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之洲》部分评论摘抄

天铎奖

来自:天铎奖 组长
2015-02-10 10: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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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氡

    (地球牧场时期的打杂工) 2015-02-23 00:42:42

    《在河之洲》以家族和时代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现实主义叙事史诗。 --天铎奖授奖词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01 11:02:20

    本地作家大梦1997年一篇介绍刘仲的文章

    四哥

    他说:“假如我无缘达到彼岸而倒在中途,朋友啊,请照样将英雄的名字刻在我坟头”。他就是四哥,草莽诗人刘仲。

    认识四哥是在十年前,单位没有住房,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孤寂难耐。此时,从乡间走来,一只裤管高一只裤管低的四哥闯入了我单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时,长夜难以容下挤不干水分的神侃。四哥总是在一群对诗似懂非懂的朋友中,不分环境不看脸色,使劲朗诵他的长诗,期待不中靶心的评论和廉价的赞许。四哥把一长串初加工的诗化故事无偿批发给我,臆想让一个中文科班生用小说来弥补诗的遗憾。我诚惶诚恐怀揣故事十年,也未能用厚重的小说形式把它完成,只好草草地把他们连同四哥一起揉进系列人物散文了事,弄得四哥极为不满。倒是他自己砸了锅卖了铁,变卖了房子把长诗出版了。

    四哥长我十岁。长我十岁的四哥却早了我一个时代,使他拥有当知青、搬运工、油漆工、饭店火锅店老板、货车车主、家具厂厂长等的丰厚而艰辛的生活积累。然而,诗化的命运没能让四哥发财,却让他有了当诗人的本钱。惊人的记忆力,雄辩的口才,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更使他有诗人的气质和癫狂。四哥把拜伦、济慈、普希金当幺鸡白板来打,把丹纳、卢梭、黑格尔当流行歌曲来唱,他在抒情长诗《格拉丹冬》里写道:“我笑,别人听不见,我哭,别人听不见,于是,我趴下去五体投地,泪水融化了冰川。”

    四哥有了“高处不胜寒”之感。于是,在每个周末,四哥双手抹上肥皂,尽量洗净沾满土漆的指甲,乘两个小时汽车,跑到小县城来寻求知音。贪嘴的人没法听他高谈乔治卢卡奇,马尔克斯,就只好在酒量上与他比高低。好心的朋友戏谑道:刘仲,《红楼梦》有人续,八万言的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可没人续得上哈,赶快回去写诗吧,醉死了谁来出遗著。   四哥在诗歌的荒地上苦心耕耘了二十年,他对中国当代诗歌不屑一顾,甚至口吐狂言:中国诗歌不景气的局面要我刘仲来拯救,我感动很惶恐,也很自豪。真正让四哥惶恐的是他视之为生命的长篇叙事诗《艰辛的旅程》得自费出版,让他倾家荡产;而唯一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四哥由此加入了市作协。当四嫂得知当了市作协会员仍然没有工资收入时,苦笑着:也好,除了我而外,别人终于承认你是诗人了。   结识四哥很容易,他总是象小商小贩一样,闯入你的办公室或茶园酒肆,同你海阔天空,但把握四哥就显得困难得多。因为他一身彰显匪气,认识他的人,宁愿把他当作酒鬼狂人,而不愿承认身边有这么位伟大的诗人,更不愿将诗人的桂冠随意挂在他头上。难怪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四哥的诗集序言中写道:“本想写他个千言万语,奈何我不爱浮夸之词,说说真话也许还有价值些,现在不是在打假么?”未曾通读原诗的序作者在刘仲作品首发式上,见到刘仲和他的诗集样书,不得不深表歉疚。   人们对四哥的误解还不止这些。成都诗人王晓星在香港很有名气,听说资阳有个黄泥巴脚杆会作诗,专程来看稀奇,厨师模样的四哥到火车站接驾,王晓星以为遇到诈骗犯,出于礼节,王晓星拿出代表作《雪人》请刘仲指教,四哥用川话朗读,让王诗人落泪,他觉得四哥懂诗。当王晓星看见四哥的《格拉丹冬》时,便把自己的诗稿全部收回,说再也不写诗了。两个月后,四哥收到王晓星的来信,说他正带着未婚妻,匍匐于绒布冰川,向格拉丹冬迈进。   四哥说:球用,我写《格拉丹冬》、《高原抒情》和《兵马俑》时,连四川都没出过。

    要了解四哥,就得读他那本诗集和后记,我更看重那散文味十足的后记《关于我和我的诗》:“我把我撕碎的诗稿掷进浑浊的流水,我以我无尽的哀歌祭奠我早逝的青春。”

    难怪四哥不被人们当做诗人而当做疯子,难怪四哥有才气而没有名气。迄今为止,四哥还没有一首诗,哪怕一小块文字见诸多如牛毛的报刊杂志。一直以来,靠四嫂养活的“专业作家”四哥,正埋头于八万行的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的创作,总计十一卷的诗已几易其稿。

    我不懂诗,更不敢妄加评论,但不管怎么说,凭四哥那份狂热,那份执著,那种坚忍不拔,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精神,我内心深处早已承认,四哥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所担心的是,下一步诗稿出版时,四哥该变卖什么。   (原载《青年作家》1997.8)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49:22

    时间深处的漂木 ——谈刘仲长诗《在河之洲》 邱华栋

    1、规模。刘仲的《在河之洲》是我看到的最具规模的长诗,尤其是已经出版的长诗。在今天这个时代,以长诗的方式来结构时间、历史和个人记忆,进而扩展到一个地域的文化与历史的记忆,以及民族国家的记忆,这部长诗做了由小到大的尝试,和由小及大的扩展,不仅是规模,也是长诗内部的那种逐渐增大的空间,带给了我们力量。 规模非常重要。这使我想起来海子想写《太阳.七部书》的雄心壮志。更大规模的长诗,自然是各个民族的史诗,这在过去是一个传统。只不过现代社会,史诗的叙事功能让给了小说,抒情让给了歌唱和短诗。但是,刘仲显然是逆流而上地反着来,以超越不少国家民族史诗的规模,结构了他内心对历史的激情和个人对史诗的重构,这的确令人震惊。 2、叙事。长诗应该依据什么来支撑一个结构?我觉得,这部长诗是以叙事性来作为总的风格特征的,没有叙事性,这部长诗就很难在情绪饱满的状态里持续下去,持久下去,这部长诗的叙事,基本上是对作者个体生命所经历的那些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打量,和从记忆的河流里去打捞漂木。所以,就今天诞生的长诗来看,我个人倾心于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写下的四卷本的长诗《佩特森》,那是对美国一个小镇的刻画,从人,到树,到他们共同的记忆所构成的风景。叙事使这部长诗在内部的人物构成上,有一个连续的画廊,在这一画廊中,从历史云烟里隐现的人物,一个个地出现,在各类历史风暴中遍体鳞伤和巍然屹立。这部长诗给出了很多阅读的窗口,从任何章节进入都能找到很好的艺术感觉,这些语言鲜活的叙事也是戏中有戏,浩浩荡荡,给我一种宛如大江东去的壮阔感。作者有着巨大的、饱满的历史批判的激情,将史诗中的叙事性重新捡回来,带给我们那么多场景,人物,画面,故事,这是由其难能可贵的。 3、时间。时间是这部长诗最重要的维度,是时间将作者带向倾述的河流。作者刘仲今年六十岁了,早过知天命之年,这部书,还有一个潜在的名字就是:“天命”。个人的天命,时间的天命,历史的天命,每个人的天命,以及无可名状,难以预测的天命,弥漫在作品中,但这不是虚无的,是可感的,不是隐形的,而是积淀在人的内心中的。人是时间的动物,人是向死而生的时间的感受者。这一点,在这部长诗中,可以非常具体地感觉到。作者以巨大的激情,以大地上的一名短暂者,来呈现时间的扇面,在这一扇面上,那么多命运多舛的人物和历史的怪兽在搏斗和纠缠,最终带给了我们一幅时间的肖像:这肖像,是由时间的河流在永恒地流动,以及《在河之洲》的恒定的稳定所构成了动与静的画面。因此,这也是一部向时间致敬的长诗,一部诗人寻“道”的作品。 4、高蹈。高蹈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姿态。我觉得刘仲在这部长诗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他高蹈的灵魂,这一孤寂的灵魂,是那么的阔大、深邃、饱含了对大地苍生和芸芸众生的那种悲悯情怀,对人生在世的一种关怀。这一关怀,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带有某种宗教情怀的。这一情怀使这部长诗带有着黄金一样耀眼的光芒,带有着理想本身的质地,带有着生命体的温度和对高蹈精神的永恒的渴望。而这一高蹈的姿态,是以具体的语言所构成。这一长诗结实,紧密,内部张力大,形象、意象、语调、方言等等各个侧面都将一种惊人的耐力呈现给我们,作者是夸父逐日的姿态来写这部长诗的,这是作者的精神高地和他的精神的碑文,也是带给我们的一本非常浩大的个人史,一幅历史的精神肖像,一册温暖着时间本身的经文,令人由衷敬佩。这部长诗注定如时间河流中的漂木那样浮现出来,在我们的视野中成为巨大的存在。

    邱华栋,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49:54

    长诗的写作难度 (录音整理) 霍俊明

    当这书寄到我办公室时,我有点发愣。连续几天没有决心翻开,因为翻开第一页就必须看完。一天下班时,我用自行车载着这本巨大的书回家,骑车穿过北京的地坛公园东门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隐喻:在北京大街上,不会有人翻开这本书。就算在今天,我也认为,这本书在中国知音甚少,读完它的人也会是极少数人,因为谈论这本长诗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当我拿回家放到茶几上时,我夫人吓了一跳,她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一首长诗”。然后我俩都疯狂了。最后,我还是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了,整整三个晚上基本上没睡。为了验证我读完了这首诗,我给大家说一个细节,我在书中找到了一些错字。比如:第663页,长诗提到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诗人张志民,书中把“张志民”错印成“张志明”,这印证我读得很细。当蝼冢让大家谈感受时,我想到一个转喻:这本书的厚度和长城的砖很接近,基本上是按照长城砖的厚度打造的。长城的砖压成粉末状,能听到中国历史的回音。这本诗相当于两块工业时代的红砖的厚度,如果将其一页一页碾碎,长度将极其震撼。对此,我想到了一句诗:“向上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从这部长诗里,我们能看到一百年历史的深处发生了什么,也能看到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所以这本书难度非常巨大,这种难度还不是指刘仲先生写作的难度,而是指我们阅读的难度。为什么我这次会从北京来到资阳?全是因为这部长诗。没有这部长诗,我不会到这里。通过这部诗,我第一次知道了资阳。刚才大家谈到华栋,他也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的写作也30年了。我和他今天到这里,和我们的身份和头衔无关,而是作为诗人和读者来的。下面,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说到这部长诗,就不得不放到当代的长诗的写作语境来考察。说到中国当代长诗的写作,有一个地方不能忽视,这就是四川。四川有大量的先锋诗人,包括欧阳江河、廖亦武、柏桦、周伦佑、翟永明等,均写出了至今仍被谈论的长诗,他们也成就斐然,包括陶春。今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在文字上接触时间比较长。他们做了一个《存在诗刊》,探索了如何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融入长诗写作。为什么巴蜀产生这么多长诗,我认为这源自一种地方文化的传统精神,这从古代写作长诗(赋)的杨雄身上能够看到,从而形成了一个写作长诗的环境和氛围。但是我读《在河之洲》之前,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刘仲要写体量如此庞大的长诗。对于这个疑问,我想作者大概在诗歌文本中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一句就是:“庞大得出格的长诗”。刘仲认为自己这首诗很庞大,也很出格。出格的意思就是不正常,脱离了普通的伦理规范。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进行写作,我想作者可能也在诗歌文本中给出了答案:“既然已将生命许给诗神,就应该庄严地为历史作证”。这就涉及到个体、语言、历史三者生成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也有不少诗人写作历史题材,包括写作文化史诗的海子、骆一禾等。但对于这部10万行的长诗,对于这种历史题材的写作则带有更多格外的意义。《在河之洲》中涉及的个人和历史的写作关系回应了一个问题,即:“历史选择诗人”,这看似假话、废话、空话,其实不然。为什么是刘仲?为什么是唯独刘仲这一个人这样写作,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这是大家必须关注的。其次,《在河之洲》的内容还体现了诗人再造了历史。特别是诗中涉及上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历史和诗人的再造性关系。这种历史的再造不是直接镜面反射,也不是摄影或简单的回忆,而是用诗歌在表现历史。三是诗歌选择读者。这样的长诗到底会有什么人来读。写作长诗,更像是坠入一个黑洞。古今中外,尤其是写作长诗的诗人很有悲剧性,有的20多岁就迅速离开了人生。面对这种体量庞大的精神主体,诗人将经受很多考验,面临巨大的困境。因为要将历史转化为自己的个体化的语言。从文本的内在精神到外部形式,包括文体的创造、构架的搭建、语言的锤炼、主题的挖掘以及调性的控制,对诗人都是巨大的挑战,这种写作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说,《在河之洲》值得一读,我们会看到文本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手法,而翻开任何一页,这部诗都是严谨押韵的,还是叙事的,而且还要刻画众多不同的场景、塑造众多各异的人物,甚至还要考虑外在工整的韵律和节奏,这种难度对于长诗创作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对诗人是一种是巨大的考验。而这首长诗完成是需要支撑的,这背后的付出和理解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谈到这种大体量的诗,有几个概念需要理清。即长诗和大诗的关系,史诗和诗史的关系。在我看来,长诗更接近一种物理概念,由行数和字数构成的。而大诗则具有一种精神体量的重要性。我从来不使用史诗这种概念,在我看来,史诗属于伟大民族的集体创作,而非个人创作,是一种不断传唱、不断延续的艺术形式。对于《在河之洲》,我认为可以用诗史、大诗来界定和定义。这不是一般的长诗,这是具有精神重量的大诗,也是用诗歌叙述历史的诗史。从这部长诗中,我们能发现诗人的阅读和精神资源来源,也能理解他有足够的能力来用诗歌来进行写史。我也读了很多人书写中国梦的厚厚的长诗,但读了两页就扔掉了,那些都不是诗歌,那些梦也不是真实的。我觉得《在河之洲》在处理当下的困境的时候,具备两个写作姿态:一个是自省,一个是反讽。这两种姿态其实也就是一种。诗歌中的反讽意识非常重要。我在文本中看到了类似和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的诗人的主体形象。这非常重要。风车旋转时,会产生离心力,许多伟大的诗人都被这种离心力所甩出时代的中心。而诗人只有站在边缘的位置,才能对个人、历史、四川以及原型作出回应。我认为这个叙述姿态非常重要。 第三,关于长诗中的时间、空间和地方性。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今天来到满屋四川方言的会议室有一种孤独的感受。这让我联想到,这次会议的组织方式也创造了我参加过的研讨会的纪录。甚至包括无论男女每人面前的一个烟灰缸,都很特别。这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诗歌和日常生活是统一的,是一个层面的。这部长诗从时间维度,涉及了大约100年的中国史。而这其中又涉及两段历史,一是诗人亲自体验参与的部分,这是当代史部分。二是近代史部分。这来自于诗人对家族间接的考察,这两段时空融合到一起是有难度的。因为后者还需要诗人发挥历史的想象力。说到地方性,我在诗歌中看到的空间非常重要。比如,川中县、内江、翰林院、资中、甘家坳、吴家湾等。这些空间分属不同层次,既有公共空间,也有私人空间。从这个角度看,这部长诗明显来自于这块土地。所以,诗歌和地方的关系很重要,什么样的地方生长什么样的植物。因此,这部诗歌一定来自于资阳和四川,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另一个则涉及方言,很多正文里都有大量的方言,每一节后都有注释,内容涉及必须解释的民俗文化,诗歌和注释构成了相互的支撑。每次我读注释的时候非常高兴,作为外地读者,这些注释是必须的。因此,这首长诗由正文和注释两个声部组成,如果没有第二个声部,阅读的障碍将前所未有。还有两个问题困惑着我: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中国史。这部长诗每一卷都是以圣经作为引言,对此我不了解。为什么一个四川本土诗人写作中国的长诗,在引言部分不使用本地的语言,而要使用西方圣经中的教义。每一卷的引言串联起来,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精神史。我认为这和宗教信仰无关,可能更多是来自于精神苦难的对话。而我本人更倾向于使用四川的民歌等本土形式作为引言,因为这部长诗很多的卷首诗都具有浓郁的本土文化气质,是本土的声音。纵观现代汉语新诗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背后很长很长时间站立的都是西方诗人艾略特、里尔克等,而不是站立的东方诗人。汉语和西方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今天暂不展开。 关于中国史,我们能从从这部长诗中大历史、民间地方史和个人史构成了关于时间的三个维度。首先说到大历史,用诗歌叙述大历史,一定是非常个人化的大历史,而不是来自于档案馆的官方史。当代中国20世纪经历了几个巨大历史节点,面对这样的历史题材该如何处理,不仅是诗人面对的课题,更是中国当代所有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这种题材写作的难度非常大,这涉及历史和修辞的关系。我认为,这部长诗在描述某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和历史大人物时,比重过大。我更想看到在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史。因为历史事实有时会对个人的自由创作造成巨大的压力。此外,我还发现在很多节的开头,先写到四川的天气,然后进入正文。蜀地的天气和诗歌精神氛围的呼应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艺术性上,这部长诗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说。我所知的很多四川诗人的诗歌写作都带有先锋性,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很多流派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在河之洲》则是很少的,即便是西方的影响,更多是来自于古典时期和经典时期,或者现代主义之前的时期。我更多看到了文本中中国诗歌自身的部分,作者更善于使用传统诗歌的秉性,包括汲取民歌的营养,在写作中呈现出朴素的现实感,这是一种非常踏实的写作,包括那些很自我的观照方式。另外,这部长诗如何协调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关系,协调戏剧化和主体议论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可贵的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不是单纯描绘老旧的事物,而是更多呈现当下工业化的景观。过去和当下不断往返打开,历史和今天不断相互打开,在时空的跳跃中不断关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辩证关系。而第四卷《节妇和烈女》似乎是女性题材,实质还是关于历史的叙述。我最后想说,这首长诗修辞上还用了预叙,在展开故事之前预先谈到了未来。如:“17年后,当马世勋在躺在病床上”。而我想说的是,当30年后,当刘仲仍然在写诗的时候,中国的诗歌界还有谁做好足够的准备阅读这部长诗,评价这部长诗,让这部长诗不止在四川流传。这部长诗应该进入国家档案馆。就如华栋所说,这首诗给出了很多窗口,可以随意进入。我在诗歌研究生涯中,从来不使用伟大的这个词。但我这次来资阳,只是为了一个人来的,是怀着敬畏之心来的。

    霍俊明,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0:18

    浅议现代汉语长诗写作的可能性 ——在刘仲长诗《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抛砖之辞 刀刀子

    从广义诗歌概念上来讲,中国诗歌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祭器铭文,我们都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上命名为诗歌。《诗经》作为传统意义上最早的诗歌合集,其中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反映了当时先民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及至后来的《离骚》、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一脉相承地将华夏文明的诗意一一记录在案。统观中国古典诗歌史,我们注意到“诗史”的传统一直都在,《全唐诗》亦是众人合作而成的唐代史诗,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盛世唐朝进行了个人化的诗意记载,这其中大部分的作者是当时社会的士大夫,是代表着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的集体创作将古典汉语诗歌推向巅峰。 通过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我们注意到,古典汉语的演变是跟随着封建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化,每个朝代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本范式。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演变趋势是越来越不拘泥于格律和形式,体裁更加随性自由,阅读对象也呈现出向大众平民传播倾斜。从宋词元曲的酒肆咏唱,而后明清小说演义的大众评书,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上层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传播的境况。在此背景下,古典汉语的诗意再一次焕发出浓郁的烟火和人文气息,而这种先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现代启蒙,却没有成为中华近代文明发展的潜在动力源,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过多赘述。 现代汉语的出现更多的是源于外力的强行干预,有当时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也有内在统治阶层的社会需要,在内需外求的尴尬情形下,汉语(诗歌)以断裂式的决绝、粗浅而无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现在来读白话文运动时的诗歌,会对其文本的粗浅、低劣感到不好意思,甚至认为那些文本,根本不像是出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人之手。经过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取得了一种新式语言必要的积淀,那么它是否具备成熟语种的底质,是否能够满足现代诗歌(长诗)的写作呢?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当代诗人需要考虑的,也是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急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整个民族都要直面并及时回答的。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诗歌则是语言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手段。现代汉语的百年历史中,从起初的粗浅生涩到政治话语的粗暴泛滥,再到市场化的媚俗,及至当下信息网络化的荒诞,在每个阶段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本,印证着语言的张力和弹性,现代汉语语言也似乎呈现出足够的包容性和可塑性。例如突飞猛进时代的政治高歌,后政治时代的乡村挽歌,到市场经济滥觞的学院呻吟,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信息口水,都以不同的侧重点和切入点,反映着时代的底色和变迁。我们不能概而言之那些时代诗歌的优劣,只能称之为历史阶段的产物,或者说诗歌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度而言显得不可避免。 体质羸弱的现代汉语,在繁杂多变中行进,刘仲耗时30年创作的长诗《在河之洲》基本上是与整个现当代汉语的嬗变同步的。《在河之洲》描述了蜀地的风物人情,历史跨度百年,人物刻画上百,总行数将近10万,从体量规模上来讲,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文本。《在河之洲》的文本结构、内容、体裁具备一部史诗的必要条件,围绕着刘氏家族近百年的兴衰变迁,将川中的山川河流、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正史野史、俚语土话、宗教人文等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确认和指证。由于诗作本身的篇幅庞大,限于本人的能力有限,这篇小文只从以下两方面抛砖引玉,期望其他专家能有更加详尽的评述。

    1. 语言与体例构建

    前文大致讲了现代汉语从生成到目前几个重要的发展或变化节点的特征,《在河之洲》的写作跨度历经1980年代的诗歌狂飙期,1990年代乡村梦想破灭的沉闷期,及至新世纪以来网络信息化衍生的荒诞期。我们阅读《在河之洲》作品时会发现,文本从《序诗》到第十一卷的《裂变》,整个语言风格是沉稳内敛的,即使是为了人物塑造而出现的俚语对话,也并未影响10万行长诗的统一语调,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是与时代风潮隔离的。这种结实稳固的英雄体腔调,与其说是传统史诗写作的命定元素,不如说是诗人刘仲毕其一生心血而获得的缪斯的垂爱。 作为有着长达40年诗歌技艺淬炼的诗人而言,为读者贡献几个新鲜的造句或比喻自然不在话下,但这种小聪明式的写作将难以完成一部长诗巨著。刘仲的《在河之洲》更多则是采取了直接状物描绘、心理刻画、夹叙夹议的手法,将一个多灾多难光怪陆离的民族百年史诗,通过一群小人物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进行艺术地投射,使文本的确立有了合理的安排。作品中,每卷卷首的《圣经》节录题记,与正文大量出现的围绕城隍庙而展开的叙述,形成了作者渴望东方乡村民间信仰与西方游牧海洋文化的诗性碰撞、融合的企图,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苦难是通过虔诚而谦卑的隐秘对话来呈现的。而在《阶级的荣耀》《红色风暴》等篇章里,作者用第一人称对时代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激烈的控诉和评判,犹如投枪般的现代汉语显示出刚硬而暴力的一面;应该说,刘仲的长诗写作实践,在语言层面上证明了现代汉语具备大诗、长诗、史诗所需要的张弛力、控制力。 在体例构建方面,《在河之洲》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古典章回体文学的范式,按照时间变易、事件发展的线性结构往前推进,每一卷相对是独立的,但又与前后相互贯联呼应。我们知道章回体小说的特点,虽然篇幅较长,但每个章节都设置了起因和高潮,并空留有停顿的间隙,以利于阅读和评说。刘仲的长诗《在河之洲》,每卷的标题可以视为该章节的主题关键词,而引诗则是用来高度总结或引领该章节的内容。这种结构选择或可理解为诗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致敬,或者说,现代汉语长诗写作避免不了对古典汉语的依赖,需要在承继的基础上,方可往前行进,这是现代汉语长诗的宿命还是暂时的妥协,我们期待更多文本给予回应。 2.当代诗歌的现代性 众所周知,中华的乡村文明是所有炎黄子孙共同创造的献于世界的东方瑰宝,其中正和合的内在精神气质影响和主宰了世界文明史两千余年;时至近现代,以西方的长枪大炮为首要标志的游牧海洋文明敲开国门,导致中庸的华夏文明迅速失守,各种西方理论、价值轮番在九州大地上试验、传播、推进。在此期间,有太多激潮汹涌、大开大合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同时进行的文明突变,可我们发现,任何优秀的强大的文明制度或经验,在东方文明面前都会与之汇流,形成更加富有弹性韧性的人类智慧。这种先天的文明基因,决定了不管是语言还是社会制度,都会在因缘恰好之时,演变为适于现当代人们需求的式样。诗歌的现代性与文明层面的现代意识是不谋而合的,从《在河之洲》的文本中我们能够读到作者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悲天悯人的平等关怀意识,以及通过语言流露出自由的诗歌抱负。 诗人刘仲的生活经历和先辈遗留的生命经验,是构成《在河之洲》的重要原始素材,诗中人物的遭遇、命运也呈现出足够的戏剧性,而只有故事性的文本是浅薄的,是难以勾画出时代人物群体深刻的悲剧性。对此问题,我们看到刘仲采取了直接评议、指点江山的春秋笔法,一方面裸呈被现当代中国繁杂炫目历史大戏裹挟而行的百姓群像,另一方面也给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提供了命定悲剧的神性安排。这种带有东方宿命般的关怀,个人认为可以成为现代汉语长诗写作的有效手段,有别于西方诗歌写作的理性,但又“拿来” “融合”东西文明和诗歌的优长,形成达济天下的东方智性。 当然,每个深陷生活的当代人,也同时深陷于历史的浩荡和泥沼,每个人也都有视野的盲点。比如《在河之洲》中,诗人对语言的感知自不待言,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即使作为读者通读已是艰难,何况书写的作者。那么问题来了,诗人们是否需要有对语言尊重和克制的约法,长诗的写作是否要考虑到语言的节欲和避孕,毕竟发明文字以来,典籍汗牛充栋,多少次残暴的焚书坑儒都没有阻挡人类著书立说的热情。我其实想说的是,茫茫宇宙当中,一定有类似于或高于我们的智慧生物,当他们造访地球,看到这么多文献资料书籍,会不会累到吐血?会不会感到烦躁而一怒之下把咱们累死累活的文明成果付之一炬?我觉得诗人有责任为地球文明的延续作出贡献,这也包括拿出足够的诚意和智慧,书写出精辟凝练的诗歌(长诗)样本,让星外智慧体的来访变得轻松惬意,一盏茶的功夫,就能感受到我们的伟大和深刻。 因个人才疏学浅,对诗歌的研究和实践是行在路上,对刘仲先生长诗《在河之洲》的阅读也还不够深入,粗浅地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与诸位专家交流共勉。

    刀刀子,本名王飞。诗人,河南诗歌学会理事,中原青年诗歌联合会会长。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1:02

    种族生命与宇宙元素的浑然交响 ——在《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发言 陶 春

    上午听了邱华栋、霍俊明先生的精彩发言,很受启发。同时,借这个机会,我想接着再谈下‘民间’一词的内在意义。 在中国诗歌界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诗歌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在民间。 这里谈到的民间诗歌或民间诗刊,不但是指现、当代以来持续以地火形式持续燃烧,并不断浮出水面的一系列纯民间视域的诗学立场的诗歌运动,更是对‘学在民间’这样一种优良思想传统的勇敢回应与冒险践行。 学人钱钟书笔下有这样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者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所谓学在民间,不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脉,也是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通则。古今中外被公认为经典的学术成果,多是学者呕心沥血的个体著述,而非国家美学或国家意志的产物。纵观中国历史,华夏文明的“轴心时期”产生的原典,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民间“素心者”商量培养的结果。比如老子,匆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后,去而莫知其所终。庄子,更明确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即使是“用世”之心较为急迫的孔子,留下来的大量“子曰”,基本上也是他与弟子们闲谈的产物。(再往后看,河汾讲学的王通、闽北著书的朱熹、黔中悟道的王阳明等等,无不是在河畔山林的民间环境中建构起他们的“一家之言”的。) 不仅“国学”的源头在民间,异域传来的“西学”同样遵循着这样一个民间萌发、民间生长的规律。比如,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学园都是民间性质的;依靠磨镜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卖掉议长职位的孟德斯鸠、终生隐居在小城哥尼斯堡的康德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秉持着民间的姿态。这些身在民间的“素心者”,远离象征现实功利急迫的政务和商务,既毋须防范他人,更不值得他人防范,也不用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可以从容地探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人是什么?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等等之类的疑问,使得一些根本性的解说得到一种可能发生。 投射在诗学领域,四川民间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发轫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继朦胧诗之后,《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在1986年隆重推出的“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以四川(含当时的重庆)诗人群像为主体构成的“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凭借独有的语言个性与思想叛逆气质集体杀将而出,构成了大展中最具有文本、语言及诗艺本体精神价值意义的冲击力方阵。“第三代”诗人的概念因他们的命名而奠定了四川作为诗歌大省与诗歌之都的地位。 单从这个时间角度算起,不觉已经过去20余年。“在最终一场壮烈惨败之后,九十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徐敬亚在一篇名为《八十年代: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的文章中这样评述。当然,这里面除去政治因素的影射,更暗含了,满载满魔鬼琳琅脸谱的商品集装箱与冒充上帝万能手指的现金列车,翻过九十年代的隘口突然提速,一场酝酿已久的价值转型风暴,猛烈颠簸乃至从现实生存的根基上掀翻了无数诗人大脑站台中停泊的最后一只鸽子或玫瑰形的竖琴折叠的帆船。“下海”成了那个时期最时髦,远远胜过“诗歌”无穷倍魅力,浑身金光闪耀的新名词,也诱惑了神智昏聩的全民不假思索赤膊上阵。 透过不时有被冰凉人性的‘海水’卷上岸滩的千疮百孔的诗稿残页,与肿胀的各式各样面目全非的汉字遗体的镜片,我们被告知,一部分:光,已然被迎面彻底击溃。另一部分:光,不得不暂时退隐进地层岩石内部的荫凉,以躲避它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文化价值沦丧、道德秩序崩溃及科学技术的白昼时代,所麾下的心灵气候急速进入的黑夜和集体野蛮状态的废墟处境抛射而出的骇人喧嚣。 但,彰显独立人格,供奉自由创造信念的诗歌精神之火却从未熄灭。我与刘仲相识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他的身份是律师。一米七五的个头,魁梧、硬朗,谈起话来声若洪钟而富余雄辩的激情,从话语的信息量辨析中,知道他读了很多书,尤其在对东西方古典哲学的认知上颇具心得。多年后,不断有消息传来,听说他在写一部大部头作品。如今时隔三十年,这部著作以“天铎”长诗奖获奖作品的名义摆在了人们面前,并引发文学界、诗界的震动。 语言是有重量的。同时,因为诗人的不懈挖掘,语言也因此显现出重力。这重力的拖拽与强大引力类似天文学中描述的黑洞。很多诗人的肉身因为承受不了这精神极限挑战的耀眼光芒而突然夭折与坍塌。从这种意义而言,我想说,刘仲是幸运的。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生涯中,唯有对词语的忠诚与不屈信念令他的内心一直保持着高扬的思辨激情与生命活力。他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身份,完成了对自我精神生命几乎不可能的救赎。 叙事诗作为诗歌类别的一脉重要体裁,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圣经•创世纪》,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从《山海经》、《诗经》到《黑暗传》、《格萨尔王》……直至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出现,从某种意义而言也为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掀起叙事诗的创造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尽管上述一些篇章至今仍在某些地区被巫师、艺人及无数游吟歌手承袭吟唱与表演,但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资讯的发达,人类叙事手段的不断丰富与多元,以诗歌形式单一叙诉某个故事或事件为主题的传统叙事诗,其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线性思维模式已不能满足或更加精确呈现人们日趋复杂的情感与意识表达需求。这也正是上个世纪90年代,诗歌中叙事策略的出现,更多是要求语言呈现作为个体的人的综合性生存体验与生命意识的不可重复特征,从而建立高度个人化写作的美学洞察与辨析力。 瑞士美学家埃米尔•施塔格尔对“叙事”这一诗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作为一种语言方式或存在方式, 现代“叙事诗”意味着诗人与世界(表现对象)关系的客观距离,观察与分析性。并通过叙事,力求表现诗的肌理和质感,最大限度包容日常生活经验。在这部史诗性质的作品,刘仲以半个观察者,半个介入者的身份,从“近处”的记忆出发,以冷峻、凝练的白描句法,叙述了其个人家族几位代表人物在近一个世纪中历经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与兴衰成败,并透过个人生、死折射出时代命运的严酷与荒诞乖张,令人想起克罗齐所言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绝非戏言。因此,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也可以视为一部以家族为原型的,在川南地域上生存的千千万万的草根民众的生存史。同时,用陈述话语来代替抒情,用细节来代替象征,以写实流露情感、展示意象。这或许是刘仲对汉语写作的重大突破与贡献。 诗评家陈仲义在《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一书中,将这样的诗写谱系定义为‘综合诗写流向’:对万千细小事物的亲和、异质材料的涵纳、不同语境的渗透、相互间的映照、对话,在互文框架上,应对着历史、文化,开始各种复杂思绪与体悟的诉说策略。同时,叙事不再意味着一种技艺,而意味着存在——言说方式的改观,在表现更为复杂的生存——精神景象时,拥有了抒情难以替代的功能。 在一篇有关长诗的谈话稿中,我提出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长诗的出现,不但是检验一个时代诗人是否在局部或整体通透自我世界的才华喷射,更是衡量一个优异诗人是否具备综合述说能力的重要标尺(包括他的智知储备、心能储备、生存体验储备等等)这样的储备是期待某一日借助语言的天梯飞身一跃,撞见本源的诉说,本源就是指一事、物或人的形象从宏观到微观诞生的本性之源。 间断的诉说是短诗,是思断裂,与本源暂时断裂的领悟之言说。从此种意义而言,诗者毕生之创造,都在完成同一首诗——走向本源之诗。 更远之,长诗的诞生与出现是种族文明与个体心灵撞击后绽放出的终极语言之花。因此,具体到刘仲这部作品,它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诗歌领域,而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自然——种族生命与宇宙各类元素的浑雄交响。 这多少印证了‘存在’同仁刘泽球在《远离背景的建筑》中谈到的长诗题材——‘个人精神史’类型之一种:有个人精神成长的记录性质,以个体的方式呈现一代人的群体化命运,不回避欲望、非崇高因素的真实存在,敢于揭示和批判,关注并袒露个人处境,表达个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 但,“归根结底,长诗只是诗歌一种形式,有意义、有价值的写作并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长诗写作也不是哪一代诗人的特权或者特征。长诗写作,源于某种积累,源于长时间深入的思考和体验,如地心里的火焰。它不是简单的释放,而是建筑。我们应如是而作,如漫漫长夜里的古代匠人。”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刘泽球在那篇有关长诗写作的文章结尾一段话作为我这次谈话的结束,因为,那也是我的态度。再次向刘仲先生致意!并表示衷心祝贺。

    陶春。四川内江人。男。1971年生。祖籍重庆合川。诗人,9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民刊《存在诗刊》创办人。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1:34

    史诗的可能与必然 ——读刘仲《在河之洲》 谢银恩

    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艺术范本, 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而史诗作为这一艺术门类的集大成者,不管是属于集体原型创作而流传于民间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神话史诗还是个体创作的文人史诗都与历史有特殊关联性,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 体现了史诗的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达。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西方史诗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荷马史诗开始, 到维吉尔、但丁的文人史诗创作, 秉承着崇高,悲剧,灵魂,救赎与宗教背景是西方古典史诗的深厚的传统。随着长篇小说兴起,史诗逐渐式微。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史诗必定让位位于小说。(《美学》第三卷下169页)别林斯基也曾说过将来的史诗必须散文化,将来的史诗就是长篇小说。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动摇了希伯来宗教与希腊的古典哲学,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加快了古典理性哲学向现代非理性哲学的过度。1920年,爱尔兰诗人叶芝在《第二次来临》一诗中写道:万物崩溃,中心涣散,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热的狂热。”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预示未来很可能是混乱和灾难,控制未来的很可能是“那些冷漠的大众”那些毫无理性而且有破坏性的民众,保不住精神的崇高。现实世界是不可靠的,艺术家的追求不在现实世界,而应在远离现实的另外一种更真实的世界。而艺术地.表达出这个永恒的世界便是作家的最高任务。这样,史诗所表现的题材与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艾略特的《荒原》,厐德的《诗章》,里尔克的《杜伊偌哀歌》,聂鲁达《瑪楚比丘高峰》,圣琼佩斯的《远征》,帕斯的《太阳石》,埃里蒂斯的《俊杰》甚至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开启了现代史诗从宏大外在历史题材转向精神与灵魂的苦难、绝望与抗争、文明的终极救赎的大门。 在汉语语境,一般谈及史诗,首先想到的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成为“中国三大传统史诗。而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汉语写作,一直到新文化的五四时期,鲜有文人个体创作的史诗。胡适慨叹中国没有荷马这样“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作家。王国维说中国“叙事的文学(谓叙史事诗、诗史、戏曲等, 非谓散文也) , 尚在幼稚之时代”,梁启超 也发现“泰西诗家之诗, 一诗动辄数万言”, 而“中国之诗, 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 罕过二三千言。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没有民族史诗。
    新文化以降,白话诗取代文言文,从形式上汉语摆脱了镣铐。一百年来,新诗不管从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与技巧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自身是否建立起了唐诗、宋词那样的系统性传承与范式,一直是新诗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随着时代场景与大众阅读期待的转换,史诗在现今的生存境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是阅读习惯与即时消费同构化。除了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人们很少有足够的耐心关注长诗或史诗。即兴、即景、即情的短诗,更容易进入多数人视野。传媒、影视、图像时代加速了的心灵震荡与灵魂麻木.层出不穷的文化假面具、装腔作势的夸大其词的搞笑、恶搞,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决定了传统史诗英雄角色被迫退场,信仰和价值观被越来越密集的钢筋混泥土丛林消解。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搂(不是哥特式宗教尖顶或埃及金字塔意义上与神灵沟通),掩盖着蓝天与阳光,阻隔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无赖地裸露人灵魂的脆弱与渺小.“上帝已死”,“技术至上”,金钱万能的拜物教让人们对这一切司空见惯,并美其名曰“后现代,全球化”,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借口,不动声色地加剧这一出出闹剧。约翰.卡洛尔在《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指出:“我们生活在人文主义五百年来的废墟之上,残垣断壁在我们周遭森然挺立。我们的文化在瓦砾中径直向前延伸。我们节节败退,这意外吗?我们绝望。却不在乎。我们怯懦,却不能惊醒,我们在富足中日渐赤贫,我们在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④这无疑是对历史线形进步观的当头棒喝。随着后集权时代经济狂潮的猛卷。“反崇高、反理想、反文化、反传统”的中国第三代诗人们开始了诗歌回归个体、回归语言的艺术实验。“诗歌到语言为止”,口语诗歌、下半身、垃圾派,去政治化、去现实化,成为他们极力推重的价值取向,忽略当下现实的危机。表达沦落成为浅薄的晦涩、优美的无病呻吟、纯粹的文字游戏。而互连网络的兴起成为自由交流与表达的平台,泛滥成灾的网络文字分行,加速了诗歌的平面化、平民化。那些毫无社会批判意识的玄想和故作深沉,那些置中国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酷现实于不顾的自命清高和艺术化的想象姿态,任由私己的怨尤被放大为艺术化的表达,成为逃避社会现实的精神乌托邦。这样的背景注定长诗或史诗创作永远显得不合时宜,永远与大众的期待背道而驰。但诗歌创作总是倾向于以少数和小众的姿态而存在,总是让那些具有自我肯定能力和超越精神极限的诗人自觉选择那条人迹罕至的披荆斩棘之路。经过漫长的积累,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文学价值责任使诗人刘仲在接近花甲之年为我们奉献上了《在河之洲》这部厚重史诗。 一、为历史作证的勇气 《在河之洲》是刘仲的呕心沥血历时30年,以家族和时代为题材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叙事史诗。五代人的悲欢离合,几百个复杂人物,展示了一百年间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以真切的生命感受凝结成的思想珍珠,以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宏伟的气魄,宣告现代诗歌在历经沉沦和迷失后,史诗的可能与必然。 史诗具有自传色彩,通过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揭示,展现一个民族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处境不是虚构的,而是切身之痛的亲身体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人生的全部难度和强度,物质与精神的强暴,沉沦或者得救。第二卷:《乱世人生》第三卷:《苦海》第五卷:《孽缘》 第六卷:《最后的斯文》第九卷:《红色风暴》。 从这些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而是和民族的大生存相通的,这样一种思想,使作者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第九卷:《红色风暴》是中国疯狂痉挛年代的详尽病历。第十卷:《大地的恩情》知青生活;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两卷中,诗人的历史思辨意识达到了以文革为题材的所谓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所没有的高度与深度。他真实的见证并记录下自身民族的苦难而艰辛的历程。没有回避,没有粉饰太平,没有为表面的所谓太平盛世歌功颂德,始终用诗歌为民族的苦难而呼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遭受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殍千里,民不聊生。以颂歌体见长的贺敬之《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郭沫若等而下之的一系列无病呻吟的咏物诗,对民族的灾难视而不见,他们描写和制造虚假的历史,利用诗歌的抒情性进行谄媚和政治投机,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他们的文字幽灵覆盖了大饥荒的尸骨,万户萧疏,大地的沉寂,当时这些颂歌是如何的美好动听,响遏行云。 《在河之洲》在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中,对这些虚假的写作发出了震耳发聩的黄钟大吕,掷地有声: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共犯。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我们甚至不能作为证人指证罪恶,而只能在黑暗中分担罪恶,并通过认罪这个行为使罪恶被认定。诗歌拒绝历史成为历史,拒绝把历史供奉在 心灵存在之外,拒绝为历史低吟无力的挽歌,也拒绝为历史炮制盲目的颂歌;他以思想凝聚起自身全部外在与内在、先天与后天,经验与启示的力量,勇迈地承担历史巨轮的重辙,将痛苦与死亡、光荣与败北、荒凉与血渍与刀光剑影、这些历史孪生的枯枝败叶,重新燃烧,把这些火种裹在诗篇里作为礼物转交给民众。诗歌,通过对历史水乳交融的批判和炼金术士般的提炼,根除人作为历史的附属物和寄生 虫的本性,赋予它创造的冲动和渴望的激情。诗人写到:“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强盗, 都是杀人如麻,脚踏枯骨。 有的改朝换代做了开国帝王,有的却死与打家劫舍 均人世间的贫富。 可就没有一个人是死于追求自由—— 甚至没有人想过自由为何物!”(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清醒剂。集权专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利与江山是暴力打出来的,权利不属于人民,人民与政府没有契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与西方民族的民主自由,宪政,三权分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参阅资中筠的相关论述) 诗人借诗中人物之口质问:“阶级斗争是什么文化,孔夫子加马克思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为什么这么残暴。胡乱杀人” 。这就从思想源头上把董仲舒以后罢黜百家而独尊的儒术与后来的阶级斗争理论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 充其量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大秤分金银,充其量是替天行道封妻荫子名垂千古。 没有人想过解救牢笼里的思想,(像《国际歌》里唱的那样)没有人想过栽培自由之树。 呵,专制的传统,永恒的法度:你深入骨髓的毒素谁来清除? 因为你已造就中国人奴性的基因,因为你就是东方龙最基本的色素。遇罗克,张志新——可怜 你们也是马克思的信徒—— 马克思在中国……留不住你们开化的头颅! 生命的呼啸令山川哀恸,鲜血唤不醒迷狂的民族。因为毕竟你们也是在神祇脚下 礼顶膜拜, 因为毕竟你们也是在捍卫哲王……”在专制与集权的土壤上,政权的邪恶之树盘根错节,每一片树叶都是吃人与杀人的软刀与硬刀。而放眼世界,“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 是怎样屠杀上万僧侣? 还有那日本的731部队 ‘杀人细菌的功勋! 奥斯维辛的耻辱不属于 某一个民族。(117节)”这样看来,成就一部史诗需要诗人的宽阔的视野与清醒的意识。面对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的时代,价值溃灭,暴虐横行,是流血、冲突、堕落,困惑、思考、救赎这些思想触觉应该深入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予者、经历者、活的见证人的灵魂。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哈维尔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作家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作家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汉语的历史已经疲惫不堪,承受了几千年的打击,布满血丝,太多的希望和绝望而扭曲变形得只有剩下触目惊心的两个字:吃人。长诗的荒唐血腥残酷源自诗人的诚实勇敢。没有陷于迷误,他明白诗人是民族的良知,是民族之魂,它要人们不忘记过去的痛楚。诗歌需要震撼人心的力量,需要对人的关怀与同情。,他清楚的知道,置身于现代,后现代的新诗追求的梦幻、变形、碎片化、平面化、现成材料、神奇、隐喻、象征、晦暗、私人隐喻、私人象征、随机隐喻、自语言、实验、探索、前卫 即便是技巧再高超,艺术再完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无难度的,无厚度的,无重量的,因为它们先天的丧失了历史的重量和道德的助力。 二、平庸中寻觅崇高和浪漫的美学思想 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思想深度与经验广度的整体性对现代诗来说,尤其以历史题材为母题的长诗或史诗,绝不只是简单的叙述,描摹和记录、存档;也不是简单的批判,赞美和歌颂,表达作者的情感、道德或者政治态度;而是一种诗歌方式的见证和介入,对题材的广度呈现和深度挖掘。诗人必须在自己的诗歌中传达出一种高于现实的精神和理想,诗人要在其诗歌中体现出一种穿透迷雾看见本质的历史思辨能力。因此,这类史诗性的诗歌是有难度的,是有厚度的,是有重量的,彰显诗人的美学风格,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平庸中寻觅崇高和浪漫,丑恶里发现美的踪影(65节)……我们说诗人描写悲剧是因为他 战胜了悲剧” 。刘仲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美学主张:现代文艺的主流应是 传统的新生和经典的延续。 我们需要提升,而不能 在各种理由下放弃和沉溺。我深信颓废和形式主义不是人类 发展的主题。 而哪些无病呻吟、写山写水、写吃喝玩乐、写小情小景或者囿于个人情感的诗歌。向生存投降,向语言投降,向平白叙事方向的扁平移动从来没有停止。诗人的生命应该是波段性的,情感是立体型的,视角是全景式的。通过诗歌将时代的阵痛、隐痛和悲痛,丧失、丧乱与丧礼,无知、无良与无法,尽可能地以个体的方式写出来。 第八卷《阶级的荣耀》181节,从王小波切入,从卡夫卡、狄金森,到罗素等。直接抒发诗人自己的立场:向专制宣战,把历史反思, 让哲人王成为垃圾…… 这唐吉诃德式的胆气—— 是专制的死敌…旗帜鲜明地否定一个人有剥夺 他人思想的权力。我更加厌恶金斯伯格, 吸毒犯罪后的嚎叫绝不是诗句)我佩服你为同性恋者们的尊严仗义执言,尽管我恶心这反自然的变态情欲。 我希望所有的爱情都是健康之花。大量的勤奋阅读与积累,使诗人的思考更深邃,从来没有脱离现实与政治的文学,艺术的自律与伦理,道德审判是艺术境界高低的试金石。 三、回归本土的自然与人文风俗 《在河之洲》如同一幅自然与人文风俗的长卷,乡土人情、川中丘陵自然地貌,风云雨电,动植物,船工号子,四川方言。清明节的庙会…川剧三条河道,茶馆,麻将、赌博。所有这些元素有机的融为一体,从而有力的支撑起史诗的骨架。诗人清楚的明白:在势不可当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以西方科技为先导,伴随经济渗透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哲学、艺术、宗教对弱势国家文明的改造与转换是历史的必然。地域文化、方言、族语、信仰都被这一柄无形的利刃劈、砍、削、戳 ,瘦骨嶙峋、气息奄奄。可以说,大多数地域语言、文化、宗教正在遭受劫运。“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的时候,谈的是一个民族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而不单纯是一种工具语言。如果仅仅是谈这种工具语言,那么,在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中,其实无所谓民族语言。如果我们工具性的使用语言,汉语的存在是多余的,可以消亡的,就像今天很多物种被消灭了那样。那么,就无所谓一个民族语言自身所期待的哪种精神性的、多维度的非常丰富的整体内容。(《萌萌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153-154页。)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语言对于确立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根基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心智成熟的表现。地域性与方言特征永远是文学独立性的重要元素。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长茁壮的文学之树。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但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他从那里向世界人民发出了一个有力的、独特的声音,他不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调查报告,而是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人类的生活、人类的价值、同情、勇气、荣誉、怜悯之心、牺牲和耐劳精神。这是每块土地上都会生长的乡土人情观念。写作者会借助语言这个灵敏的探测器,凭借他的良知和艺术修为,在散落的碎片中寻找并勾勒出“那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红线”,“这红线像真理般强大,像邪恶一样不可动摇,它比生命还要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们同情欲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悲伤结合在一起”。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7月版3、11、26页) 诗歌作为民族的良知,她的诗写本身就是见证、保存滋养他生命与写作的大地万物。请读一读史诗中的船工号子: 哥哥我撑船噻,要蹦那个滩/ 要蹦滩噻,把妹唤 / 妹在岸上做啥子?妹妹你在捂着胸口儿喊。 一喊哥哥哟你要架势,/ 那滩口是个鬼门关。/鬼门关,水又急/ 打湿裤儿没得换。/ 二喊河神爷哟你要长眼,/ 我这哥哥可是有家眷/ 你要选女婿找别人,莫打我哥哥的主意我不干。/ 哎,妹呀,我的妹呀,/你莫哭,你莫喊/床铺不会空半边。 那滩口,水虽急,礁虽险, 哥的篙竿不会断。/心中有你哥胆大, 要给你和娃儿挣干饭。 菩萨照看哥是妹的夫,/老天爷保佑你嫁了个船老板…… 这明显回到汉语诗歌古老的源头:诗经与汉乐府的民歌传统。 四、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 刘老幺,刘宗氏,刘春,张氏,刘凤楼,葛秀才,沈建强、顾铁匠、万司令,刘吉等一系列人物作者借鉴意识流手法,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刘老幺临死前的幻觉,刘春枪毙姨娘姨夫时他母亲的言行,让宏大历史叙事被符号化的人还原为真实的生存与死亡,情欲与理智,苦难与抗争的漫长历程。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作为史诗,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时代大背景下塑造,要把自己的语言放在民族广阔的语言环境下去运用。诗人始终与他笔下的人物呼吸与共,与他的土地血脉相连。他深情的吟唱到:“铁线草的卑贱是不死的顽强,香附子在泥土深处繁衍生存——我就像那香附子离不开这土地:这土地生长出我的诗歌/并终将收容我的肉身。” 普希金说:“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向专制宣战,把历史反思;诗歌是不会死亡的,让我以诗歌的名义,向《在河之洲》致敬,向诗人刘仲致敬。

    谢银恩,四川内江市,青年学者,评论家。《存在》诗刊编委。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1:49

    全球化语境下的史诗写作 ——在《在河之洲》研讨会的发言 (录音整理) 吴震寰

    我一直对那些拥有大抱负的大作品情有独钟,而我本人也一直致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中华文脉传承到当下的艺术创作。反观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关心那些平庸的、琐碎的事物,却没有多少人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角度,去关注和书写流淌在我们血脉中这个伟大民族曾有过的那些伟大的梦想。但是,当我读到刘仲先生的《在河之洲》时,我有点惊喜,我不由得由衷地感叹,毕竟,还是有人在诗歌写作中拥有复兴民族文化的伟大抱负,并且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现在这部巨著出版了,成绩也自然出来了。今天早上,我又回味了一下《在河之洲》。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感慨,中国的新诗写作,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但是,汉语新诗的写作却是在西方文化打开我们国门的背景下产生的。纵观这一百年的新诗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汉语新诗写作一直在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而且学到的只是皮毛。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割裂了西方历史文化的脉络,一直是肤浅地学习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各种流派,并没有回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去考察、去思考我们的诗歌写作究竟应该厘清诗歌在文脉继承上的一种深刻的关系。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文脉的继承,我们在盲目追赶西方思潮的过程中也迷失了自己,并没有抓住自己民族的精神资源,没有却继承我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我们的民族是谁。一说到诗歌,我们很骄傲。我们有伟大的诗歌,但是那些诗歌叫“古体诗”。因此,看到《在河之洲》,我有点惊喜。还是有人自觉回到了民族写作的立场,比如刘仲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我们始终能感觉到他们是在场的,他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在诗歌构建的那个时空里,他是在场的。我们读他的诗歌,感觉是和他一起在经历那些苦难、爱情、幸福。他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民族写作的语境。对于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课题,刘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民族写作,而不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现代诗的写作。 其次,对于萧乾父设立的天铎奖,我觉得是应该和《在河之洲》放在一块思考的问题。梳理中国文脉的走向,我们会很清晰地发现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的写作是非常简单的,内容精炼短小,多是文人咏物抒怀,从四言诗经、五言唐诗、七言绝句,再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表现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篇幅越来越长,形式也越来越自由。随着时间的推进,贸易的盛行,文化的传播,到西方工业文明前夕,可以预见到,东西方两条文脉开始不可避免地交汇、融合。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文明之花强制性地植入了东方文明这块土壤。这表现在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民族文化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迎接、融合西方文明,特别的诗歌写作上表现为生硬、肤浅地追赶和模仿西方。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如同萧乾父所说,我们中华文明事实上从过去的“家天下”走到现在的“天天下”时代。而我们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写作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节点上,我认为我们的土壤已经经过上百年的文化沉淀,有足够的能力以我们民族的东方智慧来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体现在诗歌写作上,我们已经具备产生大诗、史诗的写作条件。但对于这种全球化写作条件和精神资源的利用,必定需要有人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然后站出来真正继承“天天下”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双传统,而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实现这个诗歌的写作梦想。因此,有时候,我们不妨在梳理文脉的走向时,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用拘泥于几十年的波折,站到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上看,会发现我们民族的伟大传统,甚而我们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一些有识之士始终在坚持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因此,天铎奖和《在河之洲》应运而生,他们意义不凡。我相信,世界文明走到今天,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华文化时代必定能够来临。

    吴震寰,广东雷州人,艺术家、诗人、学者。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1:59

    发给《在河之洲》研讨会的贺电 徐慢

    从2007年开始,我成为刘仲先生长诗《在河之洲》的忠实读者和推播者,而且把刘仲先生列为当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像刘仲先生这样毕其二十年之功于一发,不计名利地如此执着,甘于自我孤寂隐匿于民间而创作出一卷气势恢宏的7万多行的叙事诗,整个长诗中彰显的古典精神、浪漫情怀和叙事功底无一不在给中国当代诗坛一记响亮的耳光,尤其诗歌所凸显的宏大叙事结构和刻骨的写作信念足以来反衬当代诗歌的短见和耻辱。 去年夏天,内江陶春一行来上海会我,我们在交流当代诗歌的困境和写作维度时,谈到当代究竟有没有大诗人,我告诉陶春,在四川的民间就有一个隐者,他的创作向度和精神指向所呈现的素养就是一个大诗人所具备的素养,然后我就庄重地说出刘仲先生的大名,陶春笑着跟我说,他们这一行人跟刘先生都很熟识,至此我勾起了想去资阳拜识刘仲先生的欲望,此次听说刘仲先生《在河之洲》的作品讨论会即将举行,由于一时排不出时间,无暇亲自到场聆听和学习,只好遥祝会议成功,并向刘仲先生表达无比的敬仰之情! 《在河之洲》从序言开始就一下子把我漩了进去,在长达三年时间内,我几乎没有间断地把整个诗歌基本读完,诗歌主要写一个家族史,在阅读过程我深深陷入刘氏四代人命运沉浮的叙述语境,煌煌7万长卷,独特的叙事节奏和起承转合绵延着巨大的文化传统和人类对苦难的承受能量,我个人感觉到刘仲先生的写作主要指向是:人的意志力所要到达的理想国就是崇高。就我个人阅读经验,我认为《在河之洲》一点也不会比《叶甫盖尼奥尼金》差,所抵达的精神向度也契合了经典的要求。我认为此次会议应该更大可能地把这部作品推向大众,更深地挖掘作品所表现的美学价值,更诚恳地与刘仲先生进行交流和碰撞,让卓越的诗歌能够发出光芒。 好了,不能到现场祝贺,再次向刘仲先生表达我的渴念:向您学习!

    徐慢,1968年生于江苏。大陆十大先锋诗歌流派——诗民刊《活塞》创办者。写有长诗《蜉蝣》、《驴唇》、《比噩梦短一厘米的事物》、《木星药房》等,组诗《我花开后百花杀》、《剥葱》《种类及其附属》等。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4:11

    《在河之洲》:一部史书式的诗歌 ——在2012年5月23日《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发言 周齐铭

    《在河之洲》以叙事诗为体裁,通过描述5代人的悲欢离合,真实细腻地反映了川中丘陵地区100年的社会生活。这是一部可不多得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了解资阳的历史变迁具有参考意义。 作品中描写川中丘陵独有的气候、地貌、地理,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描写不同于地理课本式的介绍,而是融入了作品,与人物、故事情节息息相关,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少有。 《在河之洲》故事内容时间跨度长,涉及了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100多年的历史。在周齐铭看来,都为书中的人物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100余人物作为时代的参与者、经历者,依次出场、演绎、退场,反映了资阳地区的历史变迁。而作者对人物的把控、故事的构架也很见功力。以小人物的不同命运反映不同历史背景下人民的生活变化,描述真实可信,很有震撼力。从作品内容上看,算得上是一部史书式的诗歌。 艺术特色鲜活有节奏 《在河之洲》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坚持用资阳一带的方言土语进行写作,接近老百姓的语感,鲜活生动,同时对后人了解资阳的历史、语言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其二,诗歌有节奏感,与金钱板的节奏类似。而金钱板相当于四川地区的一种诗歌形式,有节拍、有韵律、朗朗上口,这就让《在河之洲》与其他散文诗截然不同。 三,作品注重细节。故事有吸引力,描绘的人物、故事、场景都很有历史感,并不是架空历史,而是在述说历史。读者能从纸上的文学语言联想到父辈口口相传的历史,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 作者作为土生土长的资阳作家,花费30年的时间,创作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和史料价值的作品,值得敬佩,令人骄傲。作者收集了丰富的素材,让读者看到从正史、地方志中看不到的历史。 自然,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商榷。比如,作品对改革开放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不足,深度不够,回避了一些时代矛盾。对部分历史事件过多引用文件、报纸的报道,与前部分的风格相差较大。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以及,作者在反映自身成长的烦恼时,过多引用哲学家、名家的语言,显得冗长累赘,对整体精炼细腻的语言不够协调。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在河之洲》是本地作家写作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形式新颖,内容有特色,值得一读。

    周齐铭,时任资阳市政协副主席,现任资阳市副市长。

  • 天铎奖

    天铎奖 组长 楼主 2015-04-28 15:54:44

    辉煌的文本 壮丽的史诗 ——《在河之洲》刍论 刘晓曦

    刘仲,四川省资阳市人。生于1955年,当过知青、工人、企业管理人员,自幼酷爱文学,阅读广泛,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93年出版诗集《艰辛的旅程》。2011年出版历时30年写成的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2013年出版选集《诗歌卷•原野 白云 风》、《散文卷•我的丘陵》、《文论卷•大潮下的人文关怀》。2002年《艰辛的旅程》获四川天府文学奖;2014年《在河之洲》获中国长诗天铎奖。 作为汉民族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史诗,《在河之洲》产生于相对自由的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21世纪初,涵盖了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100余年间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进程。史诗得益于中国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和中西合璧文化,境界高阔,气派宏大,语言优美,故事精彩,人物鲜活,通过对百年川中丘陵文化的艺术重建,承载民族文化,揭示生活本质,昭示人类未来。本文将从叙事架构、人物塑造、文本意义、哲学思想四个方面对史诗展开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叙事架构 史诗从清末川中丘陵一个草根家族命运开篇,缓缓撒开一张叙事巨网,让这一百年间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物沿着繁复的网线生长、纠缠、冲突、融合,走向宿命,从容不迫地描绘出川中丘陵自然和社会的多维全息影像,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立体、全镜头、百科全书式的再现了这个时段人们的生存状态,艺术地演绎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第一卷《赌命汉》首位出场人物是刘根娃,他生活在清末川中丘陵的沱江之滨,从城隍庙会骚乱中冒死捡得一块银元并以此为赌资,凭着超强的记忆和承自父辈的赌技,赢下大堆银元,却因命运戏剧性转折输光了家产,招致母亲自杀,自己则卖身为川南日资煤矿的煤黑子。在“天宝地光”炭厂这个人间炼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根娃得到了表姨父郑奉玺的救助,而赌桌冤家蒋聚财和麻福寿给他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十年过去了,黑暗到极致的“天宝地光”炭厂危机四伏,立誓戒赌的根娃为救出暴露身份的朝鲜抗日义士——表姨父郑奉玺,在赌桌上与汉奸麻福寿再次以命相搏。郑奉玺带领煤黑子占据了矿井,与“大东亚圣战”这个能源基地同归于尽。刘根娃幸免于难,同郑奉玺之女玉姬成亲,为刘氏传下了后代。 第二卷《乱世人生》,史诗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令人惊叹的庞杂资源整合能力,艺术地复原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刘根娃的儿子刘老幺,替人顶罪坐牢,意外结识父亲刘根娃曾经的赌博对手骆二爷的儿子——黑道首领“下山虎骆彪”,并由他引荐给军阀赖心辉,成了军官学校的高材生。1925年7月,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发动的上川东战争进入高潮。刘老幺从陆军军官速成学堂赶赴隆昌前线参加战斗。在发现自己仅仅是诱饵和炮灰后,他幻灭悲愤,厌倦政治的虚伪和战争的血腥。劫后余生回到川中县甘家坳混迹江湖,赶马帮、当土匪、开烟馆、除恶霸,成就了英雄名声,当上了德字辈袍哥龙头总舵爷。他想将袍哥改造成政党造福社会却无异于异想天开。社会糜烂不堪,袍哥无可救药。他求索未果,沉沦于酒、黄、赌、毒,31岁便在悔愧中去世。刘老幺的乱世人生是一场悲剧,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结构上,这一卷和第一卷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血缘和代际上,均表现了民族触目惊心的沉沦和堕落。诗人站在哲人和历史家的高度,面对那段尘封已久的军阀混战史和社会底层生活史,以多情而理性的心灵感受时代的创痛。在炮声轰隆、硝烟弥漫,弹片穿梭、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凤凰山战场,受伤昏迷醒来的刘老幺躺在草丛,迷惘地望着蓝天白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恰如《战争与和平》中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安德莱公爵——这是向列夫•托尔斯泰致敬的桥段。充满油画质感和富于音乐节奏的语言构成宏大的交响音画,让人身临其境,感官和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同时,大量意识流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刘老幺单纯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勇武、忠义和沉沦令人印象深刻。 第三卷《苦海》,刘老幺的儿子刘春登场,母亲刘宗氏被胞妹兼指腹为婚的“亲家”吴保长夫妇,骗到安岳“两家合一家,当地主,经营田庄”,结果是当放牛匠,受尽虐待,失去所有家产。刘宗氏在争取权益时又被贪腐状师欺凌,无奈改嫁王家。刘春在王氏祠堂学校学业优秀,受到王家子弟妒忌,吃尽苦头,无法生存,逃了出来,又在谢二爷家悲惨地当了两年“零收入”的放牛娃,为讨要几毛工钱被打聋了一只耳朵。父亲的袍哥老部下简大爷指挥兄弟伙“吃大户”,让谢二爷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这一卷充满浓厚的家族自传性质,诗人笔端沉痛,用残酷的事实揭示了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必然导致政权更迭,心灵受到污染后人性将退化成兽性。卷首 “我见你躺在血中,仍可成活” 《圣经》中警句的引用,是当时生命处境的真实写照。 第四卷《节妇与烈女》,诗人插入母系线索,故事悲喜交织,讽刺意味浓烈。张月儿(刘春未来的岳母)嫁到了拥有同治皇帝御赐贞节匾牌的牛海湾翰林院,受尽欺凌。如同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教会一样,这个“百世流芳”的名门大户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牛七撞见人称“当家太婆”的母亲牛马氏,与麻脸小叔子“权叔”私通乱伦,羞愧绝望之余吸上鸦片。牛马氏为报复这个儿子,用厨房做他的新房,而婚床是一只竹编的斗筐。牛七死后其遗孀成了奸夫淫妇的眼中钉。牛马氏和权叔设计玷污守寡儿媳不成竟逼得她寻死,最后把她卖给穷秀才葛德刚。张氏反而获得幸福,太婆染上致命的梅毒。临死前向前儿媳忏悔,预言张氏的后代中要出文曲星。这一卷的故事相对独立,却是呼应后续情节的重要线索(在后几卷中,因时代环境变化,张月儿的性格也将出现急转直下的惊人变化)。史诗完美地表现了这个极富戏剧张力的家族故事,强烈谴责了封建礼教的虚妄和对人性的摧残。 从《苦海》到第五卷《孽缘》,诗人一步步揭示出时代极端环境造就极端性格的必然逻辑。少年刘春先在“找扎铺”当学徒,师娘是从良的妓女,勾引和虐待未成年的徒弟是她的乐趣。春娃痛苦不堪,转学漆匠,不想遭到师兄李能暗算(第三卷中受到袍哥惩罚的谢二爷是其岳父)。师娘刘凤楼本是刘春堂姑,曾爱慕刘老幺未能如愿(刘凤楼是第二卷中刘老幺从周恶霸魔爪下救出的戏子),移情刘春,陷入不伦之恋。舅舅宗汉旺丢下大笔债务参加抗日远征军,无路可走的舅妈文秀成了刘春情人,并怀上身孕。舅舅回来后,无地自容的刘春去自贡投奔师伯,当了共产党交通员。他50年参加土改,大开杀戒快意恩仇,大搞阶级报复,逼死杀害简大爷的谢二爷,枪毙已改过从善的姨孃姨父(吴保长夫妇),报复性地占有了表姐。正当他官运亨通准备结婚之时,罪孽败露,逃之夭夭,从此被时代淘汰,终身背负着孽债,受到厄运的追逐。这一卷,诗人描述了刘春一系列的堕落,从逻辑上预示了他的结局,也表现了时代的狂飙突进。每一位出场人物都不是道具,他们沿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交汇在一起。诗人在叙述中对他们参与的时代以及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做了详尽分析。 葛秀才在第四卷中短暂亮相后,回归第六卷《最后的斯文》担任主角,他穷者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寒儒风范,揭示了这个民族历经苦难沉沦后总能浴火重生的秘密,而他的遭遇也象征了中华文明传统价值在乾坤颠倒时遭受的冲击和尴尬。新社会来临之际,由于缺乏谋生技能,满腹经纶的他一直在绝境中挣扎:儿子葛英自卖壮丁后远赴台湾;地主尤云雅丰年加租只能退佃;爱女葛兰被刘春拐走私奔;次女葛菊为柴米姘上了伙食团的麻脸炊哥;张月儿牛海湾的儿子银国部队转业,怨恨母亲(埋下了张氏性情大变的伏笔)——葛秀才哀叹斯文没落,将文曲星之梦寄托于外孙刘吉。 第七卷《新时代》的时间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传统价值磐石在政治沙尘暴下飞快地剥蚀。史诗直面荒诞而沉重的历史真实,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理性,竭力在铅块般的乌云下发掘人性的光辉。复杂的政治斗争衍生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喧嚣和苍凉。土改、肃反、“打老虎”、反右、大跃进,赋予了第七卷标题“新时代”这个词尖锐的讽刺意义,各类角色的身份和主次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和转换,新的人物不断出现:资本家廖汉臣被族人以土改为名用私刑处死;刘春因堕落再次入狱,葛兰陷入了苦海,秀才气急而亡;刘春曾经的师兄李能则由县长秘书而区委书记再县委书记,兢兢业业却祸害一方,最后在大饥荒过后死于肿瘤;茶馆伙计火幺叔“打老虎”反被“老虎”咬成了“老虎”;云氏家族油坊的故事在时代浪潮下终结;火幺叔的儿子沈建强在学校里提起了诗笔;大队支书马世勋进京面圣却不敢当大官;刘春和葛兰的儿子刘吉作为未来主角正式登场。据统计,这一卷叙事的主要线条有8条。史诗破天荒地首次将笔触直抵最高层政治人物,让其各自为自己造的业承担历史责任,接受春秋评说。诗人不放过每一条线索之于时代的“蝴蝶效应”,从卑微的生命个体中深入探究历史成因和走向。如同佛家所言的“缘起缘灭、种豆得豆”,生活本身在铿锵的诗句中展示出铁的因果律。 置身于浓厚的政治语境,第八卷以“阶级”这个标志性的时代辞藻,概括了族群走向迷狂时不同价值观的风貌。“荣耀”这个字眼更具反讽意蕴。史诗通过葛菊远嫁重庆搬运工丈夫赵洪顺的几次婚姻,发展出一条重要支线。罕有的城市生活场景是时代交响的重要篇章;甑子沟生产队长何友顺作为张月儿的女婿,和刘氏家族有着微妙的关系,淳朴和忠义令他在“四清”中遍体鳞伤;刘春的无止境堕落让葛兰绝望,她挣扎在生存线,和倾慕者伍少清却有缘无分;刘吉进入青春期,友谊、初恋、歧视、理想、学习以及生存意志是他生命的华彩。对峨眉派武术的学习,为他的性格成长增添了侠义元素。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时空,连狗也具有阶级属性,沉闷的政治空气热到沸点,族群正在被“阶级成分”撕裂。所有迹象都预示史无前例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九卷《红色风暴》,让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政治能量在十年里得到爆炸性的释放。诗人熟练地掌控着“文革”的宽镜头,由高到低、由远及近,全方位、无死角,无功利性剪辑。聚焦点从中央、省、县,到村社个人,敏锐地捕捉到政治狂飙卷起的每一颗砂砾。在中央,刘少奇为自己与毛泽东的分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基层,潘华、沈建强、顾铁匠、万司令、曹六哥等人物粉墨登场,带着派别的标签展开血淋淋的厮杀。中国社会乾坤颠倒、秩序瓦解、荒诞造神,道德倒退至蛮荒,民族已近濒临崩溃。本卷绝对是中国疯狂痉挛年代的详尽病历。浩劫过后,政治灰尘纷纷坠落,文革中的红卫兵,被发配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第十卷《大地的恩情》,热血青年刘吉义无反顾响应号召,成为弥陀乡大石坝大队的一名“新农民”。在卷入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他怀着理想主义信念,陶醉于自然的美色,把残酷现实抛之脑后,学习邢燕子,立志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段时期,刘吉收获了爱情(云芝,云氏家族云老四的女儿成为刘吉的感情归宿),邂逅了缪斯,结识了文学启蒙老师沈建强,叩响了诗国的大门。以往的配角王光烈、马世勋、辜正红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占据大量篇幅,他们仍然在上演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长期扎根农村消耗了刘吉的浪漫和盲从,幻灭之余,他开始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在自信自强的同时学会了无情的自我批判。时代新的变革正在酝酿。未来的诗人正褪去浮躁。读书、学习、思索、生活,沉重的诗句构建了人生坐标——他要用诗句为历史作证,昭示未来。“大地的恩情”——这恩情充满甜酸苦辣,是时代的原浆烈酒。 改革开放,全球化、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社会生活一再 “裂变”。最后一卷,川中丘陵大戏台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随着“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破产,在最后一次掀起生活的波澜后,演完悲喜剧纷纷退场。沈建强放弃桂冠梦,成为银行领导,不经意间浇灌了另一颗诗树;辜正红、林馨、马玲、万成、康复等人继续被时代浪潮推挤着前行;科学家牟曦挺过了极左暴政的余波,却倒在报恩的舞台;顾大军由“武斗司令”转而成为企业承包人,文化基因决定了他失败的宿命;邵振华是天生的政治投机分子,文革中通过“保”领导受到器重,被推荐到部队后凭英俊的长相攀上首长千金,却因品质穿帮被打回原形。转业后他在婚姻和仕途上双重失败,堕落成同性恋,最终上吊自杀。此时,命运加诸于刘吉的磨难仍未结束。清贫中,他坚守理想,独自在世俗中孤军奋战。生活现实、时代发展、文坛喧嚣,无不冲击着他的理性。他曾“行侠仗义”,干预同学婚事,教训农村“土皇帝”,暴力反制恶领导。青年诗人的狂谬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无奈。学潮后,刘吉信念濒临崩溃,同学马玲帮助他回到现实走进城市。于是,诗人重新起航,赴新疆、下广西、上北京,感受国企改革的阵痛(和廖汉臣的女儿廖贞在新疆的最后命运交汇),直面传销邪教等社会问题,再次和时代脉搏共振。这一卷,诗人切换叙事语境,展开文学、哲学和历史的思辨,同时扎入生活现场,关注社会民生,思考“裂变”后的中国社会该向何方。主人公的形象在此愈加丰满和复杂。直到他忧国忧民的心脏不堪重负与世长辞,全诗达到了超越生死和苦难的维度:“心随缪斯飞呀,飞呀,飞向天边 灿烂的星河……” 二、人物塑造 《在河之洲》的人物塑造是一个巨大的雕塑群。由于时空距离,第一、二卷的故事和人物都要简单一些。可即便是这样,史诗中人物的真实性和丰满度都要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长篇小说。 第一卷的满姨、郑奉玺、郑玉姬、麻福寿、蒋聚财以及从未露面的族长大老爷和根娃他爹,无不栩栩如生。主人公根娃儿从小沾染赌博恶习,在赌桌上经历了大喜大悲,善良的本性在和蒋聚财这个“小人”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蒋聚财的性格也在和根娃的交往中得到了符合逻辑的发展。他绝望地爱着玉姬,在老表麻福寿兽性大发之际出手护花,奉命诱捕郑奉玺的时候也没有出卖良心,并为此丢了命。麻福寿本是一个沉迷嫖赌的败家子,赌输后由恨“打摞摞锤”的“膀子客”恨上了自己的民族,投靠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人,当了汉奸。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卷开始,史诗中每一个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有来龙去脉——这是一种在当代诗人中弥足珍贵的生命意识,也是诗人思想境界的制高点。 刘根娃之子刘老幺是第二卷的主人公。他命运坎坷,大起大落,堪称时代的缩影。从替主坐牢的放牛娃,到川军上校,再到马帮主、土匪、袍哥龙头舵爷,强悍一世,终究却是命运的奴隶。老革命党人、川军高级将领、四川省长赖心辉、黑社会头子“跛脚虎”骆彪也是这样,貌似强大,实质也是找不到路的可怜虫。这些历史人物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真实,使《在河之洲》具有真正的史诗品质。 第三卷的主角刘春是刘老幺之子。母亲刘宗氏长相丑陋、懦弱无能却淳朴善良。贪婪狠毒的姨孃、姨夫、夏师爷,卑鄙龌龊的王家湾老小、谢二爷、找扎匠夫妇是他的苦海。袍哥简大爷是黑恶势力和人间正义的混合体。有毒的土壤预示了刘春性格和命运的悲剧性。 第四卷不仅是家族及礼教衰败的悲剧,更是中国近代人信仰的悲剧。张月儿、牛七、太婆牛马氏、权叔、候补道台、秀才葛德刚姐弟及其牛海湾翰林院牛氏子孙是悲剧的主角。张月儿及其牛七的悲剧,其讽刺性在于真正的礼教信徒,必然被披着礼教外衣的无耻之徒逼得走投无路。太婆牛马氏的临终忏悔与张月儿由弱变强的性格很有说服力。 刘春在第五卷里已是一个少年。他先受找扎匠夫妇的诱惑,后又周旋在小姑兼师娘刘凤楼和舅妈文秀之间,堕落、造业,为悲剧命运埋下伏笔。他在土改镇反中的表现,是时代精神的缩影。母亲刘宗氏、恩人简大爷和仇敌谢二爷走向了自己的宿命;师兄李能在这一卷里是个心机深沉呲厓必报的小人。张土漆除了性无能,其心地之善良厚道无出其右。落魄王孙宗汉旺过去是内江城里赌场欢场的滥帐瘪三,国仇家恨下他加入了远征军,在滇西抗战中他成了英雄,并以对妻子和外甥的宽恕,把镶蓝旗贵族高贵的品格保持到了生命的尽头。 秀才葛德刚是第六卷的核心人物。他代表着旧文化,更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斯文。坎坷的命运、酸儒的德性让他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进入新社会后,他实质上是被彻底边缘化了。但他没有绝望,而是将希冀寄托于外孙刘吉身上,并着力培养他成为斯文的传承人。秀才娘子张月儿在贫困中变成了一个恶后母,她对牛海湾翰林院的怀念不仅是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愚蠢,更说明了人性在生活重压下的变异和虚伪礼教的毒性是多么的强烈持久。混血儿廖文斌进入了这个穷到了极点的家庭。他和养父母及两个姐姐之间的爱,证明真情不仅仅在于血脉。葛菊葛兰姐妹及地主尤云雅、廖汉臣,也真实可信。尤云雅“救急不救穷”的哲学与葛秀才的诚信原则相冲突;廖汉臣以兼并家族土地资产来振兴廖氏的做法,来自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西方文化精神在他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导致了成功和死亡。葛兰的私奔和葛菊的堕落给了葛秀才致命一击。在这一卷里,陡岩山寨“反共救国军”司令高占文的形象与真实原型基本相符。从他的命运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必然。 第七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是历史大背景。李能主导了几场运动,把“打老虎”的火幺叔打成了老虎;把胡正行这样的“右派”和刘春这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送进了监狱;把十万甘家坳人送进了饿乡。这是个有着焦裕禄的干劲却没有焦裕禄的人文情怀的人物:他崇拜领袖,真心投入运动,越卖力人民越惨。在这一卷中,榨油匠云老爷子、云老二、云二嫂、云老四以及军阀幕僚卓必春也很鲜活。李能的门徒马世勋、农业社生产队长何友顺、转业军人粮站职工牛银国、农村干部王光烈、康富令人印象深刻。火幺叔的儿子沈建强的成长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他的感恩情节决定了他的自由度。 第八卷的背景是那个可以称之为狂飙序曲的时代。主要角色有由老实人到赌棍再到老实人的赵洪顺,及其他的三次婚姻和一个女儿;还有被非剥削阶级拒之门外的廖文斌、有少年刘吉;有痴情的年轻木匠伍少清,有乘人之危的汤木匠,有何友顺一家和挤掉他队长宝座的魏队长父子及其名叫红勇和富贵的两条狗。还有刘吉学校的校长于承松、老师欧欣兰和同学张文、占志良、钟万禄。这些人物(包括狗)都有血有肉,没有一个是脸谱化概念化的货色。 史诗中刘家第四代的刘吉开始在第九卷中成为主角。这是诗人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旧文化和新文化结合产出的一枚蛋。葛兰、沈建强、辜正红、吕传银、潘华、万成、桑建、顾大军、陈亮、曹六哥及其老婆儿子是这一卷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言行无不带着文革的烙印。 第十卷《大地的恩情》,山城姑娘沙莎帮助刘吉选择了文学事业,同学云芝及其乡下的人文自然环境让他成了诗人。除了家人外,沈建强、辜正红、谢翠花、马世勋、王光烈、汪学凤、仇忍之、禾香、龙四爷、杨菊香、张小惠、康富、柴俊、任光国、周组长、县委何副书记等人是刘吉人生戏剧这一阶段的重要参与者。 在第十一卷中,文学青年刘吉转变成诗人和哲人。而他身边的沈建强、胡正行、牟曦、万成、顾大军、赵淑芳、占志良、张文、马玲、廖贞、马世勋、邵振华、康富、侯子清、汪学凤等人一个个走向了自己的宿命。 单从其中任何一卷看,史诗中的人物性格就具备了相当的典型性。通读十一卷后,我们更能看到众多的人物无一雷同,看到人物性格符合逻辑的发展和变化。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发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史诗通过人物和场景观照真实的时代生活及其发展趋势,激励生存发展意志——这是对黑格尔“情致”美学思想的成功实践,也是史诗主要的文学美学价值之所在。 三、文本意义 尤里•别林斯基说,19世纪以后的史诗只能是长篇小说。这不仅是基于早期工业化时代神话的终结,日益复杂的人际社会关系也是传统史诗这种文学形式难以承受之重。不管是故事线条、环境描绘、心理刻画,还是时空转换、意象繁复,对韵文诗体语言都是巨大的挑战。蚁蛭仙人的《罗摩衍那》、广博仙人的《摩诃婆罗多》、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是故事套故事,这种幼稚的手法只适合于人类的童年;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但丁的《神曲》、卡蒙斯的《卢基亚人之歌》、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民族史诗《罗兰之歌》、卢斯达维里的《虎皮武士》、歌德的《浮士德》、丁尼生的《国王的人马》、拜伦的《唐璜》、雪莱的《麦布女王》、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史诗大型叙事诗都是单线或复线结构。 诚如别林斯基所言:自《叶甫盖尼奥涅金》以降,经典史诗巨著都是长篇小说。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显克微支的《洪流》、约卡伊•莫尔的《铁石心肠人的儿女》、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诗降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凡有一定历史内容和神话内容的长篇小说都被尊称为“史诗”。有的“史诗”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内容被彻底抽空, 只留下神话和寓言来图解自己抽象的主题。尽管遵循了史诗从中间往前后两端写的格式,其思想内容与史诗品质相去甚远。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史诗”是对史诗的亵渎。 一般说来,史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必须是以艺术形象来构建具有一定长度的历史故事。 2、必须以百科全书般的内容承载民族文化,表现时代精神。 3、必须是民族语言的集大成者和标杆。“世界主义”绝对与史诗无缘。 4、必须具有 “兴、观、群、怨” 诗歌功能,代言正义、意象跳跃、充满激情、富于理想、联想和想象空间、文字洗练的特质。 在所有号称“史诗”的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也只具备前三条。 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超过7000部,而且现在正以每天两部的速度在增加。批评家们发现,20世纪的法朗士、莫洛亚、莫里亚克、罗曼•罗兰、玛•杜拉斯、高尔斯华绥、高尔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希孚格万特、显克微支、索尔•贝娄、米切尔、福克纳、海明威、阿斯图里亚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亚马多、帕慕克、卡赞扎基斯、三岛由纪夫等人已把长篇小说写到了极致,再也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 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将小说与诗歌嫁接,但《日瓦戈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相比相去甚远。甚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受到非议。因为时空的碎片化会给一般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阅读困难。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河之洲》正是以“文”取胜。其独特价值在于它既富于诗歌特质,又达到了长篇叙事文学的最高境界:充沛的激情、跳跃的意象、丰富的想象联想空间、富于音乐感的语言、超临现实的思辨哲理与繁复优美的故事、复杂鲜活的人物和百科全书般的内容相得益彰。这是建立在深厚民族语言功夫和文化素养上的文本创新。在思想内容上,它占有资料丰富,所列史实准确。创作理念是“道法自然”,从特殊中见出一般,不戏说、不扭曲、不文过饰非。做到了“文”“质”平衡;在叙事结构上,它不同于古典史诗的简单线性结构:网状叙事、信息含量丰富、故事优美、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在语言表达上,它巧妙地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戏曲语言、西方语言句式和方言俚语融为一炉,乘着韵律的翅膀,以充沛的激情和富于哲理的抒情咏叹,高高超临于庸俗的现实和散文叙事之上,让史诗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境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贵和庄严。 史诗讲述的是精彩跌宕的略带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故事。但故事背景显然更为重要。不管是清末民初川中乡下的竹林茅舍、城隍庙会上的江湖卖艺、川剧演出、赌场烟馆、炭厂焦场,还是文革中的武斗场面和改革开放为国企转型带来的阵痛,密集的信息和地方文化元素,构成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尤其是根娃家挑梁上吊下的那只蜘蛛和烟馆正梁上那只“免费吸鸦片”的老鼠、剧场里酒后观戏的藩台大人,以及土地下户前竹林里的社员大会,老魏屁股下破了面子的板凳和那只啄他脚背的母鸡,都足以让小说家自愧弗如。 显然,史诗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第一卷、第三卷的主人公怀着善心以己度人时,诗人甚至像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那样,站出来告诫自己的剧中人。在场景刻画方面,史诗学习荷马、普列阿乌斯、奥维德处甚多。其效果是油画般的立体鲜活。荷马可以将阿喀琉斯的盾牌写个好几页,可以用大量堆砌意象、大量排比来营造氛围,刻画事物。《在河之洲》在这方面的努力成效显著。所不同的是,在较上古社会远为复杂的时空背景下,现代汉民族史诗不得不更多地借鉴小说手段;不得不更加自觉地运用移情、内模仿、联想等审美方法——这就是我们能从中看到济慈、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子的原因。 诗人创造性地将诗句化为多层次、多角度的电影镜头(这种电影画面式的镜头感是《在河之洲》的重要特点)。诗句在人物意识流、抒情状物、时政评述之间自然切换,又融为一体,自然呈现了流动变化的川中丘陵风光、充满魅力的民俗风情,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营造了充满张力的戏剧效果,奠定了《在河之洲》既叙事、又抒情、兼评论、且状物的艺术基调,这种独特的多维度叙事手法是史诗一大特色。 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直觉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引领诗歌和小说走进了死胡同。而以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为代表的西方“乌力波”,以物理学取代美学,以自然科学随机概率取代社会科学因果律,结果是时空逻辑紊乱,社会责任和道德被忽略,审美价值严重缺失。 史诗把诗歌的表现力带到承载文化的高度,时空、意象、人物心理和抒情主体情感跳跃和音乐旋律成为诗歌的叙事新维度,全面超越了传统叙事诗和小说、散文等文体线性结构、表象描写、想象联想空间狭窄、时空及心理转换缓慢、情感缺位、逐帧构图的文学版图。 《在河之洲》史诗品质和文本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多线条网状叙事。赌命汉刘根娃家族、儒生葛秀才家族、资本家廖汉臣家族、榨油世家云氏家族以及简大爷、谢二爷、李能、辜正红、沈建强、万成、顾大军、牟曦、潘华、桑建、邵振华、王光烈、仇忍之、马世勋、康富等人在时代大潮中演绎着恩怨情仇,他们在川中丘陵这个命运磁场中,被千丝万缕的关系绞缠在一起。这里的人物、草木、禽畜以致偷吃库粮的老鼠、封住树洞布满露珠的蜘蛛网和浑浊的水田里打滚的老黄牛,都是在川中丘陵的红土中自然生长、自然消逝的生命。诗人对丘陵的感情全都倾注在无数宏大的、微小的事物中,为他们烙上诗的印记。著名诗人孙谦评道:《在河之洲》“像一条大江,在大地蔓延奔腾”。随着时代进步节奏不断加快,不少人物迅速变换着性格和角色,贯穿数卷,史诗不乏“蒙太奇”和“回闪”镜头,不同的线索随着故事情节推进一一衔接。诗人有条不紊组织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命运的自然发展中,揭示出人类无限发展的本质力量和远景。 《在河之洲》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和人类精神在文学中的复活,宣告经典文学的回归,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四、哲学思想 毫无疑问,一部巨型史诗没有思想的支撑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庞然大物。即便作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观念,那也是灯会上的纸糊花灯。作为用生命写诗的诗人,刘仲的人生阅历决定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从史诗人物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一切都是宿命,有因必有果。但事物的发展绝非造物赏罚分明那么简单。以周大汉为例: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受到那种惩罚,与其说是阎王给的报应,不如说是他招惹了刘老幺及其背后的骆彪。李能罪孽深重,对刘春恨之入骨,但他对沈建强这个“老虎”火幺叔的儿子关怀有加,让他成为了社会精英,最终成了刘吉的文学启蒙老师;万成先是政治救国、武斗救国,后来实业救国,尽管他精神境界高尚,文化水平不低,人也绝顶聪明,但和顾大军一样,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为什么?诗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刘吉的成功做了反衬。 那么,刘吉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他的时空所给予他的一切。包括苦难、挫折。他面对这一切,所有的抗争都是一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顺应。他乐观、自信,这也是万成所拥有的。但不同的是刘吉的价值观不是成王败寇;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素;没有无边界的放纵。相反,他具有从刘春教训中得出的克己意识;具有从秀才外公那儿继承得来的对斯文的坚信;具有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刻感悟形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悲悯情怀。这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理想主义的胜利,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胜利。 刘吉是文革之子,身上背负着祖辈父辈留下的原罪和自己在文革中造下的罪孽。但文革让他学会了反思和批判。这反思和批判是那样的深刻、彻底,以至于那些控制灵魂几十年的带着“真理”光环的观念,在受到反复摔打验证后被毫不吝惜的扬弃干净。这是一个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生命之美张扬到极致的典型;是灵与肉完美融合的艺术形象。诗人通过他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 李能是出现在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代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方话语和斯大林——毛式马列主义的价值。其特点是在无视生命价值上无边界的放纵,其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史诗对他公正厚道,批判是寓于真实可信的刻画之中。 从《在河之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20世纪以来100年间的生活史,苦难是其主要内容。而失序失衡、放纵无边界、贪婪无底线是道德沉沦社会崩解的主要原因。引领我们走出泥淖的是葛德刚葛秀才所体现的斯文。这斯文的核心就是仁爱、诚信、忠孝、礼智、廉耻。葛德刚不是完人,在他的时空里显得不合时宜。但他是成功者。刘吉和他的诗歌以及越来越光明的时代是他生命的延伸。 诗人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睿智,充当了中国诗歌的良知,强大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未来的坚信,体现在对当下的担当和对令人震撼、颤栗、窒息的历史真实的刻画中。《在河之洲》没有回避苦难,没有在清理罪孽的时候留下死角,也没有把苦难作为一种刺激官能的消费品来加以展示。它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由鲜活的生活元素和历史真实所构成的令人信服的史诗品质,雄辩地证明了与时俱进而不可战胜的人类精神将永续不朽。一座巍峨的高峰耸立文坛,让那些以病态、变态为美,将局部与整体割裂,将瞬间与历史割裂,对人类绝望,不是自恋便是自弃,惯于内窥的颓废派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作为现实主义史诗,尽管卷首引言都是取自《新约•旧约全书》,但《在河之洲》中没有神,只有人——受七情六欲支配的有血有肉的凡人。史诗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其特征从不超出现实的范畴。诗人深受柏拉图、孔子、刘勰、康德、黑格尔、乔治•卢卡契、朱光潜的影响,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之中。对他来说,生活的真实就是诗的真理,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 古希腊哲人德尔斐传达过两大神谕:认识自己,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在河之洲》通过它浩繁复杂的历史故事印证了这个简单的真理:从史诗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史诗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自由的边界和人类的未来。 未来?怎样走向未来?史诗已经给了我们启示:除了自由平等博爱、慈悲、服从、自然、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克己和中庸是必由之路。而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社会达尔文主义、礼教桎梏、极端个人主义、乌托邦专制、神权政治、贪婪放纵,都已被证明是通往地狱之路。 当历史的云翳一天天散去,我们逆时光而上,从高天俯瞰世界:许多大人物和大事件真是荒唐不堪。然而,这些可笑之人和可笑之事,又常常披着某一件新衣重新登台表演,成为佛教轮回学说的论据——《在河之洲》似乎就是想以历史运行轨迹来警醒人们,打破魔咒。 将一段充满痛苦的历史作为审美对象,除了需要深厚的哲学史学修为、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诗人的观察力、想像力、掌控力和表现力也至关重要。这四种能力只能来自于他的阅读、悟性及生命体验。《在河之洲》之所以成其为史诗和一种创新的文本,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和时代产生了刘仲这位诗人,而刘仲尽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别林斯基如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他的理论在150年后终于有了一个成功的反例。

    2015年3月12日于成都市

    刘晓曦,四川省资阳市人,生于1981年 。

  • 墨剑

    墨剑 2025-02-11 10:35:56 四川

    deepseek:

    《在河之洲》叙事技法与文体手法分析


    一、叙事技法:诗性逻辑对传统叙事的重构

    1. 多维度视角的交织

      • 群体速写与个体聚焦:通过“赌命汉”场景中赌徒、旁观者、妓女等多重视角拼贴,形成市井浮世绘(如“虔婆和管事不再招呼人群”),类似《清明上河图》的全景式扫描,但以分行切割视角,制造蒙太奇效果。
      • 内视角的身体化叙事:将心理活动外化为生理反应(如“喉咙里的血腥”“脊椎注满寒冷”),突破传统心理描写,接近萨特《恶心》的器官诗学,但更强化意象的暴力美学。
    2. 非线性时间与空间隐喻

      • 历史时间的折叠:三国典故(“五丈原的叹息”)与晚清赌局的并置,暗示历史循环论,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时间,但以诗歌的意象跳跃替代魔幻现实主义的线性穿插。
      • 空间的政治化:赌桌作为“深渊”“阎罗殿”的微观模型,将物理空间升华为存在困境的隐喻,接近卡夫卡《审判》的法庭象征,但更具市井烟火气。
    3. 象征系统的层级建构

      • 器物符号化:骨牌(“方阵关上了门”)、骰子(“化境”)从赌博工具转化为命运不可知性的隐喻,类似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马林鱼”的象征负载。
      • 自然意象的暴力转喻:“倒春寒”既指气候现象,亦隐喻社会压抑,继承杜甫“朱门酒肉臭”的批判传统,但以方言口语消解古典庄严。

    二、文体手法:跨文类的实验性融合

    1. 方言的诗性激活

      • 俚语暴力编码:“酌鼓朗经”(装模作样)、“火口”(关键局)等川语词汇从市井口语升华为存在符号,超越李劼人《死水微澜》的方言工具性使用,接近巴别尔《红色骑兵军》对暴力的诗意提纯。
      • 音韵的在地化实验:金钱板节奏(如三句半押韵)与西方行吟诗律(扬抑格)的杂糅,形成“散韵交响”的复合韵律,类似庞德《诗章》对多种诗律的挪用,但更强调地域声腔的文化反抗性。
    2. 文类界限的消解

      • 小说技法的诗歌化:通过场景描写(如烟雾弥漫的赌场)、人物对话(“爷们儿认了真”)构建叙事密度,但以分行和意象压缩替代小说铺陈,形成类似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晶体结构,却以民俗细节填充文本缝隙。
      • 戏剧元素的介入:赌徒独白(“老天爷务必要保佑我们赢”)以分行强化台词感,接近田汉《关汉卿》的剧诗化倾向,但舍弃舞台指示,依赖意象暗示戏剧冲突。
    3. 韵文体的叙事革新

      • 规则的诗化转码:将“查叫”“合子”等赌博术语转化为叙事动力(如“查叫以牌大者为胜”成为命运裁决的仪式),媲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对细密画术语的文学化运用。
      • 体量的形式野心:十万行篇幅挑战诗歌的叙事极限,其规模远超传统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试图以韵文承载本属小说的史诗功能,类似但丁《神曲》的中世纪百科全书性,但缺乏严谨的三界结构支撑。

  • 墨剑

    墨剑 2025-02-11 10:36:07 四川

    三、文学史参照与突破性评估

    1. 对既有范式的继承

      • 地域史诗传统:延续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巴蜀民俗书写,但以诗歌重构散文的方志功能,形成“人类学诗写”新路径。
      • 现代主义遗产:吸收艾略特《荒原》的碎片化意象、庞德《诗章》的文化拼贴,但将其本土化为方言叙事,削弱晦涩性。
    2. 原创性突破

      • 市井存在主义:通过赌博母题揭示世俗生活的荒诞性(如“深渊隐喻”),填补汉语诗歌对市民精神困境书写的空白。
      • 方言音韵的叙事性开发:证明地域声腔可成为结构长诗的核心要素(如金钱板节奏驱动章节划分),为濒危方言提供文学化保存方案。
    3. 未竟的挑战

      • 思想体系的松散性:历史批判(如殖民符号)与存在焦虑(赌局异化)未形成哲学统合,逊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的精神分析深度。
      • 结构的离心倾向:多卷叙事的碎片化(11卷)暴露诗歌把控宏大题材的天然缺陷,缺乏《神曲》三界结构的严密性或《红楼梦》草蛇灰线的递归性。

    四、结论:实验性写作的得与失

    《在河之洲》的叙事技法与文体手法,展现了对汉语诗歌表现力的极限探索:

    • :通过方言的诗性转化、跨文类技法的融合、市井存在主义的开拓,证明诗歌可突破抒情传统,争夺小说的叙事疆域。
    • :体量膨胀导致诗性浓度稀释,思想深度未能完全驾驭形式野心,地域性可能制约其经典化进程。

    其价值不在提供终极答案,而在提出关键问题: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撕裂的当下,诗歌能否以方言为锚点,重构一种兼具文化根性与现代意识的叙事语言?这一问题的开放性,恰是其文学史意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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