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思想的创造与消费

边缘思想的创造与消费 对话介入： 李 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楚安（文学翻译家，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查常平（艺术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戴光郁（艺术家） 2003年6月13日于成都 《人文艺术》第4辑，查常平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当今的网络文化传播，已经冲破了体制化的传统公开出版物的一统天下，使一向被认为是边缘思想的自由生产与创造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即使公开出版物，其言说内容也在发生变化，部分更多是非功利的、个人化的。不久前，《人文艺术》主编查常平在成都同几位文化人就“边缘思想的创造与消费”为题小聚，以下是谈话记录: 李：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现有的体制，也给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准备了较大的窨，它给予科研经费、评职称，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好现象。但是，也应该看到，学术的体制化在提供必要的学术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容易扼杀思想的自由创造。因此，民间学术的存在与发展就显得特别迫切。从历代中国与西方的学术思想史看，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要保持创造性、保持民族的生命活力，都离不开民间的创造。中西方的文学艺术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艺术作品以及文章，都是以民间和地下的方式存在，现在能够通过公开出版物，已经获得了合法，但民间思想创造的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如它的生存问题、评价问题、传媒问题。如果不传播等于没有生产，而民间精神无论是艺术、学术，它的生命力恰好就在于传播，这是我们大家的课题，也是中国社会的课题。几年前，我们组织过一个学术沙龙，当时就想搞民间学术与艺术，很多人谈到体制外的学术村落、艺术村落。查常平主编的《人文艺术》论丛，作为一种非体制化的学术思想创造道路的探索，无论对于我们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生存与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 文：《人文艺术》论丛，居然正式出版了四辑，我很震惊。我们都知道，即使今天在西方，思想首先是在民间传播，然后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西方一些大型印刷刊物，难以维系时，便通过因特网转入民间。这没有印刷品的更大的传播效果。刚才李杰谈到的沙龙问题，现在很多学者自发的组成一些小型沙龙，听说北京就有。四川大学也有一个锦江学苑，是由搞外国文学的人组成的，基本每月聚会一次，坚持了几年，互赠新著作，交流各自研究、外出开会或国外访学情况，得到很多国内、外的新近信息，对研究大有启发。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也是成都人，每次回蓉，也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说在香港学者忙于生计，生活节奏太紧张，很难有这样个人化的，非功利性的聚会。因为，虽然都属体制内的人，我们并不满足于只在体制内一版正经发表文章。私下交谈，官方身份没有了，是朋友间的无拘无束，更加自由、议题也更加广泛。其实，文人这种私下的聚会，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传统。在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有一个在华人世界非常出名的学术沙龙“剑桥新语”，由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哈佛教授赵如兰等人发起，每月一次，晚上，轮流在几位教授家举行。参加者，是在哈佛以及波士顿其它大学访问工作或研修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人文社科学者。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学/文化各方方面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都有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如有一次针对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崔之元讲的“鞍钢宪法”与经济的主题发言。当然，大家随后就在享用作为“宵夜”的米粥中和和气气了。 戴：《人文艺术》的出版是奇迹，其实也在证明现在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为它出自刚才李杰说的文化生产的需要。我忧虑，民间的声音显然很脆弱。各种知识分子性的沙龙，包括查常平在２０００－０１年在三一书店举行的系列讲座，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不够的。无论东方与西方，尤其是西方，它们的民间团体自然形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对体制、社会的监督，是绝对必要的。我的忧虑在于：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假象。比如说《人文艺术》以个体的名义编辑。虽然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现了，但这种方式还太少。我也注意到民间的声音也在被体制上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力逐渐软化、瓦解、扭曲。比如：我们在民间的一些学术、艺术活动，在最近几年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一些体制内的东西也正向民间渗透，它的一些对外交流、出版权、审查制度等使其在民间的一些好的苗头被变质、变味。不过，现代社会离不开民间的力量。 李：是的，当初我们办博士沙龙时，有一次来了两位台湾知名学者，其中一位说那次是他到大陆以来收获最大的一次，因为那些很高规模的学术会议常常穿靴带帽，等到引入正题，时间已没有了。这种小型沙龙却直奔主题，思想立即发生相互的碰撞。这和刚才谈到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学术信息更快地得到交流，形成思想更新加快学术生产。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任何生产都是为了消费的生产，在座各位多是属体制内的生产者，不需要解决体制外的生存问题，你们在那里生产完了，最后还是去给学生讲、写文章，所以它属于对体制内的补充性质，还是一种沙龙。体制外的学术思想，需要解决它自身如何生存的问题。我所说的指《人文艺术》的这个现象，很典型。因为，现有的《东方丛刊》、《中外文化比较与文论》都是挂靠在正规的机构，毕竟活跃了学术，它们仍属体制内的刊物，但多少突破了一些刊号管理体制对学术思想的压制。而《人文艺术》则不一样，它基本上是艺术家、思想家自己搞起来的，是属体制外的。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争得一个发言的平台。如果说体制内的学术和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相当于国营企业承包的话，那《人文艺术》则完全是体制外的，属于学术生产的个体企业。 文：你们文学院的《东方与西方》杂志是属体制内的。而查常平是以个体身份主编《人文艺术》，而编委会成员也大都属体制内的人，例如：王林、岛子，可他们又参与办这种性质的学刊。《人文艺术》到今年已出版了第四期，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前形势下很有意义。最后， 说不定慢慢会出现更多的离开体制的有自立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即西方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艺术家、作家、批评家等等。将来，中国也许会出现更多的如《人文艺术》这样的非体制学术出版物。 查：你说的这点，我想：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播，基本上是体制内管理，边缘化的部分制作、实施。随着中国社会的法制化，我们可以期待：这种体制内管理将演变为法律管理，边缘化的思想生产在社会伦理层面展开讨论。如果某位作者的文章触犯了法律，那么，权力部门就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加以追究。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公共生活中，以相对长时段的法律代替行政命令。政府的职能，是实施法律而不是在行政命令中扮演立法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必须依据法律、根据合法的程序处理任何违背法律的事件。民间思想的生产，离不开这样的法律保证与承诺。 戴：也就是说在中国，民间声音完全在体制的控制之中。这点我有切身的经历。特别是先锋艺术若要做一些民间的交流是很多的，因为艺术家毕竟是个体的、非常独立的，他做一些艺术活动，艺术创作体制内的东西无法去控制它，但是你要做一些交流使其流通起来，它就有办法控制你了。这就是话语权力。所以，在中国民间的力量、思想与西方民间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民间思想，还处在体制边缘的游离状态，在西方可以采取不合作方式。当然，在中国也有一些改变，今天很多东西不是赤裸裸、明目张胆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即拉锯战。 文：我补充一句，李杰是搞新闻传播的。他更清楚，中国现在很特殊，可国外的很多出版物都是私人的，没有书号、不审批等。所以，我们的边缘文化有时采取西方的“地下文化”方式才能生存。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谓“地下”是沿用西方的“underground”一词 ，只是非正规的或还不被体制/社会认同的文化，亦即表达这种文化的出版物是非公开的发行物罢了；并不是要与体制抗衡。比如被称为BG（“垮掉一代”）作品，金斯伯格的《嚎叫》，开初是在旧金山的小出版社“城市之光”出版，受到官方的法庭指控，一段时间是边缘的， “地下的”，可后来被主流承认。国外的地下文化，是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边缘和非边缘，彼此距离很短，是模糊的。而我们现今公开的出版物，基本是属体制内的，属国家的，出版社、书号、报选题等，自由言说的权利显然很有限，但无论怎样，由于网络的出现，情况在改变；就是公开出版物也更有看头，某些提法很深刻尖锐，在过去要公开发表不可想象，还是值得高兴的。（录音整理：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