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思想与齐鲁文化——解读李白与李白诗文

摘要：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社会由盛到衰、由大治转向大乱的历史时期。治世需要圣贤英雄，乱世呼唤圣贤英雄。这样的历史时期，刺激并产生了人们崇拜圣贤英雄、呼唤圣贤英雄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李白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他漫游齐鲁，居家兖州；仰慕齐鲁圣贤，深受齐鲁文化的熏染与影响。 　　 　　 李白在谈及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他“十三弄文史，挥笔如振绮。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与气义”(《与韩荆州书》)。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感兴八首》其五)。李白少幼时，“览千载，观百家”，秉赋了拔俗出类的“豪气”、“刚气”；而青年时，“观奇书”、“好神仙”、“好剑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则陶冶了他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 　　 所谓“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由此可见，李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释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历，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佛道儒融合，又与黄老、纵横之学交融，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李白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旷达的性格。 　　 李白的一生曾以多种方式积极争取从政，并表现了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遍干诸侯，请缨从军，任侠使气，隐逸求仙。他广泛地接受了诸子百家思想，而又不受任何一家思想的制约。儒家以道自任、兼济天下的思想培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襟怀和弘毅精神。他非常自信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不受宇宙外物羁绊的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又影响他形成了奔放、豪迈、兀傲不驯的思想性格。李白的任侠思想，又使他“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高义重诺”(《上安州裴长史书》)；“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赠友三首》其二)。李白青年时代，曾从师赵蕤，学纵横之学《长短经》，学本纵横、黄老之学，“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从而培养了他纵横家的性情与气派。审时度势、礼贤下士的思想与李白的思想性格与气质相契合，形成了他傲视王侯权贵的强烈自我意识与自信心；形成了他仗气爱奇的思想风习。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称李白“受五行之刚气”、“挺三蜀之雄才”、“少以任侠自任”、“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从而造就了李白仰慕崇尚圣贤英雄的意识与心态，具有“历抵卿相”、“心雄万夫”的英雄气概。 　　 通读李白诗文，其诗文字里行间带有极其鲜明的崇拜、钦慕齐鲁古代圣贤的意向： 　　 其一，李白对齐鲁历代圣贤英雄人物功业的垂慕与钦佩。 　　 李白写齐太公、傅说、齐桓公、管仲、晏婴、鲍叔牙等，都是敬仰他们“投竿佐皇极”、“钓周”、“安黎元”、“终于安社稷”，“一起振横流”、“相与济苍生”等丰功伟业。这些齐鲁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出为帝王之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辅弼明主，成就霸业。李白对他们的英雄功绩，流露出无限的敬仰钦慕之情：“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古风五十九首》其九)，其垂羡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李白对齐鲁历代圣贤英雄人物的才具与人格表示无比崇敬。 　　 李白“吟咏思管、乐”，怀念管仲、乐毅的“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其一)，是因为管、乐“英才冠三军”(《赠何七判官昌浩》)。他仰慕鲁仲连诸人，是钟情于他们不居功，不受赏；既有超凡济世之才，又有功成身退之志和独立不倚的人格。他将鲁仲连谈笑间建奇勋的精神风貌，用不经意之笔写出，充满了钦慕向往之情。鲁仲连之所以“特高妙”、“独立天地间”(《留别鲁颂》)，就在于他能以非凡的智谋、三寸之舌，排纷解难，功成无取，飘然而去。鲁仲连才具盖世，胆识超拔，人格洒脱，辞爵谢金，远蹈东海，这也正是李白所欣赏、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李白早年漫游齐鲁时，便以鲁仲连自许：“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当他游戏万乘、赐金放还后，他又自比鲁仲连，“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赠崔郎中宗之》)。当他在永王李璘军中时，激昂慷慨，意气风发，“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李白在永王兵败时所作《奔亡道中五首》其三写道：“谈笑三军却，交游士贵疏。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仍坚信自己具有鲁仲连那样排患释难的济世本领，只是因时运机遇不佳而已，只好再等时机了。甚至直到他晚年请缨半途病还时，仍然感慨万千：“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复至金陵)》)。可见李白一生对鲁仲连情有独钟，对他的感情记忆根深蒂固。 　　 其三，李白对齐鲁圣贤英雄人物的时运机遇艳羡不已。 　　 李白诗文中所描述的齐鲁英杰，多为出身寒微的布衣之士。姜尚乃“朝歌屠叟”，曾以“屠牛”、“卖饮”、“耕田”、“捕鱼”为业；傅说为版筑；宁戚贩牛；管仲曾为囚徒；晏婴本为“东夷之子”；鲁仲连为一介游士，诸如此类。在他们未被知遇之时，或“身为版筑辈”，或“长策委蒿莱”(《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然而一旦时来运转，则为帝王之师，出将入相，大济天下。“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李白把他们的命运转机称之为“豹变”、“虎变”：“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陈情赠友人》)；“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朝歌鼓刀叟，虎变磻溪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鞠歌行》)。李白在谈及这些人的“豹变”、“虎变”时，总是充满了无法抑制的艳羡之情和对自己才不逢时的无限浩叹：“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慰，谁贵经纶才?”“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南都行》)。“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效古二首》其一)，等等。 　　 其四，李白抑儒扬侠的思想，反映了他追慕齐鲁圣贤的英雄意识和心态。 　　 李白一生渴望建功立业，却既不屑于通过科举达仕之途，也不想象高适、岑参等人那样投身于塞外大漠，到边关军旅中去求取功名。他期幻的是朝为布衣，暮登朝堂，要像姜尚、管仲、晏婴等先贤那样，或以布衣出为王者师，经邦济世，成就功业；或者像鲁仲连、诸葛亮那样，相时而动，一出东山，遂济天下。其诗曰：“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又曰，“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凡此等等，实为其心迹。 　　 纵观李白现存的诗文，仰慕游侠之举，歌咏侠客风范，标举己身侠情者，俯拾皆是。他不仅表示对仗义任侠之士的赞颂，甚至他终其一生都一直以任侠自居。他蔑视死读经书章句之辈，甚至于轻尧舜、笑孔丘、戏万乘、谑王侯，他要挣脱封建秩序的桎梏，要冲破正统的儒家观念。在他的诗文中，时常流露出抑儒扬侠的思想倾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李白虽然生活在名分、等级森然的封建社会，但却很少有名分、等级的思想观念。他本为一介布衣之士，却从不觉得达官显贵有何高出乎民的尊严，在他眼里也没有什么等级与权威。尧舜乃古代帝王的典范圣帝明君，李白却认为“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真可轻”(《怀仙歌》)。 　　 孔丘历来被人们尊为至圣，而李白却“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此借董仲舒尝下帷专心致志于经典诵讲，不问世事，表达他对边塞游侠豪迈英勇之推崇，而对那些不能经世治国的俗儒、腐儒则表示极其轻蔑。《嘲鲁儒》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他盛赞游侠剑客：“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词。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感寓二首》其二）。 　　 诗人以扬雄尝于天禄阁校书三年，埋头著《太玄经》，却于世无补，表明其扬侠抑儒的思想倾向。他赞倾刺客：“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他颂扬大将军：“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司马将军歌》)；他赞美节士：“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他向往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设辟使鼓吹雉子斑曲辞》)。他追求神道：“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其七)；“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吴中)》)；他访神仙：“自矜林湍好，不羡市朝乐”、“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等等。 　　 其五，李白一生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具有强烈的个性与浓烈的主观意识。 据粗略统计，《李太白集》中990余首诗，其中用“我”、“吾”、“余”、“子”字的句子达200余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当李白政治失意，心中不平，则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其十五)；“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万愤词投魏郎中》)。 　　 当他充满自信时，则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抒发悲愁，控诉冤屈：“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他思念长安则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他仰慕古代圣贤时则曰：“我来汜桥上，怀古钦英风”(《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他主张功成身退则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三首》其三)，凡此等等。 　　 李白一生的志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最主要的追求是做贤臣良相。他自许“怀经济之才”，要“济苍生”、“安社稷”、“忧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要做“管、晏”式的辅弼之臣。 　　 综上所述，李白多次漫游齐鲁，崇拜、敬仰齐鲁圣贤，明显地传承了齐鲁文化所固有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底蕴。齐鲁文化的熏染、陶冶和影响，形成了李白的思想性格：尊贤智，尚信义，旷达多慧，崇尚阔大，善于创造，乐于进取，豪爽侠义，勇毅不屈等齐鲁风范，展示了唐代文化的浪漫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创造精神与包容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