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往事

文|许知远 武汉大学的校园，比我想象的更美。W?H?奥登和他的朋友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曾经来过并记述道：“旧式的尖角屋顶与厚重的混凝土很好的相互呼应……从远处看，巨大的中央建筑嵌着一排排小窗，矗立在大湖之滨山峦连绵的公园里……” 这是1938年初的景象了。两位年轻的英国诗人，来报道中国的抗战。当他们到来时，这座大学仍很年轻、却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10年前它才正式在珞珈山下创办，那些打动他们的建筑，大多也是1931年才建成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F?H?加勒斯，是它的主要设计者。大胆的尝试象征了他对中西文明融合的理解——是否可以用钢筋、混凝土，再现中国的大屋顶、飞檐，又让这现代庞然大物掩藏在山、水与树林之间。 这美景也必定会催生出恋情吧。在奥登到来前一年，另一位英国青年正和一个中国的有夫之妇陷入一段引人非议的私情。朱利安?贝尔是个敏感、才华出众、追求刺激的青年，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1936年，出于对一个古老文明的好奇，他来到武汉大学教授英文，并在这里碰到凌叔华，一位公认的才女，也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在贝尔心目中，凌叔华是东方美的化身。 短暂的恋情，浓烈、新奇、却没能持续多久。它也引发了流言和道德上的危机，陈西滢颜面扫地。贝尔最终前往了西班牙，那里有着更新鲜的刺激，他也最终死在那里。凌叔华则充满哀怨地看着情人离去。 我在一本名为《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小书中读到这段往事，作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将这段私情，视作两种文明的相互吸引、审视、接近和影响的过程，中国像是屏风上的水墨画，淡雅、镇定、空灵。 对于1938年的中国来说，这让人赞叹的文明，正遭遇它最毁灭性的时刻，这座校园也同样如此。 日本人即将到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平失守了，上海陷落了，济南丢弃了，南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整个中国风雨飘摇，上千万的难民开始了一场逃亡。武汉被视作重振中国信心的战场和临时首都。各种力量正奇异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争吵的军阀们正集结在蒋介石周围，一致承认他是战时不可替代的领袖；最著名的文化人在武汉创办报纸、写作民间诗歌、发表街头演讲、排演话剧，鼓动公众的抗战热情；除去W?H?奥登，它也吸引着罗伯特?卡帕、阿格尼斯?史沫特莱这样著名的记者，他们对外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对正义的寻求在西班牙内战中遭遇到挫折，却在武汉看到了希望。 夹杂在大批难民中的，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学生，武汉是他们暂时的落脚点，不知是否还要流亡到更远方。谁都知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角色，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就被视作这个处处陈腐不堪的社会的希望和良心。如何利用学生的热情，又不被这些热情灼伤，困扰着蒋介石，也激起了他的重要合作者陈立夫的最澎湃的想象。瘦小、精明的陈立夫相信，西方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共产主义），已经败坏了年轻一代的头脑，需要借助传统儒学的力量来调动起学生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当然儒学要与三民主义紧密相联。一张拍摄于1937年12月的黑白照片上，蒋介石正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检阅士兵，不知那一排的面目模糊的青年人，有多少学生，又有几个在日后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沿窄而陡峭的石阶而上。这是顺山势而建的女生宿舍樱园，因山脚下成片的樱树而知名，浅绿色青苔星星点点的缀于灰水泥台阶和高大墙壁上，仿佛这里多年来从未改变过模样。当然，周恩来也走过这条石阶吧，混凝土和钢结构战胜了自然法则，建筑不仅能顺山而建，而且能在山顶创造一个巨大平台。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都建立在那里。共产党员周恩来就曾在学生中心发表过讲演。那个中国，生死未卜，却创造出意外的凝聚力。 二 还有多少青年了解这些往事？校门前仍矗立着巨大的牌楼，“国立武汉大学”的字体强有力。比起门口车水马龙、小商小贩云集的喧闹，它像是不合时宜的幸存者。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这所大学作一场演讲。那时，我仍沉浸之前短暂校园散步的经历中。那些高大茂盛的树林，昏黄的路灯，起伏的道路，阴影之中的蓝顶白墙建筑，像是某段历史记忆一直被封存在那里。生活在这里的青年，该孕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吧。 在红椅背的大教室里，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与众不同。不过，我又怎能苛求。从北方到南方，从北京大学到一所工科院校，年轻人不都处于相似的困境吗？ “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几个月前，一个北大三年级女生在课堂对我说。我记得她情绪激动、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积郁释放出来——她单薄的身躯承受不住了。 她的感受，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的经济扩张、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我们曾本能地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视野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 但如今，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一代生活在一个物质、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过分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增强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两桩历史事件，给这二十年的中国奠定了基调，这基调也深刻影响了一代人。一九八九年，给予整个社会以强烈的警告，不要试图去参与政治生活、去挑战现有权力，这一切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引来个人灾难。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是一次甜蜜的诱惑与收买——给予你挣钱和堕落的权利，但放弃你作为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独立性。 恐惧与诱惑，创造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整个中国都变成一台赚钱机器，变成了物质利益的俘虏。她无视人的尊严与丰富性，对环境破坏视而不见，除去赤裸裸的权力、金钱，不信任其他的逻辑和追求。这种力量，可以迅速地修建工厂、开发楼盘、筑造高速公路，却不知如何去应对教育、文化，它们有关人的精神世界，有关创造力，有关对美与丑、正义和邪恶、高雅与平庸的价值判断，它鼓舞每个人追求自由，鼓舞他们的怀疑精神，鼓励按照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有勇气坚持自己。只有这样，个人的可能性才被激发，基本的价值观才得到一代代人的捍卫，而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则受益于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 但在过去二十年，我们目睹的不是用教育和文化的理念，去影响社会，而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全面性的入侵教育和文化领域。校园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于政治压力，也臣服在社会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们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给予人生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地缺席。他们的精神生活普遍的扁平、狭窄和过分世俗。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逻辑早已贯穿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它很可能摧毁几代人的头脑和内心，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荒芜而喧闹的精神世界中。 在武汉大学的交流，是对已经形成的现实的再一次确认。他们的感受差不多，很多时候，追问也差不多。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个能解决困境的方案——既然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一个人的力量够吗？ 我不是个好的演讲者，缺乏系统、也不够富有逻辑，很多时刻，我也只是个现象的罗列者。但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人们的眼睛与内心，已被厚纱遮蔽起来了，是非黑白似乎也被颠倒了太久，以至于常识的言说，也变成了惊人之语。 不过，自我重复终究让人厌倦。有时候，我扪心自问，去讲述这些现实，是不是还不比去为他们读一首W?H?奥登的诗，或是讲述一段校园内的忧愁往事更好？去呈现美丽、自由、深邃，难道不比去批判丑陋、禁锢和浅薄，更为有效？我多少有些担心，我掉入了自己所批评对象的同样逻辑。既然我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那么就不该过分担忧现实的社会环境，因为总有人可以从中跳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