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需要想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谈法律与电影

学术研究是否必然枯燥刻板？是否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君子游于艺”也不失为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多年来，他一直倡导法律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接连发起设立“影像中的司法”和“文学中的司法”两项法律与人文领域的研究课题，提倡一种轻松、诗意的治学方式。近日，由他主编的《影像中的司法》一书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徐昕“诗性正义”的学术、生活态度。 徐昕：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６０余篇；主要成果有独著《论私力救济》、《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译著《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公共知识分子》等；合著《影像中的司法》、《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等。 电影为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记者：能否谈一下您策划《影像中的司法》一书的初衷？ 徐昕：这本书是我的一个项目“影像中的司法”的研究成果，收录了有关法律与电影的影评和专论５８篇，所评论的影视作品的内容与法庭、审判、律师、司法制度有关。 策划这本书，当然首先是个人兴趣的原因。我喜欢看电影，又从事法律工作，把两者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很多年前，我就想组织一本法律与电影的书，只是因为工作繁忙而不断往后推。 其次是出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视角。多年来，我一直倡导法律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影像中的司法”和“文学中的司法”就是我发起设立的法律与人文领域的两项研究课题。 出这本书的第三个因素，应该是我所推崇的诗性的学术态度。学术研究既可以撰写严肃作品，也可以有轻松、诗意的一面。学术事业须认真对待，但学术并不意味着苦修，法学并不必然枯燥刻板，它可以是丰富多彩、活泼有趣的。学术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兴趣爱好，甚至一种智力游戏。这样，学者们也许可以活得不那么累。法律与电影，可以提供这样一种轻松地研讨法律的视角和姿态。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我看来，“君子游于艺”，也不失为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 第四个因素，是我想为研究生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影像中的司法》一书中不少文章发表于《法制日报》、《方圆法治》、《中国青年报》、《清华法治论衡》、《法律与生活》等报刊。这不仅使学生满足了“就读期间须发表若干文章”的体制要求，也有助于激发其学术兴趣，提高写作能力，还使其多少有些稿费收入。 记者：这本书号称是“大陆第一部法律与电影的专论”，真是如此吗？ 徐昕：这是出版社的宣传策略，但事实也没有夸张。国外有些法律与电影方面的文献，如Thomas Harris的《Courtroom’s Finest Hour In American Cinema》 (1987)，Paul Bergman、Michael Asimow的《Reel Justice: The Courtroom Goes to the Movies》。后者编译成了中文，即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影像中的正义》。台湾元照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了本《看电影学法律》。但在中国大陆，《影像中的司法》一书可谓第一部法律与电影的专论。当然，此前有不少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记者：在常人眼中，法律是严谨的，电影是轻松休闲的，这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在您看来，法律与电影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徐昕：法律与电影确有不同，但至少有共通的一点，即法律与电影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电影用光影声色生动形象地描写生活，法律用严谨的规则和逻辑编织生活。生活是一出戏剧，每个人都是主角，而电影是银幕上的生活，从各个侧面影射甚至细致刻画出社会、历史和人生，是真实生活的再现，甚至可说是生活本身。电影可能涉及各种法律问题，诸如，展示作为人类文化中最理性部分的审判场景，法律人的生活，冲突、纠纷、案件的解决，甚至演绎一段真实的故事，以最贴近民众的方式展示正义的实现，或者揭示实现正义之艰难。电影为法律分析提供了生动形象、活泼有趣的素材，通过电影可以揭示出深刻的法理。电影反映了社会生活，展示了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法律，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当然也包括对法律的误解，因此电影可以是法律人与社会公众实现沟通的另一种途径。 记者：法律与电影的研究如何进行，其价值何在？ 徐昕：法律与电影的交叉研究，属于法律与人文、法律与大众文化的范畴。其主要分析框架：一是电影中的法律；二是法律对电影的规制，即电影可能涉及各种法律问题，如名誉权、肖像权、作者身份、版权、电影分级制度、电影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这次我主编的《影像中的司法》一书主要探讨“电影中的法律”。比如，选择《肖申克的救赎》讨论对正义、自由的追求；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讨论律师的角色；通过《因父之名》讨论司法黑暗与人权；通过《我的堂兄维尼》讨论美国的法庭审判、律师和专家证人；通过《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探讨法律规避、法律与秩序等法治问题；通过《卡拉是条狗》讨论法律对民众的侵扰；通过《刮痧》讨论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通过《手机》讨论婚外情、现代科技与隐私权问题等。 法律与电影的研究，其价值主要是提供一种学术视野、方法和姿态。一部好的电影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它可能蕴含着关于社会、人生以及法治的深刻主题。法律与电影，完全可以研究得非常深入。同时，以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也为枯燥的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迎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微言大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趣味、快乐也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为什么不以一种轻松的姿态面对学术呢？而且，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法学研究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 以诗性的姿态对待生活 记者：您的另一个项目“文学中的司法”听起来也很有趣，您如何看待文学与法律的关系？ 徐昕：法律与文学看起来相隔很远，法律很枯燥，文学很有趣，法律很机械，文学很有灵气。但两者的交叉研究则是一个极好的组合。法律与文学运动兴起于１９７０年代，美国的詹姆斯·怀特写了《法律的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后来陆续有不少文献，波斯纳也写了本《法律与文学》。就中国人而言，法律与文学领域做得最好的是冯象先生，他的《政法笔记》、《木腿正义》等书影响极大，朱苏力教授最近在三联书店出了本《法律与文学》。 “文学中的司法”这一项目自２００５年底就已启动，目前有些稿件，审稿和修改工作将于今年９月份开始，预计年底完成。选题与法庭、审判、律师、司法相关，且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外皆可，但有关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优先采用。 秉承《影像中的司法》之风格，《文学中的司法》一书也将力图以优美、轻松的诗性语言，贴近大众文化，展示法律的理性，放飞法律的想象，实现法律与文学的有机结合，通过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展示法律和司法的“实践”。我希望，所推出的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精彩。 记者：您在正义网法律博客（http://blog.jcrb.com）上的博客名为“诗性正义”，这表达的是什么态度？ 徐昕：博客取名“诗性正义”，这不仅是我追求的学术风格，也表达了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以诗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生活会多一份乐趣；以诗性的姿态对待学术，学术会多一份自由。在《诗性正义：法律想象与公共生活》一文中，我是这样表达的： 正义与诗性，虽然是两个极端：最理性和最感性，最抽象和最形象，最逻辑和最直觉，但两者可以融合在一起。正义的事业，沉重而艰巨；诗性的生活，轻快而浪漫。人生需时轻时重，适时转换角色和心情。既追求正义，也享受生活；既理性分析，也偶发诗性；既勤奋努力，也情怀浪漫；既充满劳绩，也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记者：您对于电影、文学的偏好，是否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徐昕：我想是与兴趣爱好有关吧。我小学时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各种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很有些废寝忘食的样子。不仅爱看，有时也会写些文学性的东西。如今，即便写学术作品，我也比较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对电影电视也非常喜爱，一看连续剧就会牵肠挂肚，往往会到网上找出剧情介绍，先看个究竟。 记者：通过电影、文学对法律进行研究，角度别致有趣，但是因为这个领域比较新，会不会遭到一些误解？ 徐昕：确实会引起一些误解。比如，有人就觉得法律与电影的研究没有学术价值。显然，这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学术并不局限于所谓“概念－特征－问题－原因－对策－立法建议”之类的“八股文”，法律与电影的文章也可以是学术论文，甚至在思想性方面还可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另外，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有学术价值呢？写作还可以只是为了记录、介绍、评论或者别的目的。就本人而言，写法律与电影的文章，纯粹是出于一种对灵感的记录。比如，看了《圣皮埃尔的寡妇》，我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希望把通过电影所感触到的关于生存与死亡、生命与人性、罪过与惩罚、报应与宽容、死刑与赦免、司法与民主、程序与正义、法律与人情以及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记录下来。后来，这篇题为《没有断头台的小岛》的影评发表于《法律与生活》２００５年第２４期，《读者》２００６年第５期转载。 《检察日报》2006年8月18日专访 / 郑健 《影像中的司法》：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35001/ 目录 诗性正义：影视文化与法律想像(《影像中的司法》序) 外国篇 徐昕：没有断头台的小岛——评电影《圣皮埃尔的寡妇》 刘娅：通过坚强追寻正义——评《暴劫梨花》 鄢本强：合议庭少数意见：遭遇哈姆雷特——评《少数派报告》 田璐：完美，法律不能承受之重——评《完美世界》 田璐：被操控的正义——评《失控的陪审团》 张雷：情绪中的悲剧——评《因父之名》 刘燕平：司法崩溃的最后救赎——评《星战前传III——西斯的反击》 曹怡平：罪恶芝加哥：尴尬的法律和传媒——评《芝加哥》 张晓凤：司法视野下个人英雄主义的没落——评《八毫米》 傅贤国：何处是正义——评《亡命天涯》 甘小虎：谁给我们拯救自己的权利？——评《国家公敌》 卢荣荣：法律荒漠中的正义——评《西部往事》 喻中胜：无视权利的正义——从《指控》看被控者权益的丧失 邱景辉：大长今的正义论——评《大长今》 廖溢爱：纽伦堡的天问——评《纽伦堡大审判》 张福意：法律，你的尺度在哪里？——从电视连续剧《爱在哈佛》出发的思考 王欣：有一种痛只有上帝才能体会——评《死囚168小时》 曹怡平：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审判——评《不忠》 王海琴：挣扎在灵与肉边缘的人性——评《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曹志民：律师何处去——评《律师行》 王源：天堂？地狱？——从《魔鬼代言人》看律师灵魂的归依 邱景辉：陌路的情法——评《陌路人》 陈丽：女性的特质法律的偏见——评《永不妥协》 李锦：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平等与法律——评《亚当的肋骨》 王静怡：法律职业中的性别偏见——评《律政俏佳人》 王晓玲：关于暴力的谎言——评《他不坏，他是我爸爸》 中国篇 徐昕：《警花燕子》中的法律错误(附作者回应) 田璐：规训与惩罚：宗族法下的女人们——评《大红灯笼高高挂》 刘楠：秋菊的秩序世界——评《秋菊打官司》 鄢本强：拿什么拯救你，律师——评《三岔口》 黄强：寻找的异意——看电影《寻枪》的隐喻 王洪伟：“完美”之法律“瑕疵”——为电视剧《完美》的完美提一点法律意见 刘春霞:巧化装解救危难，智辩论终成眷属——评电影《肉券》中的律师技巧 许自宝：讼师：掀起你的盖头来——评电影《审死官》 刘静:冰冷法律——评《新警察故事》 杨毅伟：个人英雄主义中的私力救济——评《警察故事》 魏小军：混乱的“审判”与脆弱的正义——评《七剑》 徐龙震：残酷青春•时代烙印——谈电影《青红》对“严打”刑事政策的表现与反思 魏小军：静悄悄的圈套与哀伤的正义——评《银饰》 邱景辉：《审计报告》的结论——评电视连续剧《审计报告》 张雷：司法的黯淡与叶子菁的完美——看《国家公诉》 王晓：社会还需要些什么——评《法外情》 郑晓静：法律电影中的母亲形象——评《法官妈妈》 王启梁：法律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法律冲突——评《刮痧》 蒋超：国家权力展示的艺术——评电视系列剧《控辨双方》之《闯关》 曹志民：为什么调解——评《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 蔡欣：乡村的司法技术——观《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 许自宝：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评电影《无间道》 专 论 许自宝：偷情与法律——法律与电影的视角 王启梁：未来，法律中的“人”将是什么样子？ 蔡欣：犯罪后的境遇与犯罪人的命运——从《无间道》、《天下无贼》到《大只佬》 张雷：法律无情人有情——评《天下无贼》 蔡欣：警察行为的终极追问——从《大事件》、《PTU》到《杀破狼》 吴丹红：司法正义与丛林正义——影片《杀破狼》中的法律困惑 单振强：自由的心灵，反抗的引领——评《肖申克的救赎》 司法腐败下的自我救赎——《肖申克的救赎》影评会 从电影《七宗罪》谈法律与人性——《七宗罪》影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