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先生印象记

据说胡适交友满天下，甚至连北平拉黄包车的车夫都自豪地向人夸耀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偶然听一个友人说起，很多文学青年会去找谢泳先生讨论学术问题。或许这个喧嚣的时代，安静下来读点书的人不多了。谢泳先生总是和善地表示欢迎。 谢泳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师云者，有私淑的，也有实际他带的学生。无疑我是前者。虽然我上过谢泳先生一年的课。在我的内心里我暗自揣测或许谢泳先生自己带的硕士也未曾上过他这么久的课。在上他的课之前，我就听说过谢泳先生。一位从港中毕业的博士友人告诉我说，谢泳先生的学问很是值得称道。而我的另一位友人也认为谢先生的治学方法有老派学者的风格。 谢先生上课讲话不紧不慢，讲到高兴的地方就自己先笑起来。并且习惯性地谦逊地对我们说，针对这个问题，与诸位商榷一下。先生的治学是严谨的，态度之谦卑温和，令人动容。 梁实秋回忆他在清华上梁启超的课的时候说，梁先生上课总是先自谦地说，启超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翻着白眼朝上，说，但是还是有一点的哦。大凡大家治学，越是精深就越谦逊，谢先生也是如此。 谢泳先生早年在山西作协，与常风先生交往甚密，或许他的治学风格传承了常风先生的老派风格。出生于上实际60年代的谢先生，成长在乌托邦思潮疯狂的年代，能够接受到民国学统的涵养以至于有所成就，是不容易的。更为不容易的是谢先生在挖掘被历史尘埃掩盖的人物的价值上，更值得肯定。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方面，谢先生有着清儒考据的严谨。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告诫我们说，治学要严谨，即使是转引他人的话（偷工减料）也是学术上的不德。对于“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更是清晰明了地指出了一条治学的方向。个人以为先生去往中文系，不如去往历史系更为合适。上世纪初顾颉刚作为疑古学派的代表曾在厦大短暂停留，对比疑古，谢先生更多的是史料学。与傅斯年所谓“史学其实就是史料学”一样，先生是很笃信的。 先生以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群为研究起点，范围涵盖近现代中国文史，学问不为不广。往往能在一些罕见甚至是常见的小史料碎片中发现一些新鲜的不为人知的东西，读来趣味盎然。 在“义理”与“考据”的学术流脉上，先生更多是在于“考据”，正如先生自己所说：“任何建筑都可以在特殊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随时消失，但没有人敢保证一本书可以被毁弃得片纸不留，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史学的价值，有的时候，我认为黄仁宇的研究要比陈寅恪的强。原因在于黄仁宇能从大历史的角度抽离出历史的若干因素，这一点就是朱学勤所反对的“历史本质主义”。虽然费正清学派很看不起黄。朱学勤的批判是合理的，然而朱学勤本人的著作却也逃不了“历史本质主义”的一些弊病。无论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还是《书斋中的革命》，在保守自由主义占上风，知识分子都以这个作为护身符来逃避批判的责任时，朱学勤可贵的在于提出了“保守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批判”。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谢先生的学问，无论是“罗隆基”还是“储安平”以或是整部“西南联合大学史”，在挖掘自由主义学脉，理清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学人中所遭受之苦难上，谢先生无疑用貌似平和的笔调写出了犀利的批判意识。 但是谢先生本人或者是对于历史哲学的隔膜，在对自由主义概念上有所混淆而不清晰。在归结“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的时候统统分类为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或许在谢先生的笔下，他有意的将与时代发生冲突的人都归结于自由主义者。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有机会当再晤谢先生一面。先生恐怕记不得我，但是此亦关系不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先生的谦逊正是大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