎君为岳丈"，杜宝则要女儿离异了柳梦梅才得父女相认。如果以"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这两句曲文，就断定他们的爱情是"以封建道德为爱情的结合标准，以封建主义的荣誉为爱情的理想幸福"，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诚然，中状元有利于取得杜丽娘父亲的承认，如果柳梦梅不中状元，杜宝不承认怎么办呢？无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杜丽娘和柳梦梅事实上、名义上都已经是夫妻了，中状元会削弱作品的思想性，这是一个缺点。但是《牡丹亭》还不至于像别的才子佳人型的小说戏曲一样，使人以为问题不在于封建制度本身，而在于才子能否中状元。它的总的倾向还是强烈地指出，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有像杜丽娘那样视死如归的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性。

  　　杜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正派人物。封建思想并不是外加在他身上的东西，他本能地反对与此相抵触的事物。"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诘病》）。他认为自己完全正确，不感到丝毫不安。一听见女儿"白日眠睡"，就责备老夫人"纵容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他深信只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标准，即封建的道德标准。说他不关心女儿不免是皮相之论，问题是他完全不相信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感情。

  　　由太守到安抚使以至同平章军国大事，杜宝的性格在不断改变。如果当初还残留着比较迂腐的书獃子的味道，后来就逐渐由封建的官僚习气所代替了，等到他升为同平章军国大事，他的封建头脑就和石块一样硬化了。还魂的虽然是亲生独养的女儿，但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竟不惜将她打死。到真的无法否认时，他坚持要女儿离异了她心爱的丈夫才肯相认。爬上统治集团的高级地位，他的封建性就表现得更为顽强和丑恶了。

  　　《牡丹亭》对杜宝归根到底是批判、揭露的态度，但没有对他作简单化的或者丑化的描写。他忠君爱民，清正自持，不徇私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作者甚至把他自己在遂昌知县任上的一些美好记忆移植在他的身上。如第八出《劝农》。这样一个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优秀人士竟然成为害死自己爱女的凶手。如果他不是这样知书知礼，风流儒雅，问题就不会提得这么尖锐了。

  　　如果说杜宝是享有高官厚禄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陈最良则是非常可怜的小人物。三年一考，考了十五次还是一个秀才。几十年的"诗云"、"子曰"使他对现实生活一窍不通。他书读得很少，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精神空虚是他的第一个特点。如果瞎子没有拐杖还可以走路，陈最良不依靠封建教条简直不能开口说话。顽固不化是他的第二个特点，也是精神空虚的必然结果。不过他的地位是那么低微，决不可能像杜宝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头上。他信奉封建礼教不及杜宝那样顽固，他之所以如此，不过除封建礼教外，确实一无所知而已。

  　　《牡丹亭》对陈最良的描写几乎是定型的，这个人物没有什么发展。他在戏曲中不是重要人物，不可能有比较详尽的描写。但是关于他的几个片段，如《腐叹》、《闺塾》、《旅寄》、《骇变》都很生动。在那个时代的现实社会里，《牡丹亭》里的人物最常常出现的就数陈最良了。作为青春被科举制度所吞噬，思想被封建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他使人联想到后来《儒林外史》的某些人物形象。

  　　如果说汤显祖的讽刺才能在陈最良身上得到最好的表现，当他描写石道姑时，幽默就降低为刻薄。在《牡丹亭》里，讽刺和恶谑常常纠缠在一起。我们说陈最良的讽刺形象很生动，但是当作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使陈最良居然在杜丽娘面前说出"君子抽一抽"之类的下流话（《诊祟》），陈最良的形象就被歪曲了。描写石道姑的《道观》这出戏充塞了猥亵的双关语，使人难以卒读。

  　　汤显祖写了五本戏，只有在《壮丹亭》里特别描写了陈最良、石道姑、癫头鼋、郭橐驼四个在精神或生理上有残疾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中，人的精神状态是何等麻木不仁，人的生理状况是何等丑陋不全，由于作家对他们的描写还不够认真严肃，因此也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败笔。

  　　胡判官是《牡丹亭》里最独特的一个人物。和他同时出现的是那么阴森凄惨的地府，刀山剑树是他的律令。只要他的笔头轻轻一动，鬼魂就打入"一百四十二重无间地狱"，备受挫、烧、舂、磨各种肉刑。作家再次提醒读者阴世地府也和阳世的"金州判、银府判、铜司判、铁院判"一样贪赃枉法，被玉帝看作"正直聪明"的胡判官也照样"要润笔，十锭金，十贯钞，纸陌钱财"。这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嘲弄。

  　　胡判官对真正爱情的敌意也和阳世一样，他无法想象女孩儿竟会"一梦而亡"，和杜宝唱的"一个娃儿甚七情"是一个调子。在他看来，连春天里万紫千红、百花开放也是败坏人心的。在《后庭花滚》这支曲子里，花神一口气举了三十九种鲜花，一一遭到判官的指斥。他的迂腐和固执也只有杜宝和陈最良可以和他并比。

  　　这座鬼哭神号的地府是十分现实的阳世衙门和封建社会的缩影。作家还意味深长地写出阳世和阴司的差别。胡判官尽管和杜宝之流有共通之处，并且也是可厌的人物，他却比杜宝之流坦率，他有更多的风趣。难怪《圆驾》中杜丽娘说："似这般狰狞汉（指近卫将军），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地狱还不及朝廷那样令人胆战心颤呢！只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愤怒达到无法以一般描写来表达时，才有可能使作家采取这种光怪陆离的手法。

  　　从杜宝、陈最良、石道姑到胡判官，从阳世到阴间，这就是杜丽娘所生活的整个世界。在广阔的画面上所展开的对封建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相结合，这显示了《壮丹亭》在当时的进步倾向性。

  　 四、《牡丹亭》的情节结构曲文说白及其他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都有从头到尾叙述一个完整故事的传统。结构松散、情节纷繁、节奏徐缓，差不多成为通病。这一点和现代戏剧异趣。和上述情况相适应，实际上一本戏曲往往只挑选它的精彩几出连接成大体完整的保留剧目，有时甚至只演唱其中一二片段，称为折子戏。故事情节早已家喻户晓，片段演出并不妨碍人们的欣赏和理解。

  　　选段和全剧，舞台演出和文学读本之间有分有合的关系使得传奇带有两重性，它的局部是舞台脚本，而整体却多半只是文学作品。优秀传奇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面经受考验。

  　　《牡丹亭》长达五十五出。盛名之下，有时也颇受后人指责。王骥德《曲律》批评它"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指的是它结构章法以至遣词造句方面的缺陷。

  　　这些责难虽非无中生有，却是夸张失实。如果不加澄清，他同时对此剧所作的高度评价"妙处种种，奇丽动人"，就难以理解了。

  　　为了汲取前代创作经验以供借鉴，清初剧作家洪昇最早看出《牡丹亭》的谨严的内在结构。他指出全剧"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风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三妇评牡丹亭杂记》附洪之则文）。十来出戏前后对称，联成全剧的中轴线。《惊梦》《寻梦》和《拾画》《玩真》，男女主角的抒情独唱，前后各自呼应，而又彼此映衬。《冥判》和《硬拷》、《圆驾》的对照，使得阴世判官对阳世的统治者自然带有虚实相生的隐喻作用。不是机械地追求艺术形式的工整，而是在舞台上千态万象的变幻中加以适当的安排，不失自然之趣而又见出匠心。

  　　如果《惊梦》不是紧接在杜宝《劝农》之后，情节发展将因不符合时代现实而难以令人信服。《红楼梦》让贾宝玉在他父亲出差远行之际，奉元妃之命迁入大观园，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寻梦》《写真》，不能顺理成章而有《闹殇》。杜丽娘自生之死以及后来自死之生，《冥判》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转折。杜宝如果不同他的夫人失散，那就不会有陈最良的误会（《寇间》），以至后来《闹宴》、《索元》、《硬拷》、《闻喜》、《圆驾》等层出不穷的喜剧场景，使全剧在行将结束之际重新显示活力。

  　　情节结构如此，人物安排也一样。基本矛盾应该存在于父女之间，然而在这上面不宜多所生发。现实社会不让这样的事例存在。因此剧本转向杜宝夫妻之间对女儿之爱的差异，然而在这上面同样无法走得更远。这就非得让陈最良这个人物出场不可，杜丽娘则以春香为替身，他们之间的冲突在《闺塾》中才得以正面展开。杰出的剧作家不会让一个配角为单一的剧情发展的需要而产生，陈最良有他本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杜宝、柳梦梅、陈最良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类型。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作品不能仅仅写到爱情而止，即使它是爱情作品也罢。《牡丹亭》不能单写柳梦梅，正如《安娜·卡列尼娜》在渥伦斯基之外.还得着力塑造列文的形象。杜丽娘身边有春香，柳梦梅身边有郭橐驼。陈最良则是将杜丽娘、柳梦梅两条线索合二为一的关键人物。陈最良一身而三任可以看出《牡丹亭》在人物安排上惨淡经营的苦心。没有一本传奇的曲文曾像《牡丹亭》那样受人赞赏。然而对它也有不少苛求。甚至有人将汤显祖列为所谓文采派的始作俑者。清初戏曲作家李渔评论《牡丹亭风惊梦》等出说："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学观，不得作传奇观"（《笠翁偶语》卷一）。这就是说，剧本宜于阅读而不可上演。可以说《牡丹亭》不够通俗，虽然白壁微暇，难以轻易将它否定。恰恰和通常的议论相反，就剧本的舞台适应性而论，《牡丹亭》是无与伦比的。三百多年来的演唱盛况可以为此作证。

  　　试就《惊梦》的开场略作分析。

  　　春香取来镜台衣服，壮丽娘唱《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出游前，她只见静寂的庭院，四时不变，例外的唯有一缕晴丝透漏了初春的消息。女主角在这里唱出了她对深闺独处的苦闷以及她对未来的渺茫憧憬。然后接唱："停半晌，整花钢。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自作主张，即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抛头露面，她的喜悦也抑止不了她的含羞带愧的感情。春香多半是赞叹，同时带着不无调笑的口气说："今日穿插的好。"她的潜台词是："为谁打扮得这样漂亮啊？"杜丽娘接唱《醉扶归》，"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替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爱美是我的天性，不是让人看的。"她以潜台词对春香作了回答。有人把天然解释为自然景物，那就前言不搭后语了。有的剧作家不厌其烦地为剧中情景、剧中人物的动作、处境和心理活动作出大段的优美描写。台词写得好，这些解释性的东西有助于导演和演员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有如锦上添花；但若台词平庸，喧宾夺主的解释词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汤显祖都不愿这样做，因为这一切在他们笔下的剧中人物身上都已经具备了。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妨移用于此。李渔是著名的戏曲作家，又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看不到《惊梦》的非凡的舞台适应性，可能是他片面地强调通俗而有时不免流于庸俗而发生偏差。清代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说："程雨苍孝廉??尝馆余家，谈及玉茗《四梦》，颇有微辞。谓先生得意者乃《牡丹亭》，而《惊梦》一出疵颣尤多。余与辩论，遂逐句指斥。至'沉鱼落雁鸟惊喧，羞花闭月花愁颤"，雨苍以鱼雁下单提鸟字，花月下单提花字，语落边际。'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溜的圆'，以下二句主听，说与上三字不贯。此二条余亦不能力先生附会也。"《牡丹亭》不需要评论家牵强附会地为它辩白。前面所引《惊梦》的名句，既然鱼沉月闭，不再看到，下面自然只有单提花鸟才合乎逻辑。女孩儿家乍听燕语莺啼，不知是栖止在树上，还是飞翔在花间，想探寻鸟儿的踪迹而一无所见。此情此景，历历如见。答复批评者，这里用得着《庄子·逍遥游》的一句话："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在汤显祖的早期戏曲里，仆人说起话来也是四六文的对句。这个情况在《牡丹亭》里有很大的改进。例如《劝农》一出，写到公人、田夫、牧童、采桑妇、采茶女，她们的唱词比较通俗，语言和他们的身份是更加相称了。《牡丹亭》里那些艳丽典雅的片段往往用来描写官场和官宦人家的生活，像脍灸人口的《惊梦》《寻梦》，尽管受到严格曲律的限制，它们所描写的春日园林使人如亲历其境一样，以至读者也不自觉地以杜丽娘的心绪在感受着周围的一切。文字的绚烂多采和它所描写的客观世界是一致的，它具有魅人的力量。

  　　请看《寻梦》的曲文：《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什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绊介）哎，睡茶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是和她周围的景色一起传达出来了。依靠景色的烘托，作家揭示出杜丽娘的内心深处的秘密而又无损于她的身份。写景是为了写情，内心美则渲染了她的形体之美。可见这些描写是出色地为创造典型而服务的。

  　　同时对杜丽娘的美貌的赞叹，出自柳梦梅之口的是诗一样的语言：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

  　　--《惊梦》《山桃红》而当杜丽娘的鬼魂来到地狱，你看判官才看了一眼就暗地里对自己说："这女鬼倒有几分颜色！"接着他唱道：猛见了荡地惊天女俊才，咍也么咍，来俺里来。

  　　（杜丽娘叫苦介）（判官）血盆中叫苦观自在。（小鬼耳语介）判爷权收做个后房夫人。（判官）唗，有天条，擅用囚妇者斩。则你那小鬼头胡乱筛，俺判官头何处买？

  　　--《冥判》《天下乐》杜丽娘之美把那么铁面无情的地狱也征服了，没有比这些喜剧性的词句更适合判官、小鬼的身份。柳梦梅唱的是南曲，判官唱的是北曲，一雅一俗，各尽其妙。同时代的戏曲评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指出汤显祖文学语言的特色是"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在《牡丹亭》也有很大改进。骈四俪六的句子减少了。在某些场合，它们似乎是有目的地被当作讽刺之用。在骄文说白减少的同时，生动的白话说白相应地增加起来。试以第三十二出《冥誓》为例，鬼魂杜丽娘对爱人吐露了自己的身世，不料柳梦梅回头一问："呀，前任杜老先生升任扬州，怎么丢下小姐？"这个问题真是难以回答，杜丽娘轻轻接了一句："你剪了灯！"巧妙地岔开去了。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传神的心理描写甚至在话剧里也是少见的。

  　　如果说《牡丹亭》的曲文在描写杜丽娘时得到最佳的成就，它的说白的运用是在陈最良身上才显出了自己的特色。试以第二十二出《旅寄》为例。柳梦梅（生）在大风雪中失足落水，大喊救命：[ 末] 我陈最良，为求馆冲寒到此。彩头儿恰遇着吊（掉）水之人，且由他去。

  　　[ 生又叫介]救人！

  　　［末]听说救人，那里不是积福处。俺试问他。

  　　［问介］你是何等之人，失脚在此？

  　　[生] 俺是读书之人。

  　　［末］委是读书之人，待俺扶你起来。

  　　外界有一次刺激，陈最良就作出一次反应。不管情况多么紧急，他都要求助于他的处世哲学。就这样，他的精神空虚、迂腐可笑的神情跃然如在纸上。此外如《腐叹》、《闺塾》，《旅寄》、《骇变》等描写陈最良的几段说白，语言之通俗、精炼，以之和同时代的白话小说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从前人只注意到《牡丹亭》曲文美妙，而不重视它的说自所达到的白话文的高度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偏见。

  　　《牡丹亭》的文学语言虽然有它独到的成就，但是问题也不少。作家使用了大量冷僻的典故，使得作品的某些句子以至片段晦涩难懂。有的地方显得生硬、牵强甚至和原意不符（如第二十三出的"有一个夜舒莲，扯不住留仙带"、第三十二出的"竹影寺风声怎的遮"、第三十六出的"青台闭"），有的是生造的词汇（如第十五出的"毛梢儿"、第二十一出"这是吸月的蟾蜍，和阳燧、冰盘化"），有的词汇与典故则是误用（如第二十出"睡临侵打不起头梢重"、第五十五出"轻轻地把那撇道儿揢，长舌揸"、第四十三出"开府弄丸，来赴两家之难"）"有的地方可能是不恰当地使用了方言俗语，句子使人无法理解（如第十八出的"一样髀窟洞下"、第三十六出的"相公纂下小姐班"）。既要继承发扬《牡丹亭》文学语言的长处，同时也要从它的短处汲取教训。两者不可偏废。

  　 五、《牡丹亭》和当时的政局

  　　要汤显祖那样的作家在创作规模巨大的传奇时回避政治，那是难以想像的。《牡丹亭》取材于话本小说的爱情故事，本来和政治无关。作为文武冷热场面的调节，使得各类角色劳逸不太悬殊，人人都有献艺的机会，战争场面一向在南戏--传奇中得到广泛运用。它正好满足汤显祖讥弹政治的需要。

  　　汤显祖对执政的愤懑使得《紫钗记》负心汉的传统题材带有政治色彩。

  　　它和作家的遭遇有关，但是并不牵涉大局。侧重抨击权贵的个人作风，而不是对政策、措施的全面评价。《牡丹亭》与此相反，作者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个人利害关系，而是以士大夫即当时公民的身份就对外问题表明态度。

  　　戏曲中安抚使杜宝对李全作乱没有办法对付，只有贿通李全的"娘娘"之后才招降了他。杜宝因此立了大功，升为同平章军国事，官居宰辅。这使人联想到首相张居正竭力支持边将王崇古、吴兑、方逢时、郑洛等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这些将军确是因此做到兵部尚书之类大官。戏曲中陈最良对李全的娘娘说："但是娘娘要金子，都来宋朝取用。"因此封为"讨金娘娘"。"讨"字双关"讨伐"和"求讨"即勒索。他又答应打一副金做的头盔送去（《围释》）。并不偶然，《明史·吴兑传》就有"赠以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三娘子以此为兑尽力"的记载。

  　　在汤显祖的时代，俺答部落常常举兵犯明，在山西、河北一带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汤显祖出生的那年，俺答部落的骑兵长驱到北京城下，明朝政府束手无策。万历十八年，即《牡丹亭》完成前八年，火落赤部落又背信弃义进兵青海和甘肃南部。明朝副总兵败死。首相申时行只是虚报战绩，一味求和。汤显祖的同乡友人万国钦反而以主战受到处分。汤显祖完全支持他的主张，自己写了《朔塞歌》、《河州》、《吊西宁帅》等待，明确表示他对妥协政策的不满。这也成为他在次年奏上《论辅臣科臣疏》的动机之一。历史上兄弟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现在已经为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所代替。过去的不正当关系只能归罪于双方的统治阶级。在汤显祖的时代，北方和西北边境地区的和平生活受到破坏和威胁，作者对明朝政府的昏庸无能进行抨击和鞭挞，这是正当的，但是戏曲又多处流露了他对古代民族关系的许多不正确理解，这是封建主义给予作者的局限。

  　　对日本的和战问题曾牵动明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局。日本自丰臣秀吉掌权，自称关白摄政后，在万历二十年五月出兵侵略朝鲜，占领王城，兵锋直指鸭绿江。明朝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前往救援。次年正月，李如松在平壤大捷，接着因轻骑冒进，在碧蹄馆惨败。不久，日军因粮食供应困难，撤出王城，和议开始。宋、李召回，以顾养谦为经历。十二月达成和议。二十三年正月，以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沈惟敬同行。丰臣秀吉在日本处于挟天皇以令诸侯的地位，拒绝接受封号。次年，重开战端。邢玠以兵部尚书衔出任蓟辽总督。二十五年二月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以杨镐为朝鲜经略。八月，日军再度进逼朝鲜王城。次年六月，杨镐兵败撤职，以天津巡抚万世德接任朝鲜经略。同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战争宣告结束。

  　　根据《明史·朝鲜传》的总结："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体战之后，邢玖提出善后方案，单就留守水、陆军三万四千名的月饷就达九十一万八千两之多。其余人力物力的巨额开支不难想见。

  　　朝鲜战争充分暴露明朝政府腐败无能。总督、经略和主将再三再四被撤换，以至追究罪责，兵部尚书负有国防重任，二十五年二月石星罢官后，空缺达一年四个月之久无人接替。正在前方金戈铁马交战之时，石星在辅相支持下一味主和。少不更事的临淮侯李宗城被任为正使，他在二十四年四月丢弃国书，狼狈逃回。副使杨方亨和沈惟敬献媚日本以自重，回国后则谎报对方求和的诚意，沈惟敬甚至堕落为日本军的向导。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明朝召集九卿和科道官商议和战大计。内阁大臣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公然宣称求和是"老臣忧国之计"，而主战是"幸灾喜事之谋"。朝臣的争论不出封（和）、守、战三条。邢玠出任蓟辽总督，朝廷给他的秘密八字方针是"阳战阴和，阳剿阴抚"。兵部左侍郎李帧在同年五月上奏说："今日所议者惟战守封三事耳??封则正使虽出（指李宗城逃回），杨方亨等尚在（日军）营中，遽尔言罢，无论数百人员皆将化为左袵，转为向导，而我之兵力未集，仓卒难应，尤属可虞。我惟以战守为实务，因不可张皇启衅，亦不可怠玩疏防??如此封可也，不封亦可也。"（引文见各该年月《实录》）话说得很漂亮，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主和派。主战派如河南道御史周扎教、直隶巡按曹学程、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沈思孝、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大都官位不高，和汤显祖有程度不等的交情。他们先后被斥逐，曹学程甚至以"违逆失节罪"被判处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

  　　与上述时局有关，汤显祖在《牡丹亭》第四十一出《耽试》中曾写道：（试官苗舜宾）：这试卷好少也。且取天字号三卷，看是何如。第一卷，"诏问：和战守三者孰便？""臣谨对：臣闻国家之和贼，如里老之和事。"呀，里老和事，和不得，罢；国家事，和不来，怎了？本房拟他状元，好没分晓，且看第二卷，这意思主守。（看介）"臣闻天子之守国，如女子之守身"。也比的小了。再看第三卷，倒是主战。（看介）"臣闻南之战北，如老阳之战阴。"此语忒奇。但是《周易》有"阴阳交战"之说。以前主和，被秦太师误了。今日权取主战者第一，主守者第二，主和者第三??（净扮苗舜宾念题介）"圣旨：问汝多士，近闻金兵犯境，唯有和战守三策。其便何如？（生叩头介）领圣旨??（净再将前卷细看介）

  　　头卷主战，二卷主守，三卷主和。主和的怕不中圣意。（生交卷，净看介）呀，风簷寸晷，立扫千言。可敬，可敬，俺急忙难看。只说和战守三件，你主哪一件儿？（生）生员也无偏主。

  　　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净）高见，高见??对策者千余人，那些不知时务，未晓天心，怎做儒流。似你呵，三分话点破帝王忧，万言策检尽乾坤漏。

  　　只要把曲白中的金人改成倭寇，考官考生改成明朝官僚，这就变成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御前会议以及随后章奏辩驳的真实记录了。朝廷议论"阳战阴和"同戏曲"战为表，守为里"；朝廷议论"如此封可也，不封亦可也"同戏曲"可战可守而后能和"，两两相对，连语气都相似。主和而偏偏要以主战为名，而"无偏主"论又比它高出一筹。"三分话点破帝王优，万言策检尽乾坤漏。"这正是主和派心满意得之余的自我画象。这些曲白算不上戏曲的有机成分，仅仅带有插科打诨性质。这正是中国古代所谓"优谏"的传统形式的推广。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此外不再提及朝鲜战争。这无异表明政治腐败已经到了极点，他认为任何出谋献计以至拾遗补缺，除沾污自己的笔墨外，完全无补于实际。"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篇》的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作者的心境。他对明朝政治失望而不抱幻想，这是作者思想上值得重视的演变，它为《南柯记》和《邯郸记》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六、《牡丹亭》和妇女

  　　明代妇女，特别是上流社会闺秀的文化修养比现在人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汤显祖《龄春赋》说：他的祖母"援故籍以提婴（以古书中的名贤事迹教育儿童）"，他的母亲"少读书而习故"。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四《伯姊麻太夫人六袠序》说：他的大姊"习《诗》，《鲁论》《孝经》诵皆上口。于中垒（刘向）《列女》比择益详"。吕允昌的母亲孙氏爱好词曲，长于八股文，据说她的兄弟得到她的指授而高中进士。周弘禴的继妻董少玉、屠隆的女儿瑶瑟、沈懋学的女儿天孙都有诗集传世。以上只以汤显祖和他友人的亲属为例。《牡丹亭》第三出杜宝《训女》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可能这是家长对女儿教育的主要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对女儿进行必要的封建教育，以免发生不愉快或不名誉事件，使得家庭的声望受到损害。

  　　明朝政府为了对妇女进行封建教育，除了《牡丹亭》第五出提到的男女《四书》，第七出的《昔氏贤文》，还有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和理学家吕坤（1536-1618）的《闺范》等等。随着宋元理学的日益深入生活，它的某些伦理纲常观念成为不可逾越的规范。明朝各省巡按和督学，每年都要为妇女树立新的榜样，将节烈妇女的事迹上奏朝廷，为她们建立祠庙，修造牌坊。《明史》所载的列女传在二百六十名以上，编者说，这是从朝廷《实录》和各地方志中上万名列女中筛选所得。她们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恰恰同杜丽娘相反。

  　　另一类妇女同名门闺秀地位悬殊。她们将沦落为歌伶妓女，或成为官绅富商的姬妾。为了谋生的需要，她们多半受过良好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所写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不会看历本，几乎目不识丁。《金瓶梅》全书同《水浒传》这几回是同一女主角，《金瓶梅》第三回却让王婆对她说："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会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此后她在全书中的形象都以此为准加以改写。这就完全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这一类女性的实际情况了。就她们的出身而论，她们原来没有享受这种教育的机会，现在为了谋生的需要，她们以卖身或半卖身的高昂代价得到了它。由于出身低贱，她们不像壮丽娘那样受到严格的拘禁和限制，然而却又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当她们被杜丽娘的命运所感动，不是一时兴到，而是像《寻梦》那样以幻为真，痴情以求时，她们的觉醒不得不以悲剧而告终。

  　　《牡丹亭》在女性读者心中引起的反响有不少记载，如焦循《剧说》卷二的内江女子黎潇云、邹弢《三惜庐笔谈》的扬州女史金凤钿、沈名称《房蛾术堂闲笔》的杭州女伶商小玲，前二者年代明显不合，后者则缺少佐证，是否出于虚构，难以断言，现在引述真人真事两则如下。

  　　冯小青（1595-1612），扬州人。十六岁，嫁给杭州冯生为妾。被正妻所不容，另居在西湖孤山别墅，抑郁而死，她有二首绝句艳称于世。其一：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其二：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以上据戈戋居上《小青传》。传见秦淮寓客辑《绿窗女史·青楼部·才名》。黄来鹤抄本（1631）传未署"万历壬子（四十年，1612）秋仲戋戋居士书于西湖之水明楼"。据施闰章《蠖斋诗话》，冯生名雏（1575-1661后），字云将，前南京国子监祭洒冯梦祯（1546-1605）的次子。西湖别墅指的是冯家快雪堂。①后来吴炳的《疗妒羹》传奇和徐判的《春波影》杂剧都为小青而作。

  　　如果说冯小青是否真人真事还不免有人怀疑，张大复（1554-1630）《梅花草堂集》卷七《俞娘》的记载已为同时代文献所证实。下面是它的原文：俞娘，丽人也。行三，幼婉慧，体弱，常不胜衣， 迎风辄顿。十三疽苦左胁，弥连数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客，愈不可逼视。

  　　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传。凝睬良久，情色黯然。日：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如《感（惊）梦》一出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语，络绎连篇。

  　　顾视其手迹，道媚可喜，当家人也。某尝受册其母，请秘为草堂珍玩。母不许，日：为君家玩，孰与其母宝之为吾儿手泽耶。急急今情录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风尘中，标格第一，时称仙子。而其母私于某日，恨子不识阿三。吾家所录副本将上汤先生，谢耳伯愿为邮，不果上。先生（汤显祖）尝以书抵某：闻太仓公（王锡爵）酷爱《牡丹亭调未必至此。得数语入《梅花草堂（集）》，并刻批记，幸甚。

  　　这一段记载同汤显祖本人的《哭娄江女子》诗和小序相吻合。他将三娘① 据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 年陈欣的硕士论文《冯小青故事源流与时代的折光》。误记为二娘，不影响它的真实性。俞娘的妹妹"落风尘中"，她本人的身份不会同小青相差很远。一个已婚，跟错了人，又碰上正妻是悍妇；一个未婚，死于对未来的悲观绝望。应该说她们比杜丽娘更加苦命。她们都对杜丽娘的还魂和团圆视而不见，而只看重她的悲剧。这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对《牡丹亭》的深刻理解。她们在生命即将终止时，看到了《牡丹亭》。既是她们的幸运，也是对她们的慰藉。她们不是浑浑噩噩地告别这个世界，而是有所爱，也有所恨。她们虽然还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壮丽娘和她们自己的悲剧，但问题已在她们面前提出来，这就是觉醒的开始。只是由于生命的过早结束，开始差不多就是终结。如果说曾经有那么一些德意志青年模仿维特走上绝路，那是表明封建落后的德意志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正是哥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积极意义所在。

  　　同歌伶妓女不同，名门闺秀看了《牡丹亭》，或其它爱情作品，不管有怎么样的感触，都不会见于记载。她们多半只能遮遮掩掩地阅读，在暗地里叹息或啜泣。如同《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看了"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遇崔氏"的故事后，感叹道："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或者如同《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小说可以描写少女们私下谈心，在现实社会中旁人是无从得悉的。并非没有上流社会的真人真事可供追寻和分析，虽然只能从她们亲属的有关资料进行间接的探测。试以王锡爵（1534-1610）的女儿焘贞（1558-1580）为例。她十七岁时，未婚夫徐景韶去世。尽管她们并未认识，她得为他终身守节。她在自我禁闭和半绝食的长期精神失常状态中，常常看见幻像，自以为是昙鸾菩萨化身，法名昙阳子。据说她得道升天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集会。王锡爵当时还没有进入内阁，以礼部侍郎家居。他和王世贞、屠隆、沈懋学等一大批名流拜她为师，敬奉她如同女仙。工世贞为她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传记。徐渭远在浙江，同他们一向没有来往，也写了一篇《昙大师传略》。可见这是轰动一时的事。汤显祖考进士，出于王锡爵门下。汤显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其中有替刑部主事饶伸申张正义的话，而饶伸因得罪王锡爵而革职为民。汤显祖贬官回来，做了五年浙江遂昌知县，始终不能回到朝廷。主要阻力来自首相王锡爵。尽管如此，王焘贞死后十八年，汤显祖编写《牡丹亭》，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想像那样，为了讽刺王锡爵的不幸的女儿。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锡爵被召返回内阁，他再三辞免。应天巡抚、汤显祖的同乡周孔教就近到王家劝驾。王氏家乐是当时苏州一带最佳的私人剧团之一，为此特地上演《牡丹亭》。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作于他去世前一年，许重熙访问临川之后。那时王锡爵已经去世，仕途上的纠纷早就成为遥远的过去。只有王锡爵同他的师弟之谊依然存在。这二首诗的小序转述当年劝驾上演《牡丹亭》时王锡爵的话："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前引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所记汤显祖给他的信说："闻太仓公（王锡爵）酷爱《牡丹亭》，未必至此"，这是作者的谦词。诗二首，其一说："画烛摇金阁，真珠位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伤此曲"的恰好都是太仓（娄江）人，一是俞娘，另一是王锡爵。如果前二句用来描写平民百姓俞娘家，景物太华贵了，有些不伦不类。只有相府王家才合适。题目《哭娄江女子》，则又不能是王锡爵，而是他的女儿。诗由俞娘引起联想到王锡爵，由王锡爵而及于他的女儿。诗人回想到三十多年前沸沸扬扬的昙阳子事件，不是讽刺，而是哀悼。第二首诗说："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前二句，既指俞娘，也指王锡爵的女儿。"一时文字业"，指自己创作《壮丹亭》，"天下有心人"，指俞娘，也指王锡爵的女儿，王锡爵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发出那样的感慨是很自然的。他年老（七十三岁）而多病，妻子和长女都已去世，他的亡弟无后，而他的儿于衡身患不治之症，卧床不起。皇帝对他信任不改，一再敦促他出山，而反对派不时论奏他，几乎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十八年前，他的亡弟的小妾，在遣散后，冒充焘贞未死，同后夫招摇过市，成为一时丑闻，使他感到恶心。这时土锡爵为《牡丹亭》而感到惆怅，无论怎样麻木不仁，也不可能不想到他的亡女。在近乎自欺欺人的成仙证道的礼仪崇拜和迷信狂热过去之后，他不可能丝毫看不出它的虚假性，也即对他亡女的悲剧不可能一无所知。

  　　金元杂剧《张生煮海》以男角为主，《倩女离魂》则与此相反。董解元和玉实南的两种《西厢记》，张生可说同崔莺莺平分秋色，这大概可以说明男女主角在金元杂剧中大体相当，并未畸轻畸重的创作倾向。明代士大夫视科举为唯一出路，人人都有寄希望于科举制以求上进的一段平庸经历，即使杰出之士如李蛰、徐渭、汤显祖也不例外。他们只是在人生道路或仕途中屡遭挫折之后才有所觉醒。他们的异乎寻常之处不在于他们对科举制并未抱有幻想，而是最后看破了它。正因为如此，汤显祖在塑造同自己身份相近的男主角柳梦梅时，就显得不那么超脱，而未能兔俗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日益严厉，王煮贞和俞娘的命运几乎成为某一些女性的必然结局时，晚明传奇中才出现了以杜丽娘、李慧娘、敫桂英等叛逆性的妇女群像，因而她们在广大女性中异乎寻常地引起同情和共鸣。除上面已加引述的社会地位高下不同的两种女性的真实事例之外，再以清初吴人的三妇合评《牡丹亭》为例。吴人是洪升（1645-1704）的友人，《长生殿》简本（演出本）的改编者。三妇指他的未婚妻陈同、前妻谈则、后妻钱宜。来婚妻和前妻先后早夭。三妇评本《牡丹亭》刻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她们虽然没有遭逢王焘贞和俞娘那样的悲剧，但封建礼教对她们同样存在，出于她们笔下的多愁善感的评语同这样的环境分不开。

  　 七、《牡丹亭》的因袭和创新

  　　《牡丹亭还魂记》依据《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写成。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卷子杂类中已有著录，名为《社丽娘记》。现在见到的是明何大抡辑《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所载的本子。

  　　晁瑮是嘉靖二十年（1514）进士，年代早于汤显祖。因此只能是《牡丹亭》以话本为依据，不可能相反。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不提这一话本，而提到关系不大的武都太守李仲文、广州太守冯孝教将儿女的故事。前者见《搜伸后记》卷四，后者见《异苑》卷八。

  　　这是汤显祖故作狡狯，有意隐瞒他的杰作所由来的原始记载吗？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很可能如此推想。事实并非如此。

  　　《宝文堂书目》和《燕居笔记》所载的话本标题不同，说明它至少有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据《燕居笔记》，杜丽娘十六七岁游园惊梦而得病，二十一岁夭亡。而她的幽灵却对柳梦悔说："年十八岁，未曾适人。因慕情色，怀恨而逝??临终遗嘱于母，令葬妾于树下。今已一年??。"这样，她还魂时只有十九岁。"今已一年"，在文中先后出现两次。话本又说："昔日郭华偶逢月英；张生得遇崔氏，曾有《钟情丽集》《娇红记》二书"。上面提到的是《留鞋记》和《西厢记》的故事，同《钟情丽集》、《娇红记》不相干。话本作者不管怎样不高明，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差错。以上情况和话本中不少错别字都清楚地表明，《燕居笔记》在当时只是一个拙劣的翻刻本。同一系统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至少得有另外一个比较前后照应、没有这么多刊误的原刻本。然后加上《宝文堂书目》所载的《杜丽娘记》，这样至少有包含两个不同系统的三种版本。由此可以想见，杜丽娘话本曾风行一时，以至于汤显祖在写作《题词》时，觉得没有必要记载它的篇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不言而喻，指的当然是这篇话本。

  　　汤显祖的《题词》，从杜丽娘的故事引导出他的情与理矛盾的思想观点。话本提到《钟情丽集》，此书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简庵居士序，当时作者玉峰生还是"弱冠之士"，汤显祖可能嫌它不够古老，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他又抬出托名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和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中的类似故事作为话本的佐证。《题词》不提话本而提李仲文、冯孝将儿女故事的真实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话本和李仲文、冯孝将儿女故事相似，说明话本中起死回生的情节和主题不是一时的创作，而是由来已久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长期流传之后才形成。

  　　现在看来杜丽娘话本似乎相当平庸，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它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瀑瀑溪水只是大河的原头。而在溪水之上，还有涓涓细流若隐若现地婉蜒于丛林莽草之间。

  　　中国的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西游记》，戏曲如《西厢记》、《窦娥冤》、《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琵琶记》、《拜月亭》、《白兔记》、《牡丹亭》、《邯郸记》、《长生殿》以及不胜枚举的其它杰出的或不那么杰出的作品，各自情况不同，却都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流传过程，然后写定。写定者所起的作用，可以由简单的记录、程度不等的创造性的加工直至完全的个人创作。这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的独特现象。

  　　欧州文学史上似乎也有同样情况，如莎士比亚的三十六本戏剧只有《暴风雨》可能完全出于作者的虚构。《浮士德》在哥德之前早有流行的故事传说和英国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的名作。但这种现象没有像中国小说戏曲史那样具有普遍意义。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古代传说自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中世纪的言论著作不自由迫使作者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这些都和上述现象的形成有关，但主要不在于此。

  　　有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存在，就有人民群众的抗议和斗争。在它取代奴隶制的初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它的盛世，这种不平之鸣比较少见，间接地在文人作品中得到的反映更为稀有。六朝志怪小说如上述《搜神后记》、《异苑》之类借历史或传说人物和荒唐不经的鬼神故事，曲折地透露了人民的意愿，由于形式简朴，叙述多而描写少，微量的民主性的金沙玉屑混杂在封建主义的黄土层中，难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情况由唐人传奇发展到宋元话本而有所改进。处于朦胧暧昧的萌芽状态的新兴文学显出了自己的活力。然而仍然有许多作品由于未加雕琢而难以受人赏识。它们既不能用传统精神加以解释，又没有成熟到让自己的特征足够鲜明地显示出来。相传只有波斯人能从顽石中认出珍宝。《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就是这样没有文采的作品，汤显祖的巨眼把它从数以百计的平庸作品中选拔出来。

  　　话本的惊梦情节表现了闭锁在深闺中的古代少女徒然地渴求爱情的心理。它一洗小说戏曲中后花园私订终身之类的非现实主义情节的陈腔老调。写真则反映青年一代在封建主义禁锢下对青春虚度的悲切和对美好年华的热爱。这两个情节是《牡丹亭》现实主义地塑造杜丽娘形象的主要依据。它们都是这篇话本的独特创造。光凭这一点，它的贡献已经不小。

  　　《牡丹亭》的重要出目如《惊梦》、《寻梦》、《写真》、《闹殇》、《拾画》、《玩真》、《幽请》、《冥誓》、《回生》等出在话本中都已经成型，甚至许多词句都因袭不变。这是说《牡丹亭》爱情故事的重要情节在话本中都已经有了，然而粗糙简陋，人们难以发现它的魅力和可能有的社会影响。这有如海水原本含有微量元素铀，然而只有当它经过奇妙的工序被分离出来之后，才有可能使它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话本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父亲都是现任太守，门当户对的婚姻水到渠成，没有遭受波折，汤显祖却参照东晋干宝《搜神记》睢阳王收拷谈生的故事把它改造为社会地位悬殊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搜神记》中事实搞清之后，睢阳王欣然接受穷书生为女婿，赏赐他钱财，连外孙也得以封官。《牡丹亭》则在柳梦梅高中状元之后，本来在所有的小说戏曲中爱情婚姻的一切阻力都可以因此而得到排除，杜宝却依然顽固地不承认柳梦梅和他女儿之间的非礼不法的婚姻关系。

  　　话本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汤显祖却赋予它以酷似明代现实的政治社会背景。简单一提、未作任何刻划的杜宝被塑造成封建官僚的典型，他由太守升到同平章军国事，随之而经历着人物性格的令人信服的发展。作为青春被封建制度所牺牲，思想被封建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陈最良这个人物是全新的创造。春香闹学对封建教育作了有力批判。《冥判》中鬼哭神号的地府则是现实的阳世衙门和封建社会的缩影。从杜宝、陈最良到胡判官，从阳世到阴间，这是壮丽娘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在广阔的画面上所展开的对封建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同反封建婚姻制度主题相结合，《牡丹亭》对话本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就舞台演出而论，内容庞杂，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可以看作是缺点；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而倾倒。对一个大作品，硬以通常的规矩绳墨去要求它，有时未免显出批评家的偏狭成见。

  　　汤显祖把自己对山城遂昌的回忆写入《劝农》；访问澳门，会见西方传教士的印象曲折地反映在《谒遇》。这些当然是话本所没有的。杜丽娘原有一个弟弟，在戏曲中被省略。春香只有十岁，年龄过小。诸如此类的细节变动不必在这里一一指明。

  　　近代曲家吴梅《红蕖记跋》评论古代戏曲作家时指出："大抵宗《琵琶》者终鲜舛律，学元剧者或至乖方。今古词家，莫生例外。"至少就表面现象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姚士粦《见只编》卷中说："汤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杂剧）。自言筐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有《太和正韵》（《太和正音谱》）所不载者。比问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寄谢在杭书》说，他在麻城刘承禧家借到的金元杂剧三百余种出于汤显祖的挑选。由此看来，《牡丹亭》在某些方面受到金元杂剧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无名氏的《萨真人夜断碧挑花》和《牡丹亭》有若干相似之处。潮阳徐知县的女儿碧桃许配给县丞之子张道南为妻，未婚。张道南因追寻鹦鹉误入知县后花园，和碧机会面。恰好被碧桃父母撞见，碧桃受家氏叱责，一气而亡。三年后，张道南中进士，任为潮阳知县。碧桃亡魂出现，和道南幽会。道南患病不愈，萨真人作法拘到碧桃亡魂，由掌管生死和婚姻的判官作证，查明她阳寿未尽，姻缘未了。而此时碧桃的妹妹玉兰暴病身死，碧桃得以借尸还魂和道南团圆。

  　　姐姐借妹妹尸体还魂以完成生前夙愿，明代另一戏曲作家沈璟的《坠钗记》也有同样关目。《坠钗记》以《金凤钗记》（见《剪灯新话》）为依据。可见古代小说戏曲作品之间彼此影响、相互渗透，情况极为复杂。《坠钗记》刻意摹拟《牡丹亭》，情节相似，这是《牡丹亭》和《碧桃花》之间存在着先后继承关系的旁证。

  　　《碧桃花》虽然是已完成的杂剧，但它犹如一曲民谣，含有动人的旋律而并未按照和声、对位的原理谱成完美的作品。碧桃死而还魂复活，应是生死如一的真诚所致，但作品中除了素描式的简单情节并未着意渲染，她为爱情而招致的生前死后的磨难也缺乏细致动人的描写。碧桃和丈夫已有婚约在前，削弱了主题的积极意义。《碧桃花》的弱点正好反衬《牡丹亭》的不同凡响。

  　　《牡丹亭》的《冥判》显然曾从《碧桃花》第三折得到启发。两个作品的优劣对比同样具体而微地表现在这两折（出）之间。

  　　乔吉（？-1345）的佳作《玉萧女两世姻缘》，如果剧中人物玉萧不是妓女而是官家小姐，如果她不是再世而是死后还魂和爱人成婚，这个杂剧简直就是《牡丹亭》的简编。乔吉在金元杂剧作家中以擅长爱情剧而得名。他的曲文绮丽多采而清新有致，十分适合这样的题材。

  　　《两世姻缘》的写真情节脱胎于《丽情集·崔徽传》，用以表达对爱人久别后的深挚怀念。杂剧和《牡丹亭》又借用它作为男女双方得以相叙（《牡丹亭》）或重圆（《两世姻缘》）的一个必要环节，就这一点而论，《牡丹亭·写真》情节不始干活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丽情集》比它更早。但就形象鲜明地反映青年一代在封建主义禁锢下对青春虚度的悲切和对美好年华的热爱而言，这一构思萌芽干话本，而在《牡丹亭》中才得到充分的表达。韦皋和他的岳父因再世的玉萧而引起对抗，在皇帝面前得到调解。这是《牡丹亭·圆驾》的类似情节在戏曲中的最早表现，但矛盾冲突不及《牡丹亭》尖锐而有社会意义。

  　　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第四折，白居易和茶商为姬人裴兴奴发生争执，最后由皇帝审明曲直。它不像《两世姻缘》那样接近《牡丹亭·圆驾》。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是乔吉的另一佳作。才子韩翃因和柳眉儿私通，被她的父亲王府尹吊打。后来韩翃中状元，奉旨和柳眉儿成亲，岳父和女婿才得以和解。汤显祖《题词》说《牡丹亭·硬拷》本于《搜神记》卷十六睢阳王的故事。睢阳王和谈生虽然贵贱悬殊，但没有真正的矛盾冲突，误会很快消除。《金钱记》中王府尹也是本来有心成全好事，只怕韩翃"功名心懒堕，等他为了官，才招为婿"（见《元曲选》本剧第三折）。

  　　以《碧桃花》、《两世姻缘》、《金钱记》和《牡丹亭》的有关各出相比，这几本杂剧各自成就不同，就某种意义说，它们都只是半成品，具有新意而暧昧不明，包藏精华而被尘土遮掩。汤显祖则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十分珍视自己选中的题材，每一情节，每一构思，决不在竭尽所能得到充分利用、加意发挥之前浅尝辄止。就戏剧创作的最重要一点而论，作者特别致意于矛盾冲突的形成和开展。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无一不以此为依归。《两世姻缘》、《金钱记》的翁婿矛盾不及《壮丹亭》的《硬拷》和《圆驾》，《碧桃花》的"夜断"场面难以和《牡丹亭·冥判》相比。玉萧、碧桃和杜丽娘一样都是殉情而死，但碧桃在戏曲中缺乏相应的描写。《两世姻缘》第一折写鸨母爱钱，逼迫穷书生舍弃玉萧而赴京应试，到第二折玉萧为思念情人一病而亡，却又得到鸨母同情，丝毫不受干扰。情景失真，难以令人置信。唱词虽然凄惋哀艳，动人的力量难免受到影响。未能将矛盾冲突作正确的艺术处理，是这几本杂剧出现以上缺陷的原因。

  　　在《牡丹亭》中，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对话穿插，也足以见出作者的文学修养。如第六出《怅眺》，柳梦梅和韩子才转述他们先祖韩愈、柳宗元的争论："两人文章，三六九比势：我有《王泥水传》，你便有《粹人传》；我有《毛中书传》，你便有《郭驼子传》；我有《祭鳄鱼文》，你便有《捕蛇者说》"；"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乞巧文》，到俺二十八代玄孙，再不曾乞得一些巧来？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送穷文》，到老兄二十几辈了，还不曾送的个穷去"。似真而假，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令人解颐。如果不是对韩柳古文深有体会，就难以这样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牡丹亭》每出下场诗都袭用唐诗七言成句，而又和剧中情节融合无间。可能这是多余的奢侈之笔，多半无助于作品的提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远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当时有后来才出的《全唐诗》，也必定要熟读成诵才能这样断章取义而应用自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明高度的文化和文学修养对作家的成长极其重要。然而"无一字无来历"之类的文人习气却又可以使博学成为作家的桎梏，不利于创作。汤显祖在这一点也未能例外，但是权衡得失，毕竟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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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35:09

  附 录　　汤显祖年表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岁

  　　旧历八月十四日（公历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

  　　嘉靖四十年（1561） 十二岁

  　　作诗《乱后》，见《红泉逸草》。汤氏现存诗文有年代可考者以此为最早。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十三岁

  　　从罗汝芳游。罗汝芳号近溪，泰州学派创立者王民的二传弟嘉靖四十二年（1563） 十四岁

  　　补县诸生。

  　　穆宗隆庆三年（1569） 二十岁

  　　娶妇吴氏。

  　　隆庆四年（1570） 二十一岁

  　　秋试以第八名中举。

  　　隆庆五年（1571） 二十二岁

  　　春试不第。

  　　隆庆六年（1572） 二十三岁

  　　除夕，邻家失火，住宅被焚毁。公历己是明年。

  　　神宗万历二年（1574） 二十五岁

  　　春试不第。

  　　神宗万历三年（1575） 二十六岁

  　　汤氏第一个诗文集《红泉逸草》出版。

  　　万历四年（1576） 二十七岁

  　　客宣城，结交沈懋学、梅鼎作、龙宗武等。游学南京国子监，读释典于报恩寺。

  　　此不前后集南京所为诗文为《雍藻》（佚）。

  　　万历五年（1577） 二十八岁

  　　首相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致海内名士以作陪衬。闻汤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汤氏婉谢，不往。春试落第。沈懋学高中第一名，居正次子嗣修以第二名及第。落第后，作《广意赋》以自解。其后以海若为号。

  　　万历六年（1578） 二十九岁

  　　友人谢廷谅为《间棘堂邮草》作序。所收诗文止于万历八年。今存二卷本、十卷本，可能都不是原来面貌。

  　　万历十年（1579） 三十岁

  　　《紫箫记》传 奇作于1577-1579。

  　　万历八年（1580） 三十一岁

  　　春试不第。张居正二子得高第。访友人黄州同知兼摄黄冈知县龙宗武于黄州。汤氏结以麻城刘守有、梅国桢表兄弟当在此行。汤氏为刘家选定金元杂剧二三百种，并在刘家得读小说《金瓶梅》或在同时。

  　　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四岁

  　　去年张居正去世。今年春试，汤氏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

  　　试政北京礼部。吴氏夫人卒于家，续娶傅氏。

  　　万历十二年（1584） 三十五岁

  　　不受内阁大臣申时行、张四维招致，出为南京太常寺博上，正七品。

  　　万历十三年（l585） 三十六岁

  　　前临川知县、现任史部郎中司汝霖（张汝济）来信劝与执政通好，可内调为吏部主事。婉言谢绝。

  　　万历十五年（1587） 三十七岁

  　　改编《紫箫记》未成稿为《紫钗记》。

  　　万历十六年（1588） 三十九岁

  　　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

  　　万历十七年（l589） 四十岁

  　　对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正六品。

  　　万历十八年（1590） 四十一岁

  　　初会达观禅师于南京刑部主事邹元标家。

  　　万历十九年（1591） 四十二岁

  　　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激烈抨击朝政，谪广东徐闻具典史。

  　　万历二十年（1592） 四十三岁

  　　自徐闻归临川。道出肇庆，遇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但彼此并不认识。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四十四岁

  　　量移浙汀遂昌知具。建造射堂和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四十五岁

  　　在遂吕修建尊经阁（图书馆）、启明楼，并为书院置备田产。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四十六岁

  　　上计赴京，会见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作《紫钗记题词》。

  　　屠隆、达 观禅师先后来访。万历二十六年（1598） 四十九岁

  　　向吏部告长假还乡。

  　　七月，自文昌里移居城内玉茗堂。

  　　作《牡丹亭还魂记》。

  　　达观禅师来访。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十岁

  　　适在南昌，与达观禅师作别。别后，梦中得达观来信。此后以海若上为号，一作若士。

  　　李贽来访。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十一岁

  　　作《南柯记》传奇。

  　　长子士蘧卒于南京。

  　　万历二十九年（1601） 五十二岁

  　　正式被免职。作《邯郸记》传奇。

  　　万历三十年（1602） 五十三岁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或今年作。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五十七岁

  　　《玉茗堂文集》在南京出版。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六十五岁

  　　拟在庐山结栖贤莲社，未遂。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六十六岁

  　　父卒。

  　　三儿开远中举。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六十七岁

  　　六月十六日（公历7 月29 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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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36:01

  引用书目

  　　传主本人著作

  　　红泉逸草 李大晋刻本

  　　问棘堂邮草二卷本及十卷本

  　　海若先生文 一名汤海若先生制艺明刻本

  　　玉茗堂文集 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玉茗堂集选 沈际飞选

  　　玉茗堂全集 明刊本、清康熙刻本

  　　汤显祖诗文集 徐朔方编

  　　玉茗堂四梦 臧懋循刻

  　　紫萧记

  　　紫钗记

  　　牡丹亭

  　　南柯记

  　　邯郸记

  　　明清别集·总集（以出现先后为序）

  　　《阳秋馆集》 帅机

  　　《名山记》 何镗

  　　《罗近溪先生全集》 罗汝芳

  　　《郊居遗稿》 沈懋学

  　　《南雷文案》 黄宗羡

  　　《九龠集》 宋楙澄

  　　《邹忠介公全集》 邹元标

  　　《紫柏老人集》 真可

  　　《本草纲目》 李时珍

  　　《三巴集》 吴历

  　　《鹿裘石室集》 梅鼎柞

  　　《负苞堂集》 臧懋循

  　　《贻安堂稿》 伍袁革

  　　《快雪堂集》 冯梦侦

  　　《刘大司成集》 刘应秋

  　　《少室山房类稿》 胡应麟

  　　《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纪行》 英文版

  　　《天主教十五世纪在华传教志》 裴化行斯但尼斯拉夫斯基论文讲演谈话书信集

  　　《焚书》 李贽 （以下未引用原文）

  　　《藏书》 李贽

  　　《徐文长三集》 徐渭

  　　《汀州山入四部稿风续稿》 王世贞

  　　《奉常集》 王世懋

  　　《白榆集》 屠隆

  　　《栖真馆集》 屠隆

  　　《白苏斋类集》 袁宗道

  　　《袁中郎集》 袁宏道

  　　《寓林集》 黄汝亨

  　　《沈氏戈说》 沈长卿

  　　《张太岳文集》 张居正

  　　《王文肃公文草》 王锡爵

  　　《凤阿集留部稿》 姜宝

  　　《雪柏堂集》 姜仲文

  　　《董司寇文集》 董裕

  　　《睡庵文集》 汤宾尹

  　　《月鹿堂文集》 张师绎

  　　明诗纪事 陈田辑

  　　列集诗集 钱谦益

  　　吴江沈氏诗录 沈祖禹编

  　　《越溪新咏》 沈自晋

  　　四库总目提要

  　　天一阁书目

  　　宝文堂书目

  　　史籍·笔记·方志

  　　明史 张臣玉等

  　　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

  　　明实录

  　　罪惟录 查继佐

  　　国榷 谈迁

  　　明儒学案 黄宗羲

  　　五灯会元 僧普济

  　　万历野获编·补遣 沈德符

  　　复社纪略 眉史氏

  　　因树屋书影 周亮工

  　　东林党籍考 李棪

  　　万历十一年登科录

  　　题名碑录

  　　历代名人年谱 吴荣光

  　　汤显祖年谱1991 年增订本 徐朔方

  　　二十史朔闰表 陈垣

  　　北里志 孙棨

  　　仇池笔记

  　　寂园琐记 陆容

  　　梅花草堂集 张大复

  　　激书 贺贻孙

  　　枣林杂俎 谈迁

  　　见只编 姚士粦

  　　三借庐笔谈 邹弢

  　　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

  　　房蛾术堂闲笔 沈名荪

  　　临川县志

  　　东乡县志

  　　遂昌县志

  　　新建志

  　　抚州府志

  　　苏州府志

  　　吉安府志

  　　浙江通志

  　　广东通志

  　　文昌汤氏宗谱

  　　西塘汤氏重修宗谱

  　　孙氏世乘

  　　曲话·其他

  　　词谑 李开先

  　　南词叙录 徐渭

  　　曲论 何良俊

  　　曲藻 王世贞

  　　曲律 王骥德

  　　曲品 吕天成

  　　衡曲麈谭 张琦

  　　顾曲杂言 沈德符

  　　远山堂曲品 祁彪佳

  　　笠翁偶集 李渔

  　　静志居诗话 朱彝尊

  　　嫂斋诗话 施闰章

  　　今乐考证 姚燮

  　　雨村曲话 李调元

  　　曲话 梁廷柟

  　　词余丛话 杨恩寿

  　　剧说 焦循

  　　曲海总目提要

  　　螾庐曲谈 王季烈

  　　录曲余谈 王国维

  　　顾曲麈谈 吴梅

  　　曲学通论 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 吴梅

  　　元曲选 臧懋循

  　　六十种曲

  　　群音类选 胡文焕

  　　四声猿 徐渭

  　　坠钗记 沈璟

  　　桃花扇 孔尚任

  　　搜神后记 托名陶潜

  　　异苑 刘敬叙

  　　太平广记

  　　大宋宣和遗事

  　　绿窗女史 秦淮寓客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 何大抢辑

  　　拍案惊奇

  　　剪灯新话

  　　金瓶梅

  　　脂评石头

  　　记俱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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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36:14

  后 记

  　　1981 年12 月，我在拙作《论汤显祖及其他》自序中写道："1956 年《汤显祖年谱》脱槁时，我曾在此书卷首预告将有《汤显祖评传》和《年谱》配合，迄今未能兑现，深感歉仄。其实，《评传》在60 年代就已经完稿，但为自己所不满。后来先后写了本集所收的有关汤显祖研究的几篇专题论文，现在才回头重写《评传》。时时为别的工作所中断，进展缓慢。希望在一、二年内完成。"

  　　实践总是赶不上愿望，1983 年秋，才完成了本书前二十四节。又因去美国晋林斯顿大学逗留一年而中止。 1991 年，《汤显祖年谱》重写完毕，得以收入拙作《晚明曲家年谱》，列为《徐朔方集》第三编。这时才着手撰写第二十五节，直到最后，仍然未能尽如人意。这是学力不足，毫锋又弱，不是修改所能为力，只得让它以现在的面貌问世了。

  　　承匡老盛情，将此《评传》收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不胜荣幸，

  　　谨此致谢。

  　　徐朔方

  　　1992 年1 月10 日于杭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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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1 09:38:47

  全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二章 坎坷的仕途】、【第四章 《南柯记》和《邯郸记》】、【第五章 最后的岁月】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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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崽子·杨小坏 (人生目标就是永不停歇的奔向学霸) 组长 楼主 2009-05-03 01:36:2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着、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着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着。另一些人却只留下着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着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着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着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着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着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着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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