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十五 孙楷第

作者：胡文辉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