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清代,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的弘扬,但却遭到戴震的猛烈攻击。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又各领时代风骚,所以他们之间思想的对立就被后人过多地注意。 　　有人认为,戴震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晚年转而攻击理学,是忘本。对此我们认为,戴震对朱熹的态度看似很复杂,但只要抓住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特点,就能理解其中原由。 　　我们通过考察戴震评价朱熹的大量具体材料,认为朱子对戴氏有深刻影响,戴对朱有公允评价,戴震对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本文的观点就是要求历史地看待其间的传承关系,从而纠正有人认为戴震思想有前后期的不同及晚年竭力诋毁朱熹等不正确观点。 　　一戴震生于朱子阙里的徽州,得深厚文化底蕴的熏染和艰卓朴实的民风导引,求学深邃,直谅多闻,为人诚挚,躬行践履,主张治学“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1](卷六,P494),这正是对朱熹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继承和发展。徽商以诚信为本,戴学以求是为宗,为人为学实有共通之处。 　　戴氏不唯“空所依傍”,实事求是,同时对前贤时彦皆以正心诚意待之,不作偏激之言。常云:“仆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 　　”[1](卷三,P356)“我辈读书,原非与先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1](卷六,P495)立身不苟、行事无憾是戴氏处世方略,平心静气读书、实事求是考证是其治学标准,故其躬行论学皆立高行远,谦冲尊古。 　　钱大昕赞之云:“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辞,以排击前贤。”[2](P672)有人认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决定了戴震反对程朱理学的根本基调,也就是说,理学与朴学,朱熹与戴震是水火不容的对立者。 　　此间定有主观情绪在其中,未得中正。事实上,戴氏对朱熹“道问学”的主张崇敬有加,提出“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1](卷六,P372)对于汉学、宋学,也绝非盲目信从,或全力抨击,正如梁启超所言:“东原的工作,则段茂堂所谓‘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诸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诸陆、王、佛氏’。 　　以严格言之,也可以说,东原并没有攻击别派的行为,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理清楚他们的系统,叫他们彼此不相蒙混,这种工作,无论对于某种学问,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的,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3](P56)梁氏评析宋学本末,并解释戴震致异于朱子的原因,加以公道之语,最能读懂戴氏,惜在今人多聚讼于朱、戴关系,以为饮水忘源,甚无谓。 　　梁氏又云:“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4](P8)梁氏评语间接地透露了戴氏品评唐宋前贤之语皆出于平心,绝非“过骋其辞”,与先儒竞立说,也无“攻击别派的行为”。 　　戴震冲击程朱理学,目的在于批判他们引佛入儒,又倡言“理具于天而得于心”,以致“存理灭欲”,压抑人性,有失于孔孟之道。他认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 　　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 　”[1](卷六,P353)从根本上指正朱子理欲观的症结所在。戴震批判朱子理学是哲学思想史正确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的充分体现。 　　追求真理,不 避权威,更不必为贤者讳,学术才能前进。戴氏云:“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闻名起敬可也。 　　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辩之者。”[1](卷六,P331)其景仰先贤之情溢于言表,而求是不苟之意也直言不讳。 　　梁启超云:“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 　　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4](P34)所以说,戴震对朱熹理欲观的批判出于学术探讨,我们不能说戴震对朱子有继承,就一定是尽袭衣钵,不越雷池一步;也不能说,戴氏对朱子有批判,就全盘否定先贤。 　　如果那样,戴震也就不再是戴震。胡适说得好:“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 　　”[5](P1047)学术思想的进步正是在不断的辩驳批判中进行的,戴氏批判朱子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戴震自幼被乡先贤所熏染,尤为称道朱子的“道问学”,以为有汉人治经之法。 　　云:“经学之难,或一代数人,或数千年一人。若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皆殊绝之学,其人皆亘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人。 　　”[6]“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毛、郑,宋子朱子。”[1](卷一,P125)戴氏称朱熹为“子朱子”,就是对这位有学问的乡先贤的无限景仰,并自定所学源出于朱熹。 实际上,戴震所批判的程朱理学,着力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理欲观上,尤其是对后学衍化良知而变了味的理学,并非包括程朱理学的全部内容。《孟子字义疏证》批判的正是由宋至清已经数代演化而变异了的程朱理学,它与程子、朱子真正的哲学思想已经有很大差异。 　　我们不能以其末流弊病而完全归罪于作始,更不能因程朱创始理学而损害其学术之全部,以一眚掩大德不是客观正确的态度。若把程朱理学与程子、朱子本人的躬行实践与讲经论学等量齐观,把一种思想体系与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品格混同起来,也是概念不清的问题。 　　人们对于戴氏一方面将程朱理学大加批判,另一方面 又始终如一地尊崇程子、朱子感到很困惑,其原因即在这里,把这一点弄清楚,我们才有可能对戴氏思想中的貌似矛盾而实质上却颇为一致的现象有所理解。翻开《戴震全书》,从不见有戴氏言语中称朱熹、程颢、程颐名字者,并常言:“《周易》当读程子《易传》。 　　”[1](卷六,P714)“四子书,六经之阶梯;《小学》、《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1](卷六,P480)程朱在封建社会走向兴盛之时,将儒家思想哲理化、精致化,适应时代之需而具有创新精神,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 　　戴震批判程朱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但对其阐释古经、普及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事则颇为敬重并加以提倡传播,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扬弃。可见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宋明理学本质区别的清醒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中正公允的治学心态和不存偏见、唯求其是的为人风格。 　　也正是这样,戴震才能在有清一代学术中异军突起,方驾前哲。二有学者认为:戴震早年是程朱理学的干城,学术上依宗程朱,哲学上也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后期转为唯物主义,开始批判理学的“天理人欲”,对程朱大加挞伐。 　　出现这种偏见,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过分注意了戴氏出生程朱阙里,则猜度早期必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未能全面考察戴震著述,对其思想性格缺乏完整而准确的把握。为了澄清原委,以下仅从文献举证角度来考察戴氏前、后期对程子、朱子的态度。 　　《毛诗补传》、《屈原赋注》、《孟子私淑录》、《经考》、《经考附录》皆为戴氏早年之作,其中非程驳朱之处多见。如《毛诗补传·樛木》解题云:“《集传》云:‘自众妾而指后妃,犹言小君内子也。 　　’窃疑此解亦未自然,《 诗》言‘乐只君子’多矣,不应此处独为‘小君内子’之称。”[1](卷一,P156)《毛诗补传·文王》“于缉熙敬止”下引《集传》:“止,语辞。 　　”而在《毛郑诗考正》中指出曰:“说《诗》者以‘止’字为辞助,而已于引《诗》?格,则归之断章取义。考古人赋诗,断章必依于义可交通,未有尽失其义,误读其字者。 　　使断取一句而并其字不顾,是乱经也。”[1](卷一,P634)戴氏批判朱注未得中正,有失先贤之义,认为“尽失其义,误读其字”,有“乱经”之嫌。 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又云:“王介甫《字说》强以意解加之谐声字,陆佃《埤雅》中时摭之,使按之理义不悖,如程子、朱子论‘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犹失六书本法,歧惑学者。”[1](卷三,P332)宋儒勇于疑古,但也易穿凿附会,戴氏批判程朱谬失,说来丝毫不避,却也言之有据。 　　《屈原赋注初稿》“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下云:“《集注》云:‘凤凰又已受高辛之遗而来求之,故恐简狄先为喾所得也。’如此说,侮亵贤妃矣。 　　”[1](卷三,P550)同书《天问》“启棘宾商”下云:“《集注》‘棘宾商’为‘梦宾天’,附会《山海经》‘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之谬说,但不取其‘上三嫔’之谓尔。又以‘竟地’为‘化石’,引《淮南子》虚诞之说,安知《山经》、《淮南》非因此篇傅会,而失其解者邪。 　　”[1](卷三,P588)指责朱子附会失解,“侮亵贤妃”,纠纰攻错,言辞激烈,可见其早期所作绝无附和朱子言论而唯朱是从的痕迹。又如《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楚辞集注》云:“理,为媒以通词理也。 　　恐道理弱于少康,而媒又无巧辞也。”戴震《屈原赋注》云:“理,犹治也,主治事者之称。 　　”[1](卷三,P622)“理,旧解为道理之理,非也。”《屈原赋注》与《楚辞集注》言词立异,释意相反,丝毫没有盲从朱子之教,反而认为朱注附会理气之说不合诗意。 　　戴释“理”字为“治”,驳斥朱子释为“道理”,与晚岁《孟子字义疏证》释“理”为“治玉”的思路完全相同,可见早期的戴震对于“理”字的解释与后期所释“理”义并无不同,也就是说,他并不存在思想早晚期的差异,此例即为重要证据。此外,在《屈原赋注》中释“气”、释“太初”皆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同,如《远游·音义》云:“太初,太,一作‘泰’。 　　列子云‘太初者,气之始也’。”[1](卷三,P803)于《天问》“冯翼惟象”下云:“冯,满也。 　　翼之言盛也,谓气化充满盛作。”[1](卷三,P645)又《毛郑诗考正·卷阿》“有冯有翼”下云:“冯,满也,谓忠诚满于内。 　　翼之言盛也,谓威仪盛于外。‘冯’、‘翼’二字,古人多连举。 　　《屈原赋》之‘冯翼惟象’,《淮南鸿烈》之‘冯冯翼翼’,皆指气化充满盛作,然后有形与物。”[1](卷三,P651)可见戴震早年的思想已经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之上,以太初为气之始,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为其哲学根本,绝然不同于朱子理气观。 　　又同书《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戴注:“地在天之中央,《素问》谓‘大气举之’是也。”而朱注云:“所谓天者,理而已矣……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 　　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正谓此也。 　　然所谓太极,亦曰理而已矣。”朱注以 “理”为本,一派佛光,戴注以“气”为本,近于事实,辞义迥异,对比鲜明,由此可见,无人有任何理由能说戴氏早期为程朱理学的干城。 　　《孟子私淑录》为戴氏早期之作,其中有论辩宋儒为学脉络及周敦颐与二程之关系,并对朱熹不明学术理路提出批评,云:周子之学,得于老、释者深,而其言浑然与孔、孟相比附,后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考其实固不然。 　　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言“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其不得于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尝师事亦明矣[1](卷六,P70) 此文辨析周子与二程之间并无师承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宋儒论学求道虽皆因先入为主而涉老、释,又因“受其蔽”,而不为纯儒之学,然而他们沉浸数年后终能觉悟其非,亦堪值得称道。可见戴氏公正其事,不诬前贤,一生论学观点始终如一,并不存在前后期思想的变化问题。 　　三戴震后期的哲学著述如《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答彭允初书》及相关书信碑序等,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思想大加挞伐,不遗余力。然而对宋儒的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论则多有中肯之辞。 　　如《绪言》云:“孔子以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异于老聃、庄周、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韩子也;尝求之老、释,能卓然觉悟其非者,程子、张子、朱子也。”[1](卷六,P140)戴氏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条别思想渊源,平心考古,分明是非。 　　《答彭允初书》云:“陆、王,主老、释者也;程、朱,辟老、释者也。今足下主老、释、陆、王而合孔、孟、程、朱与之为一,无论孔、孟不可诬,程、朱亦不可诬。 　　”[1](卷六,P359)戴氏区分孔孟与老释、程朱与陆王,使之各归其学,不相杂厕,给对方以鲜明实在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了戴氏的理欲之辨既是对程朱理学的反抗,更是对理学末流变乱学术、祸国殃民行为的抨击。戴震治学既不偏汉,也不主宋,但对汉、宋学术的继承和借鉴则是很显然的事,尝云:“宋之儒者,执经讲学,相师友之众同于汉,其躬行道义,几几七十子之所讲求矣。 　　”[1](卷六,P433)两汉经师存古有功,亦有利禄之嫌,宋儒躬行讲学,亦有孔门之行。又《郑学斋记》云:“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 　　’余甚不谓然……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1](卷六,P406)戴氏晚年治学更为通明达观,厚意称许,对于汉宋优劣,唯论其实,不偏一家,认为朱子治《礼》亦“崇郑氏学”,常称宋人言学,尚有汉人师弟之意。其《闽中师友渊源考序》云:“宋之有朱子,近数百年以来学者宗之。 　　前夫宋,则汉郑康成氏,其为世所宗千有余年而宋儒始兴……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1](卷六,P555)戴震以郑玄和朱熹各为其时代集大成者,不因朱子“天理人欲”之言而废其学,不因“尊德性”之眚而掩其“道问学”之德,通达公允,昭昭甚明。 　　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集矢于治学空疏和掺杂释道,以及对人欲的否定和在本体论上的错误认识。其批评朱熹从某种意义上更是为了从根本上剥去伪道学和陆王心学的护身符,拔去那些打着程朱幌子而为非作歹、腐败无能的官僚和为虎作伥的政客。 　　从这一点来说,朱熹作了后世变味的理学和假道学的挡箭牌,就因为它是假道学的源头之故。基于恢复孔孟本真的儒家的责任,戴震绝不反对理学家承继下来的道德修身、正心制行之学,而主张饬躬笃行,且力行先贤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教。 　　可以说,戴震不仅是朱熹“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继承与发展者,而且更是创造性 地运用朱子的方法论而又勇于超越者。胡适纵览前古,于此所论最惬人心,云:“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 　　”[7](P283)所以说,对一个研究对象如果不能尽知其人、综论其世,而仅凭臆想之见,则必有失误之处,更不能就其一端而攻其全部,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也即戴氏常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关于戴震对程朱理学所持 的态度,前人之言多可参见。黄式三云:“夫后儒之疑戴骂戴者,为其说之驳程朱耳。 　　而以程朱之所自言,与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参互引证,学者可平心读之,去戴氏之矫枉过正,而取其所长,在善学者之实事求是也。”[1](卷七,P328)凌廷堪云:“今案其遗编,学之大者犹可考见,特惧读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则先生之学由此而晦矣。 　　”[8](P313)戴氏汉宋兼采,后学者不明戴氏治学宗旨,而认为其专事抨击理学,对立程朱,则是未睹本质的狭隘片面之见。黄氏与凌氏能清楚地看出戴学的精神与实质,希望后学者“平心读之”,不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才是真正理解戴氏、深知戴学者。 　　通过戴氏早岁及晚年对汉、宋学术所持一贯中正态度的举证分析,我们认为:戴震的治学既不存在崇汉与贬宋的倾向,也不存在早年与后期思想变化的问题,他只是一位平心考古,正心论学,一心只求“十分之见”的大学者而已。戴震曾对自己一生的为人为学和以人对事有一个鲜明的告白,对于朱子和其他先贤时彦都适合,后人论戴,这一点不能忽视。 　　常云: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1](卷六,P374)实事求是,平心论古是戴震为人之则,为学之要,也是其能够在清代学术史上成为卓然大家的关键所在。姚鼐、章学诚、方东树等不能充分理解戴氏所言的不苟与无憾,谓戴震不读宋儒之书,考证虽或广博,而与程朱争名,为天下所恶。 　　如此言论或出于泄愤,或出于卫道,根本上未能深入戴学本质,违背了学术发展以求是为宗的原则。纵观学术发展,穷则变,变则通,“墨子尝学儒术,既而非儒;王肃幼习郑学,既而攻郑;程朱皆由禅学入手,而辟佛尤深;颜李皆由道学入门,而讥宋最切”[9](P378)。 　　戴氏批判朱子也是在学术变迁行列之内,尊重古人与师门,为儒者成学必由之路,但绝不能拘泥于成法,要摆脱窠臼,自出机杼,才能成一家之言。“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物理之常,无足怪者。 　　人之于学,既登堂而入室,复操戈以相 伐。入而能出,此其所以大也。 　　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可屈指数,要其成功之由,莫不如此。视夫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敢越尺寸者,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9](P378)。 　　继承贵在创新,古今能成一代之学者,皆非因循守旧、凿空株守之辈;登堂入室,挑战创新,才能立言成家。批评前人不仅是以消极方面辨伪去妄,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 　　若使后学者都抱持前人旧说,不敢稍越雷池,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现,学术也就停滞。朱熹与戴震的关系问题,我们虽无法从朱熹的言论来证明,但从朱子的为人为学角度而言,其对戴震这位同乡后学的怀疑和求是精神定会拍手称赞;而从戴震这边来说,于朱子学术,去其一非,成其百是,难道不是尊重实事,遵循客观规律吗?戴震批评朱熹,我们也要评价戴震,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思想文化的发展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论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徐道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又各领时代风骚。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和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却遭到戴震的猛烈攻击。 　　有人认为,戴震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晚年转而攻击理学,是忘本。我们在考察戴震评价朱熹的大量具体材料后认为,学界对戴震与朱熹理欲观的对立方面注意太多,未能看透戴震对朱熹的态度是真正地“批判与继承”,所以造成了学术理解上的视差和误读。 　　戴震对朱熹的态度看似很矛盾,但只要抓住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特点,就能理解其中原由。朱子对戴氏有深刻影响,戴震对朱熹有公允评价,并且态度始终如一。 　　本文力求公正地看待其间的传承关系,从而纠正那些认为戴震思想有前后期的不同以及晚年竭力诋毁朱熹的错误观点。戴震;;朱熹;;学术态度;;实事求是[1]戴震.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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