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的两个高峰 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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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破Napopo (最后的蹦跶) 组长 楼主 2009-07-24 16:26:08

  商代前期约当公元前16—前14世纪，考古学上为商文化的二里岗期（分下、上两层）。商代前期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直接继承着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可是器物的品种大为增加。比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壶、罍，水兵器有盘、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工具有斧、锛等等，形成了庞大的系统。商代常见的品种，这时差不多都已经存在。

  　　这时的青铜器，器胎相对说仍旧较薄，但已有器形很巨大的器物，如高达100厘米的大方鼎。纹饰也比二里头文化丰富多了，流行线条圆转的饕餮纹、夔纹等，花纹一般呈带状，没有地纹。个别的商代前期青铜器，有了单字的铭文。总之，在这个阶段里，为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的高峰做了酝酿和准备。

  　　商代后期约当公元前13—前11世纪中叶，当时商朝已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的殷墟，故考古学上为商文化的殷墟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空前的进步，我们不妨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叙述：

  　　第一，形制的多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种上较之前期又有增加，而且其同一品种每每有不同型式。有的型式只在特定时间内流行，有的型式则存在较长的时期，而在同样时期内会有不止一种型式，兼行并存。

  　　以最常见的烹炊器鼎而言，可以分为圆鼎、分裆鼎和方鼎三种主要型式。圆鼎，器体横断面为圆形，上有立耳，下有柱足。分裆鼎，也有立耳、柱足，特点在于器底和鬲近似，是分裆的，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鬲—鼎”。方鼎仍有立耳、柱足，但其器体是方的。 分裆即底部分成三个部分。有一些鬲形近于鼎，也有学者称之为“鬲—鼎”，不过其足部是空的，与一般的鼎不同。这种现象表明，商代后期青铜器品种复杂，而且形制变异，有时会给鉴别研究带来各种疑难。

  　　第二，纹饰的繁丽：商代后期青铜器，在装饰上盛行繁绣富丽的作风，与前期的简易素朴有很大不同。这时的花纹多为通体满花，即在器皿的表面上布满花纹，同时又多以雷纹作为地纹，使图案更加细腻。

  　　花纹的母题也多样化了。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即兽面纹、夔纹、鸟纹、蝉纹、蚕纹等等，表现不同形态龙蛇的也很普遍。有时整个器物或其一部分作立体的禽兽形，有时在器体上再附加小型的奇禽异兽。不管是怎样情形，纹饰所体现的一般不是自然的动物，而是赋有神秘色彩的鸟兽形象，或其躯体的一项组成因素，如鳞或羽毛之类。植物的形状，如花朵，以及几何形的图案，只是在很少的例子中出现。

  　　这一时期的花纹千变万化，有的花纹独特奇异，实际是当时艺术家富于想像的创造。即使是最常见的饕餮纹，也有许多变异。

  　　第三，铭文的增多：商代后期青铜器，很多具有铭文。铭文绝大多数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例子是用锋利的工具刻出的。铭文的内容多为器主的族氏和人名，有的记出用该器物祭祀的先人名号。在商代后期较晚的时候，青铜器的铭文出现加长的趋势，最长的接近50个字。

  　　第四，工艺的改进：商代后期青铜器，器胎一般厚重，而且在精巧的范铸技术基础上，充分利用分铸法，制造出许多极为细致复杂的器物。例如著名的四羊尊，羊首有螺旋形的大角；中柱旋龙盂，盂底中央竖立一枝花朵，有一龙蟠绕，龙身可以拨动旋转。这时还铸造出器形非常庞伟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达133厘米，重有87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器。

  　　在装饰工艺方面，商代后期青铜器广泛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兵器、车马器上尤为流行。另外，还有嵌玉，例如嵌玉援的戈、嵌玉叶的矛；有嵌陨铁，例如嵌铁刃的钺。在流散器物中，尚有嵌红铜、嵌黄金的例子。

  　　第五，出土地的扩展：商代后期青铜器，出土地点的范围比前期有很大程度的展延。大概说来，北到内蒙古，东到山东，南到广西，西到陕甘，都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发现。

  　　这一时期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性。在中原地区以外，集中出土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有晋陕交界地区、湖南湖北地区、成都平原地区等，其器物各有自己的特色。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不过因为周朝政治中心转移，陕西的周原（扶风、岐山交界）与宗周（长安县境）、河南的成周（洛阳）成为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所在。

  　　总的说来，西周的青铜器趋向于朴质化。这种倾向，在西周中期以后更为明显，器物的装饰变得简单，富于神秘意味的花纹逐渐为规范的图案所取代，同时带状的花纹又流行起来。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的改变。周初鉴于商人酗酒而规定的酒禁，使不少酒器归于消灭。尽管在西局新出现了编钟、簠、盨等器种，就形制、纹饰而言，这一时期青铜器究竟不如商代那样多变了。

  　　西周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铭文的加多加长，所谓“周人尚文”应即指此。周初的铭文，已经有百字以上的，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竟长达497字。这类铭文，内容异常丰富重要。

  　　公元前771年，西周在戎人攻击下覆亡，次年平王即位，东迁到成周，王朝从此不振，国家渐趋分裂。这影响到青铜器艺术，出现了大量列国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早期，青铜器大体上是西周传统的延续。其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的格式，仍与西周晚期的相似，没有根本变化。

  　　青铜器风格的新变化，肇始于春秋中期。蟠螭纹的产生和普及，可以作为这次变化的标志。蟠螭纹仍是由龙蛇之类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它只是反复出现的图案，和商西周的纹饰有很大区别。青铜器形制的改换也很显著，以往那种森严凝重的气象，逐渐代以清新秀丽的风格。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二高峰，于是趋于形成。

  　　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和一系列新技术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春秋中期，嵌红铜的花纹开始盛行，包括器两面可见的透嵌。随后，错金银的纹饰及铭文涌现，给器物带来绚丽的色彩。春秋战国之际，因为有了更锋利的工具（钢铁），线刻花纹流行起来。接着，鎏金银的技艺也广泛流行，同时又有彩绘。

  　　还特别需要提到，失蜡法铸造在春秋中期出现，而且有相当高的水准。这正好配合了青铜器第二高峰的特色，就是崇尚细致纤巧、复杂繁丽的纹饰。很多极为细腻的镂空或立雕状的绞饰，正是以失蜡法制出的。

  　　在其发展演进的这第二个高峰中，青铜器显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这种新面貌、新风格涵括了春秋晚期到战国，并在汉初有所复兴，延续近400余年之久。

  　　同一时期，边远地区文化的青铜器艺术也有突出进展，尤其是在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在云南的滇文化，各有独特的艺术传统与特点。

  　　在第二高峰期后，中国青铜器随着用途的扩大普及，转而走上日常化的道路。这一趋向事实上在战国晚期已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得到充分表现。器物的形制基本上规范化，大都缺少变异，最常见的是没有花纹的素面器，铭纹也只剩简单的格式。东汉以后，青铜器在很大范围内被其他器种——如瓷器、铁器所取代。

  　　青铜器艺术的生命，在铜镜这一品种中持续最为久远。中国铜镜一开始就在镜背中心设钮，形成自己的传统，这已可上溯到史前的齐家文化。经过商、西周，铜镜在上述青铜器艺术的第二高峰期达到极盛，汉镜更成为著名的文物珍品。此后，隋唐镜因导入新的技术（如嵌螺钿、套银壳等），展现了新的光辉。中国铜镜的生产和使用，一直绵延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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