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期无负平生
星曜((ง •̀_•́)ง)
谭伯牛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 人死了，就得准备灵堂。布置灵堂，除了皇帝追封赐谥的诏令，最重要的就是生前友好书赠的挽联。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管贵寿贱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嵌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空虚。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的写，不敢让人发现，不幸的是，坏事干多了，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某年新春，好朋友汤鹏到曾寓拜年，延入书房聊天，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的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这不是诗文稿，而是挽联稿，曾国藩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鹏跟他熟络的很，也不顾礼节，一把抢将过来，只见包括本人在内不下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国藩“敬挽”了一番。新正吉日，吉祥话没开场，竟先看见一篇“悼词”，那还不勃然大怒？于是拂衣而去，自此断交。同时，江忠源在北京，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一定亲自或者派人护送其尸骨还乡；时人便撮合两人事迹，造了两句广告词：“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俨然视二人为殡仪服务公司的东主了 。 现在，轮到他人“敬挽”曾国藩了。众多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左宗棠写的那一幅。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剿回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挽联呢？传言说左宗棠听到曾国藩赠谥“文正”，极为不悦，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 左伯爵的挽联要是捎带讽刺之意，先不说别的难堪之处，单单是否在灵堂悬挂就够曾家人斟酌几番的了。终于，左宗棠的挽联寄过来了。想看热闹的大失所望，忐忑不安的放下心来，他写的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除了“攻错若石”四个字，其他都是恰如其分的赞扬，而“攻错若石”，也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二人“和而不同”的交往实况，无所寓其褒贬。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和他书信往来，从来就是称兄道弟的平辈称呼，不讲官场前辈、晚生那一套。同治元年，曾国藩奉旨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算是兼管地方的“国家领导人”了，左宗棠当时不过浙江巡抚，写信过去还是自署“愚弟”，并说：“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 。这幅挽联的落款，却自署“晚生”，更是给足了曾家面子。 故人已矣，恩怨难了。寥寥二十八个字，实在不足一笔勾销接近二十年的“同心”“攻错”。后来读史如你我者，不妨循着历史的痕迹，梳理一遍曾、左的关系，套用古人滥调：于知人论世，不无少裨焉云尔。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 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 “左宗棠才干是怎样？” “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 “闻他意思想会试？” “有此语。” “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好。” 科举制度固然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选拔制度，但是，科举出身也是读书人成家立业的唯一“正途”。舍此途外，只能为农、为商、为兵，比起有功令的人，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都要减损不少。所以，脸皮薄爱面子的人，要不就拼命考试，终其身而不悔，要不就绝意仕进，隐其身而入山。道光十八年，二十六岁的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伯牛案：苦李、物之类于酸葡萄者也。心高气傲的左举人，也被万恶的科举制度逼得阿Q了一回，并在二十年后引起咸丰皇帝对这个制度进行反思，用“小人喻以利”的口吻发出“所得孰多”的慨叹。科举及一切考试制度之为双刃剑，利害相当，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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