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诗歌格律从南朝沈约开始，才算有了一个系统的说法。这个系统说法见于《南史》、《南齐书》等书，但不知是它们抄了沈约的说法，还是都运用了同一种理论，现在都无法考证，我也不能详细研究这个问题。我只是想把自己对“四声”以及它和印度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讲出来，请大家批评。 齐武帝萧道成永明时期，他的一个臣下沈约提出了“四声”也就是今天说的平上去入的问题，后人于是就认为“四声”是沈约创造的。后来，还有人把诗歌的“八病说”，也算作沈约的。到了唐朝，又有了“二十八种病说”，《文镜秘府论》就是这样讲的，解释得很琐碎。我们现在看有些并不够一个病，比如同平、同仄，就叫做“同声”，此外，如果从头至尾都押东韵，也叫同声，或者同韵。那它到底指什么呢？二十八病在不久就没有人再提了，最后只剩了八病，算是沈约提出来的。到唐朝皎然《诗式》，也把八病归于沈约。但是，沈约提出了四声的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四声概念，他自己的著作里也没有提过八种病。《文镜秘府论》的作者是日本和尚空海，即遍照金刚，他是学密宗的。密宗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密宗传入西藏的是藏密，传入日本的叫东密。但在藏密里有没有八病，我不知道；空海所传的东密里，也没有人专门对八病进行研究。 在沈约撰写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对八病的现象倒是有解说。他说了两句很重要的话：“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浮声”就是扬调，即平声，“切响”就是抑调，即仄声。他的意思是说，前头要是平声，后头一定是仄声。这个说法我们好理解。但是，究竟这个说法是从印度传来的？还是沈约自己理解的，他推测出来的？不知道。他又举了许多例句，“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但他讲到的也就这么多。 可是，清朝中期以后，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四声不是沈约推测出来的，而是曹子建在鱼山听人做梵呗，就是佛教唱偈语时从中悟出有四声 。这种说法就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从清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现象，把什么都说成是从外国传来的，似乎中国人什么都不会，外国来的理论到了中国，中国接受了之后，就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发明。我今天在这里说这话，也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这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过去曾经认为，凡是外国有的，中国就一定早就有了，看见飞机，就说中国早有飞机，因为我们早已会放风筝。可是，放风筝就能代替飞机吗？这个毛病是中国人自高自大的表现，我们不能讳言。 但是，另一种现象也不好：以为中国什么都是从外国来的，似乎中国连吃饭都是看某种动物吃东西才学会的。所以四声是曹子建听梵呗而来的说法我同样不能接受。假如四声真是曹子建听鱼山梵呗而来的，那离永明还有一大段时间。在历史上，只有到了永明时期，沈约等人才公开讲究做文章，而且还要在文章里加上四声的韵调，来增加文章的美感。不能说那时大家什么都不会，全都是从印度传来的。清朝中期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那时正是有人认为中国保守不行，提倡解放思想，认为应该多吸收外国的进步的科学的办法，这个用意其实也不错。但是，他们硬说沈约的永明声律也是吸收了印度的学说，就有些不太合适了。 如果把这个问题往远些说，印度文化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亚历山大从希腊打到印度之后，在印度创立了一种希腊化的印度文化，叫犍陀螺（Gandhare）。有人就说，印度的文化都是从希腊传来的，印度人对此非常反感，对犍陀螺也非常反对。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我教过几个印度学生，他们就这样说。印度一位讲美术史的学者（音译为“南大拉伯嘶”）（此学者之名争取查出来），写了厚厚的一本书，就彻底地批判犍陀螺。在印度，有好多的佛像都是犍陀螺化的，是按照希腊的风格雕塑出来的，面部的肉很多。北京大学有一位已经故去的学者阎文儒 ，非常博学，他在文革前讲美术史，在讲稿里就处处讲，说印度文化就是犍陀螺文化。我对他说不是这样的，印度人很反对有人说印度文化是犍陀螺文化。他还不服，我说你看你用的这个插图就是印度本土的佛像，不是犍陀螺的肉很多的佛像。 改革开放了，思想解放了，我们哪些是学了西方的，哪些不是学西方的，这个都可以说，无须讳言。清朝中期西太后等人，就是利用义和团，想把东交民巷的西洋人都杀了，义和团打出的口号就是“扶清灭洋”，西太后以为把洋人灭了就天下太平了。但是，靠少数人能灭洋吗？把洋灭了，清朝就能够扶起来吗？象西太后这样的措施，能够使清朝复兴吗？不可能的。有一次，谭延闿去看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军机大臣徐桐，徐桐问谭延闿知道现在有哪些鬼子吗，谭说不知道。徐桐说今天来的这几个人中哪几个是葡萄牙的，又有哪几个是西班牙的。其实都是那么几个人，只不过今天穿这样的衣服，冒充这个国家的，明天又穿那样的衣服，冒充那个国家的。谭延闿出来以后，坐在车上大笑不止，感慨万分地说：“吾属为虏。”――我们早晚要完在这帮无知的人手里。谭延闿记载此事的手卷现在就保留在我的手里。当时朝廷真是迂腐、愚昧到了极点，以为把东交民巷里的几个西洋人杀了，就天下太平了。在这种形势下，再怎么说中国的文化都是犍陀螺文化，又有多少用处呢？那时侯国家有一定的苦衷，太落后，所以有人就宣传西方文化有什么用处，但中国人当时并没有由此就接受了它。 然而没想到，今天还有人大肆宣讲说中国的诗歌格律是印度的规律。这简直是太没道理了。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属于汉藏语系。有一位从菩提学会调到师大的深通梵文的学者于敏就曾对我说，汉藏语系跟印欧语系很不一样。汉语是由多少音素构成的，如“东”有三个语素（d ——o——ng），合起来组成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就是汉字。陆法言编《切韵》，都是一个一个的汉字，有206个韵部。宋朝《礼部韵略》删到100多部，一直到金朝的平水郡刘渊刻的《礼部韵略》，还有106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一个字里尽管有几个音素，但写出一个字来，就是几个音素变成一个音节，这就是汉语的特点。《四阿含经》的“阿含”两个字，印度原来读作“啊——啦——干”（agama），可见印度的梵音，拼写一个词汇，要把几个音素都读出来，汉语把它翻译出来，几个音素能融合在一起的，就用一个字表示，把它连起来。两个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就算永明声律是沈约吸收了印度语音的发音特点，也不见得就完全变成“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那是不可能的。 再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偈，如《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既不合中国的韵，更不合永明声律的韵。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些佛经都在永明声律之前，它是把印度的语言直接变成了汉语。沈约所谓“子建函京之作”，指曹子建《赠丁仪王粲》的“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度函谷”是仄平仄，“过西京”是仄平平。沈约在四个人里，每人举两句，一共八句，八句都是下一句是律句，上一句是配搭。现在外国有人把敦煌的残卷配搭起来，说其中有一种是诗歌，翻译过来叫《律诗变体》，印度那里有什么律调？还有人说，印度人写过戏曲理论。但他们也没法讲出它与中国的律诗有那些密切联系的地方。沈约举的王粲《七哀诗》中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岸”是仄平仄，不合律调，但“望长安”是仄平平，合乎律调，于是沈约认为这首诗也是合乎律调的。孙楚“零雨被秋草”，是仄仄平平仄，合乎律调，王瓒“边马有归心”，是平仄仄平平，也合乎律调。沈约举的这四个人的八句诗，有七句就是合乎律调的。他并没有举来自印度的合乎律调的句子，可见他不是受印度的影响才认识声律的。沈约再往上《诗经》的时代，中国跟印度还没有任何来往，但《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已经完全合韵了。鸠、洲、逑，为一个韵。“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优哉，展转反侧。”这些句子也是很押韵的，句子的末尾，也有合乎规律的间隔，菜，之，女，之，是平平仄平，得，服，哉，侧，是仄仄平仄，很注重平仄的搭配。两个平，一个仄，再一个平。或者是两个仄，一个平，再一个仄。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春秋战国时，印度的文化根本没有进到中国来。现在有人不但讲中国的文化是从印度传来的，还加上一句，说是印度的犍陀螺文化传到了中国来。讲中国的诗、中国的戏剧、中国的四声，是受印度的文化影响而来的，而且还说是受亚历山大传去的希腊化的印度文化影响而来的。这是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汉朝初年贾谊有一篇《过秦论》，里面有三串人名字组成的句子：“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每半句中末三字都是合律的。人的名字本来是最不容易合律的，但这里却很自然地摆在一起，非常合乎韵律。这说明汉朝初年的人，就已经比较有意识地运用韵律了。但它决不是犍陀螺文化，也不是从印度传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诗歌的韵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佩文韵府》，宋朝的《礼部韵略》，再往前的《广韵》，都是从陆法言的《切韵》来的。陆法言为什么编《切韵》？后来作诗的为什么都要查里面的韵部？清朝咸丰时有一个叫高心夔的，他是顾命大臣肃顺的心腹，肃顺很想让他中举。不料高心夔做了一首试帖诗，把十三元里的一个韵押成了别的韵，结果犯规了。陆法言编《切韵》，本来就是让大家对读音有一个统一的读法，大家做的诗，做的韵文，不至于念成地方的方音。他的目的不过如此。后来，考举人，考进士，押韵都必须依照这个统一标准。高心夔在考试时，就在十三元这个韵部里出了问题。当时考试的等级划为四等，相当于现在的优、良、中、劣。高心夔押韵错了，就被打到四等。两次复试，结果仍然落了四等。王闿运写了一付对联，说：“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 ，进行挖苦。陆法言编《切韵》，指出一个字在各地的不同读音。读音的不统一很常见，比如现在小孩管父亲叫“父亲”，“父”是一个清唇音，叫爸爸的“爸”是重唇音，而重唇音是先起的音，清唇音则是后起的读音。《切韵》就是统一这一类读音问题的。《切韵》的序里说：“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但《切韵》里还有“又音”，指出一个字又读作什么音，这实在是他没有办法统一。到宋朝又加了许多的韵，成了《广韵》。宋朝用《礼部韵略》来规定科举，清朝康熙叫做《佩文诗韵》，明确地说是作诗的韵。高心夔到这时作诗还发生押韵的错误，被判为四等真是活该了。现在说诗的韵都与印度传来的文化有关，这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切韵》是统一文字读音的，并不是规定做诗的韵，沈约当初所说的四声，则连诗的韵都不是，只是诗句中的平仄搭配。现在的人不了解古音的发展情况，把什么都往沈约头上加，说《切韵》也是他编的。民间的人都知道沈约是浙江湖州人，于是有人就说《切韵》也是湖州佬编的。这些说法都非常渺茫。 沈约说出了曹子建等人作诗的四声情况，有人说他是受印度文化影响才产生的，而且还说是受印度的犍陀螺文化影响；又说《切韵》也是沈约编的，这可见沈约确实是蒙受了许多的不白之冤。 http://www.nlc.gov.cn/hxjy/qigo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