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慈惠堂～跨越百年的慈善机构

据傅崇矩所编《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民初，成都各种官办、民办慈善团体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约1726年)创办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从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所绘四川省城街道图上可以看到，当时慈惠堂街已形成了一条长175米、宽10米的土路，东接布政使署(现址为四川日报社)后面的布后街，西连三道拐街。 　　慈惠堂的前身是灵官庙，庙内的灵官神像一直保存到1960年。笔者儿时，听老住户说，每逢朔望，都有人来此焚香礼拜。因毗邻布政使署，该署负责社会福利慈善和养老恤孤济残事宜，相当于今天的民政厅，故将庙宇改为官办慈善机构。庙宇坐北朝南，八字门庭，宽敞开朗，金字大匾榜书“慈惠堂”，大门左右有一对形状乖巧的石狮子，门槛高而陈旧厚实，它的房屋都是青瓦穿榫砖木结构，古色古香，给人一种宁静淡雅的气息。庭院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百年梧桐和古银杏树，炎夏之日，能荫庇半个院子，凉爽沁身；秋熟之际，银杏树上每天都要自动掉下一些果实，散落一地。穿过堂屋是后天井，春末夏初，在此小憩，可嗅到前院丹桂、紫薇飘来的淡淡花香，每天都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飞到院中来喈喈鸣叫，声音十分悦耳！ 　　慈惠堂有田300余亩，加上官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三四百人。民国初年，天下大乱，各路军阀在成都展开巷战，繁华锦城沦为战场，弹雨纷飞，炮火遍地，死伤枕藉，呻吟载道，政乱财窘，救济经费被挪作他用，堂务日废。成都市政公所成立后，督办陈光藻热心慈善事业，认为慈惠堂改为绅办(民办)优于官办，乃三顾茅庐，诚邀近代成都有名的大清官、大善人尹昌龄(1869年—1943年，曾任翰林院编修、西安知府)出任总理。尹老威仪庄严，面容慈祥，表里如一，富于爱心，德才兼备，悲悯弱势群体，乃知难而上，夙兴夜寐，辛勤操劳，力挽颓势。 心忧孤寡克己奉公 　　1923年，尹老来到慈惠堂，见三百多鳏寡老弱残疾皆面黄水肿，奄奄待毙，知系每天两顿稀饭，营养不足所致，乃节省行政经费，增加饮食开支，且以身作则，不要一分钱工资。他总管慈惠堂二十年，每天尽职尽责到堂办公，中午自掏腰包买400文钱(即两个铜板)的粑红苕填肚子，从不在堂中搭伙。任职期间，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十倍，田产由300余亩增至8000余亩，救助鳏寡孤独老弱近万人，但直到他去世，他在城内还没有一间私房，租住在马王庙后街别人的宅院里，令人唏嘘不已！在他这样克己奉公精神的感召下，终于使救助者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为干饭，待他们体力恢复，再逐步把这个慈善机构转变为自养机构——跛者守门，瞽者习乐，男编箕帚，女搞缝纫，办起了三四十个作坊和工厂，如成衣铺、鞋帽铺、裱褙铺、印刷铺等。并帮助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结婚成家，自食其力。 　　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声望日隆，颇得民众赞誉，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孤老院，遗址即今书院西街34中)、育婴堂(遗址在今育婴堂街)、孤儿院……并在外东大田坎用拆除凤凰山新军营房的木料建成商业一条街，将商店铺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桥接收惠昌火柴厂，办起培根火柴厂(遗址在今培根路)，其商标是一个婴儿端着碗吃饭，故称为“娃娃牌”，质量好、信誉高，不仅畅销全市，而且远销外县。后更名为“扇牌火柴”，盒面画折扇一把，上有先生撰书二十六字——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 　　慈惠堂经营有果园，离尹老办公室很近，春日百花烂漫、姹紫嫣红，夏秋果实累累、柿黄梨白，有人向尹老说：“果园由你经营，你是一堂之主，熟时摘几个尝尝何妨？”尹答曰：“这些果实都是滋润供养孤老穷人的，我岂敢先尝为快？”他经营慈惠堂多年，善于理财，躬亲综核，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卧病弥留之际，尚不忘嘱咐老妻：“我死之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 赴酒宴巧取赈灾款 　　清末民初，浙江平湖有一位秦斋余先生，随四川总督锡良来川担任总会计师，遂定居成都。他除有良田600亩外，还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银行存了不少钱。其独子留学美国归来，在南京工作，已娶妻生子，对父母情淡意薄，很少来往。秦氏年老思念儿孙，带着一大笔钱到南京看望儿孙。其子初时尚以礼相待，同桌吃饭，久则嫌其脏，要父亲结清伙食费，到外面租房另寻居处，等于赶他出家门了。秦老深受传统纲常伦理道德熏陶，悲愤难忍，万念俱灰，看破父子天伦情谊，感叹含辛茹苦将儿女养大成人，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他钦佩尹老廉洁正直，德才兼备，人品高尚，回到成都后即到慈惠堂拜访尹老，说道：“我有钱，还老无所终，穷人怎么过呀？请仲老(尹昌龄字仲锡)将这笔(600亩)田产收入拿来专办养老。” 　　尹老乃邀老秦担任慈惠堂理事，负责养老院的工作。1957年，老秦担任四川省救济委员会官员时，汉口银行清理出他10余年前的一笔7万元存款(相当于今天的300万元)，通知其前往领取，他亦悉数捐作慈善经费，一文不取。退休后担任成都市政协委员，九十多岁去世。 　　1937年，尹昌龄兼任四川省赈济会主席。当时川北广元、剑阁遭遇灾情，专员刘某欲把数千元赈济款据为己有，省赈济会数番行文督催，他皆置之不理。一日，刘某突来成都拜谒尹老，执礼甚恭，并强拉尹老及办事人员赴总府街“海国春”西餐馆午餐。尹老看破其诡计，但又不堪他的软磨硬缠，只好答应赴宴。尹老在赴宴的路上，向慈惠堂理事余中英说：“这顿饭吃不得，如吃，几千元赈灾款就吹了，你身边如有钱，可去先会账。”于是余氏先去柜台打招呼，谓这顿饭由他买单。宴罢，刘某欲付钱，柜上死活不收，他无计可施，回去后只好将这笔赈灾款如数汇来。 　　1940年后，日寇飞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街附近的东大街、盐市口、少城公园一带，每每沦为一片火海，人员伤亡惨重。尹老乃安排鳏寡老弱残疾人员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户农家小院隐蔽躲藏，自己也暂避于东郊培根火柴厂。1943年1月29日，尹老在此病逝。慈惠堂总理由张澜继任，1954年，张澜上调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慈惠堂街的慈善机构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变成了一条单纯的民居街道，供奉灵官神像的殿堂被分隔成了单位职工宿舍。 　　尹昌龄去世后，成都民众特别在少城公园为这位杰出的慈善事业家铸造了一尊铜像，焚香礼拜者，络绎不绝于途。可惜后来铜像遭毁。然有形之铜像虽毁，而百姓心中的赞美之语，却流传至今——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僻静小巷平淡人生 　　1960年前，慈惠堂街还是一条僻静的尚未铺设沥青的小巷，既无商店也无公厕，更无自来水。笔者儿时，每天放学后，总会挑着两个水桶，来到竹丛芭蕉掩映下的古井畔，将一根长长的竹竿钩住桶把，往深不可测的井里一舀，再“哗”地拉出水面，然后闪悠悠地挑着清花亮色的水回家去…… 　　慈惠堂街西的31号公馆，乃刘文彩在成都的几座公馆之一，里面居住的也是刘氏后人，有几位还是笔者的同窗或好友。笔者曾在其家中见到画界宗师徐悲鸿先生亲笔撰书的一副联语 “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留下深刻印象。据说此联乃1937年夏秋徐悲鸿来成都游览昭觉寺，见到寺中保存的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绣花鞋，有感而书。刘文彩的五姨太王玉清，则住在对面略小的32号公馆，笔者记忆中的她，十分低调，沉默寡言，无情的岁月早已洗尽了这位昔日小家碧玉的脂粉铅华，由一位花容月貌的妙龄少女变成了普普通通的街道老妇。这一大一小两座公馆，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和大邑县安仁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公馆群惊人地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不过如今和整条街道的古老宅院一起，片瓦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