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VS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中庸——为了生活本身的怡悦与甜蜜 2009-09-28 21:26:33 　　来自: 夭夭 千万年来，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从来没有停止发现探索各式各样的问题，没有停止追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从询问山外的天地到探寻宇宙的起源，从发现自我的结构到钻研微粒的能量。我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问，不断地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可是有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人思考的目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类一切的追问求索都是为了生活本身的怡悦与甜蜜。 　　《政治学》第三卷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只要苦难的压迫不是过于沉重，单单是生活本身之中就存在着美好的东西。许许多多的人经历重重厄难，依然一心眷恋生存，这便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因为生活之中本来就有一分自然的怡悦和甜蜜。”也正因为此，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完全没有必要寄情于彼岸世界，人只要关注现世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就行了。那么人要如何才能享受这样美好的生活呢？他又引用《尼各马科伦理学》告诉我们：“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行，而德行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这种中庸。”（《政治学》第四卷p137） 　　通读《政治学》我们会发现书中到处闪烁着“中庸”的光芒。最先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的目的，亚式城邦目的在于自足的生活（《政治学》第一卷p4）。不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善，不是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是为了多么富裕的生活，而是自足的生活。紧接着就直接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对于财富的观点，关于两种致富术，亚里士多德强烈反对第二种“用金钱本身来牟取暴利”的行为，他坚持“金钱本来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政治学》第一卷p21），可以推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用钱生钱的办法是违反了自然的。另外，他更加反对那些以为“生活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无限制地聚敛财富”的人的行为。结合后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推测亚里士多德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过度追求财富会使人不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样做的后果会使人忽视道德，忽视生活的幸福，从而也就违背了城邦的意旨。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过度追求财富势必在城邦中造成贫富分化的危险境地，从而将会严重威胁到城邦的持久经营。 　　对于人才和教育同样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且不说在《政治学》最后一卷的最后亚里士多德所归纳出的教育的三项准则正是：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就是对于城邦中德行超过他人的人，柏拉图也认为难以把这样其品性足以为自己立法的人当做城邦的一份子。（《政治学》第三卷p100）读到这里，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庄子的绝圣弃智的思想，还有老子也有相似的想法。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局。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当然了，亚里士多德没有陷入这样玄的境地。他认为，对待这样的精英采用陶片放逐法是不对的：“人们诉诸陶片放逐法，并不是为了其政体的固有利益，而是为了徇其私利。对于各种蜕变的整体来说，公正即是私利之所在……但是，以最优秀的整体而论，这种说法就大有疑问……”（《政治学》第三卷p102）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君主制的自然性、合理性。 　　我们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那样一丝不苟，那样严谨，那样高尚，那样纯洁以至于一丝杂质也没有。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是有“实然”与“应然”之别的，那么作为柏拉图的得意门生的亚里士多德竟没有吗？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是有最好的城邦的设想的，他对于城邦生活的理解同样有“实然”与“应然”之分。不过，首先，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是建立在尊重美好生活的基础上的。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他反驳柏拉图的“理想国”说：“他剥夺了武士的幸福，并说立法者应当为整个城邦谋幸福。但是如果整个城邦的大多数，或所有人或默写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如果武士们无幸福可言，那谁又会幸福呢？”（《政治学》第二卷p41）显然，要让整个城邦都感受到幸福是很困难的，但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既然你所追求的是整个城邦的幸福，为什么不给武士幸福？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理论中，我们就很难看到他有说道整个城邦如何如何。因此他也就能够批判柏拉图的妇女儿童共有制以及财产公有的做法。这个放到后面在做论述，回到“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中来。其次，亚里士多德的“应然”城邦是建立在尊重各种各样其他性质的城邦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对待法律的态度中看出。亚里士多德说：“优良法律的一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布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所遵从的法律是指定的优良得体的法律，因为人们也可能情愿遵从坏的法律。恪守法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或者是恪守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最优良的法律，或者是恪守在单纯的意义上最优良的法律。”（《政治学》第四卷p132）除此以外，在第七卷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对于城邦存在的必要条件时，他是这样论述的：“我们祈愿自己的城邦有着充足的物资配备，这些配备全凭命运决定，然而城邦的善良却与命运无关，而是在于知识与意愿。要想成为一个善良之邦，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政治学》第七卷p253）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双脚是始终站在土地上的，而一颗心却依旧向往着更高更美好的境界的。土地上的泥土并没有纠缠住他以致他难以有双手去够那个智慧之果。 　　虽然亚里士多德追随自己的老师也将各类政体分为了六大类，但是他这样分类的目的是为了阐述各种政体的利弊优劣，其着眼点在于可能的适合的城邦。他尊重各个地方的习惯和民俗。他甚至认为所有政体可以简化分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与此相反地，他同时又认为六类政体中各个政体又可细分成许多小类。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没有对最美好事物的追求，而是他所认为的最美好的正是可得到的，正是合适的，是力所能及的，是自然的，是中庸。这就是他的追求。在《政治学》第六卷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广阔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他说：“这些法律要尽可能地包容保持政体的方法，并且不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平民主义的或是寡头主义的，以及它使城邦大大地平民化了还是寡头化了。应该看到的是，他能使政体长时间地延续下去。”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在城邦性质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城邦的幸福生活的，不管是什么性质拿来用吧。但是我们反观柏拉图，首先他会允许自己的城邦里发生这样混乱不清的状况吗？其次，他的政体形式的演变难道不教人产生一种绝望感吗？由此我们才会不得不相信他的理想国才将是我们通向善的唯一途径。然而为了这唯一的路径，人类又将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实际上近代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追求所带给人类的深重的灾难。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胜在他飞扬的文采、铿锵的辩论和崇高的理想上，那么《政治学》就在理性的推断、严密的逻辑和实证的方法上面更胜一筹。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演绎法，但是我们仅仅看《政治学》第二卷就会看到，亚里士多德就事论事，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类形式的政体的种种问题。对于财产制度，亚里士多德先批判柏拉图的妇女儿童共有制是严重违背人性的，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财产公有制，他指出公有制无法阻止人性的罪恶，平均财富也会使才能卓越的人心怀不满。在整本《政治学》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亚里士多德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 　　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对待前人的著作不能太过苛求，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思想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有时是古今都有的，而且可以说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只有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时时温习的。虽然说，后人很难有超越前人的发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个时代有着不一样的问题，人类是健忘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就算最后是回到了原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圈圈绕下来不是毫无用处的，至少人类对于善的言说又有了一层历经沧桑的领悟。 　　还记得拉斐尔的那幅《雅典学院》吗？在整幅图的中心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俩，柏拉图一手指天空，亚里士多德一手指地。联想到《理想国》和《政治学》，我们难道不觉得柏拉图的作品真有一种阳春白雪的浪漫气质，而亚里士多德的字里行间却让人闻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清香吗？很难说这两本著作我更喜欢那一本，有一点我是深知的，要想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至少还可以旧书新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