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七 顾颉刚

作者：胡文辉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倒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这两种思路都略嫌拘泥。综观其时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与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着，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着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粹；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除《论古史书》之外，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