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天地之始——胡兰成其艺

【按】大多读者接触胡兰成，多是从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也就是《今生今世》开始。看过它的人，都觉出好，但似乎又说不出哪里好。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明白的原因。 　　 《今生今世》为抒情散文，“而胡兰成不仅将诗的意识引入其‘散文’，甚至还让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都诗意盎然。 　　 所以朱天文才会说胡，‘写理论学问如诗。” 　　 《中国的礼乐风景》正是胡“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真正是“诗意盎然”。 　　 说不出来的好，怕就是不可言传的“诗意”吧。 　　 而诗意在文章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胡兰成有句：“(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这通于做人的道理，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 　　 同样的意思，阿城先生说：“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薛仁明：天地之始——胡兰成其艺 　　 　　甲 华服贵涩色，茶苦是至味——评所谓「耽美」说 　　 　　 一般论胡之艺者，几乎只谈其「文学」；而学院里谈胡之「文学」者，扣除情绪性谩骂 不算，「耽美」是最常见的提法。旅美作家苏炜，早先曾对胡兰成的人生特质提出了「耽美」的说法；然若就影响之大，引用之广，则王德威最可为代表。王德威于学问诚恳，也是个好评论者，但谈胡兰成，却失了准头。他在文章里，既说胡「再大的悲哀也都化作妮妮婀娜的『耽美姿态』」，又说胡「不脱一贯『耽美精神』，其极致处，可以以假乱真，以华靡的文字及生活方式信念『发明』来雕塑人生」，他还说朱天文是「承自胡兰成的『耽美诗学』」。 　　 这样「耽美」来「耽美」去，当然是误解。这种误解，自然是缘于王德威对胡兰成之不熟，又简化了近代史的隐微曲折；更缘于王与胡之不相应。然而，若论缘由之最要者，其实仍是当前学院那西方式学术体质，与中国文明本来就有最根柢之扞格，故学院中人对胡很难有相应之理解。若无此扞格，就不会如前文之所论，徐复观虽在学院里被奉为「中国文化大师」，但实际上，却对自家文明最称根柢之音乐完全陌生的怪现象；又若非学院里谈的中国文化有根本之异化，也不会有唐君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的悲叹，更不会有徐复观「钻研考证与思想方面的东西，以致性灵汨没」之憾恨；他们都是儒者，皆孔子之徒；然孔子只叹凤嗟麟，只会以道之不行为憾恨，没有「仁不能守」、「性灵汨没」这种问题的。这是学院的问题，非儒者真正该有的问题。当然，徐、唐皆栩栩然君子人也，他们切切于自家文化，力抗西化狂潮，其悲愿原甚动人，而可敬之处，本不该全揜；然彼之局限，荦荦甚大，今日中国文化扭曲异化至此，其咎亦难说全无。而学院不深入照察其功过，反倒一味吹捧，亦足证学院中人，与自家文明之隔阂是何其深！ 　　 一般学者与胡兰成不相应，由来已久。胡亡命日本之初，还颇与汉学家交游，高谈阔论世道人心，众皆引他为同道。不多久，胡觉得他们不求进步，「就脱离他们，也不再与大学的文献学者们往来，自力求真知，于是大家都对我不高兴了，几至友谊全熄，我也不觉孤寂。」认真说来，其实是胡自绝于学院在先；一般学者谈起他时，自然多无好感，甚至充满敌意，种种误解遂在所难免了。 　　 既然与胡如此不相应，于是，就胡之文章而言，尽管学院颇有论述，但真见解却不多。反之，有别于学院里「正式」、显性之论述，散见在各处，许多「非正式」、隐性之论析，却不乏精采者。 　　 像尹丽川，非学者，但绝对是个会家子；又如杜至伟，颇在网络上力辟各种误解与诬陷，见解就常直指核心，譬如他说，「胡每于说理时用生命的亲历来印证，因此十分结实。」「读者个人须有相当的学殖和人生体验，才能有所会心。」对于「耽美」说，他则直截地说道，「一个敢于赌命、亡命，又在生命中颇有自觉，主动抛弃享乐的人，到底『耽』了什么『美』？」 　　 事实上，王德威之所以会有「耽美」说，亦因对胡「道人」那一面体会得不深，如若不然，单单凭胡一句「修行是应机于现前」，即知这种人离「耽美」会有多远；王德威可能且被胡张情缘之旖旎风光所惑，又受胡那出入其间、「不黏不滞」的文字本领所眩，遂有此想当然耳之说法。 　　 王德威又说胡的文字「甜腻妩媚」，这不能算错，但毕竟落于一端，忽略了胡文之「涩意」，更小看了其雄阔之一面；王德威对京剧很熟，一定知道「芦花荡」那一折戏，好的架子花脸必须要将极其粗豪的张飞演到几分妩媚；而前章提到的圜悟克勤，固然有「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这般缱绻缠绵的艳情诗，但是也莫忘其根柢乃「一剑当头，横尸万里」这等峻烈。凡此，粗豪与妩媚，缠绵与峻烈，都应并举，皆不该执于一端。谈胡之文章，亦当如是。 　　 胡之文字当然美；然其美乃在美与不美之间，更有在美之上者。其美与「耽美」，完全是两回事。江弱水是有见地的。他曾道，胡之文字奇绝，有着江湖之气，而「有江湖之气，自不会烂熟。」 　　 什么是耽溺？不正是依于惯性，以致烂熟么？而胡喜京剧更甚于昆曲，不正因京剧有江湖之气，而昆曲则典雅太过以致烂熟了么？胡这种出边出沿之人，最忌烂熟，对耽溺之事最不容赦；他是即便写成佳书，都要「宜如花事过后，寂然忘我。」这种随立随破之人，「到底『耽』了什么『美』？」 　　 关于胡文，江弱水还有段内行话，曰，「胡兰成的文章，虽然处处像鲜茶叶子揉得出碧绿的浆水般的诗意，味道却总带一点生涩。这叫人想起周作人，但知堂老人文笔雅驯，其涩在意；胡兰成却颇有些粗头乱服的样子，其涩在语。『今生今世』不是那种纯净流畅的白话文，他常爱掺一点文言，与一点方言，又好用单音字，造句有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像他形容他父亲的说话那样，『尚在文法之初』。」 　　 胡兰成这凡事打成一片之人，他文章的生涩，与其书法之涩意，是同一回事；又与他看重杨宝森之涩，而不贵马连良之过度流畅，亦是同一缘由。其书法集有句子曰，「华服贵涩色，茶苦是至味。」那是他的本色，亦是他的真滋味。胡之文字，不仅不避生涩，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使其生涩； 因此，胡不喜「滑」，不愿文字「纯净流畅」，当然也不可能自限于世俗所谓的「美」；胡就曾说过，「(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这通于做人的道理，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诚如江弱水所说，「对这种只七分熟的文字，胡氏有清醒的自觉。」这种高度自觉要「生」求「涩」的文章，最清楚「涩」是以「不流畅」让「流畅」不落惯性，免于耽溺，再获生机，重新有个「天地之始」，故处处有新鲜的活气。因此，江弱水总结说，「（胡的文章）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既是鲜活的，又怎么去「耽」什么「美」呢？ 　　 坦白说，似胡如此自觉不耽溺于美者，并不多见。本文前一章「剑刃上行」那一节已然提及，胡兰成曾在保田家中，直指保田与重郎不该安住于后鸟羽院文学的唯美之境；而胡又直接批评川端康成耽溺于美，「雪乡」之后诸作品已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若自身都已「耽美」，那么，此种批评岂不可笑？而保田、川端这般人，竟还理会胡，甚至尊礼之，那又岂不荒谬？ 　　 不仅仅是美，举凡世人所执念者，不管是学问、道德、亲情，他是一概不落情缘，是个「最最无情」之人。胡兰成自从一九四五年流亡以来，「东逃西窜」，极狼狈而不堪，逼得他只能一路披荆斩棘，凡不相干之所有执念，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了又杀，杀了又斩，直至「杀尽始安」。而到了最晚年，他犹念记着年少初到杭州时，身上那一无所有，唯薄衣俭食，要在雨雪风霜中，淬砺出不折不坠的志气。这后半辈子无慈无悲亦无缚无解的体露金风之徒，若真要把「耽美」这顶大帽子，硬生生安在他头上，怎么看，都实在别扭。 　　 学问之事，达者为尊；直觉感悟之事，更是会则会，不会则不会；和年纪大小不甚相关，与是否为「学术权威」则简直毫无干系。南京有个年轻人，初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胡之著作，是《今生今世》，乍读「惊艳感叹之余惟有恍惚迷离。」接着他说，「(毋)怪乎卜少夫说他比张爱玲才华更高， (但)还是直觉胡兰成并非『作家』。」后面这个直觉很紧要，下节将详论。他还批评道，「封面上那些妄语、止庵的序，以及王德威『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云云，很煞风景。」 　　 学术之事，虽可公开辩难，但许多时候，其实也可能是未必自觉的封闭系统；正如当代艺术，虽极度自诩自由、标榜颠覆，但骨子里却极具顽强坚固的封闭性，因此才被林谷芳批评为「国王的新衣」。学术界虽不若是甚，但其中可能存在的自我蒙蔽，果有多少真切诚恳之自省乎？学院中的「耽美」说，人云亦云已久，甚至骎骎已然成为「定论」。结果王德威这一个论点，虽然广被引述，却反被一个未必多么「博学多闻」，但确乎能够「入乎其内」的青年学子，给轻易看出有其根本之不相应，所以才被訾为「很煞风景」。青年学子这段话，未必严谨，也不尽公道，却也提醒了学者诚恳如王德威者，在立论成说之际，尤其面对胡兰成这种「过度」复杂，也「过度」丰富之生命时，毋宁该有更大的戒慎！ 　　 　　乙、惊波回澜，潋滟无际--胡兰成的文章 　　 　　 南京那年轻人，初读「今生今世」，直觉胡「不是个作家」；这直觉准确，亦紧要。又依陈丹青之见，胡之书写、性情与器识，颇有胜沈从文、张爱玲者，而沈、张俱举世公认之大「文学家」；然而，陈丹青却说，「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 　　 胡兰成对文学极有自信，但他确乎「不是个作家」，亦非文学「家」。二零零八年暑日，联合副刊举办「大风起兮」朗诵会，由陈育虹、宇文正代读，此文作者林谷芳开场时唯声明，他非作家。 　　 此话寓意，可能有二。一，其文盖直抒本然，不费安排，「辞，达而已矣」，不等同一般「作家」文章之着意，亦不类乎「作家」之讲求姿态；二，更要紧者，乃其身份之自觉，系修行者，亦可为传统意义下之文人；然非今日专业主义下的「文学家」，亦非社会分工里所谓的「作家」。 　　 胡亦然。其身份自觉为士，国士、天下士；士所为何事？士尚志，志于道，胡乃求道者。他本非「文学家」，他尝说道，「文学家只等于艺人，中国向来对于陶工画师、雕匠、优伶等只许其当作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份亦与雕匠优伶等同列。」正因他这身分的自觉极清楚，所以，一九六五年初，胡兰成因重伤风，发热病，卧床十日；病起后「春光正妍，日日惟游治，题字作诗」，并抄录诗作数首，寄赠唐君毅夫妇，但胡终归仍说，「自警此非志士业也，聊作病起养生可耳。」文章之事，胡兰成同于扬雄，「文章，小道也」。复因如此，胡才会听其挚友尾崎士郎两次自表身份后，当面直接批评他怎能安于只做个小说家。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身为修行者，对林谷芳而言，根本要务，唯了生死；其他，皆余事也；若不直指死生大事、根抵烦恼，则文学云云，皆可能只是玩物丧志。而作为求道者，对胡兰成来说，「志士无一物，欲使世界一。」此乃士之原点，若舍此不言，而专务文学，亦是偏离了主题；故李白苏轼尽管文章天下扬，但他们都不愿只做个文学之士。 　　 胡更不会是作家。依他看，现代之作家身分乃西方产物，而「西洋文学的作家譬如当律师，是小市民的一种职业上的分工。」这种体质，与「士」之身份大有径庭。士一如修行者，非职业，系生命之自觉。胡兰成批评川端康成之所以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正因川端是「西洋作家的素质」，他若为士，生命有更大、更高远的自觉，就不至耽溺艺术唯美之境而无法自拔。 　　 西洋的作家如律师、会计师，皆是一种专业的分工，正如两岸不时都有「书法必须专业化」之呼声，于焉「书家」亦为一专门之职业。作家既是专业之分工，于是其所从事之文学，便与其他学问亦分工，遂界定孰为文学，孰为非文学，于是凡历史、哲学、宗教等等，皆剔除在外，从而产生了所谓「纯文学」。其「文学」则又细分小说、戏剧、诗作，各自分工，美其名是专业化，实则类似工厂每个作业员锁着特定的那几颗螺丝；产业国家主义下，视人亦如物。 　　 西洋有「纯文学」，一如其有「纯艺术」；他们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分开，和工艺品亦有别；艺术品专供教堂与美术馆让人瞻仰，他们是艺术神圣，故艺术家每每有其社会特别能容忍的傲慢。 　　 中国完全不然，中国是寻常日用的器皿亦可为好；而再好的器皿，像汝窑的瓷器，也都是平日实用之物，不是做来当艺术品被纯观赏的。今日被供奉在「艺术殿堂」的汝窑佳瓷，自可是艺术品，亦可是工艺品，但它的原点，是日用品。 　　 文章亦然。中国不贵专门的「文章之士」，亦不以「纯文学」为美。胡兰成说，「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中国最好的文章有史记、庄子和孟子：若以西方专业主义来看，前者为历史，后两者是哲学，皆非「纯文学」。但中国人读史记，读的是天人之际；看庄子，看的是游于大化；而孟子，则喜爱他讲王天下时的神采奕奕，佩服他谈人性本善之气象岩岩。这些书，当然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哲学，但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风光。因为风光无限，才能读之不倦，才可以是千古文章。 　　 胡兰成又言道，「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于是这人世中，「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草草离觞，可以贻千年之患。」虽有限而俱无限，既一朝风月又万古长空；真正的人世，风光可以处处。文章写的是什么？是风光；风光处处，因此，处处文章；中国人说「政事文章」、「道德文章」；政治、道德若有人世之风光，俱可成文章；胡更常讲的是，「礼乐文章」。 　　 胡兰成说「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其实就是遍在于人世处处。正因此，读史记，不必为了历史；看庄子、孟子，也不须为了哲学；中国人千百年观之不尽，是那里头有着人世的好风光。人世最大的风景是「无」，「无一物中无尽藏」，所以王维的「辛夷坞」，尽管寥寥二十字，但后世传诵，又岂只千载？ 　　 八方四处，俱现文章，文学遍在非文学之处，故中国向来不贵「纯文学」，那毕竟窄隘，一如纯观赏用之艺术，鲜少受到真正的重视。而若以西方那种纯观赏用的为艺术品，胡兰成便以为，「文章与书法皆不是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上。」正如中国若为纯观赏用而唱奏音乐，乃优伶之事，素受轻贱；中国音乐之主体，原不在观赏之用，故音乐亦本在所谓「艺术」之上。至于书法，胡则说，「今人有以西洋艺术作书者，不可为庶民之日用，此则非书也。夫书通于庶民日日用，而同时要有王朝公卿之贵气，端正清华，祥和为上。」故书法亦非「艺术」，而在「艺术」之上。西洋的art 一如其抽象理论学问，和修行脱了钩，故向来没有所谓的「道艺一体」；他们的art 自有其种种之主题，但不知何谓「清华贵气、祥和为上。」 　　 西洋art 与中国的「艺」异质，同理，西洋文学当然亦迥异于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处理情欲、冲突、挣扎，中国文学则「写可珍重的东西」。人世因含着无限的风景，处处可以有个「无」， 故人世原皆可珍重。胡兰成《今生今世》写的是「中国民间，江山有思」，即是他亲历亲覩之悠悠人世。他在<韶华胜极>里，连一片竹园，亦足珍视，「我小时后没有甚么玩，但是晓得游。而我的游亦只是游于平常，如平常屋后的竹园我就爱之不尽。竹子的好处是一个疏字，太阳照进竹林里，真个是疏疏斜阳疏疏竹，千竿万竿皆是人世的悠远。」这段文字，可以比诸摩诘居士。王维的「鹿砦」乃绝妙之禅诗，而胡兰成这段文字，张瑞芬则评为「禅文」。 　　 禅能体「无」，又知「无」之妙趣，故风光最是无限。「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乃处处有风光；「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则触目是道，凡事皆可珍重。唐宋以来，又唯禅僧特能知「机」，时时都有个「天地之始」。《今生今世》亦得此意， <瀛海三浅>记他亡命在日本，其中有段话，「我临窗趺坐，对着新洗抹过的几面，上放着纸与笔，纸如池荷，笔如菡萏，在朝露中尚未有言语。」这是静中生动，无中生有，将起又未起。这好比中国民歌和童谣，多有一声长长如「啊－－」的单音，唱的很高很远，而什么字义也没有，但光是这么个发声，有一个世界要开始了。 　　 这种风光无限、意思满满，是中国文学之根本体质；中国凡百之艺、整个文明人世，亦复如此。中国文学里，诗最为大宗，亦是主体；即便散文，若无诗意，也难成佳作；古典小说，注入诗意者，方可为大；至于穿插夹带数量那么庞大的诗句，则犹其次。中国之诗，诗经为首，诗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似与后头的「君子好逑」、「之子于归」全不相干，但正是这不相干，才光景无穷，如风吹花开。胡言道，「这就是兴。」 　　 「兴」是中国文明最根柢的质地。刘邦、曹操、孙文这一班人，即便失败到灰头土脸，都可呵呵一笑，随即又信心满满、意兴扬扬，马上又满口大话，「这就是兴」；一如汪精卫所说的，孙文「他亦何时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中华民国在前面。」音乐亦然，音乐极美于靡靡之音，然中国人向来戒慎之；因为这极美之音，会使人耽溺其中；靡靡之音，悦耳、动听、沁人骨髓、勾魂摄魄，但没有「兴」。兴，是天地之始；兴，是不耽溺。 　　 后代之诗，以盛唐为独绝，盖最得一「兴」字。故严沧浪言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兴，是才刚刚开了未必相干的头，就意思满满，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兴，又是开向未知，在因果性之上，故无迹可求。亦因在因果性之上，所以中国音乐的「非结构」、「反结构」，实则是在「结构」之上；中国音乐是「生」成的，是「流露」的，因此胡兰成才会言道，「中国的调随时会有律动的自我反逆，有飞跃，有不协和音；律动随被破坏，随又顺行，散开了，又攒流而前，惊波回澜潋滟无际。」 　　 这一段话谈中国音乐，却完全可用来解释胡兰成自己的文章。张瑞芬曾经说道，「(胡兰成)他散文语言最为出奇，且几乎无任何文学创作者可与比并之处，即在于文字本身的符征(singnifier)是跳跃而无法衔接的，然其符旨(signified)却能完美的扣连，而兴发出另一层指涉。」张瑞芬这段话说得不错，却稍嫌繁芜。说白了，一个字，「诗」；一言以蔽之，「以诗入文」。被唐诺、朱天心等人视为「海峡两岸小说第一人」的阿城也曾说过，《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其因素是「诗」，「但不是小说中角色的诗，而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 　　 胡兰成则不仅将诗的意识引入其「散文」，甚至还让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都诗意盎然。 　　 所以朱天文才会说胡，「写理论学问如诗。」 　　 胡兰成写的，是真正的「论文」。凡说理，皆成文章；凡论述，皆如诗。和今日学院中枯槁无趣的「论文」，完全异质。唯具象化之理论学问，方能如诗；今日学院，是执于抽象化，故其「论文」才干枯至此，其人也才日益枯槁这般。胡言道，「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具象化的理论文章与修行结合，可以道艺一体，才能够「作者的相貌好。」 　　 胡兰成的文章，今天看来，确实「出奇」，且「几无任何文学创作者可与比并之处。」但这「出奇」，也仅限于「今天」看来。一如他对音乐的见解，虽然「独特」，但仍是承自殷周以来的老传统；其文章，若摆回中国文学真正的传统，并不出奇，可与「比并」者，亦是星繁如沸；尽管胡位列其中，是堪称熠耀的。 　　 中国的好文章都是「生」成的，所以是开向未知的，胡言道，「文章是写到此刻尚未知的事，是一路写一路知晓的。」像是好字，写时，有骚动，有喜悦；写罢回头看，才又心头一惊。 　　 既是「生」成的，故每一段都内蕴生机；虽然是部分，亦通于全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这合于中国凡百之艺，也因此懂戏者每爱看折子戏。庄子的文章，便是从哪一段亦可单独看；也正因为是「生」成的，庄子文章才会那般汪洋闳肆，一如李奭学说《山河岁月》能气吞河岳，若非是「生」成的，都不会有此「生」「气」。 　　 又因是「生」成的，故庄子的文章「像花苞的开放，像一池水波的漾动开来。」胡兰成晚年自成体系的诸篇论述，层层迭迭，反复徘徊，行于阴阳回荡之气，一如他所喜爱的易系辞与庄子的这种文体，「似重复非重复，像波澜的波波相似而又相异，像盛开的花，瓣瓣重复而非重复。」 　　 孟子长于诗经，这不仅是书中经常引用，更是他身上最有一个「兴」字，故文章满满全是浩然之气。胡兰成说，「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这种理论文，除了孟子，还有书经，胡说「尧典里的世界使人读了胸襟开豁，这就是文学的最高效果。」他亦说，「尧典也真是一篇诗。读时亦不知是诗，只是爱那字字句句，像雨过天青时红砖路的一块块。」 　　 《山河岁月》是以诗入史。如同阿城评红楼梦，《山河岁月》也不单单因为遍布全书的诗句与民歌，而是胡将诗的意识引入于谈史论事中。于是胡纵论古今，读了可是让人眼睛一亮，世界彷佛都是新的。南京那青年，仔仔细细《山河岁月》读了十遍，病时、倦时，唯胡之著作是观，亦觉生命顿时清朗。而前章亦曾叙及，郭松棻旅居纽约，尝有疾，只读《今生今世》而感开豁；又尹丽川，读该书，每每「似有了个解脱」、「忽然得了清静」。这和孟子使人兴发，尧典读后胸襟为之开豁，是完全相通的。 　　 胡兰成又对苏轼极烂熟，据唐诺回忆，胡对东坡诗词全能背诵，学生曾拿全集「考」他，随便一页，再冷僻，竟都难不倒。但是，苏东坡的赤壁赋，又何必胡兰成，千年来能成诵者，岂可胜数？此文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月出东山，游于赤壁，一路叙述起；再写客有感怀，悲人之渺小，哀生之须臾；继而东坡进行了一番<齐物论>式之论述，说得客喜而笑，遂洗盏更酌，最后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既白。全文记叙、抒情、议论打成一片，完全浑然。然而，这种既议又叙兼抒情之文体，何必苏东坡，千百年如此为文者，又岂能遍数？都说《今生今世》为抒情散文，但全书主体其实仍是夹叙夹议，其论述遍布四处，甚有一论动辄千言者；即使缱绻旖旎如<民国女子>一章，仍是知性的；胡写张爱玲，更是论张爱玲；尽管晶莹剔透地刻画着张这「临水照花人」，亦还是随时说理、随处议论；正如朱天文所说，胡其实「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 　　 <渔樵闲话>写汪政府，从初起至覆亡流离惊恐；胡既是当事者，又像局外人；记事历历中，穿插大量议论，间又无限感慨。如此笔法，直承史记；而胡当代人写当代史，又一如司马迁。<渔樵闲话>有一小节<新游侠传>，记当年上海第一白相人吴四宝，写的是江湖豪杰之气；这好似司马迁不愿那阳气灼灼给湮没无闻，特地为朱家、郭解立传；胡看重这侠情，以为乃文章之根本，他尝对着朱家姊妹，黑板上写道，「任侠是文魄」。而胡兰成写吴四宝，除了<渔樵闲话>那章， 后头隔了三百页，在<瀛海三浅>中<良时燕婉>那一节，借着谈吴太太畲爱珍，又将四宝给淋漓铺陈了一番。这笔法让人想起司马迁写人，也常常不一次写尽，总是在不同卷帙中，此呼彼应、遥相映照，就像他写刘邦。 　　 胡兰成去世前一年，尝说到，「我们今日是要恢复像春秋战国时那样的士。」他如此期 　　 待「三三」青年，当然也是如此自许。看胡兰成之文章，亦应作如是观。那种观照全面之格局，那股泱泱浩浩的兴发之气，使胡的文章在精神气度上，都更直承于晚周诸子，以及后代风姿肖之如史记、苏轼诗文这种「士」的传统。王德威所言，「(胡)他的抒情史观，其实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传统，不应小觑。」胡的文章，当然不应小觑；王德威所谓「抒情」上溯到诗经「诗言志」的传统，也确有所见；但若只将他安在所谓「抒情传统」里，也仍是小觑了胡兰成。 　　事实上，与其和废名等人比并，倒不如听听古琴曲「潇湘水云」；这首南宋古曲，「以水云之汹涌应和胸中之翻腾」，不仅有「满头风雨」之情，更有「大化尽纳我心」之势。通曲听罢，一如读胡兰成文章，直是惊波回澜，潋滟无际。 　　 抗战结束前，一九四四年，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的那一年，六月，胡在上海《天地》杂志有一段话，说，「在见惯了腐败的阔人公馆的现代人看来，大观园里自夫人以下奶奶小姐丫头们的干净是可疑的。而其实只是可惊，并不可疑。」 　　 长久以来，学院中人，亦是如此；他们视胡兰成之种种，尽皆可疑。他们因深习于西方式之概念，又以抽象学问为当然，于是看胡兰成，怎么样都不顺眼。更有甚 者，一般学者，对修行之事陌生，又对中国文明疏隔；所以当胡说「修行是应机于现前」时，他们简直茫然；当胡标举出中国文明「真实颜色的记忆」时，他们唯斥 之为「乌托邦」；这些学者，先是不习惯，继而起疑， 最后起谤。 　　 胡兰成其实只是可惊，并不可疑。正如真正修行者，对禅宗诸多开悟之事，是尽可诧异，但毋须怀疑；又如中国文明真正精采之处，都只是可惊，并无可疑。可疑，是因为不相应。 　　 大陆网站百度「胡兰成吧」中，有则留言，文不雅驯，但饶富趣味，「若要问我最喜欢胡兰成的哪一句话，他妈的哪一句都好！文革乱世，我读毛主席语录，被迫读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我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自愿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一本书能让我如此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毫无厌倦。」胡兰成虽被池田笃纪誉为「小诸葛」，但大概也料不着有这么一天，《今生今世》会和《毛语录》如此比并！尽管官方压抑，学院扭曲，但今天中国大陆仍颇有这般隐性读者，诚可惊也， 亦可叹也。 　　 在所有显性论述一片非议中，在民族主义情绪里「汉奸」的大帽子下，《今生今世》二零零三年大陆版问世后，大为畅销，回响热烈；而这，论者犹可强说成乃附张 爱玲之骥尾；但来年随即出版的《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恐怕就很还难再和张爱玲硬扯在一起了；而这两册书依然掀起了一片「胡兰成热」，连中共都 为之侧目，使得中宣部下达了「冷却令」；但尽管冷却，其势却辽辽未央，又越明年，《山河岁月》静静地在广西付梓，静静地在中国大地流通，再静静地沁入像杨 少文那样年轻大学生的骨髓，细阅十遍，犹读之不倦。读罢，精神还为之一好。 　　 这「胡兰成现象」，论者亦可说是这群读者被胡的妖气所媚惑了。胡是向来不否认，也不反对有妖气的；但仔细看看那些推崇胡兰成的人，唐君毅、朱西寗、陈丹青、朱天文，怎么每个都是一脸聪明又满脸温厚呢？媚不媚惑，看来无关宏旨，而妖不妖气，也绝非重点。 　　 真正重点之一，当然是胡兰成那「惊波回澜，潋滟无际」的文章。久违了，那种泱泱浩浩，满是兴发之气的大块文章；多少人读罢，顿觉重新俯仰天地，四周浊混空 气也似乎为之一新。在习于挖掘人性幽黯、暴露社会丑恶的现代「文学者」看来，胡兰成文章里的明亮及向旋光性，当然是既刺眼，又可疑。但自性本来光明，人心必 有未死者，就算文革那种歇斯底里的狂躁终也过去了；虽然缓慢，但中国文明确实在苏醒；中国是易经的民族，终究是明亮喜气的。胡兰成说，「文学者就是以自心 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见万象历然。」这就是易经干卦里说的「天下文明」。 　　 「胡兰成现象」更关键的重点，是胡唤起了中国文明最真实也最健康的记忆。杨少文说，「我读《山河岁月》就是这般感受，确乎字字出中国，句句入人世。至今已 仔细阅读十遍， 还要读，因那是真话。」这种真实，不仅是胡抉开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迷思，跳脱了种种西方概念产生的「误区」，更在于胡兰成爬网了宋代以后中国文明自身 的异化。胡原始返本，上追汉唐，再及晚周，又一路上溯到文明之始，遂标举出最健康也最真实的中国文明。久违了，这种阳气畅旺、悠远明净的人世风景，多少人 一读，宛如茫茫人海，忽逢至亲，那是亲人哪！尽管有些知识分子对这人世风景，已然印象模糊，甚至颠倒错乱，他们无亲无记，于是动辄訿胡为美化中国文明。但 民族的记忆，又岂是轻易就能完全抹灭的？自有心中明白者，见胡标出这番风景，仍会频频颔首称道， 「这就对了。」 　　 宋代以后，士之萎缩，直接导致了民族气运之倾颓；而士气之不扬，越演越烈，直至今日， 多少读书人饱受彷徨无助之苦。之于世局，满是无奈；面对自己，无以安身。值此之际，横空而出一个久受禁制的胡兰成，许多明眼人，读胡读得是满眼熟悉，彷佛 说着了自己真正的身世。他们看到胡兰成重现了「士」原有的格局，昂首阔步，海雨天风；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大处着眼， 根源处留心。久违了，这样神完气足的读书人。大家这才恍然明白，原来，这样出入雅俗，游于天人，乃士之本务；原来，读书人所关心的道、艺、学、政，本是一 体，俱有其庄严，亦有其游戏自在；原来，士必要有能耐平视劫毁，生杀同时，方能开物成务，再造文明人世；又原来，士当不忘沟壑，体露金风，又时时如初出茅 庐，一切都是新鲜的，又都有锋芒，是险绝的，又是喜气的；彷佛是人类文明初创时，永远都要有个天地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