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明清卷－转发

转自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949966/ 明清史的全球史叙事 乔纳森 编辑，广州 日本著名的明史专家夫马进曾回忆，1982年，美国的清史专家孔飞力在一次交谈中问了他一句：“你们日本咋有那么多学者，不研究清史，偏偏去研究明史呢？”的确，日本的明史学者数量远比美国的明史学者数量多，至今如此。他们研讨的究竟是哪些题目？他们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学术进路又有什么不同？对这些问题，夫马进的思考是：在明与清之间强作分别，已无甚意义；明史学者的意愿，是追踪明前期到明后期的诸种变化之迹，说明其对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段的意义，最终解明晚清、民国的各种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夫马进文章，见M ing StudiesN o.47，2003年春季号)。 从夫马进的思考出发，我们更容易看清上田信的这本《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的追求所在。从时段划分上看，在贝塚茂树等主编的1974年老版《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寺田隆信执笔的明代部分，是被收入《元、明》分册的。到了上田信这里，就把明清打通了，从明一直写到鸦片战争。这显然印证了夫马进的说法：在明与清之间强作分别，已无甚意义。 上田信对自己著作的独创性很有自信，他在序言中说：“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史。”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进路：“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 上田信的雄心壮志，令我忆起他34岁时写的一篇书评，书评发表于1991年3月《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九卷第四号，评的是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是按帝王执政顺序依次划分章节的，上田信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写法，他说，《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就像《明史》的“本纪”，下卷就像《明史》的“志”——— 这是形象而富讽刺意味的。二十多年后，上田信写《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时(原著出版于2005年)，他念中一定还有这篇书评在，一个证据是，作为书评引子的对阳山采石场(朱棣要为朱元璋的墓建碑，曾于此采石)所发的感慨，几乎原样不动又出现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序言里。我猜，上田信写这本明清史，一定也抱着对《剑桥中国明代史》那种传统通史写法进行反拨的心理。 事实上，上田信的视角是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是在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弗兰克白银资本研究的显著影响之下的。不再将明清时期的中国看成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看成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地讲，这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是主流的看法了。上田信尤其强调海洋的作用，着重介绍海上贸易、船队远征、海盗倭寇、海边邻国(朝鲜、日本)、欧洲传教士，直至鸦片战争时期的西洋冲击。上田信的这本明清史，视野开阔，就好像调节望远镜，一下子把景物推远了，能看到的范围突然变大了许多。 这种写法自然会令史学圈外的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让他们将关注点从帝王将相转到交易、运输、国际关系、行政制度上去，从而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新的感性。不过，这部书能否作为了解明清史的首选著作，推荐给那些连明清帝王世系都还记不清楚的读者，对此，我尚存有疑问。严格地讲，上田信是一位社会史学者，他的进路始终是社会经济史的，因此，《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对政治史的记述，与社会经济史的记述比起来，总显得有些没精打采，像是不大情愿地附带提及似的。政治史在书中所占篇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在传统的明史著作里必定要出现的明代中后期政治人物，如叶向高、熊廷弼、袁崇焕、毛文龙、温体仁、周延儒……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统统不见了踪影，而非常重要的南明，上田信也只一笔带过。相形之下，一些商人、海盗，获得了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在通史中所占的巨大篇幅。这种处理，妥当与否，是可以探讨的，也是值得探讨的。我们在推倒一种史观之后，代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史观，这后一种史观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限度在哪里，必经辩而后明。 总的说来，此书的著、编、译、校俱臻上乘。不过，也有一些翻译、编校上的小疵应于重版时加以修正。如第311页，出现书名“《三国志演义》”，这是日本的一般叫法，中文版中应改成我们习惯的《三国演义》。同页，引用了日本学者大木康使用的一个提法“はぐれ知識人”，书中译为“迷失的知识分子”，不很贴切。大木康的这个概念指的是冯梦龙之类科举失意的民间士人，译作“失意的知识人”可能好一些。第439页，谈到传教士K arl Gützlaff，前面称为“郭士立”，两行之下又变成了“郭实腊”，应予统一。第508页，开列参考文献，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名字被印作“入江义高”，黄宗羲的名字讹作“黄宗义”——— 后面这一误植有点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