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城堡作者：张钦楠

阅读城堡作者：张钦楠 　　今年初，有机会去东、中欧三个国家旅行，时间不长，见闻不少，特别是通过那里的城堡建筑（加上自己过去在西、北欧见到的），增加了不少知识。 　　我喜欢城堡，最初是出于对建筑艺术的欣赏，它们显示了一种童话美；后来再从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去了解，才知道：城堡是中世纪欧洲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欧洲的封建主义，它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有何异同。 　　据资料介绍，在欧洲较早出现的（如在古罗马时期）是从军事需要出发而建造的“堡垒”（fortress），后来演变为“城堡”（castle），它是封建领主及其军事势力的根据地。 　　一本希腊作者写的描写史诗与建筑关系的书（《史诗空间——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以下简称《史诗》）中有两章讲到（欧洲的）城堡。特别是第八章“尼伯龙根之歌”中，把古老的城堡分为三类：一是“与城镇交错在一起”的城堡，例如《史诗》中位于德国的巩特尔城堡；二是几座城堡的集合体——堡垒式的城堡，例如《史诗》中位于冰岛的布伦希尔特城堡；三是有宏伟大厅（可容纳几千人）的军事式城堡，例如《史诗》中位于匈牙利的匈奴王爱策尔（即阿提拉）的城堡。此外，第六章“贝奥武夫”中，讲到丹麦国王和罗斯加建造的“鹿厅”（Heorot），说“它是一个会议室、一个娱乐场所和一座旅店”，类似上述的第三种城堡。 　　就现有实物而言，上述第一类可见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和捷克的布拉格；第二类可见于我以前访问过的丹麦哥本哈根。第三类描写的大厅，或可见于丹麦的克隆堡，但是《史诗》书的作者也认为，说它们可容几千人规模实属可疑。 　　我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匈牙利。它夹在东西强国之间，历史上累受欺凌。翻开史书，它的历史特别复杂，政权更替频繁，城市屡遭破坏——不断破坏，又不断重建。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听到一位苏联英雄将军讲他如何解放布达佩斯。当时德国法西斯把多瑙河上的八座桥梁全部破坏，他率领军队从东岸佩斯强渡过河，攻克西岸的布达。后来知道，这次战争中建筑（包括旧皇宫）的损坏与人口的伤亡极其惨重。 　　到了布达佩斯，我像看到一个地质断层剖面那样地看到一个由多时代建筑风格积淀而成的英雄城市。它的每次重建都既保护原有建筑， 又在新建筑中吸取了当时的新风格，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民族浪漫主义、新巴洛克主义、土耳其风格、犹太风格等和谐共处，乃至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德拉西大道等城市与建筑珍宝。没有一个珍惜自己的历史而又能吸取外来新风格的民族，不可能做到如此精彩。 　　我住在布达的多瑙河一侧的一家小旅馆里，出门顺坡蜿蜒而上，可以登临古老的城堡山。一路上是石铺道路，两侧是二至五层的联排式住宅，各个时代的风格均有，形成一个优美的住宅区。到了高地，就见到灰色石砌的有圆锥顶的圆筒式碉堡，这就是建于十九世纪的渔人港。 它占据了旧城堡的一角，成为建造于十五世纪的马提亚大教堂的前庭广场。我从这里就已经进入了横亘布达高地的城堡山的北部。 　　城堡山从北到南延绵约一点五公里，历代加固的围墙仍在，围墙内南端是多次遭到破坏的皇宫（最早建于十三世纪，多次被破坏重建，现有的是一九五○年建的，用作国家图书馆），北部除大教堂外，还有居民区。 　　到了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直接目睹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遗址。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大片土地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小国家。封建领主在一批武士（骑士）的拥戴下，把占有的土地分封给臣民，再逐级下延，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统治体系。上级（从国王开始）给下级提供保护，下级给上级提供军事（服兵役）和经济（税款、实物）服务。下级居民又按照对领主依附程度的不同分为自由民、半自由的维莱茵（villain）、农奴等，他们有的居住在城堡中，向领主提供直接服务，有的则居住在城堡外的周边地段，仍可取得保护。当时虽然有神圣罗马帝国，但实权掌握在那些小国王手中， 帝国皇帝也是由这些小国王选举的。 　　《尼伯龙根之歌》写的就是这段历史。武士西格费尔德因屠龙成名，来到国王巩特尔的城堡，用隐身法帮他打败冰岛女皇布伦希尔特并娶其为妻， 西格费尔德则娶了巩特尔的妹妹克林姆西尔特。布伦希尔特与大臣哈根勾结杀害了西格费尔德， 克林姆西尔特为了复仇嫁给匈奴王，并邀请巩特尔等赴宴，把他们杀死在匈奴王的宏伟大厅内。瓦格纳认为这段史诗写的是德国民族的起源，为此谱写了长达十几小时的四集系列歌剧。 　　布达城堡山几乎形象地再现史诗中巩特尔王的城堡。为了复原遭到破坏的当初城堡建筑，在佩斯的城市公园建造了一所展览型城堡（瓦吉达亨亚德城堡），它是在一八九六年博览会建造的临时展览建筑的基础上修建的。据说建筑师综合了匈牙利各地十几种城堡的建筑。虽非原物，但仍很有意义，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景点。 　　从看到的这些城堡的建筑艺术与技术来看，我对所谓“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说法更增加了怀疑。长期来，不少历史学家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期”，认为是从希腊罗马的民主与共和制的倒退。从二十世纪以来，有许多学者已经有专著否定这种断言。诚然，中世纪有过天主教会经院哲学的思想管制、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反阿拉伯民族的十字军远征等，但是，总的说来，在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出现的封建制（封建领主与农民间互相依存的“契约”关系）应当说是对罗马的奴隶制的一个进步。从政治制度来说，罗马的共和制实际上也只限于一些贵族，而欧洲封建制则产生了后来的议会制。恩格斯说过：“（西罗马国家）的秩序比最坏的无秩序还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145页)。这里的“野蛮人”指的就是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族——《尼伯龙根之歌》中人物的后裔。 　　我旅行的第二站是捷克的布拉格。与布达佩斯相比，它遭到的破坏少多了，特别是它的城堡，基本上保留了历史的原样。 　　在少年时期，我就从地图上看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像一条被德国半吞在嘴里的鱼。后来又读到一本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利克的自传，知道它在一九一八年才获得独立，但以后的日子仍不好过。典型的有一九三八年英法等国执行“绥靖”政策，通过“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划给德国，助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三十年后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等。今天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上还竖立了从胡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以来的各个事件的纪念碑，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所经历的多次灾难。 　　布拉格的城堡位于伏尔塔瓦河西岸的高地上。它从九世纪开始兴建，以后由不同的王朝加建和改建，在二十世纪初，由马萨利克总统决定对公众开放，并委任建筑师普莱克尼克用十多年时间进行整理， 形成现在的面貌。大体说来，它的四个庭院包含了（今）总统府、旧皇宫、大教堂和黄金巷以及皇家花园和众多附属建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黄金巷，与它的名称相反，这是一条始建于十六世纪供皇家卫队居住、后来由皇家手工艺匠们居住和作业的场所。沿街是一排单层、色彩鲜艳的联排房屋，与同一围墙内的皇宫及教堂建筑相比显得简陋，但是这里却产出了捷克享有盛誉的黄金及工艺美术品。从这个城堡的组成来看，它与布达佩斯的城堡不同的就是自由民的居所已不再纳入领主城堡内，而是在围墙外绕城堡建造。然而，在布拉格城堡周边建成的居民区，却富有特色。它们顺地形建造，看来错乱，但在绿树丛间出现的红色屋顶，与城堡中老皇宫的屋顶相互呼应与协调，创造了一种罕见的和谐感，说明尽管民居已建在“堡”外，但仍依附于“堡”。把布达佩斯与布拉格的城堡山比较，可以看到欧洲封建制度的变迁，原来存在的领主与臣民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日益演变为一种单向的统治关系。 这种把臣民放在城堡以外的做法，使我想起卡夫卡所写的小说《城堡》。被城堡主人聘用的土地测量员K多年被拒绝进入城堡。因此，“城堡”一词成为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封闭、排外的实物形象和代名词。 　　对于《尼伯龙根之歌》中所描述的第二类城堡：我没有机会去冰岛，只能用在同为北欧国家的丹麦所看到的来推测。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市郊外的弗雷德里希城堡（建于一五八○年左右）以及市区的罗森堡城堡（建于一六三三年）等就具有其特色。它们实际上是当时丹麦国王的行宫，但仍用“城堡”之名，在建筑外形上也依然有些军事堡垒的痕迹。看来，它们是从第一类城堡到后来欧洲的皇宫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史诗》中描述的第三类城堡的特点是有“宏伟大厅”。这是因为当时的领主（国王）与投入其麾下的骑士需要有一个集体饮食、接待外宾、举行宴会、商讨战事或室内比武的空间。英国史诗《贝奥武夫》中的“鹿厅”就是一例。传说中的亚瑟王与他的骑士举行圆桌会议的场所，也是这样一个空间，只是不太可能容纳几千人而已。我没有见到类似的实物，但在我印象中，丹麦海辛格尔港口的克隆堡有点接近这种形态。英国大导演奥利维尔就在这里拍摄了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最后一场决斗就是在这种大厅内进行的。据我估计，它可能是三种类型城堡建筑中最初期的形态。 　　看来，《史诗》中的三种城堡是三个时期的产物。阿提拉城堡与鹿厅最早出现，它们反映当时的领主（国王）紧密依靠武士（骑士）的支持，与他们同吃同住。巩特尔城堡出现得稍晚一些，其特点是城、堡合一，说明领主与臣民之间的依附关系，领主除骑士之外，也需要（至少一部分）臣民居住在城堡内，以加强其防御外侵的能力。布伦希尔特城堡属于后期，这时，领主与臣民的关系趋于单向统治。《尼伯龙根之歌》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建筑是时代的缩影，由此可见。 　　我旅行的第三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这里到处充溢着旧时帝都的气息， 已看不到那种中世纪的城堡，而是统治了东、中欧达六个多世纪的哈普斯堡王朝的皇宫，如市区内的豪夫堡皇宫和郊区的美泉宫等，它们的制式使人想起巴黎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 　　从史书上可见，欧洲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三个时期：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被称为“黑暗时期）；十一到十五世纪的成熟时期（有的学者也把它归入“黑暗时期”）；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转型时期。在最后一个时期，出现了“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法国路易十四（一六三八—— 一七一五）和奥地利哈普斯堡王朝的马丽·特里莎（一七一七—— 一七八○）统治时期都可以算在这个时期。 　　事实上，法国和奥地利长期以来是欧洲大陆两个对立的中心，特别是法国革命乃至拿破仑上台以后，维也纳就成为反对势力的大本营。我们在今天的城市风貌中，仍然可以察觉当年两大首都“较劲”的痕迹。典型的例子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建设，在它最初于一八六九年落成时，从国王到民众都因为它比不上巴黎歌剧院的气派而群起攻击，以致两位建筑师一个自杀、一个精神错乱，直到它在“二战”中被毁后重建时，人们才理智地看到这个设计的精彩，于是在大楼梯两边的墙面上加上了这两位建筑师的雕像。现在它几乎每天上演歌剧，场场满座，订票要提前一年。 　　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与特里莎女皇（奥地利的武则天）的美泉宫，都有金碧辉煌的镜面舞厅（可以说是鹿厅的演变）、装饰豪华的卧室、宽广美丽的花园。在这里，再也见不到中世纪城堡内那种政教、主民共处于一个围墙内的城堡， 因为教会已经臣服于君权，封建“金字塔”体系中各级贵族的权力大为削弱，庶民与君主也不再存在什么“契约”关系，骑士已让位于专业化的军队。到这个阶段，历史已经告别了城堡，严格说来， 最后这个阶段已不能算是封建社会，而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只是因为它延续的时间不长，才在“阶段论”中把它仍然划入封建时期。 　　就这样，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就是通过目睹的城堡之演变上了一堂欧洲封建社会史的课，这比考察教堂建筑更为生动和直觉。 　　从城堡去理解欧洲封建社会的变迁，也使我想起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始终存在很多争论。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人们总要把某一“阶段论”的固定模式套在中国头上， 使本来简单的事复杂化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至少是在武王灭商以后大封诸侯之际。与欧洲不同的是这个“封建”是由上而下产生的，与欧洲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各路“诸侯”占地自立为王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中国的中央政权极其强大，管蔡之乱很快就被平息，诸侯之间的武力冲突也不多，于是欧洲式城堡的作用也不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就不同了，中央政权虚弱，诸侯之间争霸，这时西周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分崩瓦解。为了对付战争，中国式的城堡就出现了，它们是原来诸侯城市的加固，如果硬要比较，就类似于欧洲的巩特尔城堡（也就是像布达的城堡山），它是城、堡的合一，在城内，除了诸侯及其政军力量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农民等。 　　这种状态，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之后，有了根本的转变。与欧洲相比，有些像一千多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和奥地利的特里莎时期的状况，而且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这一期间的城市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权实行统治的根据地，除了在边疆地段有军事防御功能外，很少有“堡”的作用。只有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大城堡，世无其双。问题是，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被视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具有过渡性质，中国不可能有两千年的“过渡”社会。就因为有外国的某种“阶段论”存在，我们中国就不能不抛弃祖宗已经实行的“废封建”的革新，而把“封建主义”的头衔硬加在自己头上。现在难道不是到了应当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遗产和传统的时候了么？ 　　（《史诗空间——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希腊］A.C.安东尼亚德斯，一九九二年；中译本：刘耀辉译，周玉鹏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八年版）