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对新式教育视野下的林译小说的再解读

【作者】 李宗刚 【内容提要】 新式教育下林译小说与新式教育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林译小说的口译者是新式教育下的产儿；其二，在合作翻译西方小说的过程中，林纾逐渐地把合作翻译西方小说定位成新式教育的一种替代形式；其三，林纾本人还是新式教育下的教师；其四，新式教育下的林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不仅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那些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大夫和市民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五，在五四文学发生过程中，林纾以强硬的反对者身份和五四文学的发难者进行的论战，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五四文学的主张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式取代以林纾等为代表的那一代接受西学影响的学生的标志。如此说来，林纾对五四文学发生的贡献在于他以偏激的传统文化立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发难者和倡导者的交锋，使五四文学最终移位于社会的文化中心。 【关键词】 五四文学；新式教育；林纾；林译小说 林译小说与新式教育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林译小说作为新式教育下的产物，不仅体现在林译小说翻译的全过程，而且还体现在林译小说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上。如果没有新式教育，林译小说的诞生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新式教育，诞生后的林译小说要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将林译小说纳入到新式教育的框架下加以解读，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新式教育和林译小说的关系作出准确的把握，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林译小说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把握。我认为，新式教育孕育了林译小说，林译小说又反过来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裂变，对他们作了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双重启蒙，在促成他们认同西方文学的同时促成了五四文学的发生。 但是，在人们对林译小说与新式教育之关系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把林译小说当作了林纾翻译的小说，而没有把林译小说看成是林纾和口译者合作翻译的小说。为此，人们经常把林纾目为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严格说来，这种说法本身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因为翻译本身就隐含着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进行转换的意思。我们把林纾这样一个仅仅懂得汉语言的人也当作翻译家，这本身就大错特错了。准确讲来，林纾不是一个翻译家，而是口译者口译时的笔记者，最多不过是对口译者的口译“转换”为古文的笔记者。这样的话，我们把林纾当作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本身就遮蔽了口译者在小说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予以纠正的一个错误认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此所使用的林译小说这一概念，就不再是原来人们习惯上所指认的林纾翻译的小说，而是特指林纾和口译者合作翻译的小说，只不过考虑到在翻译的过程中，与林纾合作进行翻译的口译者较多，难以取得一个较为明晰的界定，只好也袭用林译小说这一概念了。如林纾和王寿昌合作翻译的《茶花女》，我们如果因此称之为“林王译茶花女”，那么，林纾和其他口译者合作翻译的译作，我们再进行命名就显得困难了。所以，为了方便，我在此把林纾和口译者合作翻译的小说通称为林译小说。这样的话，我在这里所指认的林译小说，在凸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也凸现了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由此出发来梳理新式教育和林译小说的关系，就会发现，林译小说恰好是新式教育下的产物。 其一，林译小说的口译者是新式教育下的产儿。 口译者作为新式教育下的产儿，自然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这是中国的士大夫所远不及的。就林译小说来说，其诞生也恰恰是得力于口译者在新式教育下所获得的世界化眼光。在近20年的时间里，林纾和口译者合译的作品有184种之多，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左右。在这些口译者中，懂得英语的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懂得法语的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属于新式教育下的产儿。 外语课程的设置本身就是新式教育的产物。正是在新式教育的催生下，一批新式教育下的学生才获得了驾驭外语的能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新式教育下的外语课程的设置，没有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对外语的掌控，就无法孕育出晚清翻译西方小说的风潮，更谈不上不懂外文的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了。 最早和林纾进行合作从事翻译的是王寿昌。王寿昌，闽县（今福州市）人。1878年，他考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制船科，成为该学堂制造班第三届毕业生。1885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推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专攻法律学并专修法文，在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他对法语已是非常精通。王寿昌本人还爱好文学，在法留学期间，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归国时还带回了包括小仲马作品在内的多部法国小说。王寿昌在法国巴黎多年的生活，使他对小仲马的《茶花女》中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十分熟悉，这使他能够较好地把握原著的精髓。1897年，王寿昌任马尾船政学堂任法文教习，这使林纾和王寿昌有了见面和合作的机会。如果没有新式教育的话，王寿昌要想获得驾驭法语的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新式教育的话，王寿昌即便是获得了驾驭法语的能力，也难以找寻到用武之地，自然无法进入诸如船政学堂之类的公共领域，这也就谈不上和林纾合作翻译的小说了。 林纾能够走上合作翻译的道路，并不是其文化心理结构使然的自然结果，而是新式教育下的留学学生在建构了新的文化心理结构之后的结果。1897年春，林纾的夫人不幸去世，林纾哀痛极深，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主动地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向林纾介绍了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为了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王寿昌建议与林纾合译这部名著。王寿昌希冀通过翻译，“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1]]。于是，二人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巴黎茶花女遗事》全部译完。该书于1899年刊行后，“不胫走万本，”[[2]] “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3]]，被称为“外国的《红楼梦》”。这在林纾自己恐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由此可见，林纾正是通过和王寿昌的合作翻译，才为自己赢得了莫大的声誉，这为其走上合作翻译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大行其道之后，世人在凸现了林纾的同时，却遮蔽了王寿昌在合作翻译中的主导地位。其实，《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的主导者应该是王寿昌。这正如王寿昌在翻译之初所设想的那样，在这次合作翻译中，林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可破岑寂”，而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介绍一名著于中国”。显然，这主次地位是分明的。但当世人在接纳《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却没有把掌声和鲜花送给策划者，而是送给了口译的笔记者。这意义对林纾来说是在于开启了林纾合作翻译的无限广阔的道路，这就为林译小说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如果说林纾在一开始对合作翻译西方小说还没有什么明晰目的的话，那么，随着《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林纾逐渐地把合作翻译西方小说定位成新式教育的一种替代形式。林纾说过：“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4]]正是从对新式教育的补救出发，林纾把合作翻译西方小说纳入到了救亡启蒙的文化主潮中。这也是林纾在合作翻译的过程中动辄把学生当作潜在接受主体的重要缘由。如林纾在翻译《爱国二童子传》的宗旨时这样说过：“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其爱国之志气。……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谓实业耳。”[[5]]这说明林纾把自己的合作翻译的西方小说，纳入到了新式教育中，并希冀合作翻译的西方小说能够起到“振动其爱国之志气”的功效。 事实上，在林纾翻译的很多小说中，都渗透着自觉的启蒙意识。如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就具有极其强烈的补救时弊和文化启蒙的色彩。不仅如此，林纾还自觉地找寻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内在缘由，认为“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6]]这恐怕是林纾从翻译家转化为京师大学堂教师角色之后获得学生们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林纾仅仅止步于此，他在把小说翻译和新式教育纳入到自我既有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并置换自我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在对西学认同后，以自我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中国文学进行根本性的置换时，就自然地逸出了林纾所能接纳的限度。特别是“新青年”要“革”古文的“命”时，嗜古文如命、也从古文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林纾自然跳将出来表达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懑之情了。 其三，林纾本人还是新式教育下的教师。 林纾不仅参与了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而且还作为新式教育的教师，直接参与到了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 林纾最早于1872年入村塾教书。1882年，林纾领乡荐中式为“举人”。林纾中举后，除了定期参加礼部会试外，大部分时间仍在故乡教书。[[7]]他于福州龙潭精舍任教时，广泛阅读中国古籍。1897年，同县人孙葆晋创建了一所比较新式的中学堂，林纾被聘为汉文总教习，讲授《毛诗》、《史记》和古汉语。林纾在教育中，已经意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如林纾在《村先生》一诗中，就主张：“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知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但林纾却把“解得人情物理精”，归结到了“从容易入圣贤道”[[8]]上了。当然，至于学生在获得了西学知识之后能否按照林纾设计好轨道，进入“圣贤之道”，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林纾不仅在传统的私塾中担任教师，而且还在新式学堂中担任教师。1901年冬天，林纾进入北京，在北京五城学堂任总教习，讲授国文、修身等课。北京五城学堂是新政的产物，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名望最著的中学堂。1903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总纂”，林纾也受聘为译书局的“笔述”。1906年，林纾又被京师大学堂聘为预科和师范馆经学教员，后来又改为教经文科的古文辞，林纾的教学获得了学生的欢迎。期间，林纾选编了《中学国文读本》，主要择取并译注了从清代上溯到周秦的古文，逐篇详加评语，从次年5月到1910年末，分十卷出版。1913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左孟庄骚精华录》，1918-1921年间出版了十卷本的《古文辞类纂选本》。但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纾，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桐城派的学究而出现的，而且还以西方小说的翻译家的文化背景而显现于学生之间，所以，林纾时常因讲西方小说而引来京师大学堂的传统派的非议。1913年，林纾被去职，与他一起离职的还有另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永概。对此，林纾甚为不满。钱基博曾经指认了这是在京师大学堂的“文派之争”，是以章太炎为首的文选派取代了桐城派的“文派之争”。[[9]]事实上，文选派和桐城派尽管有“文派之争”的某些意味，但我们从五四文学对“桐城谬种，文选妖孽”的全面否定来看，桐城派和文选派都在五四文学的清理范围之内，所谓的“文派之争”就自然贬低了五四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其四，新式教育下的林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不仅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那些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大夫和市民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事实上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有人的组织和环境的心理性质，据实验所示，绝对有赖于以往的历史。”[[10]]（P349）这就是说，“一个人看到什么，既取决于他所看到的对象，也取决于先前先有的视觉——概念的经验引导他如何看。”[[11]]具体到林译小说来说，就是接受不同知识体系的读者对林译小说的解读是不同的。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吴汝纶在林译小说中所看到的是林纾那娴熟的古文笔法，以及林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对西方小说所作出的解读；而在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那里，则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使他们的文学“疆域”播进了西方文学的种子，从而为他们的文学观念的裂变提供了条件，对此，胡适认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12]](P213)实际上，林译小说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从五四文学的发难者胡适到五四文学实绩的体现者鲁迅，以及五四文学主要参与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冰心、庐隐等，都曾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周作人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13]]鲁迅对林译小说的喜爱几乎到了钟爱有加的程度。周作人对此曾这样回忆过他们兄弟二人当年对林译小说的钟情：“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的，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版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14]](P206)在专门把林译小说“改装硬纸版书面”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周氏兄弟从自己的“以往的历史”中、特别是他们接纳新式教育的历史中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林译小说的新解读。五四文学的另一创建主体胡适，也是通过林译小说才了解了许多西方小说家，如司各特、狄更斯、大小仲马、雨果及托尔斯泰等。胡适的叙事文甚至都“受了林琴南的影响”，胡适仅林译小说“总看了上百部”[[15]](P280)。 郭沫若在谈及林译小说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过：“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嗜好的一种读物。”林译小说对自己的影响就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减”。[[16]]冰心十一岁就被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所吸引，这成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17]](P328)甚至连身居偏远湘西的沈从文也说过：“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迭更司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等，就都是在那个寂静大院中花架边台阶上看完的。这些小说对我仿佛是良师而兼益友，给了我充分教育也给了我许多鼓励”，我“用熊府中那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个崭新的世界”[[18]]，这一切都说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林译小说这一桥梁，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起到过重要作用，成为他们最终完成对五四文学的体认的起点。 在五四文学运动之后，周作人曾把五四文学和桐城派联系起来，认为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9]]这甚至直接把五四文学运动的动因归结到了桐城派的严复和林纾等人物身上了。胡适后来也对林纾翻译的意义作了这样的阐释：“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作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12](P215)这正可以看作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林纾在五四文学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清醒认知。 其五，林纾不仅作为晚清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家而存在，也不仅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而存在，而且还作为五四文学的直接的对峙派而存在。如此以来，林纾就和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具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作为矛盾的双方，彼此获得了得以存在的“统一体”。 五四文学运动期间对林纾发起了“清理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双簧戏”。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一是缘于林纾作为晚清小说翻译家的特殊身份和霸权地位。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林译小说已经失却了往昔的辉煌，林纾自己在接受新式教育的教师眼里，已经变成了“老朽”，这就使之恰好成为胡适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的对象。正如沈尹默所说的那样：“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20]]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不仅把“严复手下的旧人”当作了“取而代之”的对象，而且还暗含着严复也是“旧人”的结论，属于“取而代之”的对象。这在他们占据了新式教育的主导地位之后，就显得更为急迫。清理林纾的影响是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所要确立的新的文学范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胡适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应有之义，这成为替中国辟出一派新的白话文学天地来的首要使命。其二是林纾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师身份。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林纾挟翻译家的余威，在京师大学堂拥有众多的拥趸，且这些拥趸，并非都看重林纾的小说翻译，有些是看重林纾的古文。尽管林纾在1913年去职，但其影响的余波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对林纾的清算，也带有对北京大学的持文化保守立场的传统派的清算的意味。所以，在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把五四文学推向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在双簧戏中凭空虚拟的“王敬轩”，实际上就是以林纾的在场为前提的。杨联芬认为，“钱玄同等对林纾的挑战，是基于古文够不够格的问题，而深层的心理则是传统中国士人的门户和等级偏见。”[[21]]其实，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林纾作为突破口，除了这所谓的“中国士人的门户和等级偏见”之外，很大的一个考量因素是林纾本人的北京大学教师的独特身份。所以，对准林纾发难，就有了清理林纾作为“古文家”的教师对学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考虑。 林纾面对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对自己发起的“清理运动”，也作了“还击”，这“还击”恰好促成了五四文学的最终确立。1917年2月8日，林纾在《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对五四文学的废除文言文的文学主张提出了异议：“知腊丁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22]]。林纾后来在上海的《新申报》、北京的《公言报》上多次撰文抨击五四文学。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刊出给蔡元培的一封信，指责时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偏袒五四文学的发难者和参与者，蔡元培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23]]，对林纾的攻击给予了强力的反击。由此说来，在五四文学发生过程中，林纾以强硬的反对者身份和五四文学的发难者进行的论战，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五四文学的主张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式取代以林纾等为代表的那一代接受西学影响的学生的标志。这样说来，林纾对五四文学发生的贡献在于他以偏激的传统文化立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发难者和倡导者的交锋，使五四文学最终移位于社会的文化中心。事实也是如此，当林纾和蔡元培就古文是否应该废除的争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同时登载之时，才会出现在“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者只好向隅。”[[24]](P67)这情景实际上意味着文化中心的交锋和转移所带来的基点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林纾是五四文学发生的“助产婆”。 总之，林译小说与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密切关系，不但深刻地影响到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自我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五四文学的确立方式，成为我们解读五四文学发生无法饶开的门槛。 -------------------------------------------------------------------------------- [[1]] 曾宪辉.林纾传[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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