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的血氣與德性

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這樣論及章實齋在清學中的位置：“在全盛期與蛻分期之間，有一重要人物，曰會稽章學誠。學誠不屑屑於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常言：“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實齋學說，別為專篇，茲不復贅。……吾將別著《章實齋之史學》一書詳論之，此不能多及也。”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論道： “章學誠，可以說截止至現在，只有他配說集史學之大成的人。……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歷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也有幾個人講歷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歷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按語：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啟超周遊歐洲，此後，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直到辭世。雖梁任公以“流質善變”著稱，任何想對其做定論都將會受到致命的質疑，但一般認為，此間為任公人生的一大轉折。此段時間也即是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整理國故運動時期，梁、胡合流，在《清代學術概論》出版的第二年，1922年，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出版。由此可見，從章實齋研究的效果史來看，中西視域已突顯於學術領域，進行著“現代性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歷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書中處理的主題顯然受到西方科學主義的深刻焦慮，《中國歷史研究法》處理的是“史料學”， 《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把章實齋的位置納入“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及譜牒學”之中，此亦可以理解任公雖與胡適之都推崇章實齋備至，卻沒有完成《章實齋之史學》，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可謂是對《文史通義》的現代性詮釋之作。 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序言中極其敏銳的發現：“有清一代學術，可記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為‘考證學’，在後半期為‘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為主，其他則附庸耳。” 按語：美國學者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經學、政治和宗族》兩書中也同樣處理了梁任公的兩大主題，可惜兩書是分而論之，僅可為他山之石，而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所處理的主題更為中國人所汗顏，其東亞敘述的帝國色彩昭然若揭。對於國人來說，這要等到近百年的“政治自主”的命題完成之後，“文化自主”的命題才能夠清晰，也即是中西視域的歷史敘述必然要回到古今視域的歷史敘述之後，我們才可以看清中西視域下的古今視域，否者的話，我們對在潮流之中的古今視域仍是視而不見。在這裡，從章實齋研究的效果史來看，我們可以通由余英時、錢穆、柳詒徵、劉咸炘、孫德謙、張爾田的敘述中明晰。 錢賓四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序言中倡言：“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夫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以詆宋學為門面，而戴東原氏為其魁傑。起而糾繆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為之君者即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適至於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裡堂凌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 在處理清代學術何以由“考證學”到“今文學”的轉變時論及到：“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其大膽為朝廷改制者，則始於包氏之說儲。時文網尚密，故書未刊布。（後國粹學報始為排印。）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於當時者不為不深宏矣。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逐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 以上僅為接下來論及章實齋的“血氣”與“德性”的引子，此論也為古今之爭中的必然命題，我們仍需從章實齋晚年與戴東原、汪容甫、袁子材的論辯中澄明，而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路徑仍需從章實齋研究的效果史的視角來觀照。 胡適之在《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書中論道：“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為諍友，其攻汪中，以近於好勝忌名，至其攻袁枚，則完全是以‘衛道自居了！……此真‘紹興師爺’之倫理見解！此等處又可見實齋對於當時負重名的人，頗多偏見，幾近於忌嫉，故他對於他們的批評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於故入人罪。” 在論及與袁枚的辯論中辯證道：“袁枚的為人，自然有許多不滿人意處。但此人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論詩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衛道’先生的意旨，故時遭他們的攻擊。《婦學篇》之所以流通最早最廣者，正是為此。實齋之攻袁氏，實皆不甚中肯。……實齋所攻，在今日觀之，正是袁氏之特識。此亦古今觀點不同之一也。” “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逐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此真可謂“古今觀點不同之一也”！在此亦才真正理解錢穆何以倡言：“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實齋晚年之“宋學”傾向亦不言自明。 在辨正之前，我們仍需通由深得併兼具實齋之識見與乾嘉考據之博學的錢鍾書之《談藝錄》一書中論點作引子，他如此辛辣的論及道：“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學，以博精識創見之名者，陽為古人蒙中暗合，實則古人之白晝現形，此亦仲長統‘學士第二姦’之變相也。實齋知博學不能與東原、容甫輩比，逐沾沾焉以識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隱飾。” 在“去政治化”、“去倫理化”的現代性歷史敘述中，此種“心理學”式的分析尤為昌盛，發生在文革中的“爾虞我詐”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打動人的靈魂易，而撼動人的肉體則是如此的艱難，特別是在對身體訴求如此突顯的現代性社會之中。此處再做此種“心理學”分析實為不可涼，或謂德性者何？ 在哲人退隱的乾嘉時代，正是章實齋以“一以貫之”的“血氣”而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這一“血氣”延伸到龔定庵而達致頂峰。此亦可明晰何以“考據學”到“今文學”之轉變也。關於何以實齋要在劉子玄“才、學、識”之外而獨創“德”者也？當世之使然也。章實齋晚年《文德》、《史德》、《言公》、《婦學》篇所以作也。 章實齋《史德》有言：“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有至於甚者。”此可謂城邦之外，非神即獸也。 在本應不面世而為隱晦之說的秘傳書信體，《與史餘村》中曰：“僕嘗以告後進，僕於學業文辭，不知於古人有合與否，惟尺寸可信著，生平從無貳言歧說，心之所見，口之所言，筆之所書，千變萬化，無不出於一律。著書命世，廷對颺言，科舉進身，上書幹謁，同志述懷，以至與初學言，答鄙夫問，或莊或諧，或祥或略，或淺或深，言有萬殊，理無二致。” 在這裡我們仍可以體認到辨正的“血氣”之流淌，但是其天然的承繼陽明之知行合一之踐履則明顯也。 《浙東學術》是其晚年自我定論也可見也。 《與史餘村》又曰：“文章經世之業，立言亦期有補於世，否則古人著述已厭其多，豈容更益簡編，撐床疊架為哉！僕於學有未至，或文於理有未足耳，若謂著述文字，尚有名心勝氣，有若文人相輕者然，則十年以來，無此累矣。…..僕無私心勝氣，世道人心所繫，名教大義所關，蓋有不得已於中者，非好辯也。” 從這些書信中，我們可感知實齋在學術上具有真誠、正義、勇敢的美德，並把這些美德在字裡行間里傳承，但這裡仍不能釋懷的是，實齋何以缺乏審慎、節制的中庸的政治哲人品性？在“道問學”的焦慮中，實齋無疑是走上了“尊德性”之路，從漢宋之爭的當世性來看，在章學誠研究的效果史上，實齋則兼具“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雙重品性，如同維科在西方的效果史上一樣，有人繼續在中西視域下進行創造性轉化，而有人在古今視域下辨正中-國的春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