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

转自2009年6月28日《东方早报》李华芳 1 在金融危机全球肆虐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尽管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是他获奖的学术理由，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使克鲁格曼名声大振的那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该书中，克鲁格曼延续了缪尔达尔1968年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对东南亚国家的批评。缪尔达尔以冷峻的笔触将东南亚打入了贫困陷阱的冷宫，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长、进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以及扩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才能把东南亚拉出贫困的泥淖。而克鲁格曼则是在“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这篇被认为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著名文章中，克鲁格曼白纸黑字写下了一个结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问题在于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推广“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非主流。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而十年过后，华尔街危机爆发，克鲁格曼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他的各种著作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加以出版，除了他著名的《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外，还包括他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教科书。而老版的《萧条经济学》也加上了一部分关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说辞，改头换面，由中信出版社在2009年3月份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当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还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而对华尔街危机着墨不多。 作为小布什经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克鲁格曼更倾向于民主党扶危济贫的思路，尤其是在危机之时。尽管在政府具体该采用何种具体措施上，克鲁格曼与凯恩斯有细微的差别，但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思路还是与凯恩斯如出一辙。每当经济危机来临，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们总是会短视地倾向于各种变着法子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全不顾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损害。这也呼应了凯恩斯对长期的批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对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早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提出过反驳。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尽管《美国货币史》并非专门针对此次危机，但弗里德曼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释大萧条的成因，并提出了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应对。此书也被称为是“货币主义的圣经”，200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中文版。针对凯恩斯所谓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弗里德曼针锋相对地指出，货币需求独立于货币供给，并且货币需求相对而言是极其稳定的，而不是如凯恩斯分析的那样，一旦利率降到一定程度，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接近无限。在弗里德曼看来，物价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因此关注经济波动，或者说关注由物价上涨下跌反映的通胀紧缩的经济周期，关键是看货币供给。而应对经济周期的方案，自然而然也就应该从货币供给入手。也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有时候也将弗里德曼开创的“货币数量论”叫做“货币供应学派”。 　　 2 尽管经济形势与经济书籍出版之间，通常有密切的关联，但实际上与经济周期契合最紧密的经济书籍，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不是新凯恩斯主义旗手克鲁格曼，甚至也不是凯恩斯的死对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该记录的保持者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叫罗斯巴德。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自第一版面试后，其后三次重版都与经济周期暗合。第二版的时候，通胀造成了1969-1971年的经济衰退；第三版的时候，又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萧条，从1973年一直延续到1975年；第四版的时候，美国正在经历1981-1983的萧条期。1999年第五版时，美国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失业的良好状态，但随之而来的2000-2003年经济又开始下行，2004年才恢复部分元气。可以这样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罗斯巴德就会被人们重新提及。 200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美国大萧条》中文版，有意思的是，其序言由张维迎撰写。说起来，张维迎的研究更偏重新古典经济学，而并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但在序言中张维迎用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罗斯巴德的贡献，字里行间对奥地利学派推崇备至，或许也说明了奥派经济学思想源远流长自有其道理。那么罗斯巴德到底有什么洞见值得反复被提及呢？不妨应用罗斯巴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一下当前的金融危机，以便见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功夫，并看看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到底有何不同。 首先，针对此次危机是创新过度的观点，罗斯巴德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相关观点，认为创新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选择与可能性，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能以新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取代原有的方式。但创新需要宽容，与谨慎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对于金融创新要谨慎的观点，新凯恩斯主义自不必说，是赞同的，并且认为政府应该教会市场参与者如何谨慎，并实行必要的监管。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点含混不清，赞成谨慎但对政府干预心有余悸，却说不清楚应该如何谨慎。事实上，市场参与者自己会评估一项创新的成本收益，自己承担风险。牵涉到其他人的风险通过对冲机制加以化解，也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去化解外溢出来的风险，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其次，对于政府监管的态度，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但问题恰在于新凯恩斯主义所设定的前提，真的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危机吗？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恰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这一观点与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看法如出一辙，罗斯巴德在这本书的致谢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针对自由市场的责难，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会异口同声为之辩护，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会出现道德败坏的困境，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担心的那样（因此他反复修改《道德情操论》试图以此来论证一个美德社会的可行性）。金融危机中大鳄们的欺诈尽管可能更加难以识别，但自由市场的竞争会将不诚信的金融家打翻在地，而诚实的商人终将获得回报，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钱投票，欺诈者将失去客户。但一旦出现丑闻，政府就进行管制或者接管，其前提是假设新来的管理者和相关的官员具有完备知识和高尚的品德，但这恐怕不是现实。 所以，对于罗斯巴德而言，大萧条的经验告诉他政府多发货币将会导致通胀，通过通胀维持增长必然不可持续，泡沫之后经济会大幅下跌，如果政府再进行干预，不仅会抑制创新，也有可能鼓励道德风险行为进而打击企业家精神，妨碍竞争，其结果是萧条的程度可能会加深。这也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一贯观点，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动荡的幅度，并且使得经济动荡变成了一个常态。很显然，在全球一片救市声中，听听不同意见，总不是坏事。 　　 3 当然，也有与罗斯巴德强调个人自由的意见不一致的学者，他就是加尔布雷斯。在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的《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中，加尔布雷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社会？并且追问政府应该采用何种政策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以便进入美好社会。这位老牌左派帅哥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不仅与奥地利学派格格不入，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较凯恩斯更为极端。这本《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以前叫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2000年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作家池莉写推荐。加尔布雷斯固然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作家来推荐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多少显得有点讽刺。顺便说一句，从书名的翻译来看，新版本要更加确切一些，此书原名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人类议程”比“人道记事本”更符合humane agenda的本意。 回过头来，奥地利学派照样不会买加尔布雷斯的账。对于危机下的出路，熊彼特曾经用“创造性破坏”来阐释创新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运用创新能力，推动市场过程，这是奥地利学派为解决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尽管对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回归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奥地利学派诸学者的一个共识。而将危机的解决之道留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正符合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要求。朱海就的《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一书就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中国回声，其中对于企业家的分析，对危机的解决之道或有启发。 总而言之，“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这句话是资中筠在一篇访谈中所用的题目，收在《危机与转型》一书中。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当下的经济现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全球，如何理解危机以及如何在危机之中寻找出路，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也溢出了经济学界。《危机与转型》是一本访谈录的合集，集合了一群关注“出路”的思想者的言论。这些思考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金融危机与世界，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其逻辑是处于危机之下，中国和世界都必然面临转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 当然在考虑“如何转”的方式之前，弄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是至关重要的。邹至庄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奇迹”，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被经济高速增长遮蔽的现实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林毅夫和樊纲也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源于制度性缺陷。其中最大的制度障碍来自于政府本身，而政府效能低下、腐败盛行，会进一步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变革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学界的共识。实际上，经济学界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在2008年主编出版了《从威权到民主》一书，就探究了东亚各国的转型道路，并对中国的前景作出了试探性的提议。尽管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人类无能为力，但转型是面向未来的，是可以争取的。或许任剑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改革无禁区”的。任剑涛这篇收录在《危机与转型》中的访谈，已远非经济学的视角，而是政治学视角下的主张了。改革无禁区，显然是对“读书无禁区”的一种回应，要寻找危机下的出路，恐怕首先要允许思想的自由竞争，从竞争中胜出的思想或将会为下一步的转型和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