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与《红楼梦新证》

顾随，被誉为隐藏的大家，一般的人未必能知。若提起他的几个弟子，如周汝昌、叶嘉莹、史树青、邓云乡、朱家溍等，则多半会被大多数人所识。先从顾先生与两位弟子说起， 1941年秋，周汝昌在燕京开始听顾先生的宋词选读课，其时间并不长。而叶嘉莹从1942年到1947年，一直在辅仁大学跟随顾先生学唐宋诗词。 1946年，顾先生有封信写给叶嘉莹，那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在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1948年春，叶嘉莹在离开北平之前，顾随先生送给女弟子一首诗。那首诗是《送叶子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从上面的信与诗可见顾先生对这位女弟子的奖誉与厚盼，以叶先生今日有目共睹的成就可谓不负恩师之所望。可叶嘉莹在记述“诗词中的师生谊”时却曾说“更幸而得有汝昌学长在研究著述方面的过人之成就，得使先生讲‘传法’之期盼，转而寄托于汝昌学长身上，庶几可使先生的晚年稍得慰安，也得略减我在先生生前终于未能报答师恩的一点罪咎。”短短几句，叶先生道出了自己对老师的那份诚敬与深情，同时，也兼及了顾随与周汝昌之间的一段师生情谊。 一 顾随与周汝昌的师生情谊 1952年5月，周汝昌离京南下入蜀任教之时，顾随把《送叶子嘉莹南下》那首诗转送给了周汝昌，亦足见顾随先生对弟子的又一份厚盼。同年8月，顾随给卢继韶的信中有“有周玉言者（天津人），燕大外文系毕业（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再从头说起，1941年冬，因珍珠港事件爆发，燕大被日寇封闭，周汝昌被迫回到天津咸水沽家乡，随之开始了与老师顾随之间的通信，直到1960年顾随先生辞世。“周汝昌与老师之间的教与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书札往还进行。近二十年的信札，周先生视如珍宝，但不知何故，搬家之后，却觅之不见。后来周汝昌终于搜寻查找到这一大批信札中的一小部分，虽已近残篇断简，但也有一百余通七万余言。”在《长城》2002年第1期《顾随书札辑佚——致周汝昌（1953）》中的即是编者选编了信札中1953年的十通，内容论及红学、文学创作以及诗词等。 闵军在《顾随年谱》的后记里，记下了他的感受，“顾老师（顾随之女顾之京）给我寄来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还未发表的顾随先生给周汝昌的书信，凡是能找到的，顾老师都复印给我了。这些书信不但能让我知道顾随先生与周汝昌讨论的有关小说、诗词、文化等多方面的观点，同时还让我体会到了顾先生与周汝昌特殊的浓浓的师生情谊。” 略摘录几例： 1942年5月26日，顾随给周汝昌的信中谈到他与俞平伯的关系：“兄论《读词偶得》与余见多合，余与平伯有同学之谊，又相识已久，然总觉彼此不能融洽。” 同年12月30日，顾先生给周汝昌的信中写道：“玉言有书来问近况，赋五绝句报之。”其中的一绝句为“知我惟余二三子，时时书札问如何。坐看白日堂堂去，独抱冬心到岁除。” 1944年2月2日，顾先生给周汝昌的信中写有：“去岁入冬以来，便不曾好好写一行与玉言，每一思及，未尝不以为歉，然力不从心，无如何也。寒假开始，又以伤风牵动旧疾，腰背作痛，四肢无力，忽忽半月有余，昨日始觉稍可。……饭罢灯下独坐，乃伸纸为此函，恐仍不能畅所欲言耳。” 1955年11月12日，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有“《川大缪公（缪钺）有长句赠玉言，蒙玉言写示，循读再三，感而继作》，……缪公诗并非不佳，然未得谓现代诗家之诗。所以者何？……凡此狂言，难以语缪公，然不能不以语玉言。曹子建有云：‘恃惠子之知我也”。 1957年2月19日，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有“辗转反侧之际，得小词一章。……灯下录出寄兄一看，不知以为如何？节前曾自拟楹联曰：‘胜业漫夸长短句，诗才终在二三流’恨不得兄为写之，张贴楼前耳！” 不必多费繁词，即便是在《顾随年谱》中所记的有限书信内容，亦能体会到顾随与周汝昌之间的那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周汝昌先生在《苦水词人号倦驼——纪念顾羡季》一文的末尾有诗曰：“天下诗人江鲫多，先生一语挽银河。平生知己论师友，最忆清河一倦驼。” 二 顾随与《红楼梦》 1952年岁末，周汝昌写信有问“何以素于《红楼》不着一字？”，顾随作《说“红”答玉言问》，其开篇有“山翁于十六岁起读是书之后，每过些时必理一遍，廿六岁时得病，病象一如近三年来所患者（但较轻而已），遂屏此书不观以迄今日，忽忽便已卅载。” 并有言“山翁于曹氏之作，非喜，非不喜，亦非非不喜。此非学佛言，故作狡狯，向下文长，山翁莽说，玉言细看。唯卅年不理旧业，原文强半遗忘。《系说》当前，尚未卒业，不拟翻书以求详备，凡所拈举，如有空脱，玉言补之，如有讹谬，玉言政之。”（《说“红”答玉言问》是未竞稿，仅写有了三部分：右缘起分；右人物分、节之壹、荣宁二府；右人物分、节之贰、大观园上。） 在《看〈小五义〉——不登堂看书外记之一》中，顾随先生写有“我读书的时候极少，信不信由你：有许多朋友说我用功，即是常常读书，实在是过奖，我每次听见了，总不免惶恐而且惭愧。至于看书的时候之不多，则正如我的读书。”以顾随的诗人情性，于此当是毫无虚言，这里顾先生所说的看书，即是“看小说的看，所以只用眼睛去看，既不用下死工夫去研究，也无须高声朗诵。” 至于对《红楼梦》的看，顾先生也当如是之法，而先生有言“曹雪芹古之伤心人也，其书皆伤心之语。山翁生性情感太重，感觉过敏，感想忒多，秉此三感以读伤心人的伤心语，不病尚且禁当不得，况有病耶？” 1953年11月，顾随先生已读到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在顾先生给周汝昌的信中有“不佞尚未见脂评真本曹书，贸然下断，或有偏差。但自信不至大错。” 以上，约可见顾随先生读《红楼》的大致过程，且先生所见的《红楼梦》应是当时通行的百二十回版本。由此想说的是，顾先生早年多理红楼，虽非脂批真本，但出于诗人之心、诗人之感，与曹雪芹的著书本旨实能相通，此后更兼学识、学力的融通，虽然先生对红楼并未做专门的研究，但他对红楼的观点、理解与感悟，则更显其大家学者的识力与水准。 三 顾随与《红楼梦新证》 《红楼梦新证》原名拟定为《证石头记》，周汝昌作此书则是与胡适的红学通信有着直接的关系。恰巧的是，1947年，最初引起胡适致函周汝昌的那篇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即是在顾随的推荐下，经赵万里发表在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版。因缘际会，难说顾随与《红楼梦新证》的产生之间无一丝关系。 周汝昌与胡适通信正值读大学期间，周先生是在课余时间做他的“红学功课”。1951年毕业后，受华西大电聘，于次年5月到校任职，也正是在南下之时得到了顾先生的那首赠诗。1952年秋，因全国院校调整，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 也正是在1952年岁末，顾随因周汝昌的“问”，而写给弟子一封极长的“长卷”，即《说“红”答玉言问》，但只写到‘大观园人物分之二木头’，后因1953年5月顾随离京赴津任教，又安家、业务等相继事宜，而搁置停笔。 1953年4月，顾随给周汝昌的信中谈到周汝昌关于恭王府花园即《红楼中》的大观园时：“述堂十年来乃与雪公居邻，又曾数至大观园中，亦曾一出‘北门’。若非兄为点破，几至蹉过。司铎花园规模不大，不足当《红楼》之‘大观’。大抵小说家言，踵事增华，古今中外莫不胥然。又不可刻舟以求剑。或古迹淹没，后人重造，乃失前规，亦未可知，安得射鱼人北来亲至其地而一勘之？” 1953年6月，顾随给周汝昌信中，继续谈恭王府、定王府及大观园，并有“…… ‘神父花园’与‘司铎书院’为两地。前者在定府，后者在恭府。定府在街西，恭府在街东。此乃与《红楼》之东西二府，正反一过。小说家言，每每变幻其辞，使后人难于捉摸。古今中外莫不胥然。雪老于此，正复尔尔。” 从以上的叙列，可见顾随先生对红楼有赏评，对大观园的蓝本有研考，对弟子致力于研红有助力与概知，但也并非全然知晓弟子的“红学事业”。当1953年10月《红楼梦新证》出版时，顾先生对弟子新著的评赏决不是一时的兴起，是有的放矢，那是既有意料之中的，又有意外的惊喜。以下主要着眼在顾随先生对《红楼梦新证》的评价，在与周汝昌的往来书信中，在时间上展现出的一个动态过程。 1953年10月，顾随得弟子新著，据10月27日给周汝昌的信中所述，得书当日顾“仅仅欣赏了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原因有二：一“手下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日天内作完”；二是“对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其肝火，可怎么好？”。可是，“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云云，恐此夕将不得好睡也。）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并“好笑某某氏今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字，居然欲说：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不过持此语以评旧日红学家亦或可说是道着一半。该氏特未见《新证》耳。使其见之，当不为此言。（自注：写至此，遥望窗外，草木黄落，夕阳下楼，天远无际，掷笔叹息，不能自已。” 10月28日中午，顾先生给周汝昌的信中有“《新证》就本“记”考定雪老生卒年月，并证明本“记”中事实是编年写的，才大如海，即亦未敢奉承，要是心细如发。此等工作，除玉言外，亦复谁人做得？至为证明当年“芒种”，并万年历亦用上，可知吾辈文人博学多能是极本分事，但不可与痴人说梦而已。” 同一封信中，有“既如《新证》所举‘玉兄’出祭金钏‘一弯腰’云云，实是雪老天才底光辉灿烂处也。（其余自然可以类推）附带一笔，玉言此处引拙作一段，来书又致歉意，此则未免谦之过当。所以者何？《新证》如此好书，而采及谬见，则述堂‘与有荣焉’而已。”又“至于其他意见，以原书（《新证》）未在手下，又未曾精读数过，此刻随想所及，容未有当玉言察之。”并提出了三点自以为并不成熟的意见。 10月30日，给周汝昌信中有“此非故为称誉，更非阿其所好，玉言不信，予有别说。先决问题是《红楼》有无价值，今世之人已公认《红楼》为不朽矣。然则玉言之《新证》于雪老之人之书，抉真索源，为此后治学者所必不能废，则大著与曹书将共同其不朽，自不烦言而解”。 11月20日，给周汝昌信中有“《新证》美不胜收，所恨急切未能细细从头理过，多为言兄助喜。但私意以为此喜天下之公，有目者所共识共见，正亦不须述堂之助耳（如其无目，斯亦爱莫能助了也）。” 11月21日，顾随作诗七首，分别为： 《周子玉言用陈寅恪题吴雨僧<红楼梦新谈>之韵，自题其所著<红楼梦新证>。录示索和，走笔立成》：宝玉顽石前后身，甄真贾假怀苦辛。下士闻道常大笑，良马鞭影更何人。午夜啼鹃非蜀帝，素衣化缁尚京尘。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 《和意未尽再题》：批沙文海起微澜，俗士何从着眼看。昆体郑笺真漫语，镜潭明月两高寒。当年西晋推二陆，今日吾军有一韩。无寐倚床读竟卷，摩挲倦目起长叹。” 《和缉堂兼赠玉言》：才气纵横忧思深，笑君心事半晴阴。人海非无拍天浪，几见神州曾陆沉。 《和缉堂迓新证问世之作》 ： (A)老去何曾便少欢，未将白发怨衰残。一编新证初入手，高着眼时还细看。 (B) 连床听雨岂常欢，老屋深灯夜未残。君有四兄我四弟，敬亭何日两相看。（缉堂是玉言四兄，家六吉则述堂之四弟也） 另有《和足缉堂来句之作》、《同玉言诤某氏》两首。 七首诗均写在21日顾随给周汝昌的信中，并阐述了7首诗的创作经过和创作意境：“玉言于《新证》出版后，寄来新诗七章，决意尽和，但不拟即和。昨日上午发长函，下午睡起茗饮，诗思忽如泉涌，一小时许便尔和竟。诗虽不能佳，然急滩头下水船，平生为第一次也。非玉言，非新证，述堂不至于斯也。” 11月24日，给周汝昌信中有“昨夕枕上，复随意翻阅《新证》，始悉玉言已有曹家是满洲主子‘耳目’之言，要是眼光四射，物无遁形，佩服佩服。” 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顾先生与周汝昌多次通信讨论《新证》，其中有老师对学生的赞誉，也有肯切的意见，更有语重心长的教导与深切期望，如顾先生有信给弟子：“玉言于文事，笔扫千军，眼铄四天。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述堂忝居一日之长，窃拟代立戒条。嗣后行文，……然此则陆士衡氏所谓‘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者，而匪所论于吾辈之今日。述堂是不欲不勉；玉言必不可河汉斯言。”并期望弟子早为雪芹作传。 1954年6月27日，顾随有给周汝昌的《木兰花慢》词。这首次词的直接缘起，顾词前有：“得命新六月廿三日书，欢喜感叹，得未曾有，不可无词以纪之也。” 顾词后有：“昨午得书，便思以词纪之，而情绪激昂，思想不能集中，未敢率尔。孤负佳题。下午睡起茗饮后，拈管伸纸，只得断句，仍未成篇。今晨五时醒来，拥被默吟，竟尔谱就，起来录出，殊难惬心。逐渐修改，迄于午时，乃若可观。兹录呈吟政，想不至蹙頞攒眉耳。原稿一并附上，令命新见之，如睹老马不成驰骤，但形竭蹶也。五四年六月 二十有七日。糟堂。” 其词作：石头非宝玉，便大观，亦虚名。甚扑朔迷离，燕娇莺姹，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碧瓦映觚棱。煊赫奴才家世，虺隤没落阶层。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周汝昌先生有该词第三稿的录复本，全词为：石头真宝玉，题大观，岂虚名。甚扑朔迷离，莺娇燕姹，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棱。金帝包衣家世，魏王诗赋才情。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四 多余的话 以上所列仅是对我手里几本书中有限资料的简单梳理，也是因最近见到了二○○八年第六期《红楼梦学刊》推出了沈治钧教授的长文：“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该文批评周先生故意篡改歪曲了老师顾随的词，并力证顾先生的那首词与《红楼梦新证》无关。但我这么梳理一过，主要是尽量全面的展现一点顾随先生与周汝昌先生这对师生之间有关《红楼》与《新证》的特殊的交流与交往，以供关心红楼及红学的朋友掌握些许参考资料，会心者定有所感所悟。日后，周先生若有回忆顾先生的专著，当会更加详尽其妙。 其实沈教授的有疑而问，似乎正常。但就其长篇所论之方法、之结论、之目的，当然大家人等会用自己心眼去明辨。最能解此疑问的自然是周汝昌先生本人，但那是先生私人的事情，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周先生没有义务向强盗逻辑解释什么。我知道以下属于多余的，但是既然想到了，还是列出来，聊供乐见者读之。 1） 关于下士，沈教授的注解也是颇费心思。无论下士指向谁，这都是出自顾随的笔下，这绝扣不到周汝昌的头上去。我也无意推断下士是谁，只从顾先生的文字中去找寻： 1953年11月21日，顾随作诗7首之一 ，《周子玉言用陈寅恪题吴雨僧<红楼梦新谈>之韵，自题其所著<红楼梦新证>。录示索和，走笔立成》中即有“下士闻道常大笑，良马鞭影更何人。” 1953年10月29日早，顾随给周的信中有“总之，有玉言之《新证》，便不可不有述堂之‘说红’，既并驾而齐驱，亦相得而益彰。惟是‘说红’行文用语录体，支离即使未必，怪诞要是不免。好在写成之后，只预备出示知交如玉言辈其人。若夫鼠目寸光、无识下士未必能见得到，即使见到，亦笑骂由它笑骂，好‘文’我自作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顾随提到的‘说红’，即是要接续1952年岁末的《说“红”答玉言问》未竟稿，因为1953年春顾先生到津后，“初是奠居未定，后是业务相逼，当然不能续写，搁置既久，乃并初命笔时之腹稿亦抛到爪哇国去了，即要写也无从写起。”而顾先生又重新提起笔来说红，其兴致就是因《新证》而起。并顾先生在1953年11月29日的信中有“《说红》暗中摸索，颇有与《新证》互相符合之处。虽不必即诩为“大略相通”，私心亦时时窃喜也。” 2）关于“巨人”，《顾谱》246页，有1953年8月9日，顾随作《张中行<传心与破执>跋》（刊于《现代佛学》1953年11月号）中有“ 至于‘从一个焦点跳跃到另一个焦点’不佞尚别有语在。有人谓尼采行之，譬如巨人在群山上，每举一步，便从此巅峰到彼巅峰。是故常人读之，每每不解所谓。天 才底古德作工夫与说法亦复类比。吾辈今日说禅，要将巨人一步（即由此峰至彼峰）间之沟壑溪涧，陂陀丘陵，俯仰高下，凹凸坎陷，一一举示学人，使其虽不能如巨人之一步跨到，亦可以匍匐竭蹶，爬行而至焉。” 试问，尼采是巨人、还是哲人？ 3） 关于改作，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第二稿“顾词”上的旁改字（在周先生的著作中有清晰的图片，见图一）；二是，周先生著作中第三稿“顾词”与二稿的不同文字，如两稿中“巨人”与“哲人”的变化。 先说第一个方面，顾先生在那首《木兰花慢》词后的所记说得清楚，“今晨五时醒来，拥被默吟，竟尔谱就，起来录出，殊难惬心。逐渐修改，迄于午时，乃若可观。兹录呈吟政，想不至蹙頞攒眉耳。原稿一并附上，令命新见之，如睹老马不成驰骤，但形竭蹶也。”第一稿录出后，因“殊难惬心”而逐渐修改，待“乃若可观” 时，又录出一稿，即是第二稿。且在第二稿上，顾先生仍然做了小的修改，而顾先生所说的一并附上的“原稿”，才是第一稿。 第二稿上的改字是否顾先生的笔记呢？可举几个例证，《顾谱》163页，有1944年2月3日顾先生致周汝昌的信，并附有原信图片，一字外以细线圈住，旁写改字（见图二）。《顾谱》236页，有1952年11月1日顾随写与卢继韶的信件图片，信封正面、两页信纸正面，三部分成扇形排布，其压在最下面的一页，有一字被圈上，该字右半被中间的信纸所遮挡，无法见其旁有无改字，但此字外也是画的细线“圈”（见图三）。《顾谱》365页，有1955年顾随论及缪钺长句原信的图片（见图四），其中有“论”、“作”字，与周先生著作中顾词二稿图片的旁改字笔记一致。 又叶嘉莹在顾随先生《诗文论丛》序言中记有“盖先生对学生之教诲，总是常以鼓励为主，即使对学生之习作有所更改，也常是只把原作的字句用毛笔在外面画一个圈子，而并不用毛笔把原作字句抹去，同时批改的说明也多用‘似’字、‘稍’字等商略之口吻。”此亦可为顾先生修改字句习惯的一个旁证。 再说第二个方面，顾词第二稿与第三稿的文字变化，有人可能对“石头非宝玉”，改为“石头真宝玉”特敏感，直认为是180度的转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顾随先生在1952年的《说“红”答玉言问》中有言“曹雪芹等于贾宝玉，或者直说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一假设，凡治红学者皆当承认，玉言必不例外。”1953年顾随先生读了《新证》，写给周汝昌的信中有“脂斋是枕霞公，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述堂平生不曾见过脂评《红楼》，见不及此，事之当然。却怪多少年来红学大师何以俱雾里看花，眼里无珍？”又1953年11月4日的信中有“《红楼》为雪老自传，时代所局，盛衰之际，焉能无感？”如上几条，不知“石头真宝玉”可是转得太急？西城若无旧址，还寻它作甚？ 顾随与周汝昌之间的交往真是超越一般的师生情谊的。《顾谱》128页，1942年顾给周的一封信，即顾谈及与俞平伯关系的同一封信中，有顾先生谈周汝昌的词作：“《莺啼序》极见功力，然涩调大篇，除走南宋一路，更无他途。韵文一唱三叹之美，遂不复可 寻。苦水平生未敢轻试者，以是故也。若就词论词，大作可谓完壁。《水调歌头》结二句，悠然不尽，深得‘宕’字诀。惜‘莫非来时’四字于律不合，须另拟尔。 ”同一封信中，顾有谈自己的词作“前寄拙词二章俱不佳。《鹧鸪天》结句，诚如尊评。俟心情稍平静，当改作。” 顾随与周汝昌之间谈词论文，互相赞赏、评价、研讨，其实正是他们之间通信的主体内容，至于互相修改，也是正常的。但怎样的改动法，是在原稿上改、还是在通信中阐释，可以说都有可能。但是，周先生对老师的原稿信件很珍重，没有多大可能在寄来的通信原件上作改动。真巧，此处再举叶嘉莹先生一例，叶先生对老师的信件也很珍重，曾将两封信装裱起来，其中之一即是《送叶子嘉莹南下》那首诗，而这首诗亦是顾先生的“另纸写一幅”的第二稿，那首诗还有原稿，原写的是: 蓼辛荼苦觉芳甘，世味和禅比并参。 十载观生非幻梦，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该原稿诗可见1948年3月12日顾随写给叶嘉莹的信，有心的人可以与前面的那首比较一下，改字的数量比例如何。 沈文长篇大论深文周纳，那首《木兰花慢》词之所指也只能是在《红楼》与《新证》之间周旋。到底周先生写给老师的信里什么内容，让顾先生“欢喜感叹，得未曾有，不可无词以纪之”？是对《红楼梦》主题大旨的新发现吗？我这里更着重的是周先生道出的一个事实，“顾随先生词一首《木兰花慢》，精彩、名贵，兼而有之。然其经过亦三易其稿。如今复印之手迹，是第二稿清写本，而排字者是第三稿，因顾师当日是托友人捎于我的，友人给的是录复本，其手迹遂落入友人手中。今不可再得。”进而疑问，那位友人是谁？顾先生第三稿词的手迹还在否？ 顾随先生如何评价《红楼梦新证》，除了顾先生的那首《木兰花慢》词，末尾还是引顾先生信件原话：“现代人为文好讲究作品中的思想性。《新证》的思想性如何？述堂自家的思想性尚不能正确，故亦难于下断，唯浅见所及，《新证》一书于细想性方面，的确做到了“可以无大过矣”。若夫掂斤播两，吹毛求疵，则大风吹倒了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而述堂不与焉。”至于周汝昌先生于《新证》出版二十多年后，是否需要借老师来“扬名”，则还是用顾先生的话：“有目者所共识共见，正亦不须述堂之助耳（如其无目，斯亦爱莫能助了也）。” 注： 1 正文中引用文字未一一注明出处，绝大部分引自以下书目：《顾随年谱》中华书局 2006年9月北京第1版 撰者：闵军；《顾随随笔——读书生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第1版 组稿/编者：王炜华；《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第1版 著者：叶嘉莹。尤以《顾随年谱》为多。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