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孔门弟子与思孟学派的文化 十 稷下学宫与文化的百家争鸣

九 孔门弟子与思孟学派的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门弟子按照跟从孔子学习时间的先后有“先进”与“后进”之分。“先进”者指孔子周游列国去鲁之前招收的弟子，主要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高、公西华等。“后进”者指孔子返鲁之后招收的弟子，主要有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有若、樊迟、漆雕开等。这些弟子都是各有所长，名闻天下。《论语•先进》中就根据他们的专长，列举过最为突出的代表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毫无疑问，孔门弟子们对继承、传播、发展孔子儒学和齐鲁文化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正如《韩非子•显学》中所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史记•儒林列传》中也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后凌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孔子弟子以颜渊最为有名。颜渊名回，字子渊，比孔子小30岁，是孔子最早的学生之一。颜渊出身贫贱，终生跟随孔子，未曾出仕，以“好学”和“德行”着称。仅据《论语》中的记载，孔子就曾多次称赞他：“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回也视予犹父也。”上面所说“颜氏之儒”是不是由颜渊所传，今已无可考，但颜渊在孔门弟子中影响最大，以致后人尊之为“复圣”，却是事实。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极为出色的人物。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出身富商，少孔子31岁。子贡办事干练，能言善辩，长于外交和经商，屡屡受到老师的称赞：“赐之敏，贤于丘也！”“辩人也，丘弗如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欲伐鲁，孔子于是派子贡去进行外交活动，子贡先是劝齐伐吴，又策动吴伐齐救鲁，再说服越、晋联合抗吴。结果，吴大败齐师，晋大破吴师，越则乘机杀了吴王。司马迁评论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皆有变。”《史记•货殖列传》还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通过外交和经商活动扩大了孔子的影响，这在当时就称得上贡献巨大。 在孔子的弟子中，学问最好的是子夏。子夏姓卜，名商，卫国人，少孔子44岁。他出身贫寒，志大才高，勤学好问，以“文学”着称。子夏精通古代典籍，据《后汉书•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该书中还说，子夏“教授西河，弟子三百”。《史记•儒林列传》也说：“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僖之属， 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可见他教书授徒的成就和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子夏曾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观点，影响深远。子夏晚年在西河除教书授徒外，还做过魏文侯的老师。 传“子张之儒”的子张，姓颛孙，名师，本为鲁国人，后居陈国。《论语•先进》中记载过孔子对他的评价：“子贡问：‘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子曰：‘过犹不及。’”又说：“师也辟。”孔子认为，子张的性格有些偏激。《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张的几则言论，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过”和“辟”究竟是怎样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曰：执德不私，信道不笃，焉能为有？言能为亡？”这两则说的是子张对于“士”的品行的认识，显然并不全面，却很坚决肯定。第三则是：“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何云？’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里的判断也有些非此即彼，毫不含糊。总之，可见子张的性格很是执着。或许这就是“子张之儒”的特点。 曾子是孔子的重要弟子。曾子名参，字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人。他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而他大约是在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的时候才从学的。曾子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待人做事非常诚恳谨慎，道德修养非常全面。《论语•学而》记下了他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有记载说曾子曾在莒国为官，也曾收徒讲学。《孟子•离娄下》就说曾子有弟子七十余人。曾子尤其注重孝道，甚至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据传《孝经》一书即为曾子所作。另外，有学者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的《五行》篇，确认《大学》一书也出自曾子之手。该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重点阐述了“明明德”的内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引出的两段话，被后人归结为《大学》中的“三纲八目”，认为这集中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 在韩非子提到的儒学八家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被公认为儒学的正宗，并被合称为思孟学派。 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嫡孙，受业于曾子。曾居卫，后至宋，困而作《中庸》。晚年返回鲁国，著书授徒，宣传儒学，自成一派，被尊为“述圣”。子思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3篇，但大部分已亡佚，流传下来的仅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还有散见于其他典籍中一些篇章。其中，《中庸》是子思的代表作，它以阐发孔子的中庸之道为目标和内容，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本来，“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命题，其基本含义可见《论语•雍也》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中庸”是一种“至德”，而要达到这种“至德”，在方法上就必须防止上文已提到的“过犹不及”。就是说，“中庸”应该是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是恰如其分。子思对于孔子这一思想的阐发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三点上：其一是对“中庸”的界定，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二是认为“中庸”乃事物之本性与法则的体现，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三是主张“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从而指出“中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时中”，要因时因势而变化，与时俱进。子思的思想，在孔子、孟子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到，孟子也曾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到过齐、宋、邹、鲁、滕、魏等诸侯国，四处宣传自己关于“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但因为“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他的学说始终没有受到重视。 孟子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仁政学说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是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上文提到，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思想、以“礼”为构架的学说体系，但总的看来，孔子的这一学说体系还是侧重于道德范畴。对此，孟子的发展在于突破了道德范畴的局限，将“仁”同政治经济等等更为直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首先，《孟子》中提出了“制民之产”的观点，认为经济是施行仁政和王道的基础。《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梁惠王上》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这里，孟子在谈论经济问题的同时也提到了教育，可见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孟子》中还主张，实行仁政和王道的关键问题在于举贤任能、在于争取民心。《公孙丑上》说：“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又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与其市矣；关几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这一番议论表明，在孟子那里举贤任能与争取民心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举贤任能就会有好的办法，有了好的办法自然就可以取得民心。所以《离娄上》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就世界观而言，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一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并结合两者提出了性善论，这可以看作是其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显而易见，孟子的这些议论是将“天”和人“心”、人“性”紧密地联结起来，视为一体的。换言之，在孟子看来天性就是人性，或者起码天性就应该是人性。毫无疑问，这就是其性善论的起点。所以，孟子在《公孙丑上》中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无非是说，人本来就具备的上述四“心”就是人性善的表征，也就是仁义礼智这些社会规范的基础和前提。正如《尽心上》中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外，《尽心下》中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与之相联系，《尽心上》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这些观点显然非常能够显示孟子的个性，值得注意。当然，这些说法也是孟子不被统治者喜欢的地方。 由上述可见，在儒学八派中最终占据了垄断地位、影响最大的，是以“子思之儒”和“孟氏（孟子）之儒”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从孔子到孟子，其传承关系应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之门人——孟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儒家最基本的四部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后人称之为“四书”。可以说，这既是鲁国文化最终结晶，也是齐鲁文化的主要呈现。 十 稷下学宫与文化的百家争鸣 在先秦时期的齐国乃至齐鲁两国的文化史上，稷下学宫都占有着十分重要、十分显着的地位，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汉代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稷下学宫可能创立于田齐桓公午在位的时候。汉代徐干《中论•亡国》云：“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到了齐宣王的时候，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是一个士人集聚的地方，其文化功能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为当政者提供参谋咨询服务。 稷下学宫是齐国统治者兴办的，当然最需要的就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这种服务主要不是参政，而是“不治而议论”，其实就是参谋咨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即是说，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以干世主”。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随时对国家的政事发表议论、提出意见。《战国策》里就有许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如《齐策三》：“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庐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庐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也。”有时候，先生们的言词甚至相当尖刻，如《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驎、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俊、庐氏之犬，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当然，稷下先生有时候也会肩负王命，出使别国，从事一些外交活动，如《史记》中就记载“邹衍过赵而言至道”（《 平原君虞卿列传》），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滑稽列传》）。但这毕竟是少数，属于特殊情况，不能说明稷下先生们的主要政治活动不是“议论”，而是直接参政。 二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理论学术研究与交流。 诚如上文所引司马迁之言，稷下学宫既为“学宫”，当然主要还是“著书言治乱之事”，亦即以“治学”为主要职责任务。稷下先生们所研究的当然也是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具备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独到的见解，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就更具理论性、学术性。《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又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稷下先生们的著述计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蜎（环）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因为相隔时代久远，《汉书》中的统计肯定已经是不完全的了，尚有如此之多，亦可见出稷下先生们学术理论著作之丰。 著述之外，稷下学宫还力倡理论学术的交流与论辩。这里的士人们本来就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不同的诸侯国，有着不同的理论学术主张和学说体系，加上齐国对学宫诸士采取来去自由的政策，这就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使得各个学派可以共存并处、交流论争，且延续多年而不衰。例如，孟子就曾两次来到齐国，并被齐宣王加封为卿，后来他感到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决意离开，齐宣王还派人挽留，道：“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生当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是后来才加入稷下学宫的，《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卿，赵人，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处，时有得善言。……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大概是做学生，此后“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了大师级的学者。就是这样，不同的学说及其流派汇聚到稷下学宫，自然会形成碰撞、交流、争辩、融合。有资料经过分析归纳，确认他们在诸如“义、利”，“天、人”，“王、霸”，“性善、性恶”，“形、名”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辩论和沟通。从诸子留下的著作中看，儒家的孟子曾经“辟杨墨”，对道、墨两家进行伦理批评；墨家的墨子曾在《非儒》等篇中论列儒家所谓“亲亲有术”的荒谬；道家的庄子曾在《天下篇》等篇章中历数各个学派的得失；荀子更是在《非十二子》等篇中指斥了道、墨、法、兵等等诸家乃至“俗儒”、“贱儒”们的种种不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交流、辩论，促进了各种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三是施教授徒，传播文化。 上文已经提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的学士已达“数百千人”，足见办学规模之大。《孟子荀卿列传》中还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虽然说的是给于著名学者的待遇丰厚，但同时显然也可以说明学宫的建筑是颇具规格，非常豪华气派的。从有关记载看，由于稷下学宫包容百家，它所实行的教学办法可能很像后来的“导师”制，就是教师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教师，而且允许流动。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在齐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战国策•齐策》记载，田骈“徒百人”，这些记载所说的可能就是教师亲授的本学派弟子。至于《齐策》中说淳于髡去世时“诸弟子三千人为衰绖”，则可能因为淳于髡是稷下学宫的最前辈教师，故前来送葬的也不止本学派弟子了。 《齐策三》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阴，则隙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淳于髡在一日之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士人，这七个人有可能就是他的弟子。如果真的是这样，则说明稷下学宫在教书授徒、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把优秀人才推荐出去。这样的教育制度应该说是非常灵活、非常适应社会需要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制，稷下学宫也就孕育了理论学术的宏阔博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稷下学派主要包括：黄老、儒、墨、法、名、兵、阴阳、纵横等家，下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稷下学宫中的元老淳于髡，究竟可以归于哪一学派，学界尚无一致意见。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止一处写到他，足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孟子荀卿列传》云：“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这里强调的是善言辞，或可称之为“言辩”家。《滑稽列传》云：“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这里又说到了他的政治外交才能，归为“纵横家”似也可以。接下去司马迁记述了淳于髡劝谏齐威王的事：“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可见淳于髡具备不错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能，不愧为齐国的大功臣。如果正是因为如此，齐王让他掌管稷下学宫，或者就作为学宫的学术领导者，这对于学宫包容百家格局的形成肯定大有好处。 黄老学派是从道家发展分化出来的，是发祥于齐国，且在稷下学宫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田齐家族崇尚黄帝，极力宣扬黄帝是他们的远祖。例如，齐威王即位之后就曾铸造过一件铜敦，上面的铭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所以，这一学派就有用老子之“道”说黄帝之“法”的特点，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就叫做“因道全法”。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接子等。其中，以慎到的论说为最具代表性，这些论说都可见于《慎子》一书。其《因循》篇云：“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到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为”，为君者必须“因循”此“道”，才能治理好天下，这可以看作他的最基本的观点。由此，他还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民杂》篇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慎到也主张“法治”，但他的“法治”也带有非常浓重的“无为”色彩。如《德立》篇：“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知，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法家也是稷下的重要学派，这一学派主要是继承管仲的法家思想而来，而这些思想则主要见诸《管子》一书之中。《管子》书中虽对管仲有所记载，但学界多认为是稷下学者们的集体创作，其中绝大部分篇章出自稷下。其《七法》篇云：“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但《管子》之法不同于三晋，它不那么强调法的至上性，而是主张法礼并举、合乎治道。《枢言》篇谓：“人固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牧民》篇则说得更根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刑法不足以威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重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既然是“法出于礼”，那么“法”就要合于“礼”，所以《管子》中还主张赏罚必信。《权修》篇说：“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盛行，其策源地就是稷下，并从而形成名家（亦称形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尹文、儿说、田巴。今传《尹文子》一篇，乃尹文所撰，可视为名家的代表作。篇中从不同角度探讨“形”与“名”的关系，提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尹文子》之所以这样进行议论，并不纯然是为了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仍然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与无心无欲者，治之有道也。”“昔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彩；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为治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为了说明问题，书中还使用了一些寓言故事，如：“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悦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 在稷下学宫中，阴阳五行学派的创立者是齐人邹衍。《盐铁论•论儒》云：“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邹衍的学说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大九州说，一是五德终始说。前者认为：中国是由九个小州组成的一个大州，名曰赤县神州。而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大州，世界上共有九个，皆被海洋所环绕，故统称大九州。大九州说当然是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世界的一种猜测，但对处在封闭之中的人们认识世界亦不无启示意义。五德终始说是用阴阳五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其对于社会变化的解释历来受到关注。邹衍的著作已失传，《吕氏春秋•应同》对此说有所记载：“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多属臆测附会，但作为文化现象也不可不有所了解。 稷下学宫中的大师级学者，当推儒家荀卿。荀卿“生于赵，游于齐，尝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从“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直到“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他的生命中的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稷下学宫中度过的。在这里，荀卿完成了他的文化思想巨著《荀子》。我们之所以说荀卿是“大师级”，就在于《荀子》一书比较全面深入地批判、总结了前此诸家的学说，并有所提升、发展，在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荀子》在文化史上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点。第一，其《天论》篇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从而揭示出天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只能去适应它、利用它，而不能主宰它，更不能违背它。可以认为，这是荀子发展了儒家重视人为的人文观，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观，达到了先秦自然观的最高成就。第二，其《性恶》篇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礼法结合的政治理论。《性恶》中说：“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在荀子看来，礼与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如《劝学》篇：“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王霸》篇：“百王之所同者，礼法之大经也”；《富国》篇：“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用之”。所以，《君道》篇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致仕》篇也认为：“道与法也，国家之本也。”总之，如《成相》篇所言：“治之经，礼与刑。”此外，荀子还批判地总结了形名家的理论，在《正名》篇中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著名观点。 兵家在稷下学宫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上文已经提到，《管子》一书主要就是由稷下学者们编辑补充而成，其中如《七法》、《兵法》、《地图》等有关兵事的篇章，自然是出自他们之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还说，“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说明《司马法》一书中也有稷下兵家的劳动在内。大概是因为兵家要依靠战事出名吧，所以学宫里的兵家则名声未振，究竟是哪些具体人物已经无从查考了。 稷下学宫的历史计有150余年，最终随着齐国的灭亡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