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fait du prince 专制行为

诺冬去年的小说,今天在驻法记者王波涛的blog上看到他译的，摘来欣赏： ——如果一位客人在你家里意外死亡，千万不要报警。叫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朋友不舒服，让他送他去医院。在去急诊的路上，你的朋友会被发现已经死亡。有了证人，你就可以证明这个人是在路上死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了。 ——如果是我，我不会叫警察，我会叫医生。 ——那还是一样的。医生和警察是一丘之貉。如果一个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人在你家里突发心脏病而死，你将是第一个嫌疑人。 ——嫌疑什么，如果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的话？ ——只要没有最终证实是心脏病突发而死，你的家就会被当成是犯罪现场。你不能动里面的任何东西。警方会闯入你家，很有可能会用粉笔画下尸体的位置。你也回不了家了，他们会问你一大堆问题，一大堆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是无辜的，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不是无辜的，有个人死在你家了。 ——人总是要死在某个地方的呀！ ——死在你家，而不是在电影院，银行，或者他自己的床上。这个陌生人偏要等到来你家再翘辫子。巧合是不存在的。他在你家里死了，跟你一定有关系。 ——不能这么说。也许这个人只是受了什么刺激，我们不知道而已。 ——他跑你家里来受刺激，可真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你还是跟警察解释吧。希望警察能相信你，而在这期间，尸体还在你家，任何人不能碰。如果他在你的沙发上死的，你不能坐沙发了。如果他在你的餐桌上死的，你要开始习惯和他一起吃饭了。 你得和死尸做室友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得叫出租车。难道你没发现，报纸上通常都会这么说吗：“某个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个奇怪的嗜好，人们喜欢死在路上，死在陌生的车里。因为你应该能想到，那肯定不会是你自己的车。 — 你是不是有点妄想症过头了？ — 自卡夫卡以来，已经得到证实了，你要么有妄想症，要么是凶手。 — 这么说还是不要请人到家里来做客比较好。 — 很欣慰听到你这么说，最好永远不要请客。 — 可是先生，那我们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 — 我们是被邀请的人，我们没有邀请。我们很狡猾。你说主人有必要仅仅出于对我们的欣赏，而冒我们可能会死在他家里的风险吗？ — 可你看上去很健康啊。 — 我们总这样认为。你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的时间可比我们想象的要晚，或许我们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些时间就不应该花在应酬上。 —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 我的原因可能和你一样，因为很难拒绝。这个问题没有另一个问题更耐人寻味：主人为什么要邀请我们？ — 听你夸他。 — 可我夸他不会比夸周围其他的人要更多一些啊。更奇怪的是，在这儿的所有人，也都是聪明人，看上去一个个对彼此都有一种好感，甚至是友谊，实际上却没什么话可说。听听他们说什么就知道了。这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25岁一过，所有的人际交往就是一种重复。一个人跟你说话，而你感觉他像某个人的翻版。真无聊。我清楚这一切，所以我今晚来纯粹是不想让主人难堪。这些人是我的朋友，尽管他们的对话我毫无兴趣。 — 你从来不回请他们吗？ — 从不。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继续邀请我。 — 也许你就是最好的反例，你那套请客死人的理论，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回到家里，没想到能度过这么有趣的一个夜晚。谈到死亡问题总不会让人失望，它让我躺下睡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 早上9点左右，我正喝第二杯咖啡，门铃响了。拿起对讲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 — 我的汽车坏了，能用一下您家的电话吗？ 不好意思拒绝，我给他开了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 很抱歉冒然闯进来，我没有手机，最近的电话亭也坏了，当然，我会给付给您电话费的。 — 不用了，说着我把电话递了过去。 他接过电话机，拨了一个号码。正等着对方接听，突然瘫倒在地。 惊慌失措的我，扑到他身边。电话里远远的一个声音在说“喂”，我条件反射的挂了。一边推这个男人一边说： — 先生！先生! 我把他翻过来脸朝上。他的嘴巴半张着，一脸惊愕的表情。我轻拍他的脸，没有任何反应。我去倒了杯水，喂他喝，没用。水洒了一脸，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摸了摸这个人的脉搏，证实了我的想法。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死了？我不是医生，每次我面对死人，就会觉得非常难受，觉得死去的人无耻至极。总想对他们说：“瞧瞧，先生，成什么样子，快活过来，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如果我们认识死者，那就更糟糕了：“这不是你做事的风格啊。” 更别提那种消失的人是自己很爱的人的情况了，那种难堪简直无以复加。 我面前的死者，不是我爱的人。他没有消失，而是选择了在他生命的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现在不是哲学思考的时候。我拿起电话准备求救，突然，头天晚上那个朋友的话让我停了下来。 “实在是太巧了！”我心想。 我要听那个朋友的建议吗？也许他只是那种爱说些耸人听闻的话哗众取宠的人呢？我还是想报警。我独自一人面对这具陌生的尸体，这具弯曲成直角的尸体。我的邻居，家里吵架声我都听了20年的邻居，一旦有人要死了，就悄无声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多希望身边有个人，仅仅只是给我做个证：“你看见这一切了吧？” 作证的想法让我陷入困惑。没有人能证明我的不幸遭遇。昨天，那个朋友说到请客时死人的事儿，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这种情况。在我周围没有任何第三个人能证明我的无辜。我是最理想的凶手。 我不能在纠缠于这种想法。报警的另一个理由：摆脱那个奇谈怪论爱好者传染给我的这种荒谬的恐惧。我伸手拿电话。 最后一次做这个动作的人是谁？是死人。这种想法没有让我变得迷信，而是让我想起，这个人曾拨了个号码，对方还接了电话。我现在不管给谁打一个电话，也就意味着将永远抹去唯一可以知道他刚才给谁打电话的办法：按重播键。 应该没什么神秘兮兮的，他可能就是给他的汽车修理厂打电话了。可他是凭记忆拨的号码，一般人能记得汽车修理厂的电话吗？虽然我不是这种人，可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再仔细回忆，好像电话那头说“喂”的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女人能在汽车修理厂当头儿吗？我马上检讨了自己大男子主义的想法。女汽车修理工就女汽车修理工，怎么不行？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打电话给老婆，问她要汽车修理厂的电话。这样一来，我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通知一个女人，她成寡妇了。扮演这个角色让我觉得恐怖，我拒绝这项工作。 这时，好奇心又占据了我，我有没有权利看一看这个人的证件呢？这样似乎不太礼貌。我又自我安慰说，这个人对我的态度也够不礼貌的：我不假思索的给他开了门，他就这样跑来死在我家里，把我置于这般田地。不再犹豫了，我从他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他的钱包。 从身份证上，我得知他叫奥拉夫·希尔杜尔，瑞典人。我想像中的瑞典人不应该是棕色头发，胖胖的呀。他说法语没有任何口音。1967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跟我同龄。他显得比我老，可能是因为胖的原因。他的职业是用瑞典语写的，我不会认。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和现在一脸惊愕表情的尸体一样的傻：算是一种征兆吧。家庭住址写的是斯德哥尔摩。他只是住在法国。这些信息帮不了我，就算帮得了又能帮我做什么呢？钱包里还有50一张的欧元1000欧。星期六大早上的，这哥们儿揣着这么多钱到底要去哪儿啊？钱边儿割手的新。 一不做二不休，我接着掏他的裤兜。找到一串钥匙，其中有他的车钥匙。几只避孕套让我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