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女权主义者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5年1月15日 标题： 女权主义者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 作者： 周哲 资料来源： 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 2015年1月14日 关键字： 女权主义 批判 周国平 性别革命 1月12日上午，周国平在微博发表言论称：“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尽管这一言论充满了浪漫化的抒情色彩，但其中毫无掩饰的性别区分论，立刻引来了大量网友批判。周国平很快删除了涉及此事的微博，并再度发微博指责回应中充满着“污言秽语”，并称“当然我不认为这些人是今天的新女性”，试图切割指责者和“新女性”。 近年来，每次有男性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表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言论，都总能在公共舆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除却那些明显的贬低女性的言论，这些言论中很大一部分都如周国平这般，当事人自认为充满了对女性的善意。例如曾在课堂上称“应取消第一堂课，让女生有时间化妆”的广外中文系教师何光顺，在遭遇批评后依然认为自己的看法并没有问题，并称针对他的批评源于“部分女权主义者以主义和观点在切割复杂的生活和丰富的个体，她们认为抹平女性和男性的差别就是争取女人的权利。” 女性权利的多寡是度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以何种观念和态度看待女性才可称尊重，是更微妙也更富争议性的话题。澎湃新闻记者就如何看待周国平式言论采访了几位战斗在女权斗争第一线的女性——记者、运动家和女学者，她们异口同声：周国平的性别认识太过时了！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周国平的倒塌是一次男性重振男性气质的（失败）尝试 一、周国平这些把女性看为更为“自然”的观念，看似陈腐，实则是非常近代的西方观念。近代，生物人的观念确立之后，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开始按性属来划分男性和女性，于是对女性社会角色开始按“性”来定义。女性因其生物性被看成更接近自然的动物，男性则是更理性的动物。于是，女性的“天职”开始依据自然性来分配。所以，开始用现代“科学”知识基础重构男女为横轴的性别秩序。区别于传统儒家性别秩序的父子纵轴的社会秩序。这是近代性别观念的知识源起。 二、把妇女召唤到公共领域，并不是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而是始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近代化运动——国民国家的政治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集人成国/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这是“女权”思想进入的源起。换言之，当时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的男性精英，希望通过“女权”增强民权，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男性精英们在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中，都希望女性成为女国民，为国家尽国民责任，这是符合他们建设现代国家的蓝图的。不管是清末民初的女权革命还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以妇女参与公共领域为目标，这既有男性精英的动员，也有妇女主动参与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成为了历史的主体，革命的主体。这对女性的解放是正面的一面。 但是负面的一面是，“大政治”的女权运动是不针对性别关系的，百年女权运动或者说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各种历史契机，一直没有很好地检讨和处理两性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几次涉及，但因抗战等大的历史事件，冲淡了性别革命。可以说，一直没有历史机会处理性别关系。 近几年，青年女权派的兴起，性别议题频出，实则是这一延拓了百年的性别议题的当下反映。受过更好教育、有更强自主意识的女性、更强性别意识的女性，想要在大政治外处理性别政治的问题了。 三、周国平曾是1980年代的启蒙偶像，现在倒塌了。对此我的理解是，80年代曾有希望在大政治外处理性别政治的女权意识，那时对“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或者说，对于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对“铁姑娘”的解构、对“女人味”的呼唤，对革命时期“去性化”的批评，成为后革命时代反抗国家主义的武器和手段——用重新的性化、人欲的自然化（自然的欲望是正当的）来抵抗国家主义，不幸的是，当“女性化”和“女人味”服务于反抗国家主义后，“女性化”同时成为男性，包括自由主义男性，重振自己男性气质的手段。消费资本主义更是强化了性化和性别差异，市场社会里的女性的结构性不利更强化了性别等级。 四、毕竟这是有着百年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妇女有权利出来工作，公共领域中曾经男女都一样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性别平等意识已深入人心，甚至已经化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即使重谈女人味、女性角色的男子也会在口头上承认男女平等。对于女性而言，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历史时刻为了大政治结盟结束之后，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就会赤裸裸地浮现出来。新启蒙运动也好，还是市场社会对于个人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培育，也在增强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某种程度上，女性化召唤出来的女性身份意识，都使女性对于性别关系更为敏感。另外，独生子女政策、受高等教育的增多、职业女性的增多，中产阶级白领女性的增强，都使这一代女性对于性别关系更为敏感。恰恰是这些历史条件，都在培育和养成新一代女性。她们急迫地想处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她们把女权运动的目标，从曾经的公共领域，还很大程度上移向私人化的性别关系。 不管是周国平们还是新儒家们，这些各家各派的男性精英的陈腐的性别观念在这一段的突然爆发（当然与现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是有关系的，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触媒），这些观念从没有消失过，即使在革命年代。但是年轻一代女性们不愿意再容忍了，她们试图展开一场针对男女关系的真正的性别革命，所以，她们对于这一切曾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