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改变社会观念的书

原载于《东方早报》 陈冠中/文 1960年代头五年的美国是挺神奇的，别的不说，光说开创潮流、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非小说类英文书，不觉得有哪个另外的五年比得上。 明年2010年，离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半个世纪。 1960年代头五年的美国是挺神奇的，别的不说，光说开创潮流、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非小说类英文书，不觉得有哪个另外的五年比得上。 1961年，纽约曼哈顿格林尼治村休斯敦大街居民简·雅各布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站在街道里弄居民的立场，一个爱城市的人的角度，细说混杂的旧小区的好处，打击了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启发了居民维权抗争，改写了后来城市重建和规划的指导思想。当然，这改变将是漫长、曲折、痛苦和往往是太晚的。 1962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是公认的当代环保启蒙里程碑。同年较早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梅利·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出版了明显超前的《我们的合成环境》（Our Synthetic Environment），除了杀虫药害外，并已警惕到化肥、辐射、染色素、城乡、人与自然的问题。 该年，两个独创性的心理学家，完形治疗法（Gestalt therapy）的费兹士·波尔士（Fritz Perls）和人本心理学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不约而同来到了今天已成传奇的加州伊萨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那年马斯洛出版《迈向存在心理学》（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人的潜力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可以说是在伊萨兰被正式激活的。 同年，美国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的组织，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发表《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执笔人为研究生汤姆·海登（Tom Hayden）：“我们是这一代的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寄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安逸被一个又一个不能不令人忧虑的事件所穿透。”该宣言对美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批评，是六十年代美国新左派（New Left）郑重登场的一份代表性文献。 1963年，住在“亚市区”（suburb）的家庭主妇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写成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毫不含糊地掀起了女性解放运动。该书出版三年内卖掉三百万册，亚市区被说成是“舒适的集中营”。 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打造了“媒体”这个词，冷媒体、地球村、媒体即信息等概念广为流传，其实六十年代的媒体世界并没有后来般夸张，但是他早就有了这种洞见。 现在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在1964年，来自欧洲法兰克福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会成为流行读本。当年美国年轻人认为马尔库塞那种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不光是可以用来批判体制，还为性自由提供了理论根据。 不可思议的还有那本影响一代嬉皮包括约翰·列农的《迷幻经验：基于西藏度亡书的手册》（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 A Manual Based o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th ），作者之一是意识扭改宗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他蛊惑一代人的名句是“turn on, tune in, drop out”。据他自己1983年的温和解释，这句话勉强可以翻译为：激活意识、掌握时代脉搏、离弃体制。利里的主张是嬉皮（hippies）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新公社主义（New Communalism）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 　　 六十年代中以前，二战后婴儿潮美国中产白人知识青年中间，出现两种另类取向，一种是社会革命，即继承民权运动、休伦港宣言、柏克莱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和反越战的新左派，另一种是文化起义，即沿着垮掉一代文学、摇滚乐、禅、迷幻物品以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嬉皮，到六十年代末皆被归入反叛文化（counter-culture）。 1965年，青年律师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有如大卫挑战巨人，发表了《任何速度不安全：内存危险设计的美国汽车》（Unsafe at Any Speed: The Designed-In Dangers of the American Automobile），指责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疏忽，导至当时的Corvair型号汽车在设计上有缺陷（急转弯时易翻车），却隐瞒事实继续发售，而整个汽车工业都在故意抗拒引进汽车安全设备。当代意义的消费者权益运动由此人此书开始。 城市、媒体、生态、公民抗命、反体制、反主流价值观等意识、族群平权、社会公义、妇女解放、居民及弱势群体维权、消费者保护、环保、个人潜力发挥等运动，都在六十年代头五年茁壮成长。 往前推到1960年，有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谬地成长》（Growing Up Absurd），预告着其后十年的反体制、反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反叛文化。 往后到1966年，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为取代艺术的阐释学，我们需要艺术的情色学”，一鸣惊人地奠定她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的评论家地位。 同年还有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书里说了一句旧城镇的大街其实没什么问题，修正了现代建筑的教条，催生了建筑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 　　 当然，六十年代那段日子还有更多英文关键书，相信是中文学院知识界比较熟悉的，例如： 关于后现代：1960年，文学批评怪杰莱斯里·费德勒（Leslie Fiedler）出版了《美国小说的爱与死》（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在文学意义上首次用了后现代主义者一词。 关于后结构：1961年出版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法文版《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到1965年有第一种版本的英文译本。 关于反殖民、后殖民：同是1961年，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出了法文版的《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3年在美国有了英文版。 关于科学哲学：1962年有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关于文化研究：英国文化重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长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s）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在英国出版，而他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也在1963年出了美国版。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后结构虽然已在法国起步，时尚显学仍是结构主义。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出版了法文版的《支持马克思》（For Marx），使得由卢卡契等开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着重黑格尔马克思、人本马克思、年轻马克思、早期马克思，转向晚期马克思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西马的发展影响甚大，虽然该书要到1969年才有英文版。 这些改变社会观念的书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头五年的遗产。 同期还有上一波的全球单线发展论和终结论：1960年罗斯托（W.W. Rostow） 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而迈可·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却在1962年推出《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提醒了大家在二战后日益富裕的美国，国内竟然还有五千万贫民是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