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唐圭璋先生的词籍校勘之学

唐圭璋先生的词籍校勘之学 杨焄 发表于上海书评 2015-11-15 03:32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11/15/1314637.shtml 　　对于晚清民国方兴未艾的词籍校勘之学，词坛耆宿况周颐颇不以为然，还发表过一番偏颇的议论：“余癖词垂五十年，惟校词绝少。窃尝谓昔人填词，大都陶写性情、流连光景之作。行间句里，一二字之不同，安在执是为得失？乃若词以人重，则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士生今日，载籍极博，经史古子，体大用闳，有志校勘之学，何如择其尤要，致力一二。词吾所好，多读多作可耳。校律犹无容心，矧校字乎？”（《蕙风词话》卷一）他认为把精力集中在校勘而非研读之上，对于学词而言实属本末倒置，得不偿失；若实在精力旺盛，技痒难耐，不妨拿经史诸子去一展身手。由于一上来就倚老卖老地摆出“余癖词垂五十年”的架势，听者也只能唯唯或呵呵了。其实“校词绝少”并非“校词绝无”，随手翻开他的词集，并不乏协助王鹏运、朱祖谋等师友校勘词籍的记录。他在这里大言欺人，无非是为了彰显自己较诸同侪更善于品评议论，校订文辞不过是当行本色之外的余事罢了。 　　然而，况周颐对校勘之学的不屑，正道出不少人的心声。在他们看来，文献整理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伎俩，何况时下研究手段日渐高明，连跑去图书馆埋首故纸堆的工夫都可以省了，只消坐在电脑面前动动鼠标，就能“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复制加粘贴”搞定一切，岂不更是唾手可得？如果校勘的对象是正襟危坐的经史诸子，或许还能令人有些望而生畏；倘若只是吟风弄月的诗词文赋，那就免不了被人等闲视之了。但问题是：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事非经过不知难”，倾注毕生心力于词籍蒐集校勘的唐圭璋，对此应该最有发言权了。从1931年起，他便着手编纂《全宋词》，“在辑宋人词的同时，也辑金、元人词”（《自传及著作简述》）。经过数十载辛勤劳作，终于相继完成《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的辑录。由于金、元两代词作历来未曾受到应有的关注，辑录中遇到的问题也更为棘手，因而尽管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全宋词》的《缘起》中，唐圭璋就已经提到“拟辑为《金元词汇》一书，以觇词学递嬗之迹”，但《全金元词》一直要迁延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其间所耗费的精力不难想见。 　　在整理过程中，唐圭璋颇多受惠于朱祖谋辑校的《彊村丛书》，在《全金元词·凡例》中就坦言：“前人辑录唐宋词集，往往兼及金元，如明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即有金三家、元八家。清初侯文灿辑《十名家词》即有元三家。清末，王鹏运、江标、吴重熹、吴昌绶、陶湘、刘毓盘、朱孝臧等辑刊词集，盛极一时。朱刻《彊村丛书》搜集尤富，凡金五家，元五十家。其后赵万里、周泳先等复有补辑。是编意在保存金元两代词篇，综合诸家，益以新辑，并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丁氏八千卷楼善本词集及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词集校补。”书中收录了元初来华的高丽词人李齐贤的作品，因为其词集《益斋长短句》先前在中国流传未广，所据底本便出自《彊村丛书》。唐圭璋在1978年曾总结校勘经验，撰写了《〈彊村丛书〉中所刻元词补正》一文，强调“清末朱祖谋校刻《彊村丛书》，为近代搜罗最富、校订最精之词学丛书”，与此同时也指出“其中元词，由于原据底本未审，或由于刻工误刻，未能即时校改，以致脱误较多”。在所举例证中，恰好有一条涉及李齐贤的作品：“《巫山一段云》‘绝壁开嵌窦’一首：‘唯期驻鹤仙’，‘唯’，万历刊本作‘谁’，是。”利用南京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刊本，轻而易举就纠正了《彊村丛书》的舛误。 　　从次年出版的《全金元词》来看，与上述例证相似的还有一处。李齐贤另有一首《鹧鸪天·鹤林寺》，上阕“雪里何人闻杜鹃”句下附有唐氏校勘记：“原误作‘开’，据明抄万历刊本改。”“闻杜鹃”无疑比“开杜鹃”来得文从字顺，如此校改似乎颇合情理。不料隔了数年之后，他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读词四记》，其中有“雪里何人开杜鹃”一则，再次涉及到这一句的校勘问题，却彻底推翻了自己在《全金元词》中所做的判断：“元高丽（今朝鲜）李齐贤服官元初，有《益斋长短句》，刻入《彊村丛书》。过镇江鹤林寺，有《鹧鸪天》云：‘……雪里何人开杜鹃……’余初据万历刊本《益斋乱稿》改‘开杜鹃’为‘闻杜鹃’，以为‘开’与‘闻’为形近之误。顷见《域外词选》既未注‘开杜鹃’本事，又疑‘开’为‘闻’之误。其实‘开’不误，明万历本妄改‘闻’为误。兹注其本事以补《域外词选》之遗。本事原见《太平广记》五十二引《续仙传》，后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四十五亦引其事。”随后即节引相关内容，以辨正原作“开杜鹃”并无错讹。 　　唐圭璋提到的《域外词选》于1981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系经夏承焘选校，并由张珍怀、胡树淼注释。书中于李齐贤《鹧鸪天》词“雪里何人开杜鹃”句下有注云：“‘开’疑‘闻’之误。”《词选》所录李齐贤词依据的本是《彊村丛书》，可这条注释却明显受到《全金元词》的启发。夏承焘与唐圭璋交谊深厚，对此前刚刚出版的《全金元词》自然会特别留意。只是始料未及，经过数年的仔细考索之后，唐圭璋最后竟然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好在《域外词选》在当年颇受欢迎，屡经重印，到了1985年第三次印刷时，原来的那条注释终于被修改成“据《续仙传》云：殷七七有异术，尝于重九使鹤林寺杜鹃烂漫如春”，说明“雪里何人开杜鹃”句实有出典，词人并非泛泛而言。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到：“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需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开杜鹃”与“闻杜鹃”虽仅有一字之别，但无论老套的“剪刀加浆糊”，还是新潮的“复制加粘贴”，恐怕都无法胜任判别是非的重任。而即使有版本依据可资校改，唐圭璋也并未掉以轻心，仍然仔细爬梳，反复求证，而且毫不讳言自己的误判。虽然一度误导老友，几致谬种流传，最后还是善用理校之法“化险为夷”。夏承焘曾盛赞唐圭璋在校勘词籍时“繁征博稽，不苟一字。其用力之劬，洵可平视汲古而仰攀彊村矣”（《元名家词辑序》），由此一例，足证洵非虚语。 　　不过还有一事令人稍感意外，夏承焘治学素来谨严自律，“平生不解藏人善”，在《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论著中都附有《承教录》，引录师友商榷补正的内容，在《域外词选》的《后记》中也说：“在本书编注过程中，得到钱仲联先生以及陈翔华、吴无闻诸同志的帮助，后又承彭黎明、韩承武同志协助校阅，并此致谢。”重印时又郑重提到：“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阅读本书后，惠诗一首，并为日本词注释部分作了不少订补。今值本书重印之际，特此鸣谢。”然而却始终未言及围绕着李齐贤这首词，曾前后两次参酌过唐圭璋的意见。夏承焘的日记“多有读书、撰述、游览、诗词创作、友好过从、函札磋商等等事迹”（《天风阁学词日记·前言》），只是现在正式公布的仅有1928年至1965年的内容，不知未披露的日记中有没有相关记载可以释读者心头的疑惑呢？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