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公司是人类最伟大发明

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公司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强有力的载体和组织形式。而在西方体系内有个说法就是人们选择政党和领袖要比选择老板更容易更自由一些。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也不能说是夸大其辞。 ――――――――――――――――――――――― 来源：世界商业报道 为什么呢？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发明出来以后，它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模式、人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没有任何发明能盖过的。在公司发明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只是人合、最多是简单的集资关系，能量非常小；公司的发明，特别是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可以筹集人类想要的任何规模大的资金。人类的想象力有多大，公司就能帮你多大忙。所以，公司是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和巨大效益的发明，无法言说，无法描述。这样一个发明，对中国转型现代化也好、整个社会进步也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93年之后，中国才有了对公司的“路径依赖” 我一贯有一个观点，中国是立法依赖性的改革。中国真正要做一件事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很困难，非常困难。中国二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就是要通过立法推动改革，一个重大的、好的立法，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公司”发展这件事上就是这样的。1993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公司”这样一个概念，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好听一点叫个体私营企业，难听点叫二道贩子)，国有、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市场经济，1993年第一次颁布《公司法》，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下子一夜之间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叫公司了。人们开始还不觉得，认为这只不过是名字的变化。但一个名字背后潜藏着的是路径依赖。公司有公司这个名字的路径依赖，国企有国企的路径依赖，“公司”的产生意味着中国人的路径依赖发生变化了。 什么是公司的“路径依赖”？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公司”有五大特征： 第一，公司是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预期，有利好利差的预期，投一百万是一百万的责任与预期，投十万是十万的责任与预期，既然人们有了稳定的预期，就愿意去投资、去冒险。所以“有限责任”这个设计非常伟大。 第二，公司股份可以转让。这意味着作为股东你可以退出，可以用脚投票。这多伟大！不是说进去就死在那儿了，动都不能动，而是有退出的机制。 第三，公司有独立人格。像人一样，公司也有它的出生，有它的童年，有它的青少年，有它的壮年，有它的老年，有它自我的周期。美国的公司专家研究，全世界的公司平均年龄30岁，也就意味着30年要淘汰一批公司。没有什么公司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的。从人类有公司开始到现在，能存活一百年的公司很少，也就是杜邦、洛克菲勒很少的几家，大多数公司很快就被淘汰了。独立的人格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既然它生存的时间很短，意味着公司有它的目标。公司的目的、目标是什么？传统的公司理论一致认为公司的目的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赚钱越多，这个公司越成功。现在关于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论，公司除了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要为相关利益者创造价值。越发展到现代社会，相关利益者的主体增加越多。原来是少数的股东、雇员、债权人，现在包括供货商、消费者、社区、政府，全都进来了，所以公司面临社会责任问题。这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很大的转变要求。公司是一个人，它是有思想的、有情绪的、有愤怒的、有它的追求、选择的。公司应该作何选择？社会对它有不同的想法与要求。公司作为一个拟人人格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要用它的思考与选择回应社会对它的压力和挑战。这是非常伟大的设计，公司的决策与选择是非常有弹性、开放式的。 第四，公司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什么会产生两权分离？公司随着股东筹资规模越来越大，股东会越来越多，可以从十个人到一百个人，甚至到一百万人，股东人数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并不是说股东都能来经营这个公司，因此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而在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会有道德风险，他跟股东之间在公司管理方面形成信息不对称。一旦职业经理人使坏，很有可能损公肥私，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因此公司会出现我讲的第五个特征。 第五，公司要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追求股东、债权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平衡。通过他们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 公司的这五个特征，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明盖过它，那么精巧，那么运作有效。公司历史很短，历史上最早的公司是17世纪初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一旦出来以后“公司”就迅速地主宰了这个世界。中国现在有八百多万家法人企业，其中注册公司大概有四百多万家，上市公司有两千家。现在这两千多家公司已经能够对市场、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那400万、800万甚至上千万家是什么概念？能量有多大？它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效率的衰退，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1993年之前，中国就是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制资源，统一管制生产，统一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企业形象都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纺织业。全国有西南纺织厂、西北纺织厂、华东纺织厂、东北纺织厂，连厂区的设计都一模一样，厂房的设计一模一样，连传达室都一模一样。这样的计划特征，传染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比如北京八大学院，每一个学校的门口都是一个毛主席像、一个大楼。计划以后就没了个性，没有人的需求。全国人民八亿“黑蚂蚁”，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没有色彩与个性。这就是计划体制。公司产生以后这就变了，因为公司有自己的大脑和想法，公司有独立人格。 1993年《公司法》出台后，公司的五个特征在中国逐渐清晰，大家就跟着这个来想事、来做事。不跟着这个来，不正常。开始有了标准，这个标准既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还存在于管制于这个市场的政府观念当中，1994年国家经贸委推出在全国实施“万千百十、转机建制”的规划，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于此全面展开。而在当时谁都没感觉到这个《公司法》算什么，觉得不就是一个立法吗，没想到一个立法改变了根本性的观念。 公司本身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但这个伟大发明会不会吞噬人类自身，就像原子弹一样，也有可能。公司更多是对于经济效率、对于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但能不能解决环保问题、能不能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人口爆炸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地球本身在宇宙中渺小的地位，我想公司的发明还没有伟大到这个地步。它有它的局限性。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渺小的，何况公司——这还是人发明出来的。公司是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制度、法律，比如《环保法》、《资源法》，来纠正公司由于无所约束带来的后果。以至通过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某种观念和意识的建立来弥补公司对社会发展的损害。在当前中国，确实要把握好效率、公平、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环境问题，一味地做开发，公司的威力越大越好肯定不对。 不同的法治环境决定公司不同的命运 现在商业化进程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包括公司和商业力量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不是公司的罪责。公司本身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外壳，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器，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公司是一束合同。所以它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它不问阶级、不分民族与信仰，只能说经营公司的人有善恶之分，所以公司行为要有游戏规则，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公司法》。公司人或商业人以公司的手段在社会上做恶，有可能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本身就是恶法，有可能是法律很好，但某些人就是要侵犯法律、钻法律的空子。这些都不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公司从产生到进入到人类，在不同的法制国度中有不同的命运。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公司发挥着它最大的威力，各种法律制度都是让公司所有的潜能获得最大的张扬。所以公司是和它所在社会的因子、土壤、气侯、环境等等结合在一起发挥它的效应。中国二十多年来就是社会转轨、政府转轨和法律转轨的过程，我们相应的社会因子、法律因子、市场经济因子，是不是适合公司生长呢？从学者的角度，我只能这么说：这个环境只是在逐渐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公司发展与生长，但远没有到位。我们的公司制度环境在逐步完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比如1993年第一次出台《公司法》，2005年又修订《公司法》，在这期间还出台了《破产法》(原来公司不能死，现在有《破产法》了可以死了，可以安乐死)、《证券法》(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公司就不能发行股票，不能筹集更多的资金)、《担保法》、《物权法》(原来公司产权不清晰，《物权法》出来以后，公司的产权界定、股东关系越来越清晰)等等，《反垄断法》马上也要出来(编者注：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例会集中审议通过《反垄断法》)，还有宪法、刑法中有助于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都保证了公司在市场中运行更为顺畅，经营环境越来越好。 但现在中国立法的确存在战略性不够、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的问题。我上述说到的《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等法律，不是一体的，制订法律的人单打独斗，搞《公司法》的搞《公司法》，搞《破产法》的搞《破产法》，不是从整体上去考虑，因此法律的协调性不够。举一个例子，按照《公司法》的概念，这个市场除了个体户只能有依据《公司法》存在的市场主体，可现在市场上主体很多，因为还有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三资企业法，市场上的主体太多，太多就乱了。应该把所有公司都统一归到《公司法》下进行管理，这样市场主体才是平等的，否则为什么我们同样都在为国家纳税、雇用工人解决就业，你能得到保护、得到优惠，我却不能？ 从一个法学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公司还在寻找它的路。中国公司现在受到三种公司制的挤压。一种是大陆法系统，大陆法系公司什么都是法定的，公司有什么权利，应该有什么章程，应该有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三会制度，都被规定在法律中。第二个挤压是来自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偏向自由，公司是自由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当事人觉得公司章程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规定，只要不违反其他法律，不贩卖毒品，做什么都行。第三个挤压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家族公司概念，只有家族的、血缘的才是最放心的。这是三种不同的公司理念，不同的公司游戏规则和发展方向，意味着不同的《公司法》模式。那么中国公司选哪条路走？现在还是一个过程。现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也在融合。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公司法律更加有弹性和开放性，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把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 公司这个伟大的发明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大量公司的存在，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政府可以管的事情越来越少。一个公司主导的社会，不需要大政府、全能政府。我们只需要政府作好经济警察、守夜人、慈善家这三个功能就可以了。公司对政府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政府可以从公司的做法中得到很多借鉴。比如“公司治理”的权力平衡机制与理念是否可以被引进政府治理中，现在这是全球讨论的热门话题。又如公司实际上要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一方面公司要股东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要管住内部人，一方面股东有优先选择权，同时还要保护债权人利益，政府同样要把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权益平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大国也像经营一家公司。世界商业报道[biz.icxo.com]事实上，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的设计思想、理念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无论从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的发展都太重要了。但现在的遗憾是，公司对经济效率、中国现代化、社会进步的威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不过我认为万事不急，只有方向正确以后有耐心，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公司迟早会发挥它的张力和威力。只有张扬个人的权力、社团的权力、再加上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传统的改变，以及市场的渗透——公司只有跟这些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张开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