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阎连科的田湖 田园将芜胡不归

“河南嵩县田湖镇，地处伊河中下游，位于九皋山、西岩山和陆浑岭之间，属半丘岭、半平原地区。距嵩县县城20公里，离洛阳61公里。东西宽12.5公里，南北长14公里，总面积12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1600亩，有效灌溉面积14595亩。境内有伊河及其支流八大河、腾王河、凤阳河，地表、地下水丰富。清代田湖为和乐里，民国时期为田湖镇，1947年建田湖区，1960年县置变动，划入伊川县，1961年9月复归嵩县，1963年恢复田湖镇。 　 境内九皋山为历史名山，《诗经》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即指此地。此外程村为宋代大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故里，已成旅游名胜。　 　 阎连科的小说里直接提到田湖镇的地方并不多，但他笔下的每处乡村都有故乡的影子。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处家园，可能是他土生土长的故乡，也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那一定是一个可以安置灵魂的居所，一个真正属于精神世界的地方——即使这个地方是被虚构出来的，比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地标之一。 　 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堪称文化地标的地理位置，比如贾平凹的商州，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比如杨显惠的定西，比如陈冠中的香港——把所有这些文化地标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构建出一幅另类的中国地图。“个人史之精神家园”系列便是探索这一文化地图的尝试，我们希望能够打通历史、地理和精神世界的界限，通过这一个个文化地标，展现出当代中国的精神世界。第一期，我们跟随阎连科来到他的故乡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听听中国农村亘古不变的故事…… 　 城与乡 一个农村孩子的梦想与逃离 　说起来，我日夜挂念的故乡，却也是我最想逃离的地方。 　田湖镇，属于河南嵩县，离洛阳有六十多公里。小时候记忆里的农村老家，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特别饥饿，第二是劳动非常辛苦。饥饿不是个体的感受，可能是中国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情，毕竟我们经历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成千上万，那之后对食物的记忆会永远深刻。我家盖房子那年，到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母亲借了别人家一碗面粉包饺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父母没有吃。母亲曾经尝试把白面和红薯面包在一起，结果不行，擀不成饺子皮。 　至于劳动，就是永远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孩子都看到，父亲母亲还有邻居，所有人都是这样，惟独村里的干部是例外。我那个村庄人口比较多，当年就有四千口人左右，是很大的一个人民公社。我看到父母和乡邻在田地里劳动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提个开水瓶，敲个搪瓷碗，唱着歌去食堂吃饭。他们每个月有工资，我就想到，这种人真好，第一不需要忍受饥饿，第二不需要劳动，真是最理想的生活。 　这可能是我想逃离土地的最初契机。只是想，当干部好，不用下地干活，但我并没有想到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因为不知道有城市。其实我家条件也算不错的，无论如何，是解放后村里第一家盖起瓦房的，以前都是土坯和茅草垒起来。盖房子极其辛苦，在寒冷的冬天，踏着冰雪，过一条很宽的河，到河那边把石头扛过来，有十几公里远。因为盖房子要打地基，买不起砖，就运石头代替，这是村里人最省钱的做法。一切能用力气换来的东西，绝不用钱去买——我想直到今天，农村人仍然坚持这个标准。 　方圆几十里范围，田湖是这一带的集市中心，更偏远的乡下人还在向往着我的家园。而我们这里的人向往的，是二十公里外的县城，县城里的人，向往的是六十公里外的洛阳。从农村到城市，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梦想。我最早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是小学时有一天，一位像洋娃娃一样白嫩的小姑娘成了我的同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女同桌在课桌上画了一条线，她说，谁也不能越过，不能碰到对方的胳膊。我由此开始明白城里人的不同。 　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很严重的问题是人口不能流动，所以人们总是从一个地方向往着另一个地方，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也由此而来。比如你要出门，必须先去开一个介绍信，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簿，就是村里有关的干部会给你登个记。我还没有走进城市，只能凭着来自城市的同学，想象村庄之外的世界。 　再后来，让我意识到城市存在的，是来到村里的知青们。有六七个人来自郑州，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知青受到尊敬是有原因的，在买个烧饼都需要粮票的年代，知青能带来村里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农民感恩戴德，不让知青下田，他们只需穿得光鲜干净，在村头漫步，有时吹吹笛子，到中午和黄昏，就到农民家里去吃饭。这叫“派饭”，我家也被派过，派到的人家就负责招待一两个知青一周的伙食，顿顿细粮白面。他们吃饭，我们这些孩子就眼巴巴在旁边看着。哦，原来不用劳动还有饭吃的，除了干部，还有知青。 　城里人真好。 招工在水泥厂每天干16小时 今天的中国作家很难把握现实的乡村，我们熟悉的年代已经逝去。比如，再不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那种村庄了，为什么农村里的人至今怀念毛泽东？这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和自己的母亲坐在一起，半天都不知道要聊什么，相对无言。当然我不能说从前比现在要好，城乡的差别永远存在。十三四岁我第一次到洛阳去，尽管当时城市里也不过是些三四层高的楼，还是让我惊呆了，这么高！在农村里走夜路还要提着煤油灯的年代，城里马路上竟然有路灯，夜晚也如此明亮。任何农村孩子在这时候都会感到巨大的差别，感觉必须离开农村。 我能有什么办法逃离农村呢？通常的考虑，就是招工和当兵这两条路。我高中读了一年就进城做工去了，不是正式的招工，是我恰好有个叔叔在新乡那边的水泥厂，通过他介绍，我才可以去当临时工。 水泥厂那个脏啊，就像地面上的黑煤窑。所有人都戴个口罩，空气中密布灰尘。我的工作是在山上，用炸药炸石头，再把炸下来的石头装到小火车上运去工厂。这是最重的活儿，八小时一班，可人人都想每天干两班。因为干一班能挣一块六毛钱，一天如果能干上两班，一个月就有九十多块。我和叔叔给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他就允许我每天干16个小时。那时年轻，身体能扛住，一个月都不洗脸，逮住机会往碎石地上一躺就睡着了，人家一喊就起来接着干。挣钱多啊，吃的也好，每天都有馒头，菜里也有肉。1975年到1977年，我干了两年，那是一生中最辛苦的日子，可每个月往家里寄钱的时候，还是感到无限温暖。 考学不知道报志愿是什么意思 如果就这样一直做工，不出意外的话，我的命运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遇到拐点，很多人在那时下岗。我哥哥当年本来说是去煤窑挖煤，结果干了一天就跑回来，说那个井太可怕，完全没有灯光，不知道下了多久才到井底，干完活再用绳子拉上来，那种恐惧难以忍受。后来他等到了另一次招工，也是托关系走后门，进了县城的邮电局。每天吃两顿饭，骑个自行车翻山越岭，把信送到山沟里去。每天走八十公里山路，一个月24块钱，算是不错的工作，现在他也快退休了。 而我在1977年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有事速回”。到家发现，一切如常。家里人说，现在可以考大学了。 到了考场，就是报个名字，老师记上后，坐在那里就开始考了。考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好像要求写八百到一千字，每人发了三页400字的稿纸。我写起来激情澎湃，三页纸用完了，就举手问老师再要。老师跑过来一看，说哎哟这个同学，居然三页纸都写完了，字也这么工整。老师就举起我的卷子说，同学们，写作文一定要认真，像这个同学，稿纸都不够用了，这样肯定可以考上大学。 我也就以为肯定可以考上，考完回家等啊等，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要报志愿。我们全家任何人都不知道报志愿是什么意思，同学们也不知道，就去问老师。 老师说，报志愿就是，你想去哪个学校，就把学校名字填到志愿那一栏里。 我们就问，去哪个学校好呢？ 一共有哪些学校可以报，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村还不能算太封闭，毕竟还是在公路沿线的边上嘛。老师就说，你们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省会郑州，就填河南大学———其实河南大学并不在郑州，而是在开封，老师也一无所知。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个同学填了北京大学，后面的人全都填北京大学，包括我。 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县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 当兵留在城市的最后机会 这些年来我靠写作谋生，这个行当太辛苦了，假如有机会选择命运，我宁可去做个书法家，写一个字卖一个字的钱，也不要选择文学。在现实的体制下，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当官，少年时期我特别羡慕权力，可是现在变成特别恐惧权力。在北京的街上，看到任何一个警察我都会害怕。回到老家去，见到那些村干部，我依然会毕恭毕敬，因为虽然我不在农村了，可是我的亲人都还在，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被村干部管着。中国的农民最终都离不开政府的控制，比如村长第一可以管你的宅基地，第二可以管你的计划生育，这两点是家家户户都一定遇到的问题。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写作，写一个关于贫农、富农和地主搞阶级斗争的故事，写了很长，一直到我进城打工，又回乡参加高考，考试失败后才写完。然后我就去当兵了。 1978年12月我入伍，没想到1979年2月，中国和越南就打起仗来。说来不可思议，现在我饱受颈椎病痛折磨，当年在新兵连却是文武双全。第一次射击训练，每人十发子弹，我打了99环。团长看傻了，说新兵怎么能打99环呢，就叫我过去，换个地方再打十发子弹。我又打了个98环。团长觉得，这应该不是偶然了，就选我代表全团，去参加全师的新兵射击比赛。过几天，我扛着枪去参赛了，又打了98环，拿了三等奖。当时部队里已经在做战争动员，我回来就开始害怕，射击表现这么好，肯定要让我上前线。 战争永远是恐怖的，我后来才知道，中越战争爆发后，农村里我的亲戚们三十多口人，都住在我家，每天轮流去邮局查问有无我的信件，我的姑姑还频繁地去庙里烧香拜佛，为我祈求平安。我的父亲更是每天焦急万分，哮喘病愈发加重。而我在部队里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想过千里之外的战火，会这样真实而深重地影响家乡父老———只因有个参军的我。 最后居然是文学救了命。我一到新兵连的时候，指导员就说，每个战士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黑板上去。大家都一个个上去写，指导员就在看谁的粉笔字写得好。我写完了指导员就问，阎连科，会不会出黑板报啊？我说试试吧，毕竟咱在家的时候还是爱好写写画画的。我就开始出连队的黑板报，东抄西拼的，弄点散文诗歌什么的上去。有一天我们营的教导员路过，他姓张，曾经是我们军党委的秘书，诗写得很好，曾经在《诗刊》发过很多古体诗。他看到我在出黑板报，就说这孩子你写得不错啊，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爱好？我说我爱好写小说。他说给我看看。 我就想起参军前写完的那部长篇，有二三十万字呢。我给家里打电话，让我哥把稿子寄来。结果我哥说，弟呀，你走后，母亲经常用你的稿纸烧火做饭，差不多都烧掉了。 我让我哥把侥幸没被母亲烧掉的一小部分稿子寄来，拿给那个教导员看。他看完没看完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部队正准备登上去越南的火车时，他找到我，说有一个机会：武汉军区要在河南信阳鸡公山那边，办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推荐你去学习，因为你是个人才。 我就这样留在了部队，继而留在了城市。可是城市与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文学不是集体行为，作家不一定非要呆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贾平凹在陕西，张炜在山东，写得多么好。我对城市的变化也缺乏敏感，奥运会之前有一天我跟朋友见面，跑到那个世贸天阶，吓一跳，北京有这样的地方，我居然都不知道。结果朋友说，这不是最近的变化，早就这样了。可是对我来说，城市发展越快，离我越遥远。 ■ 感悟故乡 农村的精神，已经被抽空了 老家回不去了，这恐怕是最尴尬的事情。我每年春节回农村去，母亲对我说的话，一定是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在说的，譬如村里某某家死人了，某某家结婚了，无非这些。而所有的邻居找我，永远都是在问，某件事能不能帮忙办一下。比如看病，比如孩子上学，比如找工作，他们找我办的这些事，跟三十年前我自己遇到的事情一模一样。除了这些，我无法和他们聊现在的生活，我并不了解当下的农村。 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只有一个字相同：“钱”。以前我们靠道德和宗法维持乡村秩序，现在维持秩序的就是钱。农村里选举，候选人会宰一头猪或一头牛，请村里人大吃一顿，最后选出的就是有钱人。当然，农村里有钱人一般也都是能干的，这是钱和权力的结合。这种权力对农村的伤害，从数字上看没有那么大，但是从精神上看，要远远大于城市。 农村人没有地方说理，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诉苦，农民们内心充满不公的心理。为什么偷盗抢劫都要集中在过年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有相当一批人，过不去这个年了。而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农村里寂寞破败。表面上看就是街道上人少了，实质我想，这是把农村人的精神抽空了。出去的人在城市里受到歧视，留下的人也没有精神依靠，那种没有着落的恐慌，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 小时候村口有条河，清水哗哗流动，我们吃饭时如果天气热，就脱掉鞋子，把脚放在河水里。现在那条河早就没有了，好像全中国的河水都在慢慢断流一样，农村里打井越来越深，那些水都不知道去哪了。田湖镇原本有个造纸厂，污染特别厉害，取消掉了。但是又冒出一个水泥厂，每天那个灰，飞呀飞的……” 来源 《新京报》 记者武云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