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哲学与诗：一个传奇故事》

哲学与诗：一个传奇故事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原著 王东东译 译者附识：本文译自扎加耶夫斯基带有自传色彩的思想随笔集《另一种美丽》Another Beauty，据Clare Cavanagh的英译本，FSG出版社，2000年，波兰文原著出版于1998年。这篇短文的题目为笔者所加。文中记述了扎加耶夫斯基对波兰著名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的印象，以及英加登在他的学生中激起的反响，此时诗人尚处在学艺阶段，因而文中也将英加登现象学美学的“魔术天才”与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的“客体之诗”或“事物之诗”（the poetry of objects）联系在一起。然而，此文将哲学与诗“焊接”在一起，但总的来说带有一种思想的梦幻气质，虽然它也涉及到了英加登在波兰的哲学处境（更年轻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被流放出境），也许它能提示我们的是，哲学应该唤起灵感，当然不仅仅是对诗（虽然不排除这一点），还有对真实生活的激情。而后者，则同样有扎加耶夫斯基谈到的胡塞尔对东欧的影响之所在，比如哈维尔的导师捷克哲学家雅恩·帕托什卡“一直坚持通过中欧最纯粹最传统的现象学来思考人性的条件以及欧洲的精神危机”（《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105页），而有对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世界”之再发明。也就是在诗与政治（在这里是围绕着哲学的）这一双重意义上，拙译命名为“一个传奇故事”。 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是哲学家们的上帝。我开始学业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是会定期出现在系里，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不再管理他的田园，但还是会对他已经传给更年轻一代的遗产所生产的水果感兴趣。过去他曾经在大学里正常行使职责，讲授课程，而不与通行的卑鄙教条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妥协：这曾是克拉克夫（Krakow）的一大奇迹之一。他个子相当瘦小，有一个老绅士的英俊的头颅。这个胡塞尔（Husserl）的学生，有关艺术作品性质的精妙研究的作者，同时也由于他的精彩讲座而著名。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们试着向那些不幸运的人描述他的方式，他们由于来得太晚而不能亲身感受到他的超凡魅力（charisma）、精确以及雄辩。 “一次在他面前恰好有一个水罐。他开始谈论这个水罐，一个其实毫不起眼的水罐，甚至也并不透明，他的谈论如此有力，以致于差不多一小时后，这个低贱的水罐——平常你根本不会看它第二眼，在一个旧货商店你也会完全忽略它，而去寻找更漂亮的水罐或二手珠串——对于我们变得比印度皇帝（哪怕并没有这个人）的所有宫殿都要美丽。而他需要做的，只不过是用手描画了椅子的形状，像一个画家，而椅子就站立在了那里，在我们眼前。当他状态良好，休息充分，也没有遭受到管理者的怒火，看起来就像他在通过手的起伏创造客体与事物（objects，有客体、事物之意），让它们出生于世。”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客体的诗人。有时他会谈论日常事物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如何看待它们，它们如何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看起来仿佛比最友好的狗或猫都要温驯。但是我们从未完全看到它们，它们总是拥有一种特定的秘密，我们看不到的一面，而对它们来说，这就是它们的钥匙，它们的根，它们的心灵，它们的核心。我们应该放弃我们对存在的世俗意识；以此，那个将讲堂的日常特征和英加登教授创造的世界分割开来的藩篱就会消失。曾经，在作了一场有关客体（objects）生命（当他谈论客体的生命他实际上在谈论我们的世界）的讲座之后，那是他最为灵感喷涌的讲座之一，他从夹克的内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可能是为了草草记下一些词，他在那难以忘怀的无穷尽的慷慨的一小时里所作出的一个小发现。但是我们却难以抑制住一种低沉的狂喜的迹象：那只漂亮的钢笔，黑色，闪着光，突然击中了我们，像一个传奇中的事物（object），来自另一种生灵，另一个家庭，他的兄弟是独角兽，而他的姊妹是卡吕普索女神（Calypso，海中女神，译注）。” “现象学悬置(你知道，胡塞尔著名的对判断和信念的悬隔)进入他的表达，他的表演——我挑选了这个词，因为在他的讲座中有一种东西呼吁你要去关注一个一流演员，微妙精细而又几乎难以测知——接近于艺术家的灵感。仿佛舍弃我们的日常信念，就可以获致一种极乐的奇异状态，几乎是一种灵魂附体。” “他是一个魔术家。一当他开始谈论一个橘子，它的圆形，而我们如何会永远看不到它的另一面（正如你可能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现象学启示），它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我们会清晰、真确地看到它，一个诱人的、芳香的橘子球体，充满了汁液和永恒的青春，一个橘子，处于完美的充盈状态。” 愈是如此，我就愈加沉默，为了不给我同侪的激情泼冷水（他们比我年长，但仍是年轻学生），更何况在当时橘子并不能在政府经营的商店里找到，那里只会让你注意到发霉的被遗弃的植物标本，满是比热带花园里还要多的已死的干茎和黄叶。英加登的聆听者早已做好了准备，就像降神会的参与者，通过完成被召唤的客体的实体化（materialization）而帮助他们的指导者。 我的怀疑无疑染上了一种强有力的嫉妒色彩；我永远失去了听伟大的大师讲座的机会！这不公平——客体与事物之诗（the poetry of objects）也同样吸引着我，召唤着我。我主要通过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的诗了解了它，而我自己与客体的个体遭遇也将我引向了它。我询问记得与英加登共处时光的每一个学子，我想要找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奇迹，发生在那座狭小而又温馨的讲堂里，它仍然由一个拥有自己头脑的砖炉加热，而非一个被看不见的手操纵的有着精致棱纹的中央供暖系统。 不幸的是，英加登的前学生们的故事无法与大师的讲座相比——它们怎么可能？——因而我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什么给了他的教学以魔力。他们认真尽责的讲述缺少一种关键元素：那位老哲学家的天才，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还是一个魔法师。此外，一段时间后，高年级学生逐渐厌烦了我对更多的细节的无止境的恳求。他们的故事让我失望；它们在表达敬畏方面比表达特征方面更强有力，但是这种敬畏来源于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记忆。对于我，仅仅是狂喜有什么用？它不能提供证明或材料，而证明或材料没有采取连贯叙述的形式，没能激发我的朋友们，甚至也不具有传染性？他们冥讨穷搜着自己年轻的记忆，就像收集者浏览将珍稀尽收囊中的集邮簿。他们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最终却不能邀请我通过他们头脑的长长的走廊，而来到那供奉了沉默的记忆雕像已有两三年之久的壁龛面前。 因而我只有依赖我自己，依赖我自己的想象力。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一地步，我必须准备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发誓，英加登的确实实在在地将客体带到了他的满含赞颂之情的倾听者眼前，而之后某个跛行的看门人低声嘟囔着抱怨那个疯狂的哲学家给他带来的问题，仿佛他们应该为他将大量苍白的已死物体在每次讲座后拖拽出教室而付加班费（并不是我的想象力授权英加登创造出可以持久存在的事物，就像那些著名的日本工厂的产品，带有他们稳定、长期的保证书）。但是这些无生命的物体却具有光亮的时刻，当他们刚刚从遗忘中带到现实并闪着光，在一个瞬间就像皇冠上的珍宝。 我当然知道，现象学并非意在创造闪光的新客体，而只是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之上投射了一种新光辉。（胡塞尔的无休止的、庞大的论文体系在诗人作家中唤醒了一种对客体和事物的强有力的渴望，仿佛他意识到了人们为语言的大海、为过剩的观念所包围禁闭。但是当然他自己只是在对事物玩弄一种骗局（a shell game）,将它们隐藏在一层诡辩的德国理论的深厚毯子下。）而非凡地机智的英加登则正好区别于这一领域，抑或他的学生们，大师业绩的目击者，使我确认了这一点。他储存事物，让他们变得奇异而再次新鲜起来。然而，再一次，他的倾听者，至少是那些我与之对话的同学，却无法保持住英加登移植来的接枝；他的天才，不幸地，没有生根。 有一两次我参加了他在哲学协会（Philosophical Society）的讲座。然而，可能是因为这里出席的听众都是耄耋老年，多少已聋或有点目盲，他从没有达到他的前学生们描述的那种奇迹般的丰功伟绩。（满是年轻学生的听众席可能对启示显灵更具有传导性。此外，对学生的讲座在早晨就已开始，魔术大师具有可支配的大得多的精力；而在晚上，当协会的讲座正在举行，上了年纪的头脑会飘浮到接近为上床时间作准备。）讲堂几乎挤破了门，只有疯子才胆敢攻击这位举世敬仰的大师。英加登的意识形态对手，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的讲座；他们甚至没有费心出现，除了一个例外，一个比其他人稍多一点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穿着一件与恩格斯的官僚党羽的标准灰制服区别开来的皮夹克。但英加登的追随者却全体现身。他们坐在前排，就像使徒一样，记录下教师全部的话，它们很快就会传遍克拉科夫和边远的城镇。每次讲座只讨论胡塞尔的一个术语。只是小论点，而非现象学的关键概念，而英加登开玩笑地说：“那天胡塞尔的咖啡可能不够强烈。”我感觉到我仿佛目睹了一个新的、非正式的现象学批评技巧的诞生：“他的咖啡那天可能不够强”！在这种讨论的力量下，有多少疑窦丛生的理论大厦岌岌可危。 一次我看到他买了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肖邦之后最著名的波兰作曲家）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一张唱片，在老市场（Old Market）的一家书店，格别斯涅书店（Gebethner’Books）。而有时我也会看到他在普兰迪公园（Planty garden）高大树木的葱绿天顶下散步。 学生们崇拜英加登。我们想要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事情，但实际上所知甚少几乎为零。除了他每天午饭后都会在他的办公室打盹小睡，而这被认为适合于一个传统的、老年的哲学教授。我们从没有看到过他的办公室，也永远不会（我们只知道它坐落在哪一条街道，而一种非尘世的光亮仿佛浸透了那条街道）。恰恰正是因为这种无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修饰它，猜测桌子（当然是纪念碑似的）放在哪里，书架（各种语言的书）站在何处，他的扶手椅（奇异地舒适）置于何方，而他进行圣餐般的午睡的（翠绿的？）沙发又是摆在什么地方？尽管我们实际上都没有目击过他这样高贵庄严的实体化（materialization），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全部，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学生都确信整座城市都陷入了寂静，当这位哲学家憩息，小睡片刻。他的午睡让交通暂停，让正在轨道上的喧闹的天蓝色的有轨电车止步不前；而如果不是这样，它们也应该如此，因为当他睡觉时，如果城市还坚持要生活，那么它就是在冒险生活，导向一种非法的鲁莽的存在，就像一只流浪狗或一堆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