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文章《拉特斯（Lattes）勇士：地中海法国发现的一个铁器时代的雕像》需要补充的背景知识，请各位不吝赐教！

传播论 考古学和民族学关于文化起源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化的类似是由于传播的结果，它的基本立场是，把每种文化因素以及文化的复合体，都以传播论为中心来予以解释（注解：参阅《中国百科全书•考古学》，“文化传播论”条，第544页）。在这种理论的阐释中，文化变化的发生是由一个区域转移到了另一个区域。它可以是移民的结果（移民主义阐释），一群进入了一个以前被其他人群占据的区域；它也可能是群体接触的结果，知识跨越空间进行传播（注解：参见肯•达柯 著，刘文锁、卓文静 译：《理论考古学》，岳麓书社2005年，第215页）。 在考古学发展初期，汤姆森、沃尔赛和尼尔森等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从研究方法上来讲都是传播论者，他们认为北欧史前史要用亚洲入侵的理论来解释（注解：参见格林•丹尼尔 著，黄其煦 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232页）。在19世纪，无论是圣经的教义、欧美的种族主义考古学、还是像蒙特柳斯那样的考古学家也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的传播论者。然而对于强调文化平行发展的进化考古学来说，传播论对于文化演变的直线观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如果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演进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它就和直线演进的阶段划分理论产生了矛盾。因为，分期所表述的文化阶段可能并非从低级向高级、原始向进步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断裂或取代（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到了20世纪的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传播论几乎成为考古学阐释的主要理论。这既和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有关，同时也深受这一阶段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影响（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危机、贫困、劳资冲突与国际竞争，导致了社会的动乱不安。这种社会动荡时的饱受劳工运动和经济影响的知识分子，将工业化看作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产生了一种反对社会进步的思潮。加上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观念，使得当时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人类的本性是不善于创造和抱旧守拙的，所以许多新的创新对人类社会是有害的。这种否定人类创造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抵触情绪，产生了一种否定独立发明的信念，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发生过两次（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传播论的一个倡导者是德国的民族学家弗利茨•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 ） ，他否定文化的进化论学说，认为世界各民族的相似即便不是全部，至少有相当部分可以由历史上接触所导致的传播和借鉴来解释。人类的创造力微不足道，发明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文化的并行发展不可轻信。他在从传播论来分辨民族关系时，建立了“质量”和“数量”的判断标准，认为一种文化特征如果愈是负责，那么就有愈大的机会来证实其共同起源的可能性。同样，大量的形似特征要比少量的相似特征更能显示历史关系的可能性。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德国民族学家弗雷德里奇•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因为世界很小，所以必须对重复发明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即使很小的发明也不可能发生两次，像弓箭、烟斗、陶器不管它们存在于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将它们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源中心（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拉采尔的思想影响了年轻的德国学者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他将这一思想带到了北美。他反对文化进化论，提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特殊的整体，只能通过其自身予以认识。这就无形中接受了两个教条：一是文化相对主义，即否定任何可以用来衡量各个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比较各自的价值的普遍标准；另一是历史特殊主义，即将每一种文化的都视为特殊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而在发展过程中，传播构成了文化变化的主要原因。博厄斯相信，如果文化发展显示出任何规则的话，那些规则也太过复杂而无法理解。解释过去的唯一途径是判断影响了各个文化发展的连续的特质传播环节（注解：参见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127页）。 在英国，文化传播论由剑桥学者W.H.R里弗斯（W.HR.Rivers）的工作而取代了进化论的观点。由于在海洋岛屿社会的文化特征分布的细致研究中无法推定出进化模式，里弗斯于是转而接受传播论（注解：参见布鲁斯•崔格尔 著，徐坚 译：《考古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128页）。格拉夫顿•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则把传播论推向极端，其表现就是由他所开创并由他的门徒，如佩里（W.J.Perry）等人继续发展起来的埃及中心泛传播论派，他们把欧洲和其它地方的所有文化都看作是埃及的“太阳之子”在寻找造物之主时带到世界各地去的 (注解：参见格林•丹尼尔 著，黄其煦 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232页) 。此外，拉格兰勋爵也极力提倡超传播论的概念。以上三人的共同之处，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愚昧的，如果不是由统治者强制的话，总会倒退到原始的状态。因此，工业革命的社会进步是偶然的现象，并有悖于人类的本质。是宗教而不应当是技术推动了文明的传播。极端传播论者在理论上要比进化论者更为教条，他们完全否定一种发明可以产生过两次以上的任何可能 (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传播论在欧美学术界的流行，使得考古学界转向采用传播论作为解释考古现象差异的主要依据。比如，欧洲考古学家认为，西欧和英国的巨石建筑是埃及金字塔的变体，而农业和青铜技术都是从近东传播而来。虽然极端传播论很快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但由于考古学缺乏从文化内部来观察其演变原因的思维与方法，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成为整个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阐释的主要理论（注解：参见陈淳 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中国考古学也深受传播论的影响，如中国学者曾一度以中原中心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认为其他地区的古文明特征应当从中原地区传播到周边地区去。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这种单一起源和传播论的模式在中国也逐渐被放弃。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具有很大的共性，但是其境内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中心，它们独立发展并与其他区域性文化进行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征（注解：陈淳 著：《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文化传播有其解释的原则。今天，人们觉得这种解释有时被用得过头，几乎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尽管区域之间的接触——但不仅仅是通过贸易——对于各个区域的发展意义重大，这种接触的影响必须予以详细考虑：仅仅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迁移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能从考古学上加以阐述的机会较少。同样，发明常常是在一个地点发生，然后被临近的区域所采纳，因此传播作为一种机制讨论仍然完全适宜（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译 ：《考古学理论、方法、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 考古学分析可用三条标准来分辨独立发明和文化传播，一是质量标准。一般来说，一种器物或特征越复杂，那么被重复发明的机会就越小，越是简单的器物或特征，越容易被重复发明。二是数量标准。两个地区文化性质上相似的数量越大，传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三是两地区域之间交流的容易程度。比如两个被比较的文化相距遥远，那么在考虑文化传播上要比各相邻文化之间的比较更为谨慎（陈淳 著：《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凯尔特人（Celt）：又拼Kelt。古代印欧民族成员之一。自公元前2千年至前1世纪时，曾散居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凯尔特人部落或集团最终所到之处，西起不列颠群岛和西班牙北部，东则到达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黑海沿岸以及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的加拉提亚(Galatia)；并且部分地融入罗马帝国，成为不列颠人、高卢人、博伊人（Boii）、加拉太人(Galatae)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些人就是当今还生活在爱尔兰、苏格兰高地、马恩岛（Isle of Man或Mann）、威尔士和布列塔尼（Brittany）的操凯尔特语的居民。 关于凯尔特最早的考古资料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附近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村出土的。当地发掘的许多部落酋长的墓葬，时代可追溯至公元前700年前后，出土文物显示出它是一种铁器文化，而且是欧洲最早的铁器文化之一。凯尔特人曾与希腊人通商，因而获得诸如青铜器皿、陶器之类的奢侈品。这种情况大概可以说明，这些富有的凯尔特人，以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波希米亚（Bohemia）为基地，控制了沿罗纳河、莱茵河及多瑙河各个水系的商路；他们曾是凯尔特民族当中具有支配力和团结力的要素。当哈尔施塔特（Hallstatt）的武士们西迁时，他们对其他凯尔特人大肆劫掠，无意中引进了铁器，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能称霸的原因之一。 关于凯尔特人与希腊人建立贸易之后的几个世纪的概括，考古发掘更为确切可信，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拉坦诺(La Tene)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著称，往往以抽象的几何纹饰和刻板化的鸟兽图形为主题。莱茵河中游的凯尔特人当时与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而不是与希腊人，有更多的贸易往来。前5世纪～前1世纪之间，拉坦诺文化又伴随着凯尔特各部族东迁而传入东欧，随着西迁而进入不列颠群岛。 尽管凯尔特各部落可能很早就已经进入意大利北部，但一般认为公元前400年大约是凯尔特人大迁徙的时期。据后代拉丁历史家门的记载，这些大迁徙的部落是因苏布雷人（Insubres）、博伊人（Boii）、塞农人（Senones）及林贡斯人（Lingones）。公元前390年前后，凯尔特人洗劫了罗马，他们成群结队，四处劫掠，流窜于整个意大利半岛，还进入了西西里岛。阿尔卑斯山以南这片凯尔特人居住区后来便得名为山南高卢，而其尚武好战的居民，又对罗马政权来说就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边患之源，直到公元前225年凯尔特人在泰拉蒙(Montella)战败为止。 凯尔特人迁到巴尔干半岛的时间：一说是公元前335年，是亚历山大大帝接见了居住在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凯尔特人所派的代表团，另一说法是公元前279年，当时凯尔特洗劫了希腊的德尔斐城（Delphi），但最后为埃托利亚（Aetolia）人所败。翌年，3个凯尔特部落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安纳托里亚（Anadolu），所到之处，大肆破坏、蹂躏。到公元前276年之际，凯尔特人曾在弗里吉亚（Phrygia）部分定居下来，但仍继续到处骚扰劫掠，直到公元前230年前后才被帕加马（Pergamum）国王阿塔罗斯（Attalos）一世最后予以平定。同时在意大利，约公元前192年罗马人已取得了对山南高卢全部地区的统治权，而在公元前124年又征服了西阿尔卑斯山以外的部分土地，即所谓“山外罗马行省”，亦即后来普罗旺斯。 凯尔特建立独立政权的最后几段插曲是在山外高卢这片土地上出现的。山外高卢包括自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向西延伸到大西洋的全部领土。对凯尔特人国家的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日耳曼诸部落向西推进，跨过莱茵河，节节进逼。二是罗马人陈兵南下，意在进一步兼并。公元前58年凯撒进居高卢，最终征服高卢全境。 凯尔特人的典章制度资料，可以见诸不同的古典作家，亦可求之于爱尔兰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个部落或“民族”的社会体系是三级结构的，即：国王、武士贵族和自由农民。凯尔特人的家族结构同其他印欧民族一样，也是族长制。凯尔特人的经济活动主要以混合农业为基础，而且除非局势动荡不安，通常采取单个农舍独立生活的方式。由于凯尔特各部落住地的地形与气候相差很大，在某些地方性畜放牧就比粮食生产更为重要。高地多设堡垒，作为避难之所；不过战争大体上都是公开进行的，不管是单一的挑战和决斗，还是大规模的战斗，都是如此。拉坦诺艺术为凯尔特人的审美观提供了证明，凯尔特人也高度重视音乐和多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 （注;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3卷，“凯尔特人”条，第538页） 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 亦译伊特拉斯坎人。意大利埃特鲁里亚(Etruria)地区古代民族，居住在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西及以南台伯(Tiber)河与阿尔诺(Arno)河之间的地带，西元前6世纪时，其都市文明达于顶峰。 　　埃特拉斯坎人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埃特拉斯坎人起源于一支前800年前由小亚细亚侵入埃特鲁里亚，征服了当地铁器时代的原住民，建立统治势力的民族。然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却认为埃特拉斯坎人是意大利地区的原住民。这两种理论以及第三种19世纪的理论经证明都有疑问，今天的学术讨论已将其焦点从讨论埃特拉斯坎人的起源转变为论述埃特拉斯坎民族的形成。 无论怎样，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一些主要的埃特拉斯坎城镇即已建立起来。他们在进抵北部的阿尔诺（Arno）并将全部托斯卡尼(Tuscany)置于其统治下之前，曾发动多次军事征服行动，最初可能是由各个城市单独进行的，并非联合行动。迫切的扩张动机是因为在这个世纪中期，希腊人不仅已控制科西嘉、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而且定居在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兰西南部。 埃特拉斯坎人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在台伯河一线受到定居在河以南的古意大利翁布里人(Umbri)及东面的皮切尼人(Picenes)的限制。向东北方面的扩张没有遭到这种联合力量的反抗，因为亚平宁山脉在埃米利亚(Aemilia)（ 即今艾米利亚〔Emilia〕)和托斯卡纳（Toscana）是由分散的古意大利部落占据。穿过这些部落，埃特拉斯坎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能够推进到波河(Po River)流域。 作为这个北方地区的首府，他们在博洛尼亚(Bologna)（埃特拉斯坎人的费尔西纳〔Felsina〕城)建立古老的维朗诺瓦(Villanovan)中心，并在雷诺(Reno)河两岸建立马尔札博托(Marzabotto)。在东部的亚得里亚海沿岸，拉韦纳(Ravenna)、里米尼(Rimini)（古称阿里米尼〔Ariminum〕)及斯皮纳(Spina)等城市同伊斯特里亚(Istria)（古称伊斯特拉〔Istra〕)及希腊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殖民区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在波河流域同中欧的拉坦诺(La Tene)诸文化有所接触。埃特拉斯坎人在东北部征服了现在的皮亚琴察(Piacenza)、摩德纳(Modena)、帕尔马(Parma)及曼图亚(Mantua)诸城市。前7世纪末，他们向南推进到拉丁姆(Latium)及坎帕尼亚(Campania)，到前6世纪时，就对罗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埃特拉斯坎的塔尔奎斯(Tarquins)王朝在那里自公元前前616年统治到前510或前509年。可能罗马的塔尔奎斯(Tarquins)与从碑文上知名的塔尔丘(Tarchu)家族有联系。 　　当埃特拉斯坎人到来之前，罗马是一小群聚集的村庄。根据传说，在新主人的统治下，诸如卡皮特尔(Capitol)小山的城墙和马克西姆(Maxima)下水道等第一批公共工程才得以修建。在卡皮托尔地区曾发现罗马历史上埃特拉斯坎时期的大量证据。罗马本身有许多坟墓，无可置疑，这些坟墓与普勒尼斯特(Praeneste)（今帕勒斯替那〔Palestrina〕)的拉丁镇的坟墓相似。 同时，到公元前6世纪初，埃特拉斯坎人的北部边境内已包括菲耶索莱(Fiesole)（古称菲苏莱〔Faesulae〕)和沃尔泰拉(Volterra)（古称沃拉特雷〔Volaterrae〕)，在此期间还向南推进到坎帕尼亚（Campania）。卡普阿(Capua)成为埃特拉斯坎人在这个区域的首要基地，诺拉(Nola)是第二个基地。在萨莱诺(Salerno)地区曾发现一个大墓地，并在兰尼姆(Herculaneum)和庞贝(Pompeii)发现低水平的埃特拉斯坎人文物。然而，海岸地区仍然在希腊人手中，前524埃特拉斯坎人攻击希腊的库迈(Cumae)基地，他们的进展终因败于该城的阿里斯托德穆斯(Aristodemus)而被阻止。 希腊与埃特拉斯坎及迦太基(Carthage)在西地中海的贸易竞争在前535年的阿拉利亚(Alalia)战役中达到顶点，希腊人声称已经获胜，但这次战役使其颇感烦恼，于是他们决定把科西嘉放弃给埃特拉斯坎和迦太基的势力。 公元前6世纪初最后25年中，伊特拉斯坎人自波河河谷至萨勒诺（Salerno）一带的势力达于极盛，有一些小居民点很可能超越出这个范围。然而在北部的斯波莱托(Spoleto)（古称斯波莱蒂乌姆〔Spoletium〕)和利古里亚的福松布罗内(Fossombrone)，他们的势力并未持续长久；库迈首先感到来自希腊人、塞姆奈人(Samnite)、罗马人和高卢人(Gaul)的激烈反抗浪潮。前509年，埃特拉斯坎人被逐出罗马。正如高傲者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被逐、拉斯•波希纳(Lars Porsena)的干预和古罗马人在阿里恰(Aricia)战胜阿伦斯•波希纳(Aruns Porsena)之子等传说中所讲的那样。拉丁姆（Latium）地区失陷之后，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各领地的关系断绝，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埃特拉斯坎诸城同罗马之间曾发生多次零星冲突，导致前者被并入罗马的势力范围。在公元前396年首先是维爱(Veii)的附近城镇，然后是卡佩纳(Capena)、苏特里(Sutri)，接着内佩特(Nepet)（今尼皮〔Nepi〕)也依次陷落，伊特拉斯坎人统一意大利的企图由此告终。 　 埃特拉斯坎人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由希腊字母派生而来的埃特鲁里亚字母，成为罗马人创造拉丁字母的基础。埃特拉斯坎人的建筑术对罗马也有重要影响，角斗、凯旋式和职官权力标志等，都为罗马人所仿效。他们曾建立了繁荣的商业和农业文明。其艺术成就的特征是从墓葬中发现的壁画和形态逼真的赤陶雕像。他们的宗教信仰具有繁琐的祭祀、崇拜仪式，其中包括大量占卜活动。 （注：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6卷，“埃特鲁斯坎人”条，第144页）。 伊比利亚人（Iberians）：伊比利亚人是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史前民族之一，集中在半岛东部并扩散至北部与中部，半岛之名即得自这个民族。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凯尔特民族迁到西班牙北部和中部，南部和中部的土著伊比利亚人未受影响。希腊地理学家把厄波罗（伊比鲁斯）河(Ebro〔Iberus〕 River)居民称为伊比利亚人。在古典文学作家所提到的伊比利亚部落之中，从领土来看，巴斯特泰尼人(Bastetani)是最强大的，它占有阿尔梅西亚（Almeria）地区和格拉纳达（Granada）山区。巴斯特泰尼人西面的部落通常集结在一起，按照希腊人给该地区起的名称塔特索斯（Tartesos）而称为“塔特西人”（Tartessian），瓜达尔基维尔谷（Guadalquivir）的图尔德泰尼人(Turdetani)是其中最为强大者。从文化上看，希腊在恩波里翁(Emporion)（今安普里亚斯〔Ampurias〕)以及阿利坎特(Alicante)地区的殖民集团对东北部和巴伦西亚（Valencia）沿岸的部落影响很深；而东南部部落则受到马拉加(Malaca)、塞克西(Sexi)（阿尔穆涅卡〔Almuneca〕)以及阿德拉〔Adra〕的腓尼基商业侨民的影响。东海岸的伊比利亚人似乎曾组成独立城邦，南部还出现过王国。该地区产陶瓷、其出口陶瓷制品在法国南部、撒丁和非洲偶曾有所发现；希腊常有进口。该地区农业发达，有采矿和冶金业。伊比利亚语不属于印欧语系，到罗马帝国早期仍在通行。 （注：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8卷，“伊比利亚人”条，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