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澍:陶金与李丽华的未了情
来自:良友大漠(复兴海派“良友”)
原载《大众电影》2002年10期 1947年10月,上海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公司隆重推出新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立时轰动全国。在3个月的放映中,观众达712874人次,不但创出了电影票房的最高记录,更使得主演这部影片的著名演员白杨和陶金名声大躁,同时走向了他们演艺生涯的顶峰。 《诗礼传家》与李丽华情愫萌生 1950年5月底,陶金在香港的“大光明”影业公司,执导一部根据内地四川某县发生的一起以叔父迫害亲侄女的新闻报道为素材改编而成的故事片《诗礼传家》。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陶金与该片的女主角李丽华,从以往只闻其名,并没有过多的直接接触,到通过整个创作中的合作,由陌生到熟悉,再加上一导一演经常在一起对戏份进行必要的切磋,天长日久,两个人在情感上便自然产生出一种男女之间非常微妙的感情。虽然当时并没有点明,但彼此间志趣相投,心照不宣,并把这种戏里戏外的愉快合作,自然融入到这种令人怦然心动的艺术交往之中。影片拍摄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他们两情相悦的因素。 当时,陶金在与李丽华相处的那段日子里,除了在心头泛起一种甜蜜的爱恋惊喜之外,却还隐藏着另外一种难以言喻的内疚之情,因为他早已和话剧明星章曼苹结婚多年,并且已经有了漂亮的大女儿陶白莉和英俊的小儿子陶令昌。所以,早出了名的“电影圈里标准老实人”的陶金,围绕着这次非同寻常的“热恋”,内心深处陷入了一种更加痛苦的矛盾之中。虽然,早在多年前在重庆演出的时候,陶金夫妇就因为家庭琐事不断争吵,一度在情感上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李丽华也对陶金的矛盾心理有所察觉,暗地里对他的为人和人品更加敬重了几分。 当年的下半年,陶金与妻子在广州约见。进行着一次结婚14年来不同一般的会面。当陶金见到已长到14岁的女儿陶白莉的时候,那种从心底里所自然泛起的慈父情怀,使得他难以取舍,进退两难,实不忍心抛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当时,陶金突然作出决定,要马上带着一家人共同到香港去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赌气的章曼苹对陶金的一番表白并没有领情,断然予以拒绝。 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和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加烦闷的情绪。陶金回到香港之后,只有先将这种内心的煎熬隐藏起来,换一种活法,迅速投入到《山河泪》《火葬》《海誓》等众多影片的拍摄之中。 “悬崖峭壁”上理智与情感的搏斗 1951年2月,春节刚刚过去,随着“大光明”影业公司连人带厂集体重返上海,陶金毅然中断了自己在香港已经展现出来的如日中天的锦绣前程,回到了大陆,他们受到了党和政府热情欢迎,这对一门心思搞艺术、一个劲儿地想要求进步的陶金来说,真是暗自庆幸自己的人生选择没有错。而在他个人婚姻的问题上,陶金在离开香港的时候,也颇有戏剧性地同李丽华有过一次共同商定,那就是在陶金与妻子履行解除婚姻的手续后,两人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再续前缘。 可是,当陶金向章曼苹郑重表白自己的态度时,妻子却坚决彻底一百个不同意。虽然两个人对此问题不知争吵过多少次,但在情感的天平上,只有加重一方破裂的倾斜,而丝毫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同时,夫妻俩的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也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和幼小的儿子心头,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一天深夜,陶金看着好不容易才愿意和自己同睡一床的儿子的小脸蛋上,还分明挂着一抹未干的泪水,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不应该承受这种因家长人为造成的痛苦的!他似乎突然梦醒,再也强忍不住,急忙翻身爬起,趁着黎明前天际已经泛起的晨曦,用手、用笔、更用心地向远在香港的李丽华抒发、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他爱她,但也爱家庭,特别是那么聪颖、漂亮、懂事却又为自己的言行举动而每天感到恐惧的孩子!他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自私,痛恨自己的多情……数日后,李丽华手捧着陶金的万言书信,一切都尽在默默不言中。她非常深明大义,十分通情达理,善良而宽容地谅解了陶金。不过,本该按计划的下一步行动却由此黯然中断。为此,李丽华很长时间都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真是命运弄人!就在此时,当章曼苹感觉到与陶金的情分已尽,无可挽回,就主动放弃坚守的“阵地”,而同意在两个人的离婚书上签名。已经从情感的漩涡中奋力挣脱出来的陶金,接过离婚书马上撕个粉碎,接着以满怀负疚和歉意的神情,流露出很久以来都没有出现的温和神态,紧紧地把自己的妻子抱在怀中。站在一旁一直郁郁寡欢的两个孩子,又重新绽放出本该属于他们的天真烂漫的稚嫩笑容。 家庭重放光明,也给陶金的事业追求以极大的促进。1951年4月,陶金参加了重回上海后的第一部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在这部自己的老友徐昌霖执导、特邀北京曲艺界许多名人参加演出的描写戏曲演员生活的故事片中,陶金扮演的是一位京剧艺人“破风筝”。 当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陶金诚恳地邀请剧作家刘任涛,将他编写的在上海公演时引起过较大反响的话剧《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亲自导演投入拍摄。此时,香港的“永华影业公司”,也正好来信邀请陶金回香港高薪拍片,当时正燃烧着冲天爱国激情的陶金,不但不再索要当年永华公司曾欠自己的8000港元,而且当机立断地坚决回绝。他此时正倾情投入到新片的拍摄构想中。 这部名叫《和平鸽》的影片,陶金除了导演之外还出演男主角。而女主角的扮演者也是从香港回国不久的著名影星周璇。可惜这也是周璇重返上海后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并且是她短暂一生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有一场为志愿军献血的重场戏,其中的输血场面,使得扮演女护士的周璇忽然间触景生情,一下子联想到自己个人婚姻曾遭受的多次不幸,在片场,周璇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而当即神经失常。这部影片最后只能采取背部替身,才好不容易剪辑完成。 1952年,上海的七家私营电影公司,统统合并成立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陶金自觉顺应时代而变,加盟其中。可是他真没想到,自己的步伐不知为什么,还是走慢了一步。 陶金刚加入“上海联影”,就赶上全国文艺界的“文艺整风”运动。这对陶金来说从没经历过,所以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但他又必须要紧跟形势。当时陶金和同厂的石挥、陈西禾、黄佐临、叶明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厂由厂长于伶领导。 大家天天开会,人人发言,陶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文艺思想和艺术创作方面,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但还是要违心去交代自己努力要检查的所谓“错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艺整风”运动中,陶金那部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被横挑鼻子竖挑眼,特别是陶金当年从事抗战戏剧与进步电影的成绩,也被一些同事强加主观的立场和观点,加以否定。这对陶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面对重新又翻出来的“老账”,还必须进行深刻检讨、自我批评。就这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几次,在前前后后进行了多次补充,陶金才在这场“文艺整风”运动中得以勉强通过。 “三反五反”运动中,陶金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奋起直追参加了“五反”工作队。他抱着彻底改造世界观的意识,向组织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并郑重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当时党内一些势力,惯于用有色眼镜看待从旧社会、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过来的电影人,对他们总是抱有极大成见。 不久,上海七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后为“上海联影”,并再合并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陶金加入“上影”之后所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由陈白尘编剧、郑君里导演、崔嵬主演的历史片《宋景诗》。以往一贯在影片中出任主角的陶金,自从重回上海后便一直是呈“后退”趋势。所以,陶金在这部戏中,扮演的只是宋景诗的副帅、白马将军杨殿乙。在该片的进展中,陶金非常认真地塑造这一出场并不多的配角,而且是兴致勃勃地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表现,并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 但是,陶金又被婉言推托,负责帮助他的一个支部委员,认为陶金的思想没有明显的改观,与大时代落伍而中断了对他的帮助和联系。 转眼间,1955年的夏天到来了。陶金受上影厂之托,到演员剧团去导演艾明之编写的一个反映当代青年工人转变爱情观的话剧——《幸福》。陶金马上投入工作,并结合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使这部带有喜剧色彩的话剧获得了演出成功。该剧在上海公演后,好评如潮,上影厂决定将之搬上银幕。陶金闻讯后提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当他兴致勃勃地赶到领导那里,想系统汇报时,却被一盆凉水迎面倒来,导演已定他人。 时隔不久,艺术处领导又让坐冷板凳的陶金,去导演上影厂将要投拍的四部戏曲片之一——昆曲《十五贯》。有工作干便好,陶金调动自己多年来非凡的戏曲导演功底,使这出曲高和寡的古老剧种,通过电影艺术神奇的魅力起死回生。周恩来总理和著名的大戏剧家田汉看完电影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当即叫好,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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