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2 《光华杂志》华语电影最红的摄影——杜可风

华语电影最红的摄影——杜可风 The Hottest Lens in the East--Cinematographer Christopher Doyle 文．滕淑芬 图．林盟山 光华杂志1995.12 这张外国面孔，是目前两岸三地华语电影最抢手的摄影。澳洲籍的杜可风，拍了二十多部中国电影，他说自己是「有皮肤病的中国人」。 去年金马奖颁奖典礼，同一个最佳摄影奖项，杜可风以《红玫瑰白玫瑰》、《重庆森林》、《东邪西毒》三部港片风光入围，创下金马奖提名的空前纪录。自己与自己竞赛的结果，杜可风最后以《东邪西毒》拿下他的第一座金马奖。 褐发碧眼的他上台领奖时以流利的国语致词，「我要谢谢我的中文老师，教我中文，让我能接触优秀的中华文化。我曾经说过，虽然我的脸孔是这个样子，我是一个有皮肤病的中国人。」 今年他再度以《堕落天使》入围。 金马奖为他开例 一九九一年，杜可风以《阿飞正传》被报名角逐金马奖最佳摄影。但是按照当时金马奖规定，不具华裔身分的「老外」，并没有提名或得奖的资格。 在这之前，杜可风已经拍了七部中国片，而且也先后在亚太影展、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奖，甚至连意大利的威尼斯影展也颁给他掌镜的《东邪西毒》一座代表摄影与美术成就的奥赛拉奖，他却总是为了台湾的金马奖排斥外国人而忿忿不平。 年年被拒于「金马」门外的杜可风，在那一年举行记者会，发表了「我爱台湾，台湾不爱我」的声明。 他建议金马奖参考香港电影协会的方式，外籍人士凡是参与过三部以上电影制作，经由同行或协会的主动提名，就有参加影展竞赛的资格。金马奖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他的建议，修改游戏规则。 经常来往于港台的杜可风，也考虑过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但因澳洲政府严格实施单一国籍，加上父母的反对，只好作罢。 天生好动儿 初识杜可风的人，即使对他认识不深，也能感受到他过人的精力和俏皮的个性。 拍过两岸三地顶尖导演和大小演员合作的电影，杜可风不忘随时在片场用傻瓜相机猎取镜头，记录演员和导演的表情。几年下来，累积了无数幕后的故事和照片。为了十一月的摄影展，他从香港飞来台北三天，从早到晚，接受媒体轮番上阵的访问。 坐在诚品书店敦南店临时卖场的咖啡屋里，啤酒一罐接着一罐，不用吃饭、不爱睡觉。第一天晚上还到Pub混到早上五点，十点又出现在咖啡屋，嘻嘻哈哈、滔滔不绝地谈他拍摄的大明星和「水手变摄影」故事。 「我爸妈那一代老是在怀念英国，根本觉得澳洲是欧洲的一部分，对亚洲这么重要、这么复杂的空间一点认识都没有，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洞』。」 十八岁的杜可风在澳洲上大学，学的是文学，受到漂泊个性牵动，才念了一年，就辍学去跑船。 一九七○年代后期，好动的年轻水手飘洋过海，首次登上台湾的基隆港。爱玩的他，一上岸，就向人打听何处有好听的音乐？ 他走进当时台北忠孝东路上最时髦的「艾迪亚」餐厅，认识了在那驻唱还没开始做舞台剧、拍电影的赖声川，和一头长发的丁乃竺，他的第一对中国朋友。 我的一票中国朋友 跑了几年船，到过欧洲、以色列，来到迷人的印度。但是他发现宗教气息浓厚的印度，「一天就可以听到十四种不同方言」，他想即使自己留下来，可能也无法全然了解这个地方。 他决定到香港从学中文开始。 后来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呢？「因为恋爱嘛！」一言以蔽之。 「现在回头看看自己的际遇，要不然是离开一个人，要不然是接近一个人」，杜可风说，生命中的几个转折，都是因人而动。 他和法籍华裔女友在香港新亚书院学中文，上了两学期，因为学费太贵，两人就一起到台湾来。 「我为什么这么强调我是这里的人？」他神情骄傲地说：「我认识侯孝贤时他还是副导，认识赖声川时他在餐厅弹琴，认识林怀民时云门还在没有人拿薪水的辛苦阶段，我的青春期等于在这过的。」 「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做出一点东西，一样有成就感。」七十年代是台湾剧场、音乐、新电影的萌芽期，杜可风也是这个重要阶段的一份子，他是「兰陵剧坊」的创始人之一，一起和早期团员共同演出。 摄影师手记 能演戏、爱跳舞的他，第一次接触摄影机却是一次灾难。一个朋友要拍摄客家民谣纪录片，正好他有时间，两人全省跑了二十多天，结果拍得一蹋胡涂，声音和画面时有时无。这次经验引起他对影像媒体的兴趣，开始钻研第八艺术。后来他当过导演李行《小城故事》的摄影助理；也拍过实验电影，挂着别人的名字得了好几次金穗奖。 约在十四年前他跨入电视界。影像工作者张照堂拉他到中国电视公司新闻部拍摄电视杂志「六十分钟」；摄影家阮义忠又拉他去拍「映象之旅」。 「风之旅、海之旅、庙之旅，我们都拍过，我们在写诗嘛！」杜可风说。 「映像之旅」当时是在三台联播的节目，但是它摒弃社教节目喋喋不休的说教方式，而由工作人员上山下海，以旅游报导手法，呈现台湾乡间的风土人情。纪录片用「诗」呈现的风格，引起了电影圈的注意。 杨德昌当时请未拍过剧情片的杜可风拍《海滩的一天》，曾经引起中央电影公司编制内的摄影师全体反弹，但杨德昌仍然不顾压力坚持用他。 《海滩的一天》描述一位年轻妻子寻找突然失踪丈夫的过程，片中对话不多，透过镜头传达女主角无奈、哀愁的心境，为杜可风赢得一九八三年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 天涯足迹 在台湾一待六年，他很怀疑，那么快就有所谓的成功？才第一部电影，就有人说多好多好，他想，成功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吧？ 血液中的浪漫特质又让他「跟着爱情走」，和法籍华裔女友回到巴黎结婚，从新人做起。 在法国赋闲无业，他尝试摄影拼贴游戏，这样一个好动的人竟然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剪剪贴贴，还开展览，让他的一群台湾朋友吓了一跳。 不过这个白种人不太喜欢巴黎，他觉得巴黎人「很自负，那个地方的文化不大方。和我自己国家一样官僚、一样无聊」，他说。 当香港导演舒琪拍《老娘够骚》邀他到香港掌镜，他立刻飞回香港。到了周末，他会飞十几个小时回法国看老婆。不过分隔万里，两人却也渐行渐远。 《老娘够骚》是一部用侦探片包装女性意识的电影，叙述一位妻子在先生被黑社会兄弟杀死后，独自带着孩子一路躲藏的故事。片中摄影画面做动态移动并大胆使用灰黯、阴冷的偏绿色调，为杜可风赢得一九八七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他也从此打入香港电影界，尔后具有艺术企图的导演多属意他掌镜。 一九九○年杜可风和香港导演王家卫合作拍摄《阿飞正传》，王家卫、杜可风加上美术指导张叔平，三人的组合又相继拍了《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开创了王家卫电影「擅长用破碎、不完整的叙事手法对照人生无常」的风格。 给我一片天 《阿飞正传》也是杜可风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在香港商业电影的工业体制下，导演王家卫却选择回到六○年代的香港，沈淀在幼时记忆、青少年反叛的梦想。 晕黄的灯光呈现男主角颓废的心态；镜头的运用变化多端，高角度、低角度、深焦、浅焦或特写，杜可风说：「《阿飞正传》是第一部让我真正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电影，它让我明白，如果没有这样的灯光和摄影，整个电影将会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长期和法国国宝级导演楚浮合作、拍过脍炙人口的《巫山云》、《最后地下铁》的摄影大师阿曼卓斯（Nestor Almendros）曾经这么说过，摄影「只是导演的帮手。虽然一个电影摄影师可以自豪地拥有独特的风格，可是他不该强行烙印在影片中。应该尽可能地去了解导演的风格。然后将自己溶入他的风格中。」 杜可风认为，已进入视觉为主的MTV时代、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质是，创作者只要觉得那一种形式适合，都可以借用，一个人也可能有多种风格。 「电影这种艺术，只要气氛对了，谁都会相信。导演也需要给摄影讲话的空间、资格」，杜可风说。 影像有如万花筒 杜可风说自己的个性属于「表现主义」，爱现又敢做。连续一段广角镜头，突然来个大特写，「有人会认为是破坏风格，但是我敢。」 去年「中时晚报」电影奖就因杜可风的影像风格很有节奏感，长期以来并为「台港电影视觉艺术注入心血」，而颁给他一座「摄影贡献奖」。 以去年的作品《重庆森林》为例，影展评审蒋勋认为，「《重庆森林》以完全新颖的视觉映像，扑朔迷离地结构出现代人孤独的真实本质，影像画面彷佛万花筒，使观者目不暇给，万花筒的华丽迷人却又只是一堆彩色碎纸，把视觉的极度感官享受推到虚无的极限。」 不耐烦花时间架摄影机角架，也为了灵活运用，杜可风在《阿飞正传》中，首次将三十几公斤的摄影机一手扛在肩上，开始他闻名的手持摄影技法。 以二十个工作天拍摄完成《我的美丽与哀愁》的台湾导演陈国富说，「他完全符合我要快、精力旺盛的要求，本土摄影师的能量不及他的一半。」《我的美丽与哀愁》片中百分之九十的画面都是手持摄影拍出来的，「他把自己当作脚架，我要的就是画面在稳定中，又有不安定、有点恐怖的感觉」，陈国富说。 「我不是运动员，虽然我经常跳舞，也记得要慢跑，但是倒底不再身强力壮，我的年纪比我两位摄影助理加起来还大。」杜可风的顾虑是，他不确定再过五年或十年，还能不能扛得动三十公斤的摄影机？ 周旋在名导之间 《阿飞正传》之后，他回台湾拍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再到北京拍张元的《北京杂种》；接着是《东邪西毒》、赖声川的《飞侠阿达》，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台湾导演陈国富的《我的美丽与哀愁》，大陆导演陈凯歌的《风月》。 来往于两岸三地，到处受欢迎，杜可风比喻，他和导演们的合作就像「谈恋爱」。「就是信任、空间嘛，你爱我多一点，我也会给你多一点。认识我的人都会利用我这个毛病」，他说。 和杜可风合作《红玫瑰白玫瑰》的香港导演关锦鹏认为，不管广角镜头、手持摄影、或者变焦镜头等形式组合，杜可风在前几部电影都玩遍了。重要的是，他也很怕重复自己，很重视和导演的沟通，以免出现定型的「杜可风风格」。 「不管导演或摄影，风格都要以内容为依归，依故事的题材而定，而不是为了风格而风格」，关锦鹏说。 染发的台胞 然而褐发碧眼的杜可风毕竟是「外国人」，他能精确掌握华人导演的电影精神吗？ 关锦鹏认为，「中国人拍的电影有中国人的精神，但电影应该『跳』出中国人可以看得懂的范围，电影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关锦鹏强调，「何况，杜可风已经是中国人了，他的决心展现在刚到台湾就有这样的体认，不学好中文，无法在中国人的世界立足。」 杜可风因为中文太好，曾发生过一个笑话：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两人讲英文，周围的中国朋友大惑不解，「老杜，你英文讲得不错嘛！」 他那一口带着一点台湾腔的标准国语，在北京旅馆电梯门口遇见台湾建筑师登琨艳，让登琨艳的北京画家朋友直问：为什么这位「台胞」朋友要作怪到把头发染色？ 导演陈国富也肯定，具备中文能力是杜可风能和中国导演合作的先决条件，因为「语言掌握了沟通、思考。」用这个角度来分析，他觉得电影当然是有国界的，但是杜可风已经突破了第一层障碍。 档期到九七 在片场混出了名堂，杜可风的哲学是，工作就是休假。「八个钟头收工，那另外十六个钟头怎么办？」他问。 在拍片量递减，连大导演都是一年一部戏的不景气时刻，杜可风的档期却已经排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导演关锦鹏、王家卫、大陆导演张艺谋的下一部新片都找他掌镜，澳洲的导演朋友也来邀约。 「当然急着承诺、急着签约，也是一种安全感。我们都是『妓女』，生意上门就要接，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要我。」不过妓女的比喻一出口，他又说是开玩笑；而且绝对保证，万一拍片时间撞期，当然是中国朋友的中国电影优先。 中国人的「缘份」，在他身上印证无疑。 「第一次看到的东方女人是徐枫」，跑船时船到香港，没看过中国电影的他进了戏院，银幕上演的是徐枫的《忠烈图》，一个脸部大特写，「好美」，他这么形容，从此迷上中国电影。 从十八岁行船，偶然驻足台湾而后停留，现在四十三岁，杜可风在中国人圈子「混」的时间比在自己国家还长。对他来说，台北、香港、上海反而是最重要的生活环境。 会不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澳洲发展？「回去五天就快发疯了」，他说。当初离开家乡也是因为从书上知道，外面有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十一月在台北诚品书店开始他的「停格的三十五厘米」摄影展，英文简介上，杜可风写着：一九八四到八八年因结婚到法国；尔后「随心到我属于的地方——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时间：一九八九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