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史研究领域的牛人之一：伯纳德·贝林

说起美国开国史研究领域的牛人，第一位也许要数伯纳德·贝林。国内学界早就注意到了这位牛人，1986年第4期《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的余志森教授题为“早期美国史专家伯纳德·贝林”，应是国内第一篇介绍贝林的专论。余老师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老前辈，也是研究美国开国史的专家，对乔治·华盛顿尤其有独到的研究（我曾在耶鲁的斯特林图书馆看到余老师签赠给该馆的《华盛顿评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若要认识贝林这位牛人，我们还是先从余老师的这篇文章读起吧。 美国史学界凡是研究早期美国史的学者都熟悉伯纳德·贝林（1922-9-20—）。他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早年曾是威廉学院学习历史，并对哲学、文学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断学业、投笔从戎。战后进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于1947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任教至今。他致力于早期美国史研究，其中对美国革命思想根源的探索成绩卓然，自成一家之说。他人认为他的观点“更新”了美国革命史；也有人把他誉为用思想史观点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第一流”学者。他的著作——《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商人》到《美国革命的思想起源》——有力地影响着早期美国史的研究。1981年，他成为哈佛的亚当斯大学教授，并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 贝林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一手培养起来的历史学名教授。在哈佛求学期间，他深受史学名家奥斯卡·汉特林和查尔斯·泰勒的影响，又得到塞缪尔·莫里森的指点。他学习兴趣广泛，最主要的是（一）欧洲和新世界的东西，（二）社会和思想史的关系。他以《17世纪新英格兰商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955年正式发表。在哈佛任教期间，他与同事合作撰写关于苏格兰、北美洲和英格兰关系的文章。不久，贝林应哈佛图书馆总编之邀，编辑关于美国革命小册子文献专集。在潜心编辑中，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美国革命前的各种文献资料，遂形成了他对独立战争思想起源的观点。1961年，他成了哈佛大学教授，次年被任命为约翰·哈佛图书馆总编，1966年成为哈佛的讲座教授。 作为名教授贝林是名副其实的。他不仅喜欢教学，乐意指导研究生学习，而且教育有方，是该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到了六十年代末，贝林以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其中迈克尔·坎曼和戈登·伍德均已成为美国史坛上的学术骨干。在教学中，贝林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中的两个特殊方面：第一，在形成研究课题时，要适当构想、提出问题。他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研究问题的精确、有条不紊的思想较之那些推测是否可能认识过去或什么是事件碑志的多卷巨著“更有价值”。第二，重视写作技巧的训练。贝林经常组织学生讨论优秀历史著作的写作方法和构思布局。在教学中，他最注重的是讨论式的方法，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主动性，敢于思索，乐于争论。因为他启发得当以致学生们经常在课后还在酒吧间里争论不休，贝林的这种教学方法在美国享有声誉。 探索新方法的先行者 早在步入美国史坛之初，贝林就是一名寻求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者。贝林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商人》可以说是新社会史的一种尝试。他在说明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商人增长削弱了清教徒团体时，提出历史学家不要过多注意清教徒们的讲道，而应着眼影响整个社会的更广泛的力量。在《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贝林强调了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把家庭作为早期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重要领域。该文在美国颇有影响，至少有十七次被选入专集。 贝林还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运用数字统计材料。1959年，贝林和他夫人利用波士顿港口的大量记录材料，写成并发表了《马萨诸塞航运，1697-1714：统计研究》，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历史著作中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数字的书籍。五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史研究还被看轻为毫无创造性的“摆设”，而计量方法也刚被“引进”史学领域，贝林的作品不仅表明他敢于探索新的研究途径，而且对后来勃然兴起的社会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81年，贝林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他就以“现代美国历史学的挑战”为题发表演说，较多地肯定了现代美国史学的新方法，特别是其中的计量方法。他认为目前计量史研究的新颖之处，并非因为引用了数字之类或提高了数字的精确性，而是所引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字能为研究那些不妨称之为“潜在事件”的历史开拓道路。他首次提出了“潜在事件”的概念，认为当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潜在事件与明显事件相结合”。 贝林曾经是运用统计方法于史学研究的先行者，但他同时也反对过分依赖这些技术。他认为应当把史学著作写成既有生动叙述又有深刻分析的“新型”作品。 思想史学派的主要代表 贝林对当代美国史学的最重要贡献，是他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独树起思想史学派的旗帜。 作为早期美国史学者贝林的作品几乎涉猎了该领域所有的重要方面：从新英格兰到弗吉尼亚，从商人阶层到清教徒团体，从社会到家庭，从思想到教育。其中以他分析、研究美国革命的思想源源成就最突出。1967年，他发表了《美国革命的思想起源》，次年又发表了《美国政治起源》一书，前者获得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并至少被重印了十五次之多。此书是他系统观点形成的标志，也为他赢得不绝的赞扬声。 在该书的前言中，贝林指出，“研究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坚定了我那相当老式的观点：美国革命首先是思想上、宪法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基本上不是为实现社会或经济变革的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认为“正是独立前几十年思想上的发展导致了激进的理想”。在他看来，独立战争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而不是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仅仅是革命带来的一种后果。他提出一种见解：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那毁灭成千上万人生命基础的“社会震荡”，在美国革命前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却已经“缓慢地、平静地、几乎是难以令人察觉地发生了”。这种震荡在美国并不像突如其来的雪崩，而是一种逐步转变社会秩序的无数个别变化，表现为深刻的思想上的变革。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革命前（其中包括1776年），集中争论英、美之间的差异；第二阶段，1776-1780年，重点是设计第一个全国性政府；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重新考虑国家宪法和重建全国政府。最后，贝林认为战争本身也引起了美国人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革命前被美国人认为是不光彩的弱点，革命后却成了引以为豪的优点，反之亦然。在该书第五章“转变”的开头，贝林写道：“一个崭新而精神奋发的、生气勃勃而首先在精神上再生的民族在朦胧中觉醒，起来保卫自由阵线；然后又耀武扬威地挺身向前，到处鼓励和支持自由的事业。”“美国人已同历史性战斗中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们……并肩屹立。”此外，贝林还断言美国人的激进思想来源于英国辉格党激进派。 美国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贝林的解释令人信服，但也有人认为他轻视了物质方面的影响，忽略了其他思想潮流的作用，无视殖民地一般居民的反英情绪。 全面评价贝林为代表的思想史学派的观点决非本文所能及。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以贝林为代表的思想史学派是作为新保守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不能不是一种进步。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界曾出现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来势凶猛。他们宣称美国历史是一部“和谐”而没有斗争的历史，鼓吹“利益一致”论，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美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公然提出美国革命“不是革命”的观点，新保守派史学家布尔斯廷认为独立战争仅仅是一次“殖民地暴动”，是一种“权益之计”的产物，“没有形成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传统”。贝林却提出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甚至是一场激进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处于权益之计，相反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就此而言，应该肯定贝林的思想主流。第二，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史坛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社会史蓬勃兴起，思想文化史的地位开始下降。在这种条件下，贝林依然能在思想史方面下工夫，锲而不舍，取得如此成果实属不易。当然，贝林的思想史学派过分强调了思想精神的作用，甚至将它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显然是唯心的。这同他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说：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变动着的世界——复杂的、无法预言的、转瞬即逝的世界”的“记叙者”。 七十年代，贝林写了一系列论述美国革命的论文：《宗教和革命》、《美国革命的中心主题》、《常识》、《伟大的共和国》、《1776：挑战之年》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贝林于1974年出版的《托马斯·赫金森的磨难》。此书是赫金森的传记。主人公曾在美国革命前担任马萨诸塞州总督，效忠英王。贝林在传记中以大部分的篇幅集中论述赫金森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并给予相当的同情，企图对效忠派的思想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此书曾引起不少争议，一些评论者认为贝林太偏向赫金森，过于墨守关于革命的思想解释。尽管如此，该书仍受到高度评价。这是贝林用思想史观点研究美国革命的又一新尝试。贝林关于美国革命思想起源的观点尽管没有为人们全盘接受，但人们都 他“已有力地给早期美国史的画面添加了新的内容”。 近几年来，贝林正在从事美国殖民地社会的研究，他积极汲取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力图对美国人口的增长、移民定居等问题作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