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与亨利·米勒的性描写】

http://www.lxbook.org/zjzp/american/a_045.htm 密勒和梅勒 梅绍武 　　前几天，在世界日报（９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上读到严歌苓的一次演讲，谈论文学中的情爱和性爱。严歌苓举了一连串以描写性爱而著称的美国作家。听众都是台湾来的，洋名比较对他们的胃口。这些洋名里，记录者写下了两个“密勒”，Ｈｅｎ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和Ｎｏｒｍａｎ　Ｍｉｌｌｅｒ。 　　美国文学界确实有两个著名的“密勒”。一个是声称“性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新边疆”的亨利·密勒（１８９１－１９８０）。还有一个叫阿瑟·密勒。第二个密勒我们更熟悉一些，他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曾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他也因此访问大陆。但是真正使阿瑟·密勒大名垂宇宙的，还是因为他曾是玛丽莲·梦露的丈夫。男人有艳福如此，“文章千古事”的不朽声名，不要也罢。 　　但是谁是诺曼·密勒？这里Ｍｉｌｌｅｒ显然是Ｍａｉｌｅｒ之误。 　　诺曼·梅勒（１９２３－）写性是有点名气的，不过，使他初露头角的却是“反革命”。梅勒以一部《裸者与死者》（一般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于１９４８年登上文坛，这是第一部描写当时的“二战英雄”美国军队阴暗面的长篇小说。故事的地点在菲律宾，梅勒曾在那里作战。在梅勒笔下，美军的军官们指挥着一场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但是他们本身，在强迫下属服从和摧毁下属的人性时，却也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书里的主人公，一个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最后被他的上司故意送入日本人的炮火里消灭掉了。 　　《裸者与死者》中的将军宣称“军队就是社会的未来”。和紧接着出版的乔治·奥维尔的《１９８４》一样，梅勒也是要警告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西方民众：战争导致政府权力的空前膨胀和对民众自由的空前限制，我们战胜了外部的法西斯，现在要警惕的是我们中间的极权势力。在共产党国家，《１９８４》被解读为“反共小说”，其实，作者反对的是所有的极权社会。 　　梅勒的书可谓空穴来风，预示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然后就要到六十年代，随着战后一代进入社会和民权、反越战运动的兴起，才有与《裸者与死者》类似的作品出来，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五号屠宰场》（参见赵毅衡《误入德累斯顿》，《橄榄树》散文增刊，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０）等，反思己方在战争中的种种劣行。美国人最终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阴影，极大地扩展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与《裸者与死者》明显的社会意义相比较，亨利·密勒自传体式的性冒险小说，似乎狭隘了一点。其实，由于写性太显露而无法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出书，密勒对社会的看法也是非常激进的。他曾经痛骂说，“现在的美国比苏联还专制”，并且一直待在巴黎不愿回来。直到真正的专制要来了，希特勒的军队攻进了法兰西，密勒才逃回美国。 　　密勒的作品，也要到六十年代才在美国解禁。一解禁就成了畅销书，成了年青人干“性革命”的活学活用的指南。但是保守分子之外，密勒很快又有了新的敌人－－女权主义者。她们抨击说，在密勒的小说里，女人说到底只是个等着男人来操的妓女。声势之大，连密勒在巴黎时的女友、以《三角洲》等书开创正经女作家写“黄色小说”新风气的安娜丝·宁（Ａｎａｉｓ　Ｎｉｎ，也在严歌苓开的名单里），也只敢婉转地说：密勒本人和他书里的人物是不同的，他本人对女人还是很友好的。 　　当时密勒年事已高，名成利就，已不在乎这类争论。反是梅勒按捺不住，跳出来为密勒辩诬。他说女权主义者误读了密勒的作品，密勒不过是强调了两性的区别。梅勒并不是单纯打抱不平，因为他本人也受到了类似的攻击。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潮流是向男人看齐，她们对密勒和梅勒那样“为爱女人而操”的回答是：“不是性，而是人品！（Ｎｏｔ　ｓｅｘ，ｂｕｔ　ｐｅ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七十年代初，梅勒和她们有过几回精采的公开辩论。既然已经被人捆在一起，梅勒干脆在１９７６年为密勒出了一卷色情文集。 　　密勒和梅勒也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犹太裔，童年时都生活在布鲁克林。密勒是一次大战后的反叛青年，梅勒则是二次大战后的反叛青年。两人都在巴黎学得了激进的政治观点。密勒结过五次婚。梅勒虽说还没活到密勒的年寿，却已经结了六次婚。两人的名字被搞混，看来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密勒出身于下层的裁缝家庭，在不要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只读了六星期，他就自动转学去了高尔基所称的“社会大学”，备尝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艰辛；而梅勒的父母则是殷实的中产阶级，梅勒本人是哈佛的毕业生。或许是因为出身和经历的不同，他们笔下的男人和性，也就有了不同的特色。 　　密勒的小说《北回归线》一上来就说，“我没钱，没有资源，也没有希望；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让我想起在国内时很佩服的一位教授。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等他们走后，教授站起来对老伴说：解放以后，房子越住越小，家里步子也迈不开；今天东西都抄走了，我们来跳一支。屋外是红色恐怖，黑云摧城，两口子却在空空的房间内，跳了一曲“资产阶级”的华尔滋。 　　男人！从此以后，我就高看一眼亨利·密勒。 　　不仅是没钱没资源没希望，密勒也没有上帝，“纯洁的爱情”，美，或神圣的艺术。按密勒自己的说法，他只想唱一首歌，在空空的房间内为女人唱一首歌。没有优雅的手指拂动琴弦，他只有一条喉咙和两个肺。声音是粗野的，横冲直撞的，但是充满生命力。歌里的故事，自然同样粗野——密勒把自己写成一部火气很大的内燃机，整天做的是进出往返的活塞运动。 　　在专门叙述密勒与女人关系的自传体小说《南回归线》里，有一个粗野的故事。原文太长，节录如下。 　　在“我”（以下用Ｉ表示）十六、七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回Ｉ和一个叫弗兰茜的女孩在河里游泳。这女孩的胸脯很大，游着游着，一个乳房从泳衣里跳了出来。Ｉ干脆把另一个也拨了出来。我们绕着一条船追来躲去，追逐中，两人的衣服都掉了。 　　这时，弗兰茜的同学阿格尼丝划着船来找她。阿格尼丝是生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爱尔兰裔女孩。见到我俩赤身裸体的，阿格尼丝惊得嘴都合不上。Ｉ和弗兰茜干脆把她颠出小船，也剥她个精光。 　　但是Ｉ没法真的干点什么。在水里，两个女孩滑溜得象鳗鱼，根本抓不住。最后，大家都累了。我们提着衣服上岸，准备在河边的小屋内穿了衣服回家。 　　我们刚进小屋，暴雨突然袭来。雷又大，闪又亮，两个女孩吓坏了。怎么办呢？Ｉ突然灵机一动，跳一个印第安人的出阵舞吧，把她们的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就在Ｉ窜出小屋时，电光突闪，附近的一棵大树被劈为两半。Ｉ顿时吓昏了，呆住了。Ｉ在害怕时总是逼迫自己狂笑，Ｉ猛然狂笑起来，两个女孩也跟着狂叫。Ｉ回头望了一眼阿格尼丝，上帝，她吓得乳房变成了青色，满是静脉的。Ｉ不由指着天空高叫道：“上帝你他妈的狗崽子，有种的你拿闪电劈了我！你劈呀，你劈呀，你再不劈，阿格尼丝再也不相信你了！” 　　Ｉ不停地叫骂着。突然，阿格尼丝尖叫一声，冲出小屋向河边奔去。弗兰茜叫道：“你把阿格尼丝吓坏了，快抓住她，她会淹死的！”Ｉ急忙追上去。阿格尼丝奔到河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向小船游去。Ｉ和她同时游到船边。怕她把船弄翻，Ｉ一手抓住船沿，一手箍住她的腰。 　　Ｉ问阿格尼丝是怎么回事，她叫道，“放开我，你这不信神的人！”上帝，Ｉ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有这些歇斯底里，只不过是因为Ｉ不信神？Ｉ装出非常抱歉的样子，对她说种种好话，同时箍着她腰的手慢慢下移，温柔地揉着她的屁股。阿格尼丝软了下来，喃喃地说，她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不能犯圣经的戒，不能诅咒上帝的。Ｉ的手现在已在她两腿之间。Ｉ说着所有能想到的废话，上帝、爱情、忏悔，诸如此类的。三个指头放了进去…… 　　“阿格尼丝，来，抱着我。”Ｉ把手抽出来，让阿格尼丝搂着Ｉ，以便两腿挤入她的大腿间。继续说着关于上帝、爱情和忏悔的废话，Ｉ进去了。“你对我真好”，阿格尼丝感激地说。“我怕船要翻呢，”她左手打着水，以保持自己臀部的位置。Ｉ说：“是啊，我们到岸上去吧。”Ｉ退出一点，要拖着她游回去。“不要离开我！”阿格尼丝把Ｉ抱得更紧。 　　这时，弗兰茜出现在岸边，也下水游来。阿格尼丝箍紧Ｉ叫道：“快呀，快，我不行了，我要淹死了！” 　　这故事让人想起《十日谈》里的一则笑话。一位隐修的教士骗女信徒说，他身上有个魔鬼，只有放进她身子的洞，锁起来，才会被降服而软瘫。同样是对宗教的愚民一面的刻毒讽刺。阿格尼丝正是因为太相信上帝，才会吓糊涂，才会着了“我”的道儿，才会犯教会所谴责的“奸淫罪”。更好笑的是，高潮来时，她竟然以为自己要淹死了。 　　“我”是早就不信上帝了。“我”在十五岁时与钢琴女教师（密勒的首任妻子是一个年纪大他很多的钢琴教师）发生关系后，把她的一束阴毛贴在床头，天天晚上睡觉前向“毛主席”祷告。但在《南回归线》在法国出版的１９３８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仍然自称相信上帝，自称常去教堂。密勒对宗教的攻击，自然无法为国人所接受。 　　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密勒为什么会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指摘。保守分子会认为这是一个骗奸、诱奸的不道德故事。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是激进的，她们倒不在乎这个。“不是性，而是人品。”你要攻击宗教，ｆｉｎｅ，这也是女权主义者要攻击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攻击一定要打趣蠢女人？她们所不能容忍的是：凭什么女人就那么被动，要象阿格尼丝那样，非得被男人操过后，她的被压抑的个人意识才会苏醒，才会去做一次是她的身体要做、而不是教会或父母等权威形像要她做的事？ 　　捡一点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者大可宣称：“我”骂天，正是因为见了闪电劈树后心里害怕，色厉，其实内荏；他去追阿格尼丝，是惊恐时企图寻找母亲的替代；性交给了他返回子宫的心理安慰；男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与母亲肉体的分离，阿格尼丝青色的乳房直接引发了他对上帝的咒骂，因为这形像唤起了潜意识里无法返回母亲怀抱的恐惧。当时的真实情况，不是“我”使阿格尼丝成熟，而是阿格尼丝使“我”回复到婴儿期的满足状态。 　　不过，女权主义的元细胞，到今天早已经过了数代分裂。当年的抨击，往往已不为运动的后继者所认同。即使在中国这样传统的保守社会，今天也很少有人会说《红高梁》是一部赞美强奸的电影。就是在当年，在安娜丝·宁的建议下，不少女同志认真读了密勒的原著后也表示：这样的男人，她们还是很喜欢的。再怎么说，这男人有胆量，有血气，而且真的敢干，某些时候很有用。 　　就是有时候血气似乎太足了一点。十五岁的男孩与年近三十的钢琴女教师发生关系，这在西方文艺作品里是常见的桥段，没甚稀奇。卢梭的《忏悔录》、拜伦的《唐璜》等都是著名的例子。欧洲的风俗，从前贵族都有家庭教师，小男孩天天与女教师在一起，十五、六岁了还被她拉下裤子打屁股，感情会向哪里投放，可想而知。但他人笔下的男孩，总还需要女教师的指引。密勒的“我”，不但处处主动，第一次干事，还发现了女教师从未好好地干过，这一回算是真的满足了。即使同为男人，也忍不住要在他背上捶一拳：老兄，悠着点，咱们也是过来之人，你糊谁啊？ 　　密勒小说里的性，还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男主角有时也感到自己不正常，也想寻找一种更ｒｏｍａｎｔｉｃ的感情，但他一见到女人就克制不住－－甚至不用见到女人，自从与钢琴女教师有过关系后，只要一弹起钢琴或一听到琴声，他就觉得自己的手指在女人肋骨上弹动－－于是就发生了那些必然要发生的事。而梅勒，作为一个哈佛毕业的知识分子，他描写的性就要复杂的多。 　　《裸者与死者》里那位内心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的美国将军，做爱时非常投入。婚后第一年，他的妻子以为这就是爱，也回报以炽热的感情。但是一年后，妻子发觉将军心里其实是没有她的。她的胴体只是一片战场，将军的自我在这里与潜意识搏斗－－将军有同性恋倾向，但他的事业要求他毫不含糊地显示雄性的气质，将军每一下投入的冲刺只是在打击他心中的“魔鬼”。明白了这一点，女人毫不含糊地显示她的雌性气质－－为自己找了个情人。 　　在梅勒笔下，女人往往是亦真亦假的。本来是樱桃小嘴，却追逐好莱坞的时髦用口红涂了个大嘴巴。男人在白天按电影明星的形像寻找女人，床上却对着卸了妆的女人讲，“我爱的还是你现在的真实”。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爱的真是女人，还是象那位将军一样，心中另有ｈｉｄｄｅｎ　ａｇｅｎｄａ？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有着令人信服的心理真实性的艺术创造，还只是作者批判美国社会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女人、男人和作者都在苦苦寻找，但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们是否还能找到人性的真实？ 　　这是一些困扰着梅勒的问题，也是在他书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主题。《裸者与死者》提了个头，但这毕竟是本写男人的书，要到１９６５年的《美国梦》，性和社会才有了完整的缠合。这部小说的缘起，则与肯尼迪遇刺有关。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震动了美国。按美国史家的通常说法，“美国世纪失去了她的纯贞”。对梅勒这样的左派而言，六十年代初是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一个他们的同时代人的总统，正领导着新的一代人去拆除二次大战所带来的种种极权机构，他的遽然死亡，意味着体制内改革的失败。 　　中国人去波士顿玩，往往要参观艺术博物馆和哈佛大学。如果有时间，不妨去肯尼迪图书馆看看。地点在远郊，要花些时间开车。笔者幼年，老共天天妖魔化美国，音乐课上教的歌就是“肯尼迪，啃泥地，苏联打下了Ｕ２机”。我也是参观了肯尼迪图书馆之后，才有点理解了为什么他在美国的威信这么高。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功，并不是我们在大陆所听到的那样，全靠黑兄弟的努力。肯尼迪的联邦政府也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比如，当阿拉巴马州长宣称他要守在大学门口，不让第一个黑人大学生入学时，肯尼迪派了司法部的官员陪送，并且出动军队维持秩序，令种族主义者不敢骚动。 　　在６３年时，梅勒还难以预料历史后来的发展，八年没有写过小说的他，拿起笔作自己的战斗。《美国梦》是６５年出版的，但从６４年一月起已经分八次刊登在Ｅｓｑｕｉｒｅ杂志上。从肯尼迪遇刺到第一部份登上杂志，不过一个月，可见运笔之迅速。梅勒说为杂志写连载帮了他的大忙，迫使他在情节的发展上作出一些大胆的决定，否则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这本书。 　　《美国梦》的男主角是二战英雄，大学里的教授，结婚也已八年，家中还有女佣，可见条件之佳，美国梦已经实现。但是，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痛恨压抑个性的种种组织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而这些机构的代表，在他家里，就是他的老婆，一个地地道道的泼妇。这一天，泼妇又来刺激他了，说是她的情人称赞她床上功夫了得，只有墨西哥的妓女才比得上。男主角一怒之下，掐死了泼妇。他把尸体从窗里扔出去，造成自杀的假象。他骗过了警察的审问，还在酒吧里找到了新的情人。当情人被盗匪杀害后，男主角远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玛雅文化遗址的所在地。 　　你可以想见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什么，杀死老婆不受惩罚？”但大部份读者看到的是他的妻子在书中的象征意义。 　　男主角痛恨“机构”却又依附着“机构”生活。在肯尼迪遇刺后，这位曾与肯尼迪有过ｄｏｕｂｌｅ　ｄａｔｅ（二男约二女）的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地打碎了婚姻机构。这一罪行迫使他挺身面对整个社会“机构”：系主任代表的学院机构，警察代表的法律机构，他的岳父－－一个富有的商人－－代表的工商机构……当他终于奋起抗争、与“机构”直面相撞时，“机构”竟也拿他无可奈何。他脱离了“机构”，在社会下层的酒巴女的身上找到新的生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快感： 　　Ｉ　ｃａｍｅ　ｕｐ　ｆｒｏｍ　ｍｙ　ｂｏｄ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ｍｙ　ｍｉｎｄ。 　　但是下层社会也有它自己的“机构”。他的情人试图逃脱黑手党的控制，接着被人误杀。男主角也离开了美国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而回归原始。 　　梅勒后来说，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男主角能够重回美国并过着兴旺的日子。或者说，梅勒希望有一天，美国人自己起来打碎那些“机构”，使它们再也无法压制人的本性。 　　性写到这样，背后就别有象征了。举个具体的例子。男主角掐死泼妇后，是自首还是逃亡还是怎么办，他决定不下来。屋里唯一的别人是年轻女佣露塔，或许她会听到些什么，他就去了女佣的房间。进去时女佣正在自慰。男主角二话不说脱衣服。女佣抬起刚干了活的那只手，让男主角握住吻它。他闻到“一股火热情欲的气流，充满了花香，充满了泥土味，似乎还有一只狡猾的老鼠溜过花园，齿间含着一点鱼。”这是女佣最隐密处的气味，藏着的却是“狡猾的老鼠”，这就很有一点帮凶的象征了。接着两人干了起来。梅勒写了一串又一串类似于上面所举例子的比喻。翻云覆雨时想这么多，真是累，简直就象某些男人为了延长时间而在脑袋里暗数一二三四似的。不过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完事后，女佣对男主角说：我不知道你和你太太是怎么搞的，但你是个天才，绝对是个天才。杀了人的男主角，在性交后安定了情绪，听到这样的话，明白女佣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他上楼伪造了自杀的现场。那只“狡猾的老鼠”后来帮他骗过了警察。 　　密勒和梅勒都是高产的作家，两人的生活也多姿多采。他们的作品和人生，不可能一篇短文中得到全面的介绍。我只是希望能指出一点：这两位作家对性的描写，并不能完全限制在性爱和情爱的框架内。性，对于西方作家来说，往往象征着对抗人类文明的神秘的原始生命力。这种性和文明的对立，体现在个人则是现代城市生活所造成的心和身的分裂。不管写的是阿格尼丝的青色乳房还是露塔下身的特有情味，字里行间都有着对社会的批判。 　　最后有个声明。密勒写过一本关于书的书－－《我生命中的书》，说的是哪些书给了他什么启发。书末附了个他一直想读但还没读的书的清单，里面有不少西方最著名的“黄色书籍”。类似的，密勒和梅勒的书，也在我的一直想读但还没读的书的清单里面。 　　至于本文里的例子嘛，那都是在书店里随手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