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岳婷婷：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

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 2015年02月26日 13:49 来源：《史学集刊》2014年第6期 作者：元青 岳婷婷 http://www.cssn.cn/zgs/zgs_zgjds/201502/t20150226_1524108.shtml 　　【摘要】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中国留学生凭借其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和文化自觉意识,实际承担起更多应属于政府层面的中国文化传播任务:向国外广泛译介中国著述与作品,用外语独立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与文化作品,以外文书写为载体进行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为西方汉学界提供汉语言及中文文献资料与研究上的直接帮助,以大量的人际交往和丰富的社会活动展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精神。中国留学生以其介绍、研究、传播中国文化卓有成效的努力,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媒介,其工作也成就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近百年史上的一段重要历程。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学教育大发展、人文社科留学生负笈海外的产物,也和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论”广受质疑、中国文化再受青睐的文化大背景密不可分。 　　【关键词】留学生;中国作品;中国问题;国外汉学;跨文化传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留学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大批优秀成果先后问世,集中探讨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特别是留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为引进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推进中国近代化所作的贡献。①但细加考察发现,其对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及成绩很少着墨,至今尚无专题研究。②个中缘由,一是过于强化对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关系不平衡状态的认知,认为双方态势是“西”强“中”弱,双方关系主流是“西学东渐”而非“中学西传”;二是对相关史实开掘不深,相关资料利用不足。事实上,在近代中国,虽然国势衰颓、中外文化交流有逆差,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仍在继续,而且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之后更加活跃了。而在此过程中,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以其介绍、研究、传播中国文化卓有成效的努力,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媒介,其工作也成就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近百年史上的一段重要历程,成为中外跨文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诸多留学史著述中,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李喜所、刘集林等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晓琴的《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版)、李喜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留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对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发展沿革及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阐述,较有代表性。 　　②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李喜所主编、元青等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以及若干留学史论文,对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问题有所涉猎,但总的说,内容比较零散,尚谈不上对该问题的专题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11YJA77006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岳婷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近代早期(直至一战前后),外国人特别是欧美等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传教士和华工。而与传教士和华工相比,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中西学素养还是文化自觉意识上,都具备明显的优势,传播文化的渠道更为广泛而直接,内容也更为丰富而深刻。其中,用外文翻译中国作品(中译外)是其传播中国文化最常见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留学生翻译中国作品的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从留学生翻译作品数量来看,尽管远不及其“外译中”即向国人翻译引进西方作品与著述的数量,系统性也不够强,但如果考虑到这些作品系其个人“单打独斗”的成果,而非“外译中”时机构与社团更多发挥作用的局面,数量也称得上惊人。无论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还是留日学子,均多有建树。有的留学生翻译了多部(篇)中国作品,如陈荣捷、林语堂、王际真、初大告、徐仲年、周作人等人,成为“中译外”的佼佼者。如果再加上留学生帮助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国作品的努力,如老舍帮助英人艾支顿翻译《金瓶梅》,鲁迅等帮助斯诺编选《活的中国》、帮助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曹靖华帮助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萧三帮助苏联校订《鲁迅全集》等,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中译外”的成果相当可观。 　　二是留学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独具匠心,可圈可点。其翻译作品,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儒家经典方面,有林语堂编译的《孔子的智慧》,陈荣捷译的王阳明《传习录》、朱熹《近思录》、陈淳《北溪字义》等;老庄哲学方面,有林语堂编译的《老子的智慧》,陈荣捷译的《庄子哲学》,初大告译的《道德经》;佛教经典方面,有陈荣捷译的《六祖坛经》等。就中国传统经典来说,儒释道都涉及了。 　　第二类属于近代名家的学术佳作,如张庆桐俄译的梁启超《李鸿章》,鲍文蔚法译的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的构成时代》等。 　　第三类属于中国古典文学名作及近现代文学名家名作,内容最为广泛:既有中国的古典诗歌,涵括了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诗、南北朝乐府民歌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等的唐宋诗词名作,也有《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及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郁达夫、萧军、冰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儒释道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与伦理观念,尽管随着历史发展多有不合时宜处,但其在文化与思想上的超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具有很高的地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古典小说到明清时期也达到艺术水平的高峰;中国现代文学尽管诞生时间不长,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初步显现。留学生将中国文化的上述优秀成果通过翻译传播到海外,体现了良好的学术与艺术眼光。 　　三是翻译质量与水平整体较高,一些作品产生重要影响。近代以降的中国留学生,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和中文修养以及通过国内教育特别是长期国外教育所养成的外语水平,造就了高超的“中译外”的能力,其水平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国外汉学家和传教士,也决定了其“中译外”作品的较高质量。 　　如林语堂的英译中国经典就堪称“中译外”之典范。他译的《孔子的智慧》一书,取材于《论语》、《礼记》和《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将其分门别类,重新编目,并加以评述。 　　又如英译中国作品的陈荣捷、王际真,法译中国作品的敬隐渔、梁宗岱,俄译中国作品的张庆桐等,也都以其中译外作品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正是通过大量的、种类与题材丰富的、具有较高质量的中国作品与著述的外译,成功地向国外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成果的魅力。 二 　　与“中译外”相比,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用外语独立创作的中国题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学西传”方面的影响毫不逊色。而且,此种文化传播方式是用外国人熟悉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中国风格,适应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更有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留学生的外语创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留美的林语堂、留英的叶君健、留法的盛成、留俄的萧三等都有较大的创获,也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林语堂堪称中国题材英语文学创作最成功之人。1939年,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在美国出版,全景式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该书出版后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特别推荐书,林语堂也因此于194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①1941年,他的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在美国出版,被称为《京华烟云》的姊妹篇,《纽约时报》誉之为中国的《乱世佳人》。林语堂成为通过以英文创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与民国社会的中国著名文学家。 　　盛成于1928年用法文撰写了传记文学《我的母亲》,在用生动笔触叙述自家家道变化的同时,刻画了各式政治人物,向世界展现出一幅中国近代史画卷。此外,书中还描述了中国各种传统的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介绍了各种传统习俗,如婚嫁礼仪、葬礼、缠足、蓄辫等。种种描述,使读者不知不觉中看到一个浓缩的中国近代社会。《我的母亲》问世后,震动法国文坛,并享誉世界。法国文坛巨匠瓦雷里为其写下长达万字序言,赞誉这是一部将“中国特色”与“世界意识”结合的杰作,为西方了解东方打开了一扇窗户。多种国外媒体都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②《我的母亲》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使盛成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获得很高的荣誉,西方许多文学爱好者更是极力推崇盛成,并组建了“盛成交友会”。直至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还代表密特朗总统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证书和勋章授予盛成,以表彰他在法国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萧三用俄文创作的中国诗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苏联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萧三凭借娴熟的俄文写作,先后出版了《埃米·萧诗集》等6部俄文诗集。通过诗歌,反映国内工农革命斗争,歌颂中国工农红军,把中国的社会现状介绍给苏联民众。其中许多篇章被苏联教育部采入七年制教科书,并被先后译成英、德、法、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③ 　　二是介绍中国文艺的作品。如留英生萧乾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介绍,留英生蒋彝对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介绍,留德生王光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介绍,都是留学生用外文传播中国文艺的典型事例。 　　萧乾1939年起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做研究生。他旅英七年期间,创作了一系列旨在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尤其是《苦难时代的蚀刻》,概括阐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1917年—1942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翻译五个领域的成就,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和特点。该书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刊物都载文推荐。 　　1933年自费留英的蒋彝,足迹遍及五大洲、80多个国家,先后出版了12本画册,合称为《哑行者丛书》。这些画册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生动笔触,描绘了世界各地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俗人情、文化生活。每本画册中,都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写的诗歌。他独创的“画记”这种著述形式,“图文并茂,熔散文、绘画、诗与书法于一炉,别具一格,为广大读者所喜爱”,④在欧美销售数十年,也受到当地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极大关注。 　　王光祈1920年赴德留学,读书期间,他在德国汉学杂志《SINICA》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论文,如《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论中国音乐》、《西洋人与中国戏》等。1934年,他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在德国出版。毕业之后,他留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注重对比中西方音乐,感叹“惟西洋方面,由此简单复音音乐,渐渐进步,造成今日之洋洋大观;而吾国复音音乐,虽较西洋发明早八九百年,然故步自封,两千年来,仍无丝毫进境,良可叹也”。⑤他用德文撰写了《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中国的道白戏剧与音乐戏剧》。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展示了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丰富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音乐的认知。 　　三是综合介绍中国文化与国民性格的作品。1933年至1934年间,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与吾民》,细致阐述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人生理想等精神层面,被誉为一本介绍“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的书”。此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轰动效应,短短4个月就印行了7版之多。赛珍珠曾评价说:“它实事求是,……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⑥1937年,林语堂又用英文撰写《生活的艺术》一书,向西方读者传达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这本书出版后同样影响巨大,曾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 周。 　　作为留学生中用外文书写讲述中国故事中国风格的佼佼者,林语堂等人正是由于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有着与其他群体截然不同的文学文化视野,用西语形式谈论中国元素、中国符号,把“民族的”成功转化为“世界的”,才使他们的“中学西传”工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1950、1975年林语堂又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②参见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178、179页。 　　③陈漱渝:《萧三在苏联的文学活动点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第114页。 　　④叶君健:《〈中国书法〉中译本序》,蒋彝:《中国书法》,书海出版社1986年版。 　　⑤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⑥“赛珍珠序”,参见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三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学生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写作,成为其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另一种重要途径与渠道。 　　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学生写中国主题的论文这一现象,同时代的许多学人颇不以为然,甚至一些有留学经历的学术与文化大家对此也颇多讥讽与批评。①其实,客观说来,在西方用西语写中国题目,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既对西学东渐有好处,也对中学西传有裨益。这些研究,运用中文资料(译为外文)和西方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体现了留学生的学术功力,也向国外学术界和其他读者宣扬了中国与中国文化形象的学术成果。 　　20世纪60年代初,旅美中国学者、民国时期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出版了三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目录。②尽管其存在某些缺陷,但仍可一窥留学生中国问题研究之究竟。 　　在留学生所撰写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中,不乏探讨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艺等传统汉学题材的论文。如齐思和的《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周一良的《唐代密宗》,吴于廑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权与法律》,刘经庶的《老子哲学》,等等。这些论文向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抱有强烈热忱与兴趣的西方汉学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丰富的题材、翔实的史料、基于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独到结论,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周一良的《唐代密宗》,利用并校订了大量的中国、日本、印度史料,参考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中西各国研究成果,对唐代密宗佛教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1945年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8卷第3、4号后,引起西方学界高度关注。③ 　　除传统汉学题材外,留学生关注与关切更多的是中国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为祖国现实服务、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鲜明取向。 　　以教育学为例:20世纪上半期,在留美生撰写的60余篇中国题材教育学博士论文中,包括中国教育的民主趋向、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宗教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地方教育、乡村教育、比较教育、外语教育、师范教育、教育财政、体育教育、海外华人教育、教育测验等,几乎涉及所有教育领域的具体问题。从选题范围看,留美生关注的现实教育领域极为宽广,体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这些研究中,纯学理、理论性的研究少,具体问题研究多,紧扣中国教育现实,体现了留美生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热烈情怀。张彭春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谈到,该论文写作的缘起,就是“为了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混乱过程做出关键性解释”,“发现转变时期有效教育内容的形式”,“开发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和重新调整论点的取向”。④检视留学生的教育学博士论文,张彭春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鲁迅、金岳霖、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对此就持批评意见。 　　②分别是《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 -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 1961,Washingto,D.C.1963)、《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Washingto,D.C.1964),对20世纪上半期及稍后一段时期中国留美、留欧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及作者、毕业学校及时间,按照大的学科分类进行了排列。三份目录对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学术史有珍贵价值。其缺陷在于: 论文题目的学科分类不科学且没有中文翻译,使用颇为不便; 论文作者生卒信息缺乏或错误较多; 论文题目收集不全。 　　③据《唐代密宗》翻译者钱文忠讲,20世纪80年代他在汉堡大学印度及西藏历史文化系留学时发现,西方学者研究密宗佛教的著作几乎都引用此文。见钱文忠“译后记”,参见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④张彭春:《论中国教育之现代化》,崔国良等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留学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同样显示出其强烈的现实关怀。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经济学研究,很少理论经济学研究。①而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选题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财政、货币金融、交通运输、中外贸易、农业农村等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 　　譬如20年代,留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特别关注中国的财政金融,原因主要在于民国初年中国财政困难、币制混乱,而留学生认为作为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应为国家的现实经济困难出谋划策。其中财政学方面,涉及中国财政史、关税、土地税、公债、农业财政、教育财政、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预算诸领域。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经济现实问题是改革币制,实现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学博士论文内容最为集中的是货币金融问题,以期为中国的币制改革寻找良方。同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农业农村问题,因此农业农村问题进入留学生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选择农业农村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占有较大比例,涉及农业规划、农业合作、农村金融、土地税、农民生活、租佃关系、粮食问题、水利建设等诸多方面。 　　对于留学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现实观照特征,20年代初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多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游学的何思源,在其多年留学结晶《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留下了自己的夫子自道。他说:“多年来吾国工商凋敝,民生穷困,对外贸易,日处于不利地位,归究本源,都是因为吾国的国家政治团体,无对外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全部民族的生存,是重大而且最急切不过的。”②他的研究就是要为中国统治者和经济学家制定经济政策和在国际上进行经济交往提供决策依据。何思源的言论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留学生的心声。 　　社会学人类学留学生的中国问题研究,更体现了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旨归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写作的34篇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其关注的中国社会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了中国社会控制、中国家庭制度、劳工问题、移民及文化适应问题、海外华人社团、犯罪问题、教堂管理问题、乡村合作及乡村生活乡村重建问题、慈善事业、鸦片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等。对于撰写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的初衷,留美研习社会学的吴文藻后来曾说,他写作《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主要缘起,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③吴文藻的回忆无疑反映了社会学人类学留学生热衷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心路历程。 　　这些以中国现实问题为主题的论文,蕴含了中国教育、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多领域的现实图景和知识信息,蕴含了对中国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出路的描述分析,蕴含了翔实、珍贵、极有价值的中文文献资料,无疑加深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理解,丰富了西人关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知识与修养,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西方中国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于留学生中国问题学术研究的价值,西人赖德烈曾有如下评价:中国“在国外学习的青年人”“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抛开民族偏见,其中一些还带有宣传性质。尽管存在偏见,部分著作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而且全部论文都旨在展示中国观点”。④抛开赖德烈站在传教士立场带来的文化偏见,其对留学生中国问题研究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价值与特征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些博士论文答辩⑤的进行及其后在校际、馆际之间的分赠、交换,⑥其从学术层面对外传播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效应与影响就更加扩大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邹进文以此袁同礼目录为主要资料,对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探讨留学生经济学研究旨趣、研究内容较有参考价值。参见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马亮宽编:《何思源文集·序言》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吴文藻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④Kenneth.S.Lattourette,“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4,No.4(July 1930),pp.781-782. 　　⑤西方大学对学生博士论文答辩极为重视,除答辩委员会成员外,参加旁听的人往往很多。如留法的郭麟阁,其博士论文答辩时,参加者多达200余人,包括他的法国同学及不少法国作家朋友。参见郭莹、管汝胜:《郭麟阁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七辑,第279页。 　　⑥国外大学也非常重视学生论文的交换。据季羡林讲,留德生的博士论文都由学生“自费印二百本交学校,由学校分赠各国大的图书馆及有关大学图书馆”。参见季羡林:《旅德追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1页。 四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为西方汉学界提供汉学(中国学)领域的直接帮助,以弥补其在汉语能力方面的不足。 　　一是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相当一批留学生海外求学期间从事过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工作。我们现在所知的,留美的江亢虎、陈衡哲、赵元任、王际真、杨联陞、詹锳,留英的老舍、蒋彝、萧乾、吴世昌,留德的王光祈、张君劢、季羡林,留俄的曹靖华、萧三等,都有过这方面的工作经历。 　　二是为国外汉学研究者担任助手,提供语言与资料帮助。季羡林留德读博期间,就曾帮助自己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翻译汉文佛典。①王毓铨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参与美国汉学家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担任秦汉时期社会经济史料的搜集、审议和注释工作。②何兹全在美留学时,也曾在魏特夫处校阅核对过英文译稿,并帮助美国汉学家佛朗西斯(Jhone D.Frances)翻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③杨联陞还在国内读书时就曾担任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Gardner)的私人秘书,帮其搜集资料;受贾德纳邀请留美以后,仍担任其私人助理,帮助其翻译中文资料。④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唐德刚、任以都等很多留学生。 　　三是助力西方汉学界的中文文献资料建设。中文文献资料是汉学研究的基础,西方汉学家对此高度重视,但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常常需要中国学人特别是在当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帮助,留学生们便承担起为西方汉学界建设中文文献资料库的重任。留美的朱士嘉、江亢虎、张仲礼,留德的季羡林等,都有为西方汉学界的中文文献资料建设出力的经历。 　　20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西方中心论”受到巨大冲击,东方文明再次受到青睐。这种背景下,汉学研究需要有一个大发展以应对时局与思潮的变革。这为中国留学生参与其中、发挥专长与优势提供了舞台。从留学生方面来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具有深厚的国学和国文功底,有深厚的文史哲素养,并有相关研究和作品,有些人留学前就是国内大学的国文系教授。赴国外留学后又受到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熟悉西方学术规范,了解研习和研究汉学的国外师生的需求。同时,助力国外汉学还能得到经济上的回馈,以满足留学之需,⑤因而也有做好此项工作的积极性。因此,无论是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教学,还是担任国外汉学家的助手、助力中文文献资料建设,都能尽职尽责,圆满完成任务。 　　留学生为国外汉学界提供的诸多帮助,其意义是重要而深远的。通过汉语与中国文化课教学,帮助国外汉学学者提高了汉语言使用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理解,有的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教学和研究体系,使原来只关注古汉语和古文献的状况转变为开始关注中国现代汉语与现代作品,⑥为国外汉学开拓了更现实、更广阔的空间。通过为国外汉学家当助手,使国外汉学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硕果。实际上,相当多的汉学研究项目,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参与,很难有后来呈现出的完整样貌。通过文献资料建设,又使外国汉学学者能更便捷高效地利用珍贵的中文文献资料,使汉学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资料基础上。总之,留学生对国外汉学提供的帮助,实际已构成国外汉学的一部分。对留学生在国外汉学领域的贡献,国外汉学家有高度评价。费正清曾说:“在当时文化条件下,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⑦此言当为国外汉学家的心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季羡林: 《留德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64页。 　　②《王毓铨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③何兹全著,潘雯瑾整理:《何兹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 　　④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页。 　　⑤不少留学生留学期间半工半读,靠教外国人汉语与中国文化课赚取生活费用。如詹锳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时,生活费用主要来自于在纽约亚洲学院教汉语和中国文学课的酬金。杨联陞为贾德纳翻译购买中文资料,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旅费和生活费则由贾德纳担负。 　　⑥如苏联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就得益于曹靖华等留俄学生的教学工作。 　　⑦[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五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庞大、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多年在国外学习、生活,有着大量的人际交往和丰富的社会活动,因此,他们的行为习惯、情绪性格、价值观念等成为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层面最直接的一个窗口。他们自身即为中国文化形象载体。一位留美生曾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我们是中国的民间代表。我们决定: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要给祖国母亲增光添彩。”① 　　另一位留美生钱祝均也曾说:“在美读书时,我有个信念,即在美国读书应遵纪守法努力学习,因为美国人不仅把我看作简单的一个人,而是看作中国人。如果行为稍有失检,就认为中国人怎么样。维护中国人尊严,这是我留学国外的守则。”② 　　留学生由于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很快就融入当地的生活,在各种家庭、朋友聚会中,多角度多方面展示了中国文化。 　　与外国友人的学术与文化交往,也成为许多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其中,尤以留日生与日本文化界友人的诗词唱和、移书论学最为突出。 　　王国维旅居京都期间,与日本汉学名家有着密切交往,经常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 　　如与林泰辅就洛书问题的交流,与神田喜一郎就魏石经问题的讨论,丰富了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学术问题的认识。王国维还多次与他们诗词唱和。如1912年《艺文》三月号刊登了王国维与铃木虎雄的诗作。铃木虎雄的赠诗中有“辟雍门北洛东头,落木寒山无限幽;万卷图书堪绩史,数家鸡犬可藏舟”诗句,描绘了王国维当时研究的环境。王国维答道:“故人不乏朝衡在,四海朋友看竞兄”,“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③王国维闻狩野直喜将有欧洲之行,便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七言古诗一首:其中有“此邦曈曈如晓日,国体宇内称第一。微闻近时尚功利,复云小吏乏风节。疲民往往困鲁税,学子稍稍出燕说”。④ 　　留日期间,黄兴、郁达夫、郁曼陀等大批留日生,与日本文化界也多有交流。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社团活动是留学生海外留学期间重要的社会活动,包括各种演讲、辩论、文艺表演、运动会等,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渠道。对这些社团活动的文化交流意义,曾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的胡适曾提到:“就是在这些不同的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是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切的国际友谊的形成,使我们能了解人种的团结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⑤ 　　留学期间,留学生为展示中国形象,还举办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中国文化展览会。这些展览会是留学生向外国民众展示中国文化的集中活动,使外国民众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及其优秀成果。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广泛密切的社会交往,成为中国留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展示、宣传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良途,其作用不亚于前述的其他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Quentin Pan,“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fraternities in America”,CSM,July 1925,p.29. 　　②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祖国在我身边》(老留学生忆留学专辑),《西安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90年8月),第141页。 　　③转引自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④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9页。 　　⑤[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 。 六 　　尽管由于特殊历史阶段政治失序所致的国家动员和组织统筹机制缺乏,造成传播中国文化这一本应更多属于政府层面的行为,实际成为广大留学生的个人行动,使得这些工作与同一时期国人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相比,既不系统,规模也小,削弱了“中学西传”的力度,但上述大量史实足以表明,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丰富而具体,广泛而深入,堪称卓有成效。其意义在于: 　　第一,为包括知识界与普通民众在内的西方人士提供了一幅幅迥异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画卷,丰富了西方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知,沟通了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概念做了极好的注脚,这对进一步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对国外汉学(中国学)起了推动之功,甚至成为国外汉学的一部分,此乃西方学术界之福。20世纪40年代初学者梁盛志曾说:“美人之治汉学,视欧人为后进。其近代大师,大率聘自他国。惟近年图书资料之搜集,中国学者之敦聘,留学生之利用,在华教士学者之努力,日争上流。”①明确指出了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中国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为至言。 　　第三,中国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在西学影响下,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研究范式和治学门径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留学生撰著的大量有关中国题材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位论文,既从学术层面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学科与学术的发展。留学生的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都充分吸收了西学营养,并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西传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自身不断更新、进步、发展的过程,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亦有成就中国文化自身的意义。 　　第四,中国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工作,对传播者留学生个人前途大有裨益。相当一批留学生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与著述成就个人伟业;相当一批留学生以用外文创作中国题材文学作品享誉海内外;相当一批留学生以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暴得大名”,奠定一生学术基础。 　　留学生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上半期中学西传方面卓有成就,从西方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使近代西方文明遭到巨大破坏,欧美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心也遭到极大摧毁,“西方中心论”广受质疑,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需要重新估计与认识。他们从心态上开始乐意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再受青睐,在西方有了较之先前更大的接受度,这为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更大的契机与舞台。 　　从中国方面来说,20世纪上半期,形成了比较规范、完整的留学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总的基调是在严格派遣标准和派遣资格的基础上支持、鼓励留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形成规模宏大的留学热潮,达到历史性的四五万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留学教育的大发展,为留学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还应看到,20世纪上半期的留学生具备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与条件。他们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国内知名高等学校,在国内接受过良好教育。因此他们在对外介绍中国文化时,能够准确传达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价值伦理观念、民族情感及民风民俗等。此前作为中学西传主体的西方传教士群体是很难做到的。留学生在海外留学时的人文环境也是独特而优秀的。不仅学府优秀,留学生所处的文化大环境也是优秀的。因此留学生受到西方学术的系统训练和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得他们在对外介绍中国文化时能够跳出“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立场,站在中西文化平等的立场上,按照西方人熟悉与认同的方式和风格来进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再建旬刊》第一卷第八期,1940年4月11日,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