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与学术工业：信札与回帖

通识教育与学术工业 柯小刚著《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古典文教与现代教育”部分节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论治学书：信札与回帖 某生，半年中网上相遇两三次，交谈不多，每每言犹未尽，你即匆匆下线。你现埋头读书，我很高兴。不过停下来交流一下，或未为无益也。以下所言，仅供参考：善者从之，不善者弃之可矣。 前日参加研究生开题报告和毕业答辩，我所提问者无非文献二字，以诸生文献准备之差，足堪忧矣。其间某生拿来你的材料要我签字。你材料中力陈二手文献之要，我给予高度评价。因两相比较，你在文献准备方面的工作远过诸生，可谓优秀论文之预备也，我实爱之。这方面我未能予你指导，你亦无须我指导，我心实有愧疚。虽然，犹有未尽也。你若仅满足于做一篇优秀毕业论文，你实有过之者，止此可矣，不必往下看信，若志不止乎此，则不妨一观。 眼见学术界，貌似一整体，实有区分：有庸众之学院，有大人之大学。庸众之学院唯以制造“专业成果”为务，所谓二手文献，除少数力作外，多为学术工业之产品。现今世界，学术工业发达产区首推美国，次为欧日。消费进口二手文献，可不慎与？今日中国，革命洪荒之后，学术工业亦在蓬勃发展。你读二手文献之热情，实为此蓬勃运动影响之结果，你却浑然不知，犹以为从事伟大思想之事业，不亦谬乎。 昔者海德格尔斥学生玻格勒：关于海德格尔，你写两本研究著作足矣，不必再写。海氏本人则遍讲群书，上至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及奥古斯丁、司各托、罗马书，下逮近代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赫尔德、谢林、洪堡、黑格尔、荷尔德林、狄尔泰、尼采、马克思，无所不读，文献可谓大备矣，而何曾见其斤斤于数千本亚里士多德二手文献中毕其一生以制造“专业成果”？其余大哲，无不同然。至于个别稍识文献而嘎嘎独造者，如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辈，殆为天才，不足为训。至于专研二手文献而成之者，未之有也。 夫大人之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尚友古人，以启来者。读则读伟大之书，写则写垂世之文。读不解则求诸义疏，通则暂离，续读伟大之书；写不顺则求诸工具书，通则暂离，续写垂世之文。文献，必以伟大之书为经常，以研究资料为辅助。人生也有限而文献无涯，舍伟大之书而专务二手，可谓知本乎？ 大人之学，学而思，思而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世俗所谓思想学术之争，任其一方不足谓大人之学。大人之学孜孜于文献学问，惟此文献学问决非学术工业之“专业成果”；大人之学乾乾于思想创发，惟此思想创发决非不学无术之“创新课题”。大人之学道兼文质：博学而深思，文章而行笃，反诸本而达乎表，体刚健而用文明。文献之功，于斯尽矣。 以上论治学书发布于道里书院论坛，网友多有讨论，其间难免误解，遂补充说明如下：说读书以研究文献为辅，不是说不读。二手自然是为一手服务的。这里只是强调说不要本末倒置而已，非谓不读。 教育自是因材施教。如果鼓励人人原创自是灾难。所以，论学书第二段预备了一个关卡：读者自可抉择，往下看还是不必往下看。 大人之大学自然永远只能寄身于庸众之学院，并赖之讨生活。对于学院体制，该感谢处须感谢，当批评处须批评，君子直道而行，无所隐耳。康德所谓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人运用：大学学者的特别身份在于，他不只是一个职业人，而且是无功利的思想者。在前一个意义上他拿工资，在后一个意义上君子不器。 所以，我的论学书只是想请每个同学都想一想：我准备在大学里干什么？又，关于“学术工业”，补充说明如下： 一、我们每天都吃工业品、用工业品。读工业品、写工业品也就没有什么奇怪。工业品非谓无营养，无内容。工业品往往极为丰富有用，而且廉价易得，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了国家的硬实力（物质工业品）和软实力（精神文化工业品，包括这里说的二手文献）。 二、我并没有把大量研究论文污蔑为“学术垃圾”。“学术工业品”这一严格的客观描述，绝不同于“学术垃圾”一类的蔑称。只有不合格的工业次品才是垃圾。事实上，由于学术制造业的行业规范约束和大学体制的把关，学术垃圾的制造数量极少，差不多像“极少数力作”那么少（前日参加答辩会，我便是去作质检员把这个关，那是我的职业，我靠它吃饭。我也要吃饭不是？）所以，消费学术工业品，一般来说是可以放心享用的。至于制造它，虽不像大人之学那么难，但也决不是像制造垃圾那么容易。你们都要把这个造好，用好原料（二手文献），合乎规范，能进入学术市场（发表），否则我不会同意你毕业。只想毕业找职业的，看到这里就可以了；职业之外尚有追求的同学不妨继续往下看： 三、在全面工业化的时代，特别地要求思想的事业不能完全工业化，这虽然很困难，但却是必要的：它对于维建包括现代大学体制和学术工业在内的全部现代生活的健康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无论任何时代，只有当思想保持为无功利的，无用的，独一的，不可批量订造的，其他所有东西才可能是有用的，可计算的，可替换的，可批量定做的。因为思想就像一个时代的空气。 四、关心空气的学问叫做大人之学。它稀薄、无情、人迹罕至。它空洞、无用、数量稀少。古往今来，只有也只需要少数人，他们叫大人，以手工打磨的方式慢慢悠悠地做一些活计。做出来的东西就叫大人之学：有机的，非工业的产品。 五、我们虽然不一定做得了这活儿，但学学玩玩儿也是好的，至少，首先应该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不要以为搞学术就只是学术工业的搞法，学者就只是写论文、搞课题的，忘记了学者的本分和使命。我那封论治学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么回事儿。作为教师，通知你们有这么回事儿是我的责任：这回是思想事业的而非职业的责任。 六、关于上面说的这回事情，我说给你听了，你听说了，听不听由你；听了，去不去由你；去了，能不能到，不由你。[ 由你不由你，说的只是孟子说过的尔力非尔力的道理：“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犹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不由你”是说天成之，非尔力也，不是不由分说逼迫人的意思，“由你”是说耳顺的道理，不是随你去，听任之，推托责任。教育责任问题，《易·蒙》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又曰：“再三渎，渎则不告。”]因为，这事儿不像学术制造业那么有准儿，不是文献原料充足，合乎学术工业规范，学院工厂再一把关，就可以造得好的。这是冒险的事业，有时候还成为职业的障碍。所以，信的开头一段就说“以下所言，仅供参考：善者从之，不善者弃之可也。” 七、以上所言，仅供参考：善者从之，不善者弃之可也。 友人见以上论治学书于道里网络，来信痛陈今日学院之失在于徒务辞章考据治学。无竟寓答曰：兄所言时学徒为辞章考据之失，极是。虽然，今日之病之甚，有非止于此者：另一个极端的义理疏狂之病，又是与词章考据之失并行的。夫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曰“叩其两端而竭焉”。奈何今日学风，文质交相胜，两端皆不知孙其所过而补其不足，致令天下学问，大学愈大而失据，小学愈小而丧志，悲夫。 培养灵魂与阅读文献：信札与回帖之二 某生，没想到你作为一个本科生就已经对英美现象学界的二手材料如此熟悉，而且能够如此深入和广泛地阅读英文材料了。我感觉到你实际上已经提前脱离了大学的学习状态，进入了研究阶段。这样的话，当你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就能够很快开展研究工作了。看到你的这种状态，我非常高兴，非常欣慰。 不过呢，我跟你说说我的一个个人经验。我在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期间也曾大量搜集和熟悉过一些二手现象学文献——现在仍然在继续啊，未尝懈怠——但是我发现实际思想和写作的时候，这些都退居背景了。你说得好，哲学就是形而上学。那么当我思想和写作的时候，我不得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我无法降低自己做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虽然我看过了很多研究文献。你比较一下胡塞尔和Dorion Cairns，或者乃至Gadamer，胡塞尔比后两者强的地方在于，虽然他读过很多书，比如布伦塔诺和冯特，他也研究他们——或继承或批判的研究——但是他不会、也没有办法、出于思想论证的严格性严酷性而没有空闲地方插入对他们的引经据典的介绍和复述性的研究。 即使对于笛卡尔和康德也是这样。他不是不研究学术，他不是不研究哲学史，但绝不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当胡塞尔工作的时候，他不折不扣是一个哲学家、形而上学家，而绝不只是一个“文人”或“学者”。这样的人是真正值得青年哲学爱好者发自内心去追摹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是哲学家。他们再次复活了哲学的尊严。其他的一概不是。在其他人那里，恰恰不是材料退居背景，而是真正的思想本身退居背景：研究者诚然是“懂”哲学的，诚然是有形而上学素养作为背景的，否则他就无法进行研究和介绍。但是，重复一遍，如果恰恰不是材料退居背景，而是真正的思想本身退居背景，那么这是哲学的耻辱。 对于思想家来说，他绝不是不“研究学术”——不研究学术他怎么可能“思想”呢？——但是，学术史知识对于他来说肯定是退居背景的东西，在他的工作现场作为前景突出出来的乃是他的思想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这种思想的艰苦卓绝往往给他们的著述带来晦涩难懂的假象、逻辑混乱的假象。但这假象只是大众看到的！在另一位同样艰苦卓绝地思想的哲学家看来，他的著作，只有他的著作是严密的，甚至是极富文采的！ 我曾经在北大的厕所大声朗读黑格尔，同学惊异地问：难道这也是可以朗诵的么？德勒兹也曾惊叹过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文采！然而，另一方面，让我们比较一下，在任何一位以复述他人思想为主的研究者那里，你曾经看到过这种艰苦卓绝吗？这种表面的晦涩和真正的流畅？在他们那里，难道不是只有表面的流利、顺畅、清晰和内在的贫乏、惰性和对事情本身的可耻放弃？无论如何，打死我也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研究”他人思想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那来自事情本身的咄咄逼视的锐利目光而心安理得地重复前辈伟大思想家出于思想本身的严酷要求而决不允许你简单重复的思想？ 其实，你现在倍觉羡慕的对他人著作的准确翻译和思路清晰的复述，在你受到一定的学术训练以后会发现，那并不是特别难学到的东西。就像我们学外语，很羡慕外国小朋友说话的清晰，但是，当你学好之后，你会发现那真的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运用那种语言来思想。而英美现象学家的不足之处正在于，他们不及分析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们其实一直停留在学外语的阶段，尚未进入思想。你说得好，哲学史是形而上学史。这一点，英美现象学研究者要是懂得该多好。这一点上，分析哲学家比他们强多了。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而英美现象学研究者还基本上算不上现象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一些现象学研究者。他们与形而上学史无关。他们只与作为一种知识的社会传播的“哲学”学科相关。 当然这些可能带有我个人的偏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钻研过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自学过数理逻辑和大学物理。我的见解如果伤害了你心目中的英美现象学学者偶像的话，还请见谅。当然，在翻译方面，比如说Dorion Cairns的胡塞尔翻译，功劳是很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对于翻译，我们也应该在高于知识的社会传播这一层面上，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新生意义上来提出要求。从Dorion Cairns的胡塞尔翻译上，很遗憾，我还没有看到诸如路德翻译《圣经》一般的对于文化新生的奠基作用。倒是维特根斯坦的翻译起到了高达这一层面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德文著作的英文翻译进入了英美哲学心灵，进入了形而上学史，但胡塞尔的英译没有。 希望这封信不会打消你阅读二手研究文献的积极性。我曾经碰到过英法德语都非常流利的学生，但他主要用来“阅读”，我也曾像这样与他谈过。我绝不是要说，也从没有说过：阅读二手研究文献不重要。我只是想告诉你：读书，这首先意味着灵魂的转变和心志的培养。 大学与小学，手艺、辩证与博雅教育：论坛讨论与回帖 杨不风质疑无竟寓读书主经典大书之法，以为学院学术训练有助于心灵教化。无竟寓遂与论曰：你谈到“阅读二手文章，从事琐碎劳作之事，以为心灵教化之具”，我又想了想，觉得里面也有个手工劳作与工业制造的区别。 传统“小学”和现代考据科学的区别，未可一概而论，未必皆有益于心灵之陶冶教化也。顾亭林先生是有清一代小学的奠基人。我们来看看他所谓小学是什么，是不是后世的文献考据科学。在堪称清代小学宣言的《与友人论学书》里，他的所有论述都是在“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大学之道上进行的（《大学》修齐治平）。 亭林不是不要大学，他只是批评当时流俗的心学末流是伪大学。只有相对于大学而言，才有小学之名。小学是通往大学的门径。但如果大学亡了，小学也就芒无所归，就转变成了现代考据科学，成了学术工业的一部分产业。因此，顾书所谓小学，谨遵孔孟原义，兼顾博学与笃行两端，既“博学于文”、“好古敏求”，亦“行己有耻”、出处得体。至于专务学术杂志上的二手研究论文而教养心灵，则未之闻也。我与某生论治学书曰“博学而深思，文章明而行笃实”，亦斯之谓也。二三子其思之。 你发帖说：“首推之不是大人之学，而是公民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它不是仅为少数人准备，而是面向所有有平等受教育权的学生。”我的忧虑，除了稀薄罕至的大人之学要人继承之外，也包括楼上说的公民教育和博雅教育。不风提出这一点很重要，把问题又深化了一步。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忧虑正在于：在学术工业体制中，大学以专业科班训练的方式丧失了它本应承担的公民教育功能。“公民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不风的这个表述很好，表明不风超出了狭隘启蒙主义的视角，知道公民教育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权利意识的认识和确立问题，而且更具体地是一个文化教养问题，乃至风俗培育问题、伦理建设问题。因此，公民教育必须通过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也就是“自由艺术”）才能进行。 而什么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自由艺术？是不是学术工业化的专业科班训练呢？世界上当然没有纯粹的事物，学术工业的专业科班训练诚然也是可以带有liberal arts成份的，因为当学术工业处理材料的时候，例如把《论语》或《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科学研究处理材料的时候，处理者也多少会受到经典内容的影响，从而受到一点博雅教育，但这不是工业化处理的主要目的，而是附带效果。我们批评现代大学体制，就是要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不合理状况，从学术工业回归博雅教育，恢复大学应该通过博雅教育而来进行公民教育的本来功能。 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写文章谈过文化日新与大学培养公民的任务之间的关系【参拙文《何谓大学：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见收拙著《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 文中说到的“文化”用的是它的拉丁文意义：cultura，本为耕作，引申为陶冶教化。德文的Bildung继承了这个深致。在德国的启蒙时代，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们还都是知道这个词的。今天则蜕变成了Ausbildung（培训）的时代。Aus-bildung意不在陶冶教化，而只在乎aus：教出来，出产，以便投入“人力资源市场”。 至于liberal arts的arts，在希腊文里叫做techne，技艺，相关于poiesis，就是手工的意思。后世所谓诗歌poem实出于斯。在阿伦特那里，为了维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甚至poiesis（所谓work of hands）都是不够的，必待完全无功利即彻底自由的praxis（action）才可以，遑论包括工业劳动在内的labour了。工业成为自由的障碍，这是现代政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左右派在这个问题上要团结起来，共同商讨解决的办法，否则对谁都不好。我们在这里讲大学之道，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倡少数人之雅趣，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生民的自由与福祉。 又，所谓古典七艺是liberal arts的具体节目，包括文法，修辞，演绎，算术，几何，天文与音乐，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其渊源。但是，今天，这每一艺都蜕变为现代科学的门类而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教养功能，实在是公民教育的大患。寻其转变根由，涉及人类历史的大事因缘，未可遽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与两个事情相关：一是《理想国》所谓辨证教育的不当运用所致，一是techne的分化所致。 前者意谓：在文艺和体育教育尚未完成、年龄尚幼的时候就进行了辩证教育，结果就导致“咬人小狗”（《理想国》第七卷539b）型的不成熟的启蒙主义和批判哲学。启蒙的本义根据康德乃是成熟，结果却造成了不成熟的“咬人小狗”，为什么？因为博雅教育变成了学术工业，辩证教育（指抽象理性教育，这里辩证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就失去了敦厚崇礼的呵护养育，变成了败坏公民教育的东西。 后者意谓：techne分化为技术与艺术两个方面。问题的根本并不像浪漫主义所以为的那样在于技术对艺术的压制，而在于这个分化本身。分化的结果既是技术的工业化，也是艺术的工业化。现代所有艺术门类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属arts的范畴）的产业化便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更令人担忧的是，分化后的技术和艺术还通过一种虚假的相互抗争批判关系而来维建它们的同谋，从而实现它们对于自由七艺、博雅教育的全面僭替，也使得它们的本质更加难以被揭露，因为当你反感现代技术的时候，就会有艺术出来给你虚假的安慰，犹如现代学术工业体制中的社会科学，典型如人类学、社会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自命为抗衡技术理性的力量，岂非南辕北辙【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期间写的一篇短文《道德》里曾有分析（见收拙著《思想的起兴》，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大家可以参考】。 子曰：“吾欲仁，斯仁至矣。”作为自我教育的自由教育，在这个意识形态专制和泛工业化技术控制双重锢闭的时代，除了阅读古老的大书，尚友古人、追慕前贤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手工与教化的关系，在柏拉图理想国那里是通过缪斯（音乐、文艺）进行的，而在诸缪斯中，诗艺（poiesis，也就是手工）又是基本的。在罗马传统中，农作的手工更是教化的基本方面。关于手工与诗艺的关系，拙文《阅读沉河》曾有分析，大家可以参看【参拙文《阅读沉河》，见收拙著《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 古今文教通变：短札七则 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深中时弊，感人肺腑。今日中国大学教育何去何从，正在一个关节眼上。此一大事因缘，不但关涉中国文化命运，也涉及全人类命运。全面复兴古典文教，希望寄托在今日中国。人类文明兴衰，在此一举。学者不可不知时。今日时机，天命我辈，不敢不有所作为。今日不为，“接鬼”一成，万劫不复矣。我辈学者，但凡同志，不问出身门户，不论学术背景，宜戮力同心，共赴时艰。 吴笑非作《学则》，论曰：“心学善治庶人，理学善治士，古文善治卿大夫，今文善治王侯。此自孝经言也。”无竟寓曰：儒门各派，乃至诸子百家，皆为先王大道之一偏。其正其变，或古或今，其文其质，或经或权而已。庄子犹知“古人之大体，先王道术之全”，岐伯犹曰：“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可以圣人之徒而鄙陋不如方士乎？笑非之意，要在因人之异而别其涂，及其教之所由，学之所至，则莫非一以贯之者也。《中庸》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其意近是。 古典文教要对治的现代弊病，首先是各种亢奋的现代意识形态激情。道里书院网友在参与各种问题讨论的时候，大多未能免于这种激情。如何通过书院论坛的相互砥砺，磨平这类激情，是我们能否完成古典教养的切身检验。数百年来，这种激情在现代世界到处泛滥，表现为各种政治的和日常生活的形态，包括左的意识形态和右的意识形态，无一幸免。施特劳斯发现其源头是从基督教出来的。所以，他的努力之一在于反思宗教激情之于西方的影响，找回古典世界的清明理性。这种理性可以矫正启蒙理性和革命理性的片面狂热，也有助于对治技术理性的片面冷峻。它是温和审慎而坚定地追求德性和善好生活的担当。 天人合一与绝地天通的文教意义：先有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然后有聪明文思之尧命羲和，更有胤征羲和之颠覆厥德。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书断唐虞之谓也，文教立极之谓也。所谓天人合一，毋宁恰以绝地天通为前提。绝地天通，天人合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远以言天，一也，“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迩以言人，绝地天通以存人事，“未知生焉知死”也（《先进》），有所不语也[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存而不论”也。[ 《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贲彖传》），又曰“王假有庙”（《萃》），“神道设教”（《观彖传》），文教之义尽矣。 古典班教法：本来《易经》并不是适合初学的经典，但在今天，易经还是很方便的入口。这学期开了门《易经》课，学生很有兴趣。果然用“术”的路子好吸引人进门，这一点在上学期讲《黄帝内经》就体会到了【参本书“兼摄身心的教法：《四书》与中医的相互发明”部分】。本来年轻学生不宜学《易》，不过，我的讲法是以《象传》为主，教学生法象修德、以明政事而已，兼以汉易卦气说，培养天道敬畏、人事明达，实与诗、书、礼、乐、春秋教法无异。《孝经》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由孝行入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继之以诗书礼乐，最后读春秋以明志，这个安排非常好，突出了夫子晚年志行（乃至改制）对诗书雅言的统摄地位。由此出发，古典班之经学可昭然区别于俗儒矣。考虑到学生年龄小，不妨多联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经史典籍上的历史人物，用讲故事的方式发明经义，具体展示自天子诸侯以至士庶人的孝行是如何与《孝经》经文相合的。另外，可与三礼乃至大戴记相发明的地方也会有不少，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参观器物或习行礼仪。书法课：书法可下学身心修养，上达斯文之命，所以自古为六艺之一。现在作为古典班低年级的必修课程，也是非常好的安排。具体教法还要在实践中摸索，初步想到的一点是，必须并重书史书论的经典阅读和临池实践这两个方面，革除当前书法艺术教学中的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流弊。另外，还想到要注意观察每个学生的书法基础、性情禀赋，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教以不同的碑帖书风，指导每人各专一体，因材施教。教学计划中还可以安排参观博物馆。教学结束之时，如果能办小型作业展览，就更好了。 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西方哲学博士毕业，要改行做国学？我说，自从我学士论文写熊十力以来就没有改过行。所以，如果是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你认识我，可能会问我相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坚定的儒家要去考西学的研究生？事情缘起是大学时候的一次似梦非梦的读书经历。我的本科四年是在吉林大学的新校区度过的。当时只有一个图书馆、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比高中还小，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青纱帐玉米丛。我像虫子啃玉米一样蚕食图书馆里的书，度过了四年最充实的读书时光。有一个下午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我仿佛看到孔夫子在云中驾车而来，甚至有隆隆的声音。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感动。他告诉我说，以后不要乱看书，要看就看文言古书和外文经典。我很惊讶，夫子也教人看外文吗？他说你们今天也是要看的，半通不通的西方文化害人不浅。后来我就基本上只读文言的古书和外文的西书。本科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花了我很长时间思量。思量的结果就是去北大读外国哲学。北大的七年，包括在德国的一年，学外语占了一半的时间。古典的，现代的，各国的，都学。学来干什么？看最新文献？追赶国际学术前沿？也看，但不是主要的。一直到现在，我深深地牢记那个下午的教导和感动，和含着泪水的痛下决心：那就是读书就读真正的书，读古人的大书，读经典原文和历代注疏。 某生有疑于“富而教之”，以为“当今社会富起来之后，却带来了经济的富足与道德的匮乏，此时再行教化，岂非为时已晚？”答曰：古人所谓富，按照今人的标准大概只能相当于下等生活水平，衣食不愁而已。今人所谓富在古人那里大概要算奢侈了。柏拉图的《法律篇》和马基雅维利讲共和国的公民教育都谈到过：只有相对贫瘠的城邦才能教好人民，奢侈的城邦必然败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说，太穷和太富都妨碍德性养成，只有中等收入才能保证灵魂的教养和幸福。孔子所谓富而教之，不是等到奢侈再教之，而是等到衣食不愁再教之。如果缺衣少食，民不聊生，谈何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