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访谈：”今天“的李陀

“今天”的李陀，有三层意思：一是记者采访当天的李陀；一是近几年来的李陀；一是和北岛一同创办《今天》杂志的李陀。“三个李陀”既矛盾又统一，分别代表李陀的不同面向。 采访当天的李陀，历数上世纪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文学变革，侃侃而谈，谈起历史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如数家珍。在李陀的价值谱系中，“昨天”事关重大，只有分析“昨天”的文化源头，弄清文化潮流的来龙去脉，才能预测“明天”的文化流向。 近几年来的李陀，除了受李欧梵之邀在美国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并担任文学杂志《今天》的主编，还与诗人北岛共同邀约30位作者撰写文章，出版《七十年代》一书。为什么要选择七十年代？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举足轻重而又毁誉参半的群体。正如《七十年代》封底上的那句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可见，“昨天”之于李陀的意义。 和北岛一同创办《今天》的李陀，从1978年参与创刊，到1990年海外复刊出版至今，一路始终与困难相伴。三十多年的坚持，也让李陀比谁都明白《今天》的象征意义：有人在一直高擎文学革新的大旗，有人在一直坚守“今天”的阵地。 “今天”是回顾昨天、展望明天的基点，“今天”也是昨天、明天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李陀比什么时候的李陀都更为真实、更有活力。 ----------------------------------------------------------------- 李陀：“七十年代” 知识精英的 “好处”与“毛病” ○晶报记者 魏鼎/文 金羽泽/图 早听说过李陀的大名，这个名字不仅和“文革”刚刚结束即骤然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紧密相连，更与一本文学杂志——《今天》、一本回忆文集——《七十年代》不可分割。他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倡导者、推介者与批评者，是横跨文学、批评、思想等领域的博才，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文化人。 前不久，在晶报主办的“第十三届名人演讲周”期间，记者有幸见识到李陀的另一面：作为历史观察者与反思者的他。 李陀还有一个市井味儿十足的别号——“陀爷”，在记者与李陀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漫谈中，却不见“陀爷的款儿”，但见“侃爷的范儿”，源源不断的故事仿佛藏在他的浓浓须发和深深皱纹里。 《今天》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晶报：您长期参与文学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编辑工作，在您看来，《今天》这本文学杂志对于昨天（“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有何意义？ 李陀：“文革”之后大的变化，应该以《今天》杂志和“朦胧诗”的出现为起点。因为围绕《今天》形成的诗人圈子及其作品，不但是1949年之后、“文革”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五四”以后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今天》对诗歌的理解、对语言的理解，完全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是“伤痕文学”所不能比拟的。更何况，“朦胧诗”的出现还带动了文学的一系列变革，比如寻根文学的应运而生、风靡于世；此后（1987年前后），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共同掀起新一轮波澜。我记得，当时的文学评论界还盛传：文学走向了低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们只看到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未注意格非、余华、苏童、残雪、孙甘露一类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并未进入批评者的视野。当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叫《昔日顽童今何在》，批评那些结论草率的青年批评家，我说：“你们前两年还是顽童，怎么老得这么快，竟对更大的一次文学突破视而不见？”文章虽然不长，却引起评论界的注意，遂使大家对先锋文学、实验小说的评价越来越多。由“朦胧诗”发端的一连串“新陈代谢”，构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体性的文学变革。 晶报：《今天》杂志之于“今天”还有何意义？进而言之，文学杂志之于“今天”还有何意义？ 李陀：首先，我要说，很多人没有注意：《今天》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本民间杂志坚持了这么多年——从1978年创刊，创刊之后不久停刊，1990年在海外复刊，今天仍在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可谓“少而又少”的罕例；再者，《今天》在海外的复刊之路，一直与困难相伴始终，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等。平心而论，刊物的质量是不稳定的，时好时坏。北岛这个人很让我佩服，他认为《今天》能够坚持便有了很重要的意义。当时我们看到国内的文学环境每况愈下（虽然我们在海外，但《今天》的作者群主要在国内，所以我们对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纪念杂志复刊的时候，有人建议把《今天》办成一个海外作家的同人刊物，我和北岛都不同意，我们坚持杂志应该继续面向中国国内。如此一来，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质量不够稳定。尽管质量不稳定，“象征意义”却很强，让人觉得“有人在一直坚持文学变革的事业”。更何况，《今天》的诗歌板块一直坚持下来，从“朦胧诗”开始，新诗的创作一直走到今天，比小说表现得更好。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今天》也做了很多在今天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事，推出了内容丰富的专辑，包括国内的地下音乐、先锋戏剧、网络小说以及学术性话题，学术性话题涉及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对“后殖民文化”的讨论、对新媒体的讨论等内容，若结集出书，其中的很多专题都非常值得一做。这些专辑为国内同类刊物所未见，几乎对国内新的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皆有所触及。《今天》这本杂志很奇怪，一方面它的质量不稳定，一方面它的嗅觉又非常敏锐。可惜的是，由于杂志发行于海外，内地多数国人无法看到，遂使专辑的实际影响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严肃文学与先锋文学的旗帜，这本刊物树立至今。尤其最近几年，《今天》编辑部挪到了香港，与国内的联系日趋密切，条件得到改善，刊物的质量继而有了明显提高。与内地其他文学刊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今天》是一个不追求商业利益、未经严苛审查的“文学空间”，是中国文学领域里的一片得天独厚的“岛屿”，让一些作家像自由的鸟儿那样在岛屿上憩息，飞得更远一些。《今天》杂志之于今天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诗歌不是舶来品，而是出口转内销 晶报：《今天》创刊之初，赶上一个思想长期压抑之后的爆发期，“朦胧诗”作为时代转换之间的产物，带有那时的精神烙印，从而奠定了整个杂志的风格。时至今日，《今天》杂志的文学价值有没有一个变化？ 李陀：我觉得《今天》前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杂志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老《今天》”的结构主要是以诗歌、小说、评论为主，“新《今天》”的成分则复杂得多，诗歌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学术性的、理论性的内容。1988年，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上海文论》联袂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一年之后便悄然中止，此后我们在《今天》上开设了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一坚持就是十年。可以说，“重写文学史”能够薪火传续，是由《今天》做到的。 另外，《今天》除了在文学上坚持探索，还在思想上尽力探讨文学内外的新现象，甚至是一些崭露头角的思想萌芽，或是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新思潮，在这些方面，《今天》都表现得非常敏锐。从一开始扮演时代先锋的角色，到如今，《今天》的整体风格已经成熟定型。 晶报：很多人说，现代诗没有格律上的严格限制，形式过于散漫，语言和意象越来越趋于私人化写作，我们该如何进入现代诗的意义世界呢？ 李陀：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可以从古典诗词谈起，人们知道陆游的《钗头凤》，里面有这么一句，“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诸般意象出现在宋词里面，让人感觉十分自然，可如果用现代汉语铺陈这些意象，就显得过于跳跃、不知所云。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表达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因为中国的白话诗歌主要是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而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现代诗歌却是发轫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学习，而后西方诗人又根据自己的诗歌逻辑加以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强调意象的诗歌”。我们在翻译这些诗歌的过程中，将其视作纯粹的外国诗歌现象，并未意识到这些作品与中国诗词之间的相似性。中国的现代诗歌读者，老以为现代诗歌的意象是舶来品，殊不知是“出口转内销”，中间绕了一个大弯儿。当然，你如果读浪漫主义诗歌，比如拜伦、雪莱的作品，主要不以意象取胜，而尤以叙述性、象征性见长。其实，反观宋词之中那些偏婉约风格的作品——词与词、句跟句之间的跳跃都非常大，跟现代诗不是一样嘛！ “一因一果”不适用于解释“文革”现象 晶报：2009年，您和北岛主编《七十年代》一书，邀约三十位作者撰写文章，重新钩沉那些荒诞不经却又因人而异的岁月。陈丹青认为“七十年代”在1976年之后已告终结，李零感觉“1966到1977是七十年代”，您在时间上如何界定“七十年代”？ 李陀：“七十年代”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概念，并不是特指197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有人将时间向前延伸，有人将时间向后推移，跟每个人特殊的经历、经验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我的年纪比所谓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大一些，我在意识上进入“文革”的时间比他们早一点，以成年人的眼光目睹了整个“文革”。它带给我们的差异就是：“文革”在我经验中呈现出的形态更为复杂、更为多面。对于这段历史，该如何认识，如何描述，如何从中获得“文革”与其它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一般人看“文革”，看到的是“文革”里面这点事，而在我看来，“文革”和之前的五十年代、之后的八十年代皆有密切关联。我在査建英主持的“八十年代访谈”中曾经反对“一因一果”，不是说一个原因就能导向一个结果，或者由一个结果总能上溯到一个原因，阿尔都塞就反对一元决定论，提出多元决定论。一般历史确实是由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向前的，更何况是“文革”这样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图景、历史过程。有的时候，我会读一读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书籍，再回过头去对照“文革”历史，感触可谓良多。其中之一，就是我觉得“文革”比法国大革命复杂得多，各种阶级、各种动力、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牵涉其中。从历史环境着眼，法国大革命主要是由法国及其周边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一段历史，可是“文革”与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冷战中的二元对立格局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 谈到今天的现实亦是如此。从学界到网络，“一因一果”、“非黑即白”式的论调充斥其间、俯拾皆是，而我们面对的恰恰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千头万绪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一因一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根本行不通。韩少功在《革命后记》里批评“文革学”之种种论调，如“文革”为什么不好？仅仅是因为有人搞专制吗？！近些年来，学界臆造出“民国范儿”的概念对那段历史加以理想化塑形，还说什么“假如当时中国搞君宪，就能如何如何。”——这些都是典型的一因一果论。须知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不纯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需要诸般因素的参与，而且革命的程序一旦启动，是难以遏止的。 晶报：同样一段“文革”史，经由不同的人讲述，可能是“梦魇”，也可能是“田园诗”，个人的历史总是显得既真实又吊诡。 李陀：你所说的“田园牧歌”心理确实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一提到“文革”，总是联想到一种现象：动乱、下放、造反、武斗、抄家……这些只是“文革”的一面，“文革”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我们应该把“文革”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如果你读一下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历史，你可以发现对革命的形形色色而又相互冲突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在革命中的不同位置、不同利益与不同经验。我们关键是要解释这些相互冲突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不对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却直接评判“谁对谁错”，势必流于简单化。 晶报：《七十年代》迈出了“文革”反思的第一步，首先把不同的经历、经验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评价和解释这些歧异背后的原因，是大家要做的事。 李陀：对，我和北岛主编《七十年代》，只是做了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希望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文革”中有不同遭遇的人，都来讲述自己的“文革”遭遇，为大家全面认识“文革”提供材料。试想，借一本书能解决咱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吗？根本解决不了。一方面，我觉得，人们对“文革”简单地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另一方面，我反对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如果所有亲历者都未留下文献资料，若干年以后我们再去理解这段历史将变得更为困难了。米涅写的《法国革命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824年米涅即以发表《法国革命史》而成名，当时法国大革命还未结束。现在看来，书的毛病不少，作者并未撇开一些成见，但书的好处也有不少，它毕竟来自于直接的经验、鲜活的记忆。后来出现的法国革命史著作，时间越晚鲜活感越淡薄。 “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好学与肤浅 晶报：您在《七十年代》一书的结尾写道：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正是这些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力，也是备受争议的群体——您可以描述一下他们的气质吗？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李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所以我在《七十年代》序言中感慨：我们没有知识分子史这门学科，如果我们有这门学科，对这个群体的研究一定是整个学科领域内的显学。从直观上来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夹缝中形成的这一群体与后来的知识分子相比有三个特点：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他们在知识贫乏、教育匮乏的环境中成长，偏偏读书特别多；他们身上有一股行动和反叛的热情。可以说，“文革”之前的教育，不管有多少缺点，都给这代人留下“重视知识”的深刻印象。如果说，“为求知而求知”的传统在民国仍一息尚存的话，则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育并未丢弃这一点。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太知道当时的情况了，那时的老师是什么老师啊，即使我们在各种政治运动跌宕浮沉，老师的学识、学养也都在深深影响我们。 晶报：这个群体有没有毛病呢？ 李陀：毛病就太多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界分化当中，这些缺点开始显露出来，到今天则更为昭彰。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在于：由于未经严格的学术训练，“肤浅”构成他们的基本气质，无论是左派还有右派，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如何发奋读书，毕竟不是系统的训练，而是一个非常散漫的自学过程，他们的知识既无系统性，又无学科性，也没有传续性。一个记者曾问我：现在有网络了，我们能不能通过网络获取知识，从而成为一名学者？我说不能，网络上没有知识。知识之为知识，一定具备三个要素：系统性、学科性、师承性。 分而论之，一为学科性。现在一些所谓的“文化学者”，你根本弄不清他是哪个学科的，还有人为我扣上“文化学者”的帽子，我觉得特别奇怪。什么叫“文化学”？“文化学”哪里是一个学科？这不是胡扯吗？你是搞历史的吗，是古典文献还是文字学呢？你是搞地理学的吗，是历史地理还是文化地理呢？你是搞人类学的吗，是文化人类学还是历史人类学呢？你是搞政治学的吗，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史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当“七十年代”学者进入高校，成为学生导师的时候，就傻眼了；一为师承性。知识一定要有传承，你的老师是谁，你的老师的老师是谁，你在本学科领域属于哪一支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师承，知识大多沦为“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时尚产物；另外，这代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没有跟国际最当代的知识成果发生连接。他们中的有些人每每发出高论：知识的本源最重要，了解西方文化应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读起。诚然，从事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有必要追本溯源。但，追本溯源只是学术训练的一个次要部分，跟当代学术的连接才是一个主要部分。比如学者做海德格尔研究，只读原著，却不了解学界关于海德格尔研究的最新成果，又怎能避免炒冷饭、做无用功？由于学术视野狭窄，他们看问题往往流于片面化，没有一个大的视野和大的胸襟。纵观近些年来的学术冲突，都显得“小家子气”十足，往往纠缠于鸡毛蒜皮的概念之争，甚且发展为彼此间的人身攻击。 统而言之，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经过六七十年代的锻炼，已经蜕变得相当成熟，而在思想建设的意义上，他们的成熟又是一种存在巨大缺陷的成熟。他们的活力与创造力，是构成中国二十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如此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譬如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两个运动而不是一个运动），新启蒙是由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发起的，思想解放则是由官方自上而下发动的，而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背后的主导者都是这拨知识精英，构成改革的知识基础也是这两个运动的结果。而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自身缺陷，也使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大问题，隐含了深刻的危机。人们经过这两场运动并未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悬置问题，留下思想隐患。比如我们该如何看待“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关系，本来是应该由学界回答的一个问题，可学界不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一团乱。当“摸着石头过河”到了一定程度，争论将在所难免，混合经济、土地等问题的再次出现，一方面是不争论的后果，一方面也是知识界的肤浅所致。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群体，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终于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在一个小圈子里实现文化品质的回归 晶报：根据历史夹缝中这一代知识人的优点和毛病，您能否预测他们未来的走向？ 李陀：他们再也做不成什么事，他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该由年轻一代接班了。我期待新一代的学者、教授、智囊，能以更好的学术训练、更广阔的视野、更宽容的雅量生产新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不断地去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进而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晶报：“文革”中兴起过一连串的造反运动，反对“走资派”的特权思想以及“修正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可兜了一圈，最终脱颖而出的还是这些人。 李陀：我们不应“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问题，否则观点只能流于表面和狭隘，应该将其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我劝大家重温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文中的分析是我们的典范：从来不抽象地评价一件事，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剖析某一现象。具体到“红二代”的问题，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事情？在改革之中出现了何种分化？有哪些人从政界转向商界？又有哪些人从商界转向政界？像马克思那样，把诸多现象中的动力因素拎出来，再去做进一步的评价。 晶报：我们可以聊一下您的夫人刘禾教授吗？她的新作《六个字母的解法》，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小说虚构，而是一种综合多重叙事元素的写作”。她在写作中的状态是怎样的？此书在内地出版以来的反响一般，是因为阅读起点较高吗？ 李陀：我和刘禾有一种想法，在中国的文化品质由繁荣走向低落的情况下，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反抗这一趋势。怎么做？很难做。以前我们想尽量写一些我们自认为有价值的、有思想的书，贡献给读者。现在看来恐怕不行，在过去的历史中，消费是服从于生产的，在今天生产则是为消费服务。今天的消费主义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消费主义，是一种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消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召集一小批人，坚持创作高质量的作品，从而在一个小圈子里实现文化品质的回归。 ----------------------------------------------------------------- 现代文学的“摆渡者” ○晶报记者 魏鼎 前一阵子跟上海一位学者聊天，谈到当下出版物的鱼龙混杂、难以取舍，人们在书籍的汪洋大海中游弋，有一种溺水的窒息感——所谓“盛极必反”，极度繁荣的出版业好像正在朝着文化泛滥、文化失控的方向滑落。 这位学者在唏嘘喟叹之余，如此分析现象背后的症结：一者，整个图书市场为商业逻辑、行政逻辑所主导，缺少来自纯文化、纯思想立场的声音；二者，国人“重人情”胜过“重道理”，评论者的声音要么流于无原则的捧场，要么沦为言不及义的随感。总之，整个书评界缺少既有非凡鉴赏力，又直言不讳的批评家。 如果用这些标准一一比照李陀，你会发现：李陀很可能属于这样一个“稀有物种”。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推介，还是对“林达流行现象”的炮轰，无不尽显李陀的批评家本色。言不尽意的是，“文学批评家”的头衔似乎还不足以概括李陀所扮演的角色——要知道，李陀不光为人“指路”，还直接把人领到“家门口”（作家李劼语）。“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说的就是李陀。 李陀人称“陀爷”，一个“爷”字尽显李陀的觉悟之早、资历之深、地位之尊。他生于1939年，早在中学时代即步入文学创作之路，以成年人的视角目睹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文化思潮的更迭，与北岛等人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狂飙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兴趣也开始转向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 “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果用一个比喻形容陀爷在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摆渡者”的形象颇有几分传神。可以说，陀爷是“现代文学的摆渡者”，无论是站在作家的角度还是读者的角度，多少都有这一层意思。 说陀爷是作家的“摆渡者”，是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荐作家、作品，自己却甘居相对边缘化的位置，颇有“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又无怨无悔的风度。 据说，八十年代的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举凡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鉴定真假文物一样，再由他推荐给各杂志的编辑。经陀爷推荐的作家和作品，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几乎囊括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与先锋作家。其中包括余华、马原、刘索拉、阿城这些现今已是响当当的名字。 然而，昨天的“文学后生”，到今天已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大家”，李陀却仍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虽然有一些作家依然保留对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经公开地或悄悄地弃他而去……不要说桀骜不驯的马原，就是一度言必称李陀的余华，都忍不住原形毕露……那些文学小子，不是过河拆桥，就是弃船上岸，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李陀尝尽从中心回到边缘的滋味。”李陀的朋友李劼在《边缘人李陀的中心话语情结》一文中写道。 现代文学的“渡神”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李陀是守候在“现代文学的此岸”的摆渡者，是人们与先锋文学的触媒，乘坐了李陀的“渡船”，可望穿过层层迷雾，抵达“现代文学的彼岸”。 譬如，在很多人看来，由于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大大挣脱了传统的文学范式，颠覆了人们对文学的旧式理解，外面好像有一层坚硬的外壳。以现代诗为例，一些作品摆脱了格律上的限制，语言和意象越来越趋于私人化写作，读起来犹如天书。 李陀从中国的古典诗词讲起，认为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看似大异其趣，相去何止万里。而实际上，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在当初却经历过一个向古老中国学习的时期，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借鉴基础上，西方诗人再凭西方诗歌逻辑加以消化，最终形成一种“强调意象的诗歌”。而当西方诗歌被引入中国，摇身一变竟成了“舶来品”，岂不谬哉！ “反观宋词之中那些偏婉约风格的作品——词与词、句跟句之间的跳跃都非常大，跟现代诗何其相似！”不经李陀三言两语的点拨，恐难识破现代诗歌的“变形记”。 再譬如，由于我们对八十年代的文学运动没有一个整体性考察，对当时积累下来的作品没有一个总结与批评，一般读者也就很难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与文学成果。整个现代文学成了一个既找不到渡口，又找不到向导的“迷津”。 一经李陀的梳理，历次文学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各自的位置都变得一目了然。在他看来，“文革”之后的文学变革，应以《今天》杂志的创刊和“朦胧诗”的出现为起点，这不但是1949年之后、“文革”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后，“朦胧诗”还带动了一系列的文学变革，比如寻根文学的问世；八十年代末，实验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开始崭露头角，是一次更大的文学突破……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冥河渡神”的形象，名叫“卡隆”（Charon，又叫卡戎）。“卡隆”是冥河的摆渡者，专司摆渡亡灵到彼岸地狱的职责，他的双眼能够辨认那些企图混在死者之中的生者。 “卡隆”的形象虽然令人生畏，却跟文学批评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几分神似——他们一身兼有“分辨者”与“摆渡者”两重身份。不同的是，文学批评家分辨的是“好作家”和“坏作家”以及“好作品”和“坏作品”，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洞察力与审美判断力，将人们渡到文学的彼岸，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陀扮演了文学历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