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分享活动补充，民谣

凡事都讲个缘起。我这个不通音律人是怎么开始对“民谣”感兴趣，上次聚会完还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小分享给大家的呢？作为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我并不是自己手把木吉他突然领悟到“哦，这是我的新大陆”的，而是大约两年前作为一个读者和听者进入的，读就是读乐评人张铁志的几本书和一些小文章，听就是去找来这些音乐寻找乐评人呈现出来的内容和自己的感觉。我得先说明一下。所谓“民谣”就是曲风：民谣，就是标配吉他口琴一张嘴的民谣，但不局限于此。因为我自己所听的音乐、欣赏的歌手大多可以归类在这一曲风之下，但不是非民谣不可，也不是民谣即正确，总之，没有专业感的限制。 模仿某电台的模式，我带来一本书《时代的噪音》，一部片《醉乡民谣》，一张碟《匆匆》（胡德夫）。 也顺便插一句，如果和我一样是门外汉，尽可以去翻翻张的书，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而且不感兴趣乐理分析的人是相当适合入门了解的。作者是政治学出身，去看到音乐背后的时代是很有洞察力的，而我，也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些音乐。这个分享，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式就是我在听音乐时我在听什么，与其说是在分享民谣，不如说是聊自己。这是比较个人的东西，呈现出来的话浅薄偏执和思考均有，也因此想作为同别人聊天的话题。 首先说一下我听的范围，按地域划分为三块，美国、台湾、大陆。 对于美国的民谣，六十年代，格林尼治村始终让人念念不忘。六十年代，二战已经过去又犹阴魂未散，对政治家、政客来说神经永远是紧绷的，对于民众来说则早已厌倦，反战、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个时代被人们所喜欢的歌手必然会带上这些印记，最让人熟悉的就是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我开始对他的经历感兴趣，Bob在六十年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声音很有特色，歌词中透着文学气息（后来在听国内摇滚歌手张楚的时候也有点这样的感觉），于是乎被前辈提携也被传唱被喜欢是当然的，Bob成为六十年代抗议民谣的标志性的人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手，不同于Joan baez 和与他合作过的Pete seeger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抗争的形象，在六十年代之后他被人批评，不再抗争，背叛了民谣（他开始玩摇滚）。我觉得这并非是什么转型，而只是拒绝标签化。一个歌手把内心对时代的感受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从中看到了“抗争”，这是包括歌手在内的每个个人内心的抗争而不只是歌手的抗争，但我们往往便因此对歌手有所期待，希望他扮演某种角色，传达某种声音。可以极端的这样说，为了体现某种精神感召别人创作一首歌是宣传品，不是就不会有优秀的作品，而是不再从个体中发声发个体之声。我不是在评价优劣，而是认为必须从产生上加以区别，这是两种不同来源的东西，正如傅雷在《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中评价格勒兹的画的时候说“只要一幅画自命为在观众中激起非属于美学范围的情操时，美的情操便被掩蔽了”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到仍然认为格勒兹的画“你的人物是无声的，但对我来说不啻是启示一切的神灵”（狄德罗）。音乐也同样，是在表达个体还是试图传递精神两种是不同的，表达个体是生命力所在，传递精神是发挥作用。 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有不同版本，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二十多岁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么他未来不会有什么希望了，一个人三四十岁还是，那么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我把这里面共产主义者理解为激进者而不是理解为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年龄上的很自然的体现，一个理想主义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激进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代表他抛弃了理想。而且，激进行为会影响到建设性。对我个人来说，我只很短暂的激进过，更欣赏保守自由主义。这个下面还会提到一点，扯太远了，回归正题。 下面是台湾，有人写过台湾三十年民歌史，民歌运动之前的背景是台湾的音乐一如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样深受美国的影响，就像战后日本有些青年把自己打扮成美国人的样子，讲话夹杂英语一样，无非是对一个“先进”的文化或者国家的向往，喝可口可乐，唱美国歌都是如此。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讲我们要唱台湾自己的歌，特别是美国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到最后建交，与台湾断交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当然，不一定全是政治上的危机感。对这种危机感有应对，我在了解这个时期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美丽岛》为代表，唱的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一部分以《乡愁四韵》为代表，唱的是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前者是把目光投向本土，后者是对国家民族的乡愁。再往后就是风气渐开，校园民谣兴起，比如罗大佑，再后来就是商业化的冲击，很多人感叹民谣不见了。再后来就是老歌手胡德夫又出了新专辑，还有张悬、陈绮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就是现在了。在南都周刊的一篇纪念台湾民谣三十年的文章中，陈绮贞、张悬被归类为“浮华世界里的个人内心的平衡与体验”，胡德夫则是更“原生态”。我个人在听的时候的感觉是，张悬给人的印象是关注社会，反抗同化，在一席的演讲中，张悬自己也半开玩笑的讲人们提到她好像更多的是再说社运而不是音乐；陈绮贞则更加清新，觉得南都文章的评价也合乎我的感受；胡德夫是一个贯穿了台湾民歌运动老歌手，原住民歌曲原生态民谣就不用多说，有一首我最感兴趣的的歌曲《为什么》，（顺便插一句，除了歌手本人之外也无人能还原，甚至歌手本人再一次讲出来也很难讲是他创作时候所想，我在说这些歌的时候并不试图还原歌手创作时所想，而是我感受到的），这首歌中我看到的是反思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反思，无疑会步步走向人类的灭亡，不这么套名词地来说，就是关注到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内心的生态危机。这一点更加深入，不是追求自由和权利可以解决的。 我还提到了小清新和太阳花，就是被认为小清新的学生们突然激进的发起了一场庞大的运动，似乎是在介入政治，为什么？已经有很多人发表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我对我了解到的太阳花是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其实参加者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们被标签为“九零后”或者大家至少是八零后的尾巴，不再关注国家民族，更加自我。如果去除其中的贬义，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反对这样的标签的。只有个体的才是真实的，这好像是哪位哲学家的话。在逐渐开放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有更多的自我认同，反对被集体同化，被宣传同化，关注美食，关注物质，关注自我的幸福感。当然，这是理想化的一面，而且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一时间突然蹦出来的，我想在唐朝乐队翻唱《国际歌》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有了这点认识，我也臆测太阳花的参加者们，平时的小清新们，他们的出发点也许不是家国情怀，而是不被欺骗和蒙蔽，要掌控和维护自己的未来。但是，这一只能是有这种想法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一激进运动，我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我总是认为这样的激进运动建设性不够的。 最后一部分就是大陆的民谣，在分享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么来的及聊。身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民谣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如果说整理的话，明代冯梦龙，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吴歌）、钟敬文（客家山歌）等做过被打断的整理，这些没有深入了解，无从说起。我关注的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是摇滚乐进入中国的时期，其他各种流行音乐开始兴起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民谣歌手也是其中之一（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开始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是从豆瓣上的独立民谣慢慢追溯，倒过去听的）。还有有些受台湾的影响的九十年代的很多校园民谣，比如高晓松、老狼。而到了今天在更多的民谣歌手涌现，也可能得益于网络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和听到。我就在想他们在今天更多的被了解被接受不光是网络发达的原因，就像上面提到过的类似的意思，真正地民谣歌手都是在唱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唱。这种流行也因应着时代的发展，就是个体意识自由意识逐渐发展，起码我试图去欣赏这些音乐，就在于想去从这些唱他们自己的歌中认识自我，而有些刻意地避开些 “服务态度更好的”消费品音乐。与天王们在体育场给万人演唱相比，从感官上讲，我们都会觉得“好听”，但是好听又是不同的，就在于在民谣这里是认识自我。 师姐突然提到小苹果，小苹果不属于我关注的范围，觉得它有三个特点：强烈的节奏感，接地气又朗朗上口的歌词，强大的运作。单从歌本身来说，有点像很多人包括师兄也喜欢的凤凰传奇，也有人说它其实就是在模仿凤凰传奇。我没有贬低的意思，还是要说，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同，小苹果们为了听众或消费者设计的。这点可以看今年春晚之后大张伟接受访谈对网络上对《倍儿爽》的声讨的一些回应，我觉得就是对这种产生方式的极端的诠释。我不喜欢这首歌，当然还是要说明不是说所有流行乐都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为消费者设计的音乐没有优秀的作品。 好了，要结束了，因为上次记得师兄说每人三五分钟，我打算准备一个话题和大家像上次一样一起聊天的，原来是这样的比较正式的分享。本来就不擅长脱稿讲话的我今天更凌乱了，也完全没有让大家听明白我要讲什么，写出来会比较清楚点，给我自己也给大家再聊一遍。 最后再写一点，以上都是我听音乐时候的一些想法，而不是要讲音乐史，我还是当做聊天来写的。之所以作为分享聊天说出来，就是想听别人是怎么理解的。我更倾向于聊天式的交流，用圆桌交流或者像草地上的聊天的方式而不是问答，还固执地认为分享者都不应该站起来，让气氛更加轻松，火花就在讨论甚至争论的某句话。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