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德·休斯论普拉斯(节选)
西绪福斯(为现实所伤,但又去追寻现实)
特德·休斯论普拉斯(节选) (Abel 译于2002年2月12日,谨以此纪念普拉斯自杀39周年) 西尔维娅·普拉斯野心勃勃想要写一部小说,能够展现她早期日记中最重要也最令人苦恼的主题之一。她的无从着手------或者更糟,她的太多企图------却一再导致她频临绝境。风格、语调、结构、题材,都使得她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她的诗歌却在暗中减轻对抗。很多诗保留下来,或许由于她每写成一首短诗,那抽筋似的努力都打破了一些诡谲的界限。那些诗名副其实,完全比得上已经被刊发的。但她清楚,这并不是她所愿。她认为其价值远远超过她的散文,是因为它们至少反映了-----通常是出色地-----反映了使得她写下它们的紊乱内心生活。尽管如此,她仍然觉得它们既未能涵盖,也没有释放。 然而,她的散文,在她看来,却没有反映她的内在生活。 她的困境一直伴随着她的叙事散文。回头再看,她更能够发现在她的长篇小说宏的伟梦想与她的实际才华质地之间的明显不匹配。她那高尚的不切实际的对于古典小说家的激情,再加上老练复杂的诗歌天赋,迫使她去考虑那种完美的叙事散文,那种稠密精细、富于张力、无比微妙的风格,在这个谱系中,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妮亚·伍尔芙、享利·詹姆斯等尤为突出。然而就是这种企图导致她的小说崩溃,因为她那充满活力的内在创造生命不在其中。换言之,她的抱负,把她拉到了相反方向------劳伦斯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方向。或许可以说,在《钟形罩》里,作者的苦恼不仅在于要再增加一匹纯种马到经典作家马厩中的清醒失败,而更多在于被冷酷地拖向她不想面对之事的未知恐惧------即使她真正的天赋正等在那儿要泄露她将如何面对。 然后,她的突破点出现了。在1959年春天,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刻,就象一个赌徒,顽皮而鲁莽,她意外地写出一个短篇《小哥儿的恐慌与梦经》。第一人称的叙事被安置进一种声音中,这种声音已经接近她在《钟形罩》中期望的那种,毋宁说,那更是一种文体风格。它就象马戏团空中秋千的回旋光芒一样萦绕深切的恐怖:她的电子休克治疗经验带领她逃出了那远离自毁倾向的冬眠期。 也许冥冥中有如神助,《小哥儿的恐慌》确立并打开了阻塞之泉。从春到秋,家庭生活的改变和旅行妨碍她写出更多的作品。然后很快地,在短短几星期,她的诗歌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突破。“生日献诗”(Poem for a Birthday)回归到冷酷的矿源,而现在则提升了烦乱的灵魂,它复生于“矿场的沉寂”(quarry of silences),在那里“男人得修补”(men are mended),“候补之物正发痒”(mendings itch),听得见爱丽尔清理嗓子的声音。 尔后,她的写作再次被肉体上的剧变所中断。国家的变化,家庭的建立,分娩,第一个孩子的婴儿期,所有这些占去了整整一年时间,这一时期,新的声音,伴随着不得不讲的故事,被禁锢着。但1961年春天,她又非常幸运地有了不受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得以持续工作。她飞速写完《钟形罩》并作了小小修改。 在这种叙述中声音完善了它自己。它要讲出的就是作者的精神自传,个人的创造神话,它曾经出现在“生日献诗”中,它还将继续出现在爱丽尔的全部喊叫中。 换言之,《钟形罩》是一个电子休克疗法后面的故事。它夸张了她成年生活中的决定性事件:自杀尝试和意外幸存,它也揭示了幼年时期的决定性事件如何在成长中毁坏着她自己:她八岁时父亲的死亡。分而述之,每个情节中的事件都是作者生涯真实的记录。但她那伟大的可以说是特别扰神的轻松组合是由两种分裂和对立的元素所决定,一种可称之为高级层面(an upper level),另一种当是低级的(a lower)。 在高级层面上,作者清醒明确的意图挡在了她熟练运用原材料的路途上。她长期持守的写作一部关于“生命”的客观小说的雄心壮志被更紧迫的需要推到一边。她完全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把各种情节各色人物塑造成一个关于女主角的死亡与再生的仪式化场景。于她来说,这是工作的严酷一面。在那种神话图式的激烈创生中,旧我死去新我诞生,或者虚假死去真实诞生,或者孩子死去成人诞生,或者肉体死去精灵诞生,这是劳伦斯和托斯妥耶夫斯基大部分作品的基本法则,也可以说是基督精神占领了她。显然,她沉浸在一种特别的心态中。她看到了某些比虚构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她一直所担忧的,她对过去和征占未来的逃避,或者更多时刻,她安逸的现实期限,甚至她特定的获救,都完全依赖于她自己的头脑如何有效地利用她自身历史的重新阐释,依赖于仪典的自制版本如何有力地带给她的心理生活一种牢固的模式和积极方向。她的小说既能进入神话传说的行列也能是她自我救赎的一次圣餐仪式。 对作者来说,《钟形罩》的写作挟带着撼人心魄的直接力度,似乎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作用。每一个情节的角色和人物,如同书中所示,都得到了大量的探讨分析。 这种行为的主要活动是女主角的变化,“我”(I),从矫柔造作的自我(Ego)经过痛苦的死亡到达真实可靠的本我(Self)。矫柔造作的自我与寡居母亲的道德形态混杂在一起。复杂的内在虚假和不适诱发了自杀危机。随着未遂的自杀它被双倍地转移到女主角Joan Gilling身上,终于,在书的末尾,Joan Gilling上吊,彻底毁灭。与此同时,这个真实可靠的本我处处强烈对抗着旧的自我。她的确实行动(“消极”自杀的“积极”重演)采取血腥践踏的方式,被女主角仔细筹划上演,从而使她的真我获得独立。从这个层面上看,这部小说与诗歌中处处可见的神话紧密相联,它们都有强烈的仪式化目的。事实上,它能够被读作是它们的表层结构和意义的旅行日志。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是一幅子宫的图象,在那里诗歌诞生,在那里,诗歌仍在汲收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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