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介绍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角色，在短短27年的生命里，他只给我们留下了37篇小品文和二三十部译作。然而，正如他在给徐志摩的悼文中所写的那个吻火者，梁遇春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蹈火者形象。他对火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因为他本人的生命也正如一团跳动的火焰，尽管最终剩下的也只不过是一点残灰，却仍然奋不顾身的投入到这场烈焰中去，从容起舞。他在《观火》中说：“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下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梁遇春的文正如他的人，即使是观火，也是一种把自己燃烧进去的视角。他早已知道生命的火焰最终将熄灭，变成一堆灰烬，所以这投入就带上了一丝悲壮的色彩，也早已蕴涵了最为深刻的绝望与无奈。梁遇春一生的散文创作，正如他在《谈“流浪汉”》里所说的“溶入生命的狂潮里写作”，率真随兴，昙花一现，而今天我们读他的散文，仍然还会为其中闪现的智慧灵动与强烈张力而惊诧、激动。 　　一、“流浪汉”散文 　　梁遇春的散文中，《谈“流浪汉”》算是较长的一篇，也是人们比较偏爱的一篇。梁遇春在这篇文章里毫不掩饰自己对流浪汉精神的赞美和向往，读来令人激动不已，而他本人的作文态度和文章风格，也正如这篇文章中所谈的流浪汉那样，无拘无束，热情随兴。梁遇春在这篇散文里说：“真正的流浪汉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因为他已经做到无人无我的境地，那一刹那间的冲动是他唯一的指导，他自己爱笑，也喜欢看别人的笑容，别的他什么也不管了。”又说：“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这种“无人无我”的流浪汉气质，也正是梁遇春散文的一大特点。 　　1、“小丑”式的审美认同倾向 　　德国接受美学研究学者耀斯在他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对审美经验进行了阐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角色距离”，这种内心的距离起源于游戏的审美态度，是一种以个人自由意志来处理原来必须一本正经地办理的事情的能力。游戏的审美经验教我们“把另一种生活置于我们的近旁，把另一个世界置于我们的世界的近旁。”就假面舞会这个例子来说，就会导致对三种类型角色的偏爱：骑士、牧人和小丑。“我们的一些客人寻找似乎高于或者低于社会的东西，其他的人则寻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东西。”文学传统的三种重要类型就植根于这样三种不同的审美认同倾向：英雄式的、田园式的和流浪汉式的。梁遇春的这种流浪汉式散文就是基于那种“小丑”式的审美认同倾向。当然，耀斯的解释学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环境中，与中国现代散文作者的整体文化视域是不同的，但梁遇春的创作显然受到过西方散文的影响，梁遇春的业师叶公超在1933年除夕为他的遗著《泪与笑》作跋语时就评价这位学生：“在这集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受了Lamb与Hazlitt的影响，尤其Lamb那种悲剧的幽默。”，再加上梁遇春大学时就读于英文系的背景，使得拿西方的审美经验理论来讨论梁遇春的作品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小丑式的审美认同表现出读者寻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东西的某种渴望，相对于同时代的许多其它散文作家，梁遇春显然是更加个人化和情绪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更多的反映出一种对自己内心和人性的关怀，很少有时事和具体社会背景的痕迹，他曾说过“就是把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一笔勾销，我们也希望能够过个有趣味的一生。”（《谈“流浪汉”》）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小丑那种以个人的表演来自娱或娱他的生存方式，使得他的散文自辟出一片蹊径。 　　2、与生俱来的悲剧感 　　梁遇春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一种率性而为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一个含糊的，界定不清的归类，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是指写作者的年轻，更是指创作过程中特有的风格不成熟，思想尚且庞杂混乱的探索阶段。辛弃疾说少年是“为赋新辞强说愁”，迷茫和感伤是大多数青春写作所带有的色彩，而梁遇春散文中的那种悲剧感却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看待生命的独特视角和对宇宙万物的置疑感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情绪宣泄，这一点从他的《人死观》、《泪与笑》、《破晓》、《黑暗》、《春雨》等文章中可以明确感知，可以说，梁遇春的幽默，正是基于一种骨子里的忧伤。 　　（1）“火”的意象 　　梁遇春对“火”有着一种独特的迷恋，他写给徐志摩的悼文题目即为《吻火》，他本人也经常独自坐在火炉旁边，静静地凝视面前瞬息万变的火焰。他希望自己来生能做一个波斯人，因为“他们是真真的智者，他们晓得拜火。”而即使是没有钱买烟，他也会拿一匣的洋火一根根擦燃来“解这火瘾”，（《观火》）可见其对火的痴迷。 　　火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它是绚丽的、迷人的；另一方面，它是短暂的、危险的。喜欢火的人，性格里也注定有这样一种美丽而又危险的双重因素。火所蕴含的悲剧性在于它注定要熄灭，因而它的燃烧就具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悲壮色彩。梁遇春的散文深处都有一种幻灭的忧虑，特别是在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泪与笑》中。而即使付之一炬也要忘情燃烧的理想主义式执着也通常会让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人们陷入深深的无奈和绝望，梁遇春也不例外。他认为人们都是上帝派到世间的救火夫，因为凡是生到人世来都具有救人的责任。“我相信生命是一块顽铁，除非在同情的熔炉里烧得通红的，用人间世的灾难做锤子来使他迸出火花来，他总是那么冷冰冰的，死沉沉的，惘怅地徘徊于人生路上的我们天天都是在极剧烈的麻木里过去——一种甚至于不能得自己同情的苦痛。”而面对现实的无奈也让这个渴望“救火”的作家除了自责外无能为力，“不敢上人生的舞场和同伴们狂欢地跳舞，却躲在帘子后面呜咽，这正是我们这般弱者的态度。”（《救火夫》）对“火”的迷恋与无奈，是梁遇春散文悲剧性的一大体现。 　　（2）伤春 　　充满生气活力的春历来是文人墨客歌颂赞美的对象，然而在梁遇春这里，“春”却充满了感伤，他对“春”的描写总是包含了一种“盛景易亡”的忧虑，这跟他性格中沉积的忧郁不无关系。在《又是一年春草绿》中，他开篇便说：“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接着又说：“一看到阶前草绿，窗外花红，我就感到宇宙的不调和，好像在弥留病人的榻旁听到少女的清脆的笑声，不，简直好像参加婚礼时候听到凄楚的丧钟。”把春天和丧钟联系起来实属少见，《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或许有几分这样的情绪，因为林黛玉也是一个对自己命运和世事抱有天生的悲剧心态的人。 　　（3）对“泪”的肯定 　　梁遇春从不认为流泪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他对痛哭的人怀有一种温暖的同情，因为能感受到痛苦比全然麻木要好得多。他说：“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我每回看到人们的流泪，不管是失恋的刺痛，或者丧亲的悲哀，我总觉得人世真是值得一活的。”（《笑与泪》）把“流泪”这种源于悲痛的反映作为对人生进行肯定的一种标志，足可见梁遇春性格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感。 　　二、“笑中带泪”的写作 　　梁遇春散文的总体基调可以概括为“笑中带泪”，叶公超评价他具有“Lamb那种悲剧的幽默。”他在《又是一年春草绿》中说自己“是个常带笑脸的人，虽然心绪凄其的时候居多。”这种含泪的歌唱态度与他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有很大关系。 　　1、世界观 　　梁遇春认为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无穷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人生活的整个世界和宇宙万物。“坟墓旁年年开遍了春花，宇宙永远是这样二元，两者错综起来，就构成了这个杂乱下劣的人世了。”（《又是一年春草绿》）而“诙谐是由于看出事情的矛盾”，所以梁遇春的散文里就出现了“泪”与“笑”这样的二元对立，“常常发笑的人对于生活是同情的，他看出人类共同的弱点，事实与理想的不同，他哈哈地笑了。” （《醉中梦话（一）》）这又和小丑那种泪中求笑的态度相吻合。 　　2、人生观 　　梁遇春对人生可以说是极度热爱的，尽管他口口声声谈“人死观”，因为太热爱美好而不堪面对和承受现实的黑暗。正如存在主义所主张的：“所有的反抗和绝望都是为了爱”，梁遇春对人生、对生活是抱着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在《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中他曾明确表示：“在这短促的人生，我们最大的需求同目的是爱。”抱着这种态度，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更多关注和表现的是自己的内心以及人性的矛盾、脆弱和敏感。他希望多领略人生之味，极力反对麻木、中庸、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生活方式，所以他会对火的那种恣意燃烧有特殊的迷恋，也会对流泪抱有深切的体认和怜悯。 　　3、文章基调 　　（1）“笑中带泪，泪中求笑” 　　梁遇春在《第二度的青春》里说：“登楼远望云山外的云山，淌下的眼泪流到笑涡里去，这是他们的生活。”或许可以看作他本人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流泪是因为看到人生的困窘与无奈，而笑是看透人生之后一种对人生的肯定；流泪也是因为彻底投入到这场生命的火焰中受到灼伤，含泪的微笑则更像是一种超越痛苦的旷达胸襟，是不甘麻木的宣誓。“这个世界仍然是充满了黑暗，黑暗可以说是人生核心；人生的态度也就是在乎怎样去处理这个黑暗。……只有深知黑暗的人们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黑暗》）梁遇春的散文，正是在黑暗中不断地赞美着光明。他在《醉中梦话（二）》里曾引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话说：“我不得不老是狂笑着，怕的是笑声一停，我就会哭起来了。”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自己做文态度的某种写照。 　　（2）经验陶冶后的天真 　　梁遇春的少年锐气，勇于思考以及热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还我头来”以及其他》一文中，他敏锐地指出了人云亦云的现状：“他们的态度，观察点总是大同小异———简直是全同无异”，他主张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推翻所谓“正宗”而不应迷信权威。他甚至揶揄了当时的导师梁启超，“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的刽子手行为，”他又意犹未尽地嘲讽了胡适的自以为是：“胡适先生在《现代评论》曾说他治哲学史的方法是推一无二的路，凡同他不同的都会失败……（我）打算舍胡先生的大道而不由，另找个羊肠小径来”。其语气措辞可谓率真直白，一派天真而无城府之气。但这种天真又不同于不知世事的“无知的天真”，梁遇春的散文?格自有其才?所本，他广征博引，却又能自创雅趣，使文章显得亲切有味，呈显自然的风雅情趣，让作品读起来清晰深刻，且充满生命张力。他认为小孩子的天真不足称道，是“无知的天真”，和桌子的天真没什么区别，人们追求的应该是“超然物外的天真”。他说“经验陶冶后的天真是见花不采，看到美丽的女人，不动枕席之念的天真。”（《天真与经验》）这从他对妓女的态度上就也可窥见一斑，“所以天下最贞洁高尚的女性是娼妓。她们受尽人们的揶揄，历遍人间凄凉的情境，尝到一切辛酸的味道，若使她们的心还卓然自立，那么这颗心一定是满着同情和怜悯。”（《黑暗》）由此可见，梁遇春散文所流露出的率性与天真，是建立在深刻积累和理解基础上的天真，因而显得更加可贵。 　　三、率性而为 　　率性而为可以用来形容梁遇春的做文态度，这种流浪汉般恣意忘情的文风源于他做人的一种基本态度，用一句著名摇滚歌词来形容即是“如果注定凋零，索性忘情燃烧。”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要写出好的文章，必然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那在第一时间内打动自己的、让自己激动欣喜的想法或灵感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好友冯至在他的散文集《泪与笑》所作的序中说：“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甚么都收藏得起来。”可以看出他写作的即兴性。即兴往往带来一种全新的创造，所以梁遇春的散文能不落窠臼，周国平也曾在《泪与笑》的序里对他的这种独创性作出过评价：“他不受任何前辈先生的意见支配，他苦讨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在梁遇春的散文里，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在《谈“流浪汉”》中所提到的那种“无人无我，不失火气，也不失活气”的气质。 　　1、妙手偶得之 　　梁遇春的散文大多数属于“妙手偶得之”之作。他在《醉中梦话（一）》中曾专门以“做文章同用力气”为题写过一段专述，陈述自己的做文观。他觉得胡适之所说的“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未免太正而不邪了，费力气如果是为了矫饰堆砌以迎合读者，还不如随手记下的随笔日记来得真实自然。“可见有时冲口出来的比苦心构造的还高一筹。” 然而梁遇春主张的随兴写作却并非指不加构思信口胡说，他赞赏的是一种在吃透技巧后的游刃有余状态，“卖力气的理想目的是使人家看不出卖力气的痕迹。”这也就是要先有“妙手”，才能把偶然迸发的灵感化为精妙作品。而梁遇春写作的随兴也可在他的很多散文中找到痕迹，如他在谈做文章同力气时引用一个记不清姓名的英国作者的话，就直接打个括号说：“名字却记不清了”，引了一段英文，又在后面打个括号说：“句子也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样吧”，丝毫没有为了使文章显得更加完满而细查引文出处的打算；在《醉中梦话（二）》中第四篇干脆就以“这篇是顺笔写去，信口开河，所以没有题目”为题，尽显其率性而为的做文态度。虽然看来似乎稍欠严谨，但却正显示了梁遇春的真实个性（他曾说自己是一个多愁善感有于而热情不足的人）。 　　2、矛盾的言论才是真挚的 　　梁遇春既然认为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自然是不会在文章中掩饰自己内心种种矛盾混乱的想法。他在《一个“心力克”的微笑》里谈到人们为何要做“心力克”时说到了自己对于人世的许多苦衷。“自己呢，没有冷淡到能够做清闲的观客，隔江观火，又不能把自己哄住，投身到里面去胡闹一场，双脚踏着两船旁，这时倦于自己，倦于人生，这怎么好呢？”，他拿排架子来比人生，“比如，有人排架子，有人排有架子的架子，有人又排不屑计较架子有无的架子，有人排天真的架子，有人排既已世故了，何妨自认为世故的架子，许多架子合在一起，就把人生这个大虚空筑成八层楼台了，我们在那上面有的战战兢兢走着，有的昂首阔步走着，终免不了摔下来，另一个人来当那条架子了。”这种对命运人生的看透或多或少包含了些无奈，但不妨碍梁遇春继续冒着摔下的危险努力构建他自己的八层楼台，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退观一切。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天下只有矛盾的言论是真挚的，是有生气的，简直可以说才算得一贯。矛盾就是一贯，能够欣赏这个矛盾的人们于天地间一切矛盾就都能澈悟了。” 　　读梁遇春的散文，不论是早期的青春冲动、少年意气，还是后来的略带沉重，沧桑之叹，都不会让人觉得平淡如水，他就是一个生命旅途中的流浪汉，举杯对月，入火而舞。而对于他散文中存在的不足，台湾一位文人这样评论：“作者由于年轻、涉世未深，因此生命的历练，并未达深刻沉练的地步，文章的表现也并非完美无缺。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字里行间，一窥他努力经营生命的深刻与幽默的企图。对如此天才横溢的作者的作品，我们是可以用更宽容的眼光来欣赏的。”的确，在短暂的生命中，这个蹈火者散发的能量和热度，已足以令我们出汗 　　一、梁遇春的生平及事迹 　　梁遇春，别署驭聪，又名秋心，1906年出生于福州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秋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今福州一中）。1922年暑假始，梁遇春先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北大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等名师，于1928年毕业，因成绩优秀，留系里任助教。后由于政局动荡，北大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梁即随温源宁教授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30年又与温源宁同返北大，负责管理北大英文系的图书，兼任助教。1932年夏犯猩红热，在北京盎然长逝，年仅27岁。 　　从1926年冬到1932年夏不满6年的创作生涯里，他为《语丝》、《现代文学》、《新月》和《骆驼草》等杂志撰写了36篇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后结集为《泪与笑》与《春醪集》。同时他又翻译了二三十种外国文学作品，如《英国诗歌选》、《英国小品文选》,《草原上》,《摩尔·弗兰德斯》等。短短六年能有如此丰富的作品问世，好友冯至称他足以媲美中国唐代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尽管梁遇春不是诗人，他的散文却洋溢着浓浓的诗情，成就虽不能与这几位短命的诗人相比，然而短短六年的丰富著述证明他们的才情与勤奋。 　　二、 梁遇春的译路历程 　　翻译是跨越两种文字，两种文化的艺术。翻译大家傅雷在《论文学翻译书》一文中说: "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回顾梁遇春短暂的一生，他的确具备一名成功译者的一切素养。十八岁进北大就读英文系，成为叶公超等一代英语名师的得意门生，广泛涉猎英美文学，沉浸于色彩斑斓的英语文学世界。毕业后留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他在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他为人敏感，且具有诗人的情怀。友人刘国平在《泪与笑·序》里如此评价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他的脑海里来往自由一有逗留，一幅对联，半章诗句都会引起他无数的感想和傅会，扯到无穷远去，与他亲密的人领会这错中错，原谅他，佩服他，引起同感非常曲折深邃……。"在一篇文章里，他将 "读万卷书"与 "行万里路"进行对比。 他向往古今中外行过万里路的作家与诗人，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和壮丽的篇章。然而他自己的人生路却极其平凡，不外乎福州-北平-上海-北平，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作为学生和助教度过的。因此在他短暂的青春中，他追求探索人生的基础和人生经验的获得主要来源于书本，而非生活。平时他看书极其驳杂，堪称博览群书的典范。冯至在《谈梁遇春》也提到 "他博览群书，受影响较多的，大体看来有下边三个方面：他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换言之，他的多读深思弥补了自己生活经验和常识的缺乏。而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则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那两本广为传诵的散文集《泪与笑》与《春醪集》文章醇厚，文字隽永，被称为新文学的六朝文。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长卷中，《泪与笑》和《春醪集》以其独特的风格曾经大放异彩。 　　三、梁遇春的翻译风格 　　梁遇春短暂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忙于创作译书的一生。尽管他没有总结自己的翻译理论，但从他的译作中，我们不难窥见他的翻译原则和他在翻译上的追求。下文谨以《英国小品文选》为例，对其翻译特点及风格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英国小品文选》是梁遇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作。据说那些三四十年代念大学的人在步入老年阶段还会津津乐道于这本著作。这本书的深广影响或许应该归功于梁遇春采取了适合于那个年代的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readers-oriented）。这一翻译思想首先体现在这本书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这种想读者之所想的做法还体现在其详尽的译注中。梁遇春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和注解，在原著者和不甚了解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读者从这些译注中吸收知识，更好地了解原作。此外，由于他对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尤其是小品文非常熟悉，他的注解给人以娓娓述说周围人逸事的感觉，很是亲切。 　　书中的译注主要包括(1)有关作者的介绍。兰姆(Charles Lamb)在《一个单身汉对于结了婚的人们的行为的怨言》中写到： "……却是为了一个更结实的理由。"原文中没有进一步解释，对兰姆不是很了解的读者就会有疑问-什么理由。梁适时加注： "兰姆为了照顾偶尔发疯的姐姐而终身不娶。"这么一来，读者就豁然开朗了。(2)对文中涉及的一些作家作品的介绍。如在兰姆的《读书杂记》中出现了三十多个历史人物，梁对此一一加注，其译风严谨可见一斑。(3)对小品文及小品文作家的论述。这些论述观点之精辟独到，涉及面之广,数量之多，实可结集为 "小品文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梁在《读书杂记》的一个译者注中称："兰姆是对现在没有热烈的趣味，而无时无刻不沉醉于过去朦胧仙境的人，他最擅长的题材是 '忆旧'。所以他对新闻报纸没有什么爱好。他说过, 'I cannot make these present times present to me.'深思好古的Hawthorne 也说,'I cannot understand the newspapers on history till it is at least a hundred years old.'凡是带这种癖性的人，写出的小品都情绪婉转缠绵，意味隽永，经得起我们的咀嚼，所以好的小品文作家多半免不了钟情于已过去的陈迹或异代的逸闻，如Montaigne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又如在翻译William Hazilitt的《青年之不朽感》 里有这么一个译者注: " Hazilitt把'过去'看得比'现在'还重，他是一个恋着肉化血枯的骸骨的人，曾做过一篇绝妙的小品文，论'过去和将来'。本来回忆是小品文作家的一种好法子，不管什么东西经过时间宝库的储藏，拿出来都觉得带有缥缈蕴籍的气概，格外有趣，那种妙处正如白云罩着半露天外的远山一样。Charles Lamb最擅长做这种文章。"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不甚枚举。 　　梁遇春这种译注法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在那个年代是必需的，也是极其合适的。他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具有先进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掀起一场革新运动，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思潮，小品文也是在这个年代被大量引进和借鉴的。一般读者对西方作家、作品、作者所处年代以及西方文化等不可能都像知识分子了解得那么深刻，因此在翻译西方作品时加以适当的译注无疑有益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前文提过，梁遇春没有留下什么翻译理论。他在自己的译作中是实践着某些翻译理论，其中之一即是同乡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他也以这种理论作为判断翻译优劣的标准。如在艾迪生(Joseph Addison)《论健康之过虑》中，他加注道： "最近牛津大学出版部有一种E.J.Trechmann译的（Montaigne的小品），达雅两条件具备，至于信与否，则原文是十六世纪的法文，我连拿来对照看，都没有这勇气……。" 　　严复认为,"信"（faithfulness）指忠实，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 "达" （expressiveness）指通达，要求译文语言畅达，能令人读懂； "雅"（elegance）即语言文雅。这三个标准以"信"为中心。从梁的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奉行直译的原则，追求与原文基本一致的译文。对双关语及费解的句子的处理方法是直译加译者注。在《一个单身汉对已结婚的人们的行为的怨言》中，有一句这样的话：I could forgive their jealousy, and dispense with toying with their brats, if it gives them any pain; but I think it unreasonable to be called upon to love, where I see no occasion, … 梁译为：我能够原谅他们的猜忌，情愿不去玩弄他们的小孩子，若使他们因此感到什么痛苦；但是我想那是很无理的，我去'爱'他们的孩子，当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按汉语的语法习惯，从句一般置于主句之前，而主句作为表达重点放在句末。但梁在翻译此句时却一反汉语的常规，将if 和where引导的从句放在主句之后，这是按照英语的习惯，即原文的顺序。结果两个分句恰似平行结构，句子显得更整齐了，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独特的韵味。双关语典型的翻译出现在哥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快乐多半靠着性质》一文中。句子是：Dick Wildgoose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快乐的傻家伙。 　　Wildgoose看似平常的姓氏，却是一个双关语。梁译作"狄克·魏尔德戈斯"。在译者注中，他进一步解释到： " Wildgoose 此字译意是"野鹅"，英国人以为鹅是傻的东西，这位先生又是野性难驯的，所以这个名字实在有意义。"这样处理，译文与原文出现了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注解又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双关语。 　　然而，奉行直译，在实践中常常难以实现。在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中有时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眼来对应译出语（source language）的词，这时只能力求对等（equivalence），而非绝对相同（identity）。梁遇春在翻译标题中Essay这个词时就颇费周折。Essay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属于散文范畴，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在汉语中还无法找到与之绝对对应的文体，而且还未有前人翻译过这个词。对此，梁不妄下结论，在译者序中他写道："Essay这个字非常复杂，在中国文学里带有Essay色彩的东西又很少，要找个恰当的字眼来翻，真不容易。只好暂译作'小品文'……希望国内爱读Essay的人，能够想出更合适的译法。"这种谦虚严谨的态度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小品文'也已成为Essay的习惯译法。 　　最后，在评价作为翻译家的梁遇春时，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成就无法与和他同为闽籍的翻译家严复，林纾，林语堂等相提并论，毕竟他能投入译作的时间太短暂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在翻译上的成就。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国人眼界的开拓，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